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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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关键词
KEYWORD
作者
AUTHOR
引 言
易代背景下地方社会实态，特别是基层治理中诸如贪索弊政、官绅矛盾等负面舆情，在传统官修史书中往往付之阙如，而于民间文献特别是徽州文书中偶有见载，留下复原历史现场的可能。譬如，清初婺源县生员詹元相在其所撰《畏斋日记》“康熙四十五年岁次丙戌纪事”条下，记有徽州府庠生员詹邦贞“无辜被县杖责”一事。如众周知，明清生员作为地方士绅在地方社会享受优免差徭和免除笞杖等殊遇，奖惩由学官、教官实施，基本不在地方官管辖之下。而朝廷依照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往往要求地方官府“优恤士子”并“以礼相待”。显然，杖责生员的事件并不常见。通览《畏斋日记》，不得其详。现将《畏斋日记》中相关零散记载节录如下：
康熙四十五年岁次丙戌纪事
十一，晴。支九三艮（银）钱，天平，送秋溪邦贞兄。系府庠，因无辜被县杖责，通学丕愤，赠费鸣宪正法也。
廿二，晴。仝（同）法叔、五湖兄往府至罗太尊处递公呈。府学、县学并歙县学共列三百一十名，呈首方向兄，其费四乡公敷。
从所载“无辜被县杖责”“通学丕愤”“鸣宪正法”等字里行间，揆情度势，这当是一起因婺源县官“杖责府庠生员”而引发的府学、县学生员群情激愤的学变。
颇为巧合的是笔者日前寻觅到文书《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对上述康熙四十五年（1706）婺源县发生的“擅刑生员”“通庠毕变”事件记载颇为详实，以下先对该文书资料作简要介绍。
《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以下简称《汇抄》，文中所引资料出自《汇抄》者，均不再一一注明），凡汇抄文书27份，不著撰者，所载上起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下迄康熙四十六年（1707）。文中常见“婺”“婺源”“婺邑”“晓起”“钟吕”“岭下”“秋溪”等地名，并可见二十一都五图十排年的记载。显然，《汇抄》主要涉及康熙间婺源县记载，笔者根据内容将簿册题名为《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汇抄》所载反映了清初婺源县以生员为主体的地方绅衿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他们作为地方现实利益的代表在地方行政和基层治理中，围绕官府弊政、基层纷争、伦常攸斁等乱象联合抗争。其中，《汇抄》涉及上述婺源县官“杖责府庠生员”事件记载的文书凡13件，具体文书题名为：（1）《合学公具》，（2）《婺邑文武儒童罢考县学公启》，（3）《江南徽州府学、婺源县学两学为齐集郡庠知启》，（4）《控诉青衿余绳武玷辱士类文》，（5）《学宪魏太宗师礼士簿》，（6）《徽州知府提究原呈生员方向等具文》，（7）《不考文》，（8）《辱士文》，（9）《徽州府府学生员詹邦贞控词》，（10）《婺源县儒学生员詹洵控词》，（11）《婺源知县报呈各宪词》，（12）《提督学政魏太宗师金批》，（13）《魏太宗师批府详》。
系列抄录文书详细记载了康熙间婺源知县蒋国祚杖殴生员事件，以及由此引发地方士民联合罢考、联名具禀的学变，波及徽州府乃至江南督抚、学政，涉及面广，影响大。诚然，这种为公愤事件而鸣，并由此激发地方士民“联名罢考”“通庠毕变”的学变，是晚明以来“士风”的孑遗。有关该事件的记载，还披露了康熙间婺源县基层行政中存在的县官营私、衙役诈索、胥吏为奸等弊政，暴露了讼事纷纭、士类品杂等乱象。事件的处理过程，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明清易代背景下基层行政和地方治理的复杂性，以及入清以降生员群体在参与地方事务中的境遇和实态。实际上，在遗存的徽州民间文献和文书中，有关徽州士人参与清初基层社会治理的记载颇为多见，而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实属薄弱。本文拟以该簿册文书为中心，辅之以相关记载，对清初生员群体与婺源县基层行政诸问题作一考察，敬请批评指正。
