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魏建丨增长共识理论：人文经济学之核心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要求。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观察苏杭这些经济和文化同时发达繁荣的区域，围绕高质量发展所布置的任务。这也揭示出文化与经济互融互促形成的良性循环是推动区域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拓展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韧性，是可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么，这样一种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内在核心逻辑是什么？实现路径又是什么？经济增长共识理论揭示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经济学在诞生之初就包含了对人文价值的思考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主要关注理性经济人，强调从科学层次来理解经济学，而《道德情操论》主要强调社会主体要具有道德情操，注重从人文层次来理解经济学。恩格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演绎推理、实证逻辑方法论的兴起，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均衡化、模型化、计量化推崇到无以复加的位置，从而将人文价值抛弃在外。非主流经济学虽然也针对这一缺陷提出了挑战，但因为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命题之后，国内学界积极展开研究，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成果。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增长共识”为核心概念，提出将文化因素纳入其中的增长共识理论，以期在理论上构建起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桥梁，从而进一步深化人文经济学的研究。

将文化因素引入经济

分析已经势在必行

（一）文化是一种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客观存在

文化是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人类社会最为显著的成果。正因为文化广泛存在且形式多样，所以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就有很大的难度，古往今来存在众多的定义和描述。斯特恩(Stern)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指的是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狭义文化是指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由此可见，与物质成果相比，文化全面覆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构成了族群区分的重要特征和标志，由此形成了历史和空间上丰富多样的文化存在。

不过如果文化无所不包，就无法展开研究，所以多数情况会将文化界定为价值观，强调它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指引着社会行动，决定着人们如何理解环境，界定着何谓有价值的行动，评判着行动的合法性，最终形成认同激励，进而推动社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导致形成了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相互区别以及区别于非人类社会的关键标志。   

（二）经济学将文化排除在外反而降低了科学性和解释力

文化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也是没有被充分、透彻研究的领域。正因为文化广泛存在、表现形态多样，且与其他社会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化迷雾”，要对其进行准确把握和描述十分困难，这构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性门槛。

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中包括对文化因素的考量，亚当·斯密不仅有《国富论》，还有《道德情操论》传世。马克思更是对资本剥削掠夺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是随着边际学派的兴起，一方面，数量分析渐渐成为主导分析方法，另一方面，经济学号称价值中立，宣称因此而具有科学性，强调引入价值观就会导致理论判断和政策取向产生偏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言而喻的是，相应的经济政策只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不论文化如何。”同时，“文化迷雾”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要科学地确定文化因素在民族群体经济成败中的作用，是不容易的”，“事实依然是多数经济学者不愿意跟文化打交道，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牵涉到定义问题，难以定量，而且作用于非常复杂的心理、体制、政治、地理等等因素的背景之下。”并且，“文化优劣陷阱”的批评也常常使经济学家对基于文化视角向欠发达国家提出发展建议心存顾虑。这样，经济学就基本上完全放弃了对文化这一重要社会发展影响因素的关注。   

然而，在信仰等价值观面前，物质永远是渺小的，仅仅从物质的成本与收益角度很难解释为信仰而付出生命的现象。这也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出现重大偏误，特别是当经济学以“帝国主义”姿态进入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时，以效率至上、理性选择范式对社会中关于道德、价值观的制度和问题进行分析时，所得出的有关道德、价值观等事物可交易的判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越来越弱，如对亚洲经济增长以及一轮接一轮的世界金融危机的解释乏力。既有的关于东亚乃至更多亚洲区域经济增长的解释，主要认为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的扶助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有机合作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为什么同样是政府，经济增长之前的政府却没有推动增长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要积极推动经济增长呢？关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但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都在嘲笑这些所谓的金融危机理论。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原因、路径的回答决定着其科学性。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稀缺为前提将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但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目的在于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费解的经济发展之谜，就是为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此难以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未能有效地将文化这一重要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纳入其中，没有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人文经济学的引入有助于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力不足的困境，也有助于构建起具有开放、包容性质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增长共识理论