“劣衿违例”与“贪令酷刑”之辩
上述事件具体发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二十六日，因时任知县蒋国祚命皂隶于县衙公堂杖殴该县九都秋溪村府庠生员詹邦贞而引发。据县志记载，知县蒋国祚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五十五年（1716）任婺源知县，县志中有关蒋氏记载较为简略，其行迹在其他文献中偶有见载。在现存簿册文书《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中，可以了解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一月，知县蒋国祚为清编保甲而颁发示谕，且该簿册中屡屡可见“蒋老爷新莅行编保甲”“今奉县主蒋老爷清编保甲”“遵奉蒋老爷另编保甲”“遵奉县主蒋大老爷示谕颁行”等记载，可见蒋国祚莅任伊始，在基层行政上实施的重要举措是大力整顿保甲。关于知县蒋国祚重视整顿保甲，其缘由从《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中大体可见。
近见尔婺民纤微细事辄诉县控。本县每批约保理明。约保竟不为理明，揆厥所由，皆系每村自联一乡，自号一保，名虽公报，实则私举。每每徇情匿弊，欺异啖远，其害不可枚数。今本县另编保甲，必要照例而行，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十保为一乡约长，公举保甲甲长编着当之。零星居住者必要附在两邻，每约每保均挨编定，不许缺少一户。
可以看出，入清以降，基层政府面临“纤微细事辄诉县控”之局面。知县蒋氏为打破明代以来各村自立保甲的格局，要求“另编保甲”，严格遵照清廷要求“照例而行”，即按“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的十进制规定整顿保甲组织，以强化保甲组织，达到“以靖治安，以安民事”。
在蒋氏出任婺源知县三年后，发生了上述事件。根据《汇抄》记载，事缘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被视为“奸牙虎侩”的胡天（又名渐于），在赋役征收中“包揽行贿”“斗斛不平”，遭到詹邦贞族侄詹洵（系生员）及该县绅衿汪起、吴楠等“公呈法究”。由于胡天善于打通关节，“布贿钻谋”，买通婺源县胥吏金永吉、张鼎玉等，使得生员詹洵等呈究胡天案“自旧冬十月以至今春三月延不拘审”。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以后，“时际农忙，生等各归安业”，生员詹洵亦赴外教馆。五月初六日，婺源县官府却趁农忙停讼之机，忽然遣差张鼎玉、俞法等下县拘捕詹洵等生员，因詹洵“远馆未归”而扑空，遂于五月十七日锁拿詹邦贞另一族侄詹太无辜到县，不分皂白，重责四十大板，并锁禁班房。
据詹邦贞称，（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到县纳粮，并探视亲侄，“目击亲侄詹太锁禁班房，奄奄一息”。出于叔侄情谊，詹邦贞随即以府庠生员身份赴县衙出具保状。在县衙公堂上，系列文书均提及一个细节，即“权蠹金永吉从旁下石，县主顿时色变”“权蠹金永吉从旁串掇，立致县怒”“金永吉之附耳激怒”云云。金永吉“附耳”之言不得而知，从下引《婺源知县报呈各宪词》记载推断，大概关于詹邦贞如何抗拒官府，如何“劣衿违例”之类的怂恿之言。再联系“大蠹金永吉、张鼎玉等，揽权纳贿，颠倒刑章，违例网利”的记载，显然，胥吏金永吉之流始因受贿而偏袒奸牙胡天，进而“从旁挑唆，触怒邑主”，随即于公堂之上发生了“士子无辜刑毙”的惨事。兹引两例被殴生员的描述如下：
1.邑主张威扯毁保词，离座下阶，自持竹箪凶击。仍挥两班皂快，丛拳叠掌，裂衣碎裳。又复捆待阶前，快役分杖行刑，重责二十。可怜书生，鸡肋既不足以当尊拳，而儒士孱躯，又何堪胜此重板。血溅肉飞，头伤面破，一息奄奄，几毙杖下。押学拘禁，行阶之时，体无完肤，甚于陈伤之士，身无寸缕，宛同赴决之囚。