（一）人的能动性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能动的，能够克服困难追求一定的目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深刻地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能动性是历史前进的终极动力源泉，“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将人的能动性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源动力，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历史进步的关键。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制度变革乃至资源禀赋等都被传统经济学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每一个将上述要素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都有不足，都有不能解释的反例存在。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外在于“人的能动性”的一些客观要素看作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没有强调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对这些要素进行有效利用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二）增长共识是经济增长的起点

然而，作为分散的、原子的个体，如果他们的能动性不能形成合力、不能形成共识，那就难以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当社会对所追求的目标形成共识，就能够内生性地调动社会资源向目标迈进。“过上好日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构成了潜在的追求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这一源动力被有效激发的重要前提就是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形成增长共识。

将分散的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动性激发出来并组织起来，在全社会形成追求增长的共识和合力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这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启动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形成了增长共识，国家的整体力量才会有组织地投入到增长中；另一方面是因为既有的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当既有文化并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时，需要国家进行“思想动员”，甚至“文化革新”。

能否形成增长共识对于国家能力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首先，国家是否将全社会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自身的努力方向是第一个考验，并不是所有的执政者都认为自身负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有的只将实现自身或者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其次，即使执政者追求社会整体目标，但其不一定有能力克服来自精英集团、地方势力的阻挠，执政者和它们之间就难以形成目标共识；再次，即使就目标形成共识，对于实现目标的途径也可能存在严重分歧；最后，执政者可能还面临来自社会民众的质疑和不认可，与民众难以形成共识。当执政者缺少有力的政策实施体系时，民众对政府的怀疑往往会导致意图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出现扭曲，而扭曲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怀疑，从而使分歧更加严重。因此，能否凝聚形成增长共识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首要挑战，众多欠发达国家就是在这个方面遭遇了失败。   

（三）增长共识模型

社会民众和各级政策的制定者之间形成追求增长的共识与合力，将促进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有机组合和充分利用，使潜在的经济增长力量释放出来形成起飞、增长格局，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1．增长共识的三个层面

当增长共识形成后，全社会上下就形成了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行动。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追求财富的价值观成为社会民众的基本理念，追求财富的行动也得到民众的认同甚至赞扬，这样就会激励社会个体将更多的劳动投入财富创造活动中去。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凝结于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既取决于物质激励，更取决于对劳动的态度。当主流价值观认为一项劳动投入不被社会认可，甚至有悖于道德约束时，再大的物质激励所起到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在一个社会最初启动经济增长之际，不论是利用何种特有的或者优势的要素，劳动投入的普遍增长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增长的劳动投入得到的回报可能相差很大。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有些个体更善于发现回报率高的机会、更具冒险精神，从而率先形成了一些财富创造模式。这些模式被周边民众效仿、扩散成为局部的、共同的致富知识，实现了从追求财富理念到获取财富具体行动的转变。   

从企业层面来看，首先是企业数量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当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社会个体发现仅靠单打独斗已经难以抓住更多、更大的发展机遇之时，就会创办企业成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不仅因此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而且能够推动企业内部围绕如何有效利用所掌控的资源达成共识，并由此晋级凝练为企业文化。如果凭此文化，企业不断取得成功，就会成长为优秀企业，进而成为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的榜样，这样在企业界会就如何进行财富创造达成一些共识。而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会不断有新的企业文化、商业模式诞生和加入，进而在企业界形成特定的商业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是已有企业的生存之道，也为新生企业提供了模式指导。

从政府层面来看，一方面，要寻找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动员社会将增长资源投入其中，另一方面，要顺应增长共识，改革自身的职能定位和制度体系，以系列的政策推动和引致更高水平的增长努力，持续推动全社会能动性不断提升。