2.县主碎裂生禀，喝令陈喜、张鼎玉等，褫生衣帽，身无寸丝，拳掌丛加，鳞伤遍体。本县学师闻变急救，县主出座下阶，自执大板，擒翻乱击。又喝皂隶重责二十头号，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将生裸贯体押学锁闭。
从记载还原具体情形：府庠生员詹邦贞为保释族侄詹太，出具保状进入县衙公堂。在金永吉之流挑唆之下，县主蒋国祚被激怒，随即扯毁詹氏拟呈保词，先是喝令皂快陈喜、张鼎玉等“褫夺衣帽”“拳掌丛加”；进而蒋国祚亲自“离座下阶，自持竹箪凶击”“擒翻乱击”；又“复捆待阶前，快役分杖行刑，重责二十”，并“押学拘禁”。詹邦贞被殴情状可谓惨不忍睹，“血溅肉飞，头伤面破，一息奄奄，几毙杖下”“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相较生员们的说法，从知县蒋国祚等所呈《婺源知县报呈各宪词》看，蒋氏等对事件细节和性质描述颇有不同，兹节引如下：
劣衿违例，逼审公堂，辱官折指事。案据县学生员詹洵呈云云，诉词云云。据此，随票拘集犯听审去后，据被告胡渐于等投到听审，屡唤詹洵，非云在馆未归，即云无暇不来。延至半载，杳无到县。当据被告禀称，以恃叔侄生员诬告拖累，私行索诈勒和等情。复又票唤，依然抗不赴审，续奉名宪檄行，遵例停讼。本县久经出示，遍张晓谕，复令候审人犯证暂归农种。兹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县早堂理事，有府学生员直入公岩堂，挺立案前，声言我侄詹洵告胡渐于一案，如何日久不审。本县谕此案，被告干证，从前日久候日久，因詹洵屡唤不到。如今遵例，况且被告已经暂令回家，你又词内无各之人，如何审讯。彼即吼称要审，管甚么停不停讼。我侄歇了我不肯歇，被告不到只消出单去拿。彼竟挺案前，怒目立迫本县出签。本县遵到坚执不允，彼竟大肆咆哮于公堂之上，扬拳擦掌，吼声如雷。本县出位训斥，并差役传请儒学。不料劣恶竟扭结本县，挥拳肆殴，咬折本县右小指，幸得纳粮花户力解得脱。及儒学至，彼其咆哮如故。儒学目击其暴掠难堪，乃量加戒饰，讵劣仍怒不绝，愤愤而去。复思詹洵告胡渐于等，乃詹邦贞狼狈为奸，唆令抗不赴审，致被告在县守候，明为拖累，以图索诈也。若非计图索诈，何故延案半载有余，屡唤抗不赴审。呈彼（被）告在县，及至停讼，今彼（被）告暂回农业，而邦贞以事外之人，而来催审，明为欲壑未盈，而起灭由己也。当奉宪停讼之时。而迫令签拘听审，是藐宪违制也。
对比两造说辞，有关杖殴事件的基本事实清楚。即事缘生员詹洵等呈究胡天“包揽行贿”案久拖未决而滥觞，终因府庠生员詹邦贞赴县理论，致矛盾激化而引发。两造说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事件性质。生员一方以“贪令酷刑，无罪杀士”而控诉，县主胥吏则以“劣衿违例，逼审公堂”而定性。二是关于生员詹洵等呈究胡天“包揽行贿”案久拖未决的缘由。生员一方认为，乃胡天贿赂胥吏金永吉、张鼎玉等所致。县主胥吏则称：“屡唤詹洵，非云在馆未归，即云无暇不来”，并将詹洵“延至半载，杳无到县”归咎为与“詹邦贞狼狈为奸，唆令（詹洵）抗不赴审，致被告在县守候，明为拖累，以图索诈”。三是关于双方陈说，均有避重就轻之嫌。生员一方对县主皂快痛下毒手的情状描述详实，而对县主胥吏指称詹邦贞“咆哮公堂”的事实未涉及；县主胥吏则对农忙停讼期间，遣差锁拿无辜者詹太到县并重责锁禁予以回避，对这一既违制又牵连无辜的做法只字不提。显然，双方各执一端，据理力争，各自说辞倾向性明显。揆情度理，有关两造陈词滥调姑且不论，单就府庠生员被县主皂胥杖殴一事而言，于情于理于法衡量，均属有违“典制”、玷侮“宫墙”的极端事件。
可以理解的是，这一事件随着“目见发指”“咸为怒冲”，舆情不断发酵。《汇抄》中涉及多份“公具”“公启”“知启”，从中可以看出，婺源县以生员为主体的绅衿很快在康熙四十五年六月间不断奔走，声势日显。
首先，生员群体先是一番声援，所谓“哀乞四方缙绅先生、同学君子，俯怜缧绁非罪，共愤学校无光，同发仁心，大伸士气，或赐金钱之助，或垂鼎力之援”。对此，上文所述在康熙间婺源庆源村生员詹元相的私人日记中即有所叙及，可见地方生员的响应。其次，生员们鼓动“此非一人之私仇，实通庠之毕变”，事件即有升级为学变之趋势。在《（合邑）通知公启》中，为首者声言：县考在即，鉴于县令侮辱士人，希冀“有志之士”与“未进子弟”，拒绝县学考试，以免自取其辱。
但邑考在迩，凡我有志之士何堪受试于辱士之庭，各宜屏迹家居，潜心肄业。一县名何足重轻，即案首亦无荣耀。
凡各家未进子弟，但当早抛笔砚而荆杖，亦或速弃诗书而学舞文……从此县中考校，万无赴邑以观伤。
甚至有生员激于“辱丧斯文”之忿，亲撰《不考文》《辱士文》，希图动员通县子弟拒绝县试以示抗争。此外，生员群体不遗余力地联名上诉。时人詹元相即参与其事，他于六月二十二日“同法叔、五湖兄往府至罗大尊处递公呈。府学、县学并歙县学共列三百一十名，呈首方向兄”。可见，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声势已波及徽州府县，公呈徽州知府的联名生员达310人。他们具禀督抚、学政各宪的控状即达199张。随着生员联名控诉和地方士子联合罢考，事件的升级当使知县蒋国祚深感棘手，陷入被动，特别是知府、督抚、学政各宪，“金批”叠颁，更是陷入压力和被动。
控诉与审结
詹邦贞被殴事件发生后，以生员为主体的婺源县士民彼此声援，筹集讼费，联名上诉。如詹元相即捐资襄助“送秋溪邦贞兄”“赠费鸣宪正法”。《汇抄》记载可见，联名生员中，为首者凡十人，分别是：方向、王元孝、俞廷选、戴旦、潘庆远、黄昌诞、潘志醇、滕文昭、江廷焯、汪铨，均在婺源县颇具声望。如方向“少有文名，郡邑试多冠军……邑有公义，辄慷慨乐赴，不避艰险。为族约正，道不拾遗”；俞廷献“入邑庠……秉心公正，不苟取于人，有患难力为排释。临利害缓急相顾。尝愤奸胥丛弊，挺身为厘剔，合邑德焉”；王元孝“未冠，游庠食饩，为学者宗……创祀典，辑谱牒，行文会，士风丕振”，等等。康熙四十五年七月，方向等生员以“贪令酷刑，无罪杀士，愿退衣顶，免玷宫墙”为诉由，具禀江南提督学政，安徽抚都院、按察司等部司，禀状直指县令胥吏，言辞恳切。从《徽州府府学生员詹邦贞控词》《婺源县儒学生员詹洵控词》《婺源知县报呈各宪词》等文书看，一同上诉官府者还有当事人詹邦贞、詹洵，知县也上呈禀状。随即各宪下颁宪牌，要求徽州知府予以审理后“确审解报”。是年八月，时任徽州知府罗鉁发牌受理，兹引牌文如下：
江南徽州府正堂加一级罗，为慢圣欺君，违禁杀士事。本年八月十三日，蒙按察使司宪牌，内开本年八月十三日奉安徽抚都院刘批据：徽州府婺源县官，出位下阶，将生员詹邦贞拳打脚踢，加刑杖责，及详咆哮公堂缘由。奉批按察司摘提原呈十名及詹邦贞等亲审确情，通报等因。同本都院批据：婺源县生员詹洵，告为权蠹县官屠民杀士事。词控县蠹金永吉，旁激县怒准案，下阶将生员詹邦贞拳打毒殴，挥杖缘由。奉批仰按察司并审报等因，批司牌行粘词到府，蒙此，合亟饬提。为此，仰该学查照来文事理，即将原呈生员方向、潘庆远、黄昌诞、潘志醇、滕文昭、江廷焯、汪铨、王元孝，立即唤齐，具文批解赴府，立等审讯。毋得迟延，致干未便。须牌。
从牌文看，上级各宪责令徽州府须将杖殴生员詹邦贞的详情，以及县蠹金永吉“旁激县怒”的缘由等予以审报。徽州知府随即传唤方向等生员赴府审讯。关于徽州府“审明解报”的最终结果未见记载，然而，从康熙四十六年江南提督学政魏氏的批示，大体可以看出案件处理结果，如下载：
按详詹邦贞公堂递保，因拂其意，悻悻而去。该县喝役带回，复以教官薄加戒饰，亲目下阶责朴等语。查该令扭扯邦贞致伤其指，焉能执板毒打。即云是真，本院但知有许有司擅刑生员之功令，从未闻有亲行刑杖之令尹也。本院亲验邦贞腿臀杖疤鳞鳞，堆结血衣尚存，谓非虎皂重刑，其谁信之。查詹太于十八日被责，该令于停讼时锁押班房已阅九日。邦贞因太之父母，哭诉其子责押在县，情关叔侄，赴县具保，与干预外事者不同。至于金永吉之附耳激怒，张喜之妄称骂官，显系复蠹，实为厉阶，该府稳悉其非善类，何得轻纵。仰照指驳情节，逐一严加确讯，加看速详，以凭亲提，定夺，仍候督部院、抚部院批示缴。
从学政魏氏的批示看，显然，魏氏认定詹邦贞被殴系有司“擅刑生员”之冤情，责斥知县蒋国祚“停讼锁押詹太”“亲行刑杖”等不法行为，对胥吏金永吉等“附耳激怒”“妄称骂官”视为“其非善类”“何得轻纵”。最终，这起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所谓“贪令”与“劣衿”之间的博弈，暂以生员一方获胜而告结。