2.静态的共识增长函数

构造一个简单的静态的经济增长函数，G=f（K，L，A，θ）。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θ表示由增长共识决定的增长努力水平。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L）乃至科学技术（A）单独和叠加都不能自动实现经济增长，需要众多前提条件，θ所代表的全社会增长共识决定的增长努力水平是其中一个关键（但没有得到重视）的前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同水平的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L）和科学技术（A），但这些要素能否被用于追求经济增长则取决于该社会是否形成了增长共识，否则这些要素将被用于实现巩固统治、军事扩张等非经济增长目标。θ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L）和科学技术（A）凝聚在一起并进行有效配置以实现增长的关键所在。

由此，增长动力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一个社会可资利用的客观增长要素，包括土地、人口及其人力资本水平、区位、自然资源、科技水平等，这些客观要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先天条件或者约束。二是增长共识决定的要素利用水平。增长共识首先要在全社会的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上达成一致，并在实现目标的路径上达成一致。实现路径共识即从自身基本情况出发对如何充分利用客观要素、扬长避短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共识，这个共识决定了资源配置格局、重点发展方向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等更加具体的增长举措。实际上，当方向确定后，路线选择更加重要，因为对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不论是执政者还是民众，都缺乏足够的知识，不论是对于外部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趋势的把握，还是对于自身优劣势的清醒认识，都需要充分的知识和探索才能找到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3.动态的共识增长函数

第一阶段，形成增长共识。在随后的过程中，增长共识将伴随增长的过程而不断深化，共识的内容也将越来越具体化，进而形成与增长更加契合的价值观。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在增长共识的指引下，与经济增长契合的制度改革需要一一展开，制度改革不仅具体承载着增长共识要求，更体现着实际的国家行动和力量，是国家层面追求增长“可信承诺”的具体体现。“增长共识—制度变革—增长文化”是共识经济增长的动态理论。

G=f（K，L，A，I，θ）是纳入制度变革的经济增长函数，其中I代表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制度安排。

第一步，进行制度改革。在增长共识形成以后，基于增长的需求对制度进行改革，一方面，废除制约增长的制度，另一方面，构建有利于增长的制度体系。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将激励做对，将增长共识落实和体现于每一个微观环节，使态度、激励、产出三者匹配对应。制度改革将增长共识形成的价值观合法性转变为实际的物质激励，直接作用于越来越多的参与经济增长的主体，制度改革的广度、深度直接影响着增长的水平。制度改革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动员过程，是形成稳定的推动经济增长力量的体系性保障。   

第二步，形成增长新文化。从增长共识到增长文化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第一阶段是增长共识和制度改革推动形成初步的增长新文化。追求增长的新文化不同于增长启动前的传统文化，甚至在启动之初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为主要特征。增长新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如文艺作品）不断壮大，直至成为全社会的主导文化。

第二阶段，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融合再成长。增长新文化在出现之初更多地将传统文化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招牌”，而不会或甚少对文化发展进行投入。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文化发展本身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制度改革释放的红利逐渐消失，也随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必须对经济增长进行反思以形成“正确”“全面”的增长价值观。一方面，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推动经济升级，探索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融互促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作用进行反思审视，汲取其中的优秀成分，在补充和矫正增长文化的同时，也构成了新的内生发展动力，使经济发展脱离仅仅满足物质需要的层面，跃升为满足精神需要的层面，推动经济发展的品质不断提升。

第三阶段，增长文化的成熟。成熟的标志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二是经济和文化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融互促关系。成熟的增长文化，不仅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形成了具有引领性且充分实施的理念，成为被尊崇、被学习的文化。从目前看，这个阶段面临的挑战最大，因为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这个阶段。

从最初的增长共识到最后成熟的增长文化，贯穿其中的核心主题是促进增长，但是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增长、如何实现增长，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认知，这些不同认知要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并同步形成共识，才能推动经济增长顺利升级进入新阶段，从而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增长共识理论的解释力