清初徽州生员与基层行政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晚明以来尤其是南方的地方生员群体与基层治理实态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多有论及。总体而言，对地方生员群体及其功能等问题的考察，学术界大多将其纳入基层士绅、地方精英等范畴予以综合揭示。实际上，明代前期，地方生员由于受到约束而很少介入基层治理和地方事务。据学者考察，明代中期以后，具有“党庠”身份的生员群体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主要通过“通学”“通邑”“合邑”形式向官府呈递“连名呈”“公呈”而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至明末出现“士风嚣竞”，从而“士变”不断，这种风气延宕至清初才逐步得以扭转，这在江南体现得尤为突出。范金民先生系统讨论了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认为通过对比考察，到了清初，经过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进取目标乃至士风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初以降，士人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乡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远甚。岸本美绪深入探讨了明清之际江南士人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及其转变，认为从明末到清初，江南社会经历了从明末乡绅主导到清初官吏主导的转变。山本英史对清初江南地方治理的探究，呈现了以衙蠹和绅衿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清初江南社会的实态。
与上述考察颇相类似的是，经历明清易代，在清初徽州社会，亦赓续晚明以来的“士风嚣竞”。不过，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加强，地方士人日渐局限于特定乡里事务的参与，晚明以来“学变”“士变”之风逐步得以扭转。
首先，本文呈现的由“擅刑生员”而引发的联名控诉、联合罢考的学变，是晚明以来“士风”的延续。如所周知，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地方生员作为一股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可忽视。他们针对官府弊政或不平事件，往往以“学变”形式抗争，甚至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从而被官府定性为“士风丕变”的闹事行为。关于晚明地方生员发动或参与“学变”的现象，在徽州亦有见载。如明代万历初，徽州府由于丝绢之税分担不均，特别是婺源、休宁等县生员群情激愤，引发各县生员数千人包围徽州府，形成大规模骚乱。入清以降，新王朝需要在清承明制的基础上恢复基层行政和社会秩序，需要吸纳在地士人共襄厥谋成为首选策略，加之地方士子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不减，清初地方生员群体仍颇为活跃。
其次，明清易代加剧了基层行政的复杂性，是导致“通庠毕变”的直接原因。1644年清军入关，受到“鼎革之秋”的影响，清初婺源县一度面临兵燹寇乱等社会动荡，最突出的是遭受“饶寇”之乱。康熙五十五年（1716），婺源县施文烰（81岁）在所立嘱书中曾描述道：
窃惟自幼至老，艰苦备尝。八龄而值国运鼎革，饥馑荐臻，草木为粮。接罹兵燹，室庐一空。加之身体羸弱，朝夕莫保。
施文烰自述“八龄”正是“国运鼎革”的顺治元年（1644），“接罹兵燹”，即发生于康熙间，在地方文献中往往称为“饶寇”或“闽寇”。《婺源县志》载：
（康熙十三年）八月，耿精忠党罗其雄，拥众数万，由德兴入寇。贼临城，守将王龙挟知县陈六承降。二十日城陷。贼既破婺、祁、黟，遂破休宁及府城、绩溪，署府事通判鄢翼明同歙县知县以请兵携印遁。
“饶寇”之乱发生于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具体是康熙间“三藩”变乱，耿精忠党羽罗其雄率数万之兵经由江西进入徽州，几乎扰掠徽州全境，对婺源县破坏尤其大。饶寇进入婺源县，时任婺源县知县陈六承面临“闽寇逼城，胁从失印逃遁”，造成地方失守，兵扰、焚掠、劫洗一度导致社会失序。在方志中对此次兵乱的记载颇为惨烈，诸如“邑中堂第尽遭拆毁”，“诸乡尽遭蹂躏”，“时值兵燹，弦诵衰绝”，等等。明清鼎革所带来的兵燹寇乱，在《汇抄》中亦有见载：
1.婺邑自饶寇残破以来，人民逃窜，十室九空，幸赖上宪德意，多方招徕，宽其征敛，停其房税，哀鸿稍得安止。
2.身等十排众地，土名桑枣园基地，原奉建立乡约所旧址，不料鼎革以来，遂成焦土。
显然，因朝代更替而导致的兵燹寇乱、社会动荡等，对清初婺源社会冲击很大。受此影响，“大户逃窜”“人皆外逃”“避役在外”“十室九空”等现象多见，人口外流突显。这客观上有利于“无籍亡命之徒，聚充书办衙役”，导致地方弊政丛出。清初易代无常的复杂形势，为仆姓伺机背主、地棍聚众倡乱、奸胥索骗乡愚、民间谋霸产业、不肖哄攘乱族等提供了可趁之机，增加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在此之际，清初以生员为主体的地方绅衿极力维护乡治，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诚然，地方生员群体在维护基层乡治实践中，最终效力有赖于新王朝的官方强制，有效做法是“联名公呈”“正告国典”，藉以极力维护乡地利益，特别是针对一些所谓“公论难掩”“强邻暴戾”“攸关风化”的极端事件，地方生员往往不平则鸣。这种“讼事纷纭”势必造成“地方官见子衿，心先厌薄”。特别是新朝甫定、政局更替，不少出身军功行伍的清初府县长官，与传统长于官箴经验的府县文官相比，大多注重“攘乱弭盗”，而在处理繁难疲剧之务上，亦难免施政横野，地方官府与绅衿诸生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对立在所难免。
再次，入清以降，新王朝注重优恤士子，也重视整饬士习，借以规范地方府县学校以及士子的种种行为。在《汇抄》中，可见江南提督学政魏氏在处理婺源县案件基础上，为饬戒“有司优礼士人”，预杜“劣生凟扰衙门”，而颁发《礼士簿》，具体做法如下：
设立卯簿，颁发该县，除民间词讼，不干学校者不开外，其生员呈告某人，与某人呈告生员者，逐一按日登记。不准者止存姓名，并详注不准。原批准理者，将如何审断，如何发落，缘由摘取明白，略节开载册内，按季汇缴以凭，本院加禁檄夺。倘有偏执本公，本院立提亲讯。其生员不应呈告，多事诬妄者，亦凭查出究惩，记过示罚。如敢遗漏欺隐，定提该经承重责，究治不贷。如此则有司庶知重士之礼，而劣生之凟扰衙门者，或亦可少有儆戒矣。须至簿者。
这种优礼士人和整顿士习并重的做法，符合清王朝管控地方士子、绅衿的规定，清廷在顺治九年（1652）题准“刊立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以晓示生员”。一方面强调对地方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并要求“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另一方面，严禁生员“纠党立盟”“武断乡曲”。康熙间朝廷进一步强调，官府须“优恤士子”，“惩责”不得视同于齐民，严禁“挞责”“凌辱”士子。如地方官存在“凌辱士子等情，生童等身受其害者，准其赴该管上司控告”。不过，清初扭转晚明以来地方生员热衷于地方事务的积习很难令行禁止，故此类事件的发生当在所难免。
随着清朝对地方学校以及生童管理的不断加强，有明以来的“士风”“士习”逐步得到扭转。从徽州区域看，清代中期以后，官府与地方生员之间关系颇相协调，地方生员往往更热衷在乡族利益中崭露头角。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明清徽州地方文献与乡村治理研究”（项目号：GXXT-2020-03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 潘 清
微信制作 | 静 姝
图文初审 | 丁惠平
审定签发 | 赵 涛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4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25—85699971，联系人: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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