增长共识理论突出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仅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有引领启动作用，而且强调文化是决定经济发展品质的关键，不仅强调经济起飞过程中文化转变的作用，而且强调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就要赋予增长以优秀文化，由此也使其具有更强、更广泛的解释力。

（一）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扩展了经济发展动力来源

在综合既有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观点基础上，纳入文化要素，强调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文化是一个社会累积形成的关于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容的基本认识，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深远。如前所述，抛开文化这一重要的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可持续之路，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增长共识理论引入文化因素，能够更好地解释错综复杂的经济发展格局。一是可以对没有增长、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解释。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没有走上经济增长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增长的共识，即使在初期有一定的共识，但后续分歧加大也将导致增长半途而废，或者没有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及时更新共识，也会导致增长停滞。二是可以对一些增长现象进行解释。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良好的资源禀赋却取得了良好的增长绩效，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在增长共识下构造了良好的制度安排来突破禀赋约束。

强调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对不同文化进行优劣判断。首先，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人们利用文化，而一旦人们真想要改变文化时，他们也可以改变它”，可以围绕社会核心目标对文化进行再塑造、再创造。其次，必须承认，确实存在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要素，“既然我们都承认经济发展是可取的，那么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就必定有些东西是不可取的”。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伴随着工业化产生，但绝大多数社会的文化发展历史都比工业革命要久远。即使是西欧等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改革等革新，将笼罩于其上的宗教文化牢笼打破后才走上了经济增长的道路。以至于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形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再次，对文化进行改变和革新，并不是在外力迫使下非自主性地进行改变，而是基于自身的文化、结合自身的需要进行改变，进而完成增长共识的凝聚，这是一个国家或者族群的自我选择过程。外部干预下的强制转变往往是不成功的，巴苏观察到在印度存在相当多的法律制度失败现象，而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殖民法律与印度文化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增长共识理论突出强调共识是内生的，是建立在既有文化基础上的，尽管其初期可能是以“叛逆”的形式出现的，但一定是与既有文化的优秀基因相结合，是对文化传统的“扬弃”式发展。这样，增长共识理论就跳出了“文化优劣陷阱”。   

同时，增长共识理论也能够跳出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线性逻辑范式。既有的经济学研究，已经难以继续无视或忽略文化的存在，但是在实证计量范式的笼罩下，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将文化因素指标化，然后计量分析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基本上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线性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而增长共识理论强调，文化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相应的演进，文化和经济之间是互融互促的并进关系，不是单向的相互决定关系。

（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综合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

基于增长共识理论的人文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综合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从人的能动性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将“人民本位”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增长共识的形成不仅是全社会能动性的积极体现，也是全社会民众欲求、理解、参与增长的过程，更是全社会民众充分发挥能动性进行劳动投入实现增长的过程，全社会民众的共同奋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依托力量。增长共识理论同时要求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追求，不仅要求全社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而且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精神、生态、城乡等各个方面的均衡发展，也只有如此，才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迁不断达成增长共识，以顺利克服各种各样的发展陷阱。

同时，增长共识理论也充分吸收了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合理成分，将它们强调的资本、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革等因素都包容在内，将经济发展看作一个系统、综合的社会前进过程。资本、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革等要素确实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反过来讲，它们也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指标体现的科学技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有效制度综合投入的结果。然而，有时候这些经济发展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进行投入后就能够顺利产生的，经济发展成果的均衡性和分配的均衡性也并不是完全符合所有社会群体的诉求，此时就要利用共识建立信心来平衡、克服长短期矛盾。因此，与西方经济学对于上述客观要素的强调相比，以增长共识为核心的人文经济学更强调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动原则”的笃行体现。

以增长共识为核心的人文经济学还能够打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之间架起桥梁。增长共识是社会民众、企业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共识，也就是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与宏观政策的执行者之间的共识，共识的契合度，特别是宏观政策与微观诉求之间的一致性是经济顺利运行实现发展的关键。增长共识本身就是整体性的，所谓“共识”从本质上就要求具有一致的整体性，这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分隔发展的格局。如前所述，增长共识理论本身包括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两个部分，静态分析主要解决经济起飞问题，动态分析则主要解决持续发展问题，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也使其解释力能够连贯一致，更加有力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作出更为科学的解释。

（三）既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又具有普遍解释力

对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增长的解释不力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缺陷，以增长共识为核心的人文经济学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增长。尽管当前有很多解释是从国家（政府）、制度改革角度进行的，但这些解释都忽视了在国家聚力抓经济建设、进行制度改革之前有一个重要的“解放思想、统一思想”过程，这是重要的前置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根本谈不上国家重心的转移和制度改革的启动。解放思想、统一思想，向中心工作集中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之一。在重大转折关头，解放思想、统一思想形成新道路；新思想、新道路助推形成新文化，带动全社会文化观念的调整、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学习型政党的性质，在不断与人民群众进行互动交流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总结提炼出适应形势变化的新理论，成为引领全社会与时俱进形成新共识的核心所在。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推动资源向发展目标集聚，相应进行制度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国家和政党的能动性在这里不仅体现为外在的制度改革，更体现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道路和举措的谋划。这一点是在解释中国发展事实时常被忽视的重要一环，也就导致没有抓住解释的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既能够丰富对于经济发展良好绩效的解释，也有助于完善对于增长不力的解释。习近平总书记观察到“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就在于这些区域已经找到了文化与经济之间互融互促的道路，是优秀文化和高质量经济达成了高水平的共识。优秀文化指导、贯穿和全面浸入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强调经济增长要具有品位、品质，同时以经济增长为优质文化供给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空间，二者形成互融互促的良性互动格局将推动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

（四）基于物质与文化的协调成长解释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为什么频繁周期性发生？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解释，这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逐利性、扩张性、掠夺性推动生成了资本至上的价值观，产生了物质产能危机、金融产能危机、收入差距扩大危机、生态危机等，导致出现了物质丰富与文化贫瘠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幸福—收入之谜”，即幸福感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反而下降。   

经济活动在为人的生活与发展提供基础和环境的同时，也塑造着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如果缺少优秀文化的引领、缺少人文精神的关怀，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不仅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难以达成，而且可能摧毁人类共有的价值理念，进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危机。缺少优秀文化引领的物质财富增长是难以持续的，缺乏抵抗冲击的韧性，而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回答经济危机为何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符合价值观要求，唯利是图、掠夺挤压最终必然导致危机四伏。其次，只有具备丰富文化内涵和高尚价值观的增长才是魅力四射、被广泛认同的增长。最后，只有具备优秀的文化品质，才能使经济发展具备更可靠的可持续性、更强大的韧性，只有以健康向上的精神促进形成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奋斗目标的增长共识，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动员力，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产生正义的符合伦理价值观的经济行为。经济发展的文化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失去高尚价值观引领的经济发展（包括科技发展）反而可能带来毁灭人类的危险。让经济发展充满文化品质，让文化在经济力量推动下更加繁荣，这样才能实现物质和文化协调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从而避免出现“幸福—收入之谜”并跳出周期性危机的魔咒。

结  语

文化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成果和构成要素，没有成功地将文化因素纳入理论体系，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越来越弱。人文经济学是基于对高质量经济与优秀文化互融互促、共同繁荣区域的观察而提出的解释力更强的经济学框架，以增长共识为核心概念，可以成功地将文化因素纳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文化尤其是优秀文化，不仅指引着增长共识的形成，也决定着共识的内容和层次，进而决定着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深度，最终决定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   

经过75年的奋斗，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新阶段、新任务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苏州时给出了“生活在这里很有福气”“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评语。这说明，苏杭的发展水平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高质量发展状态。以增长共识理论为核心的人文经济学，既是构筑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探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具有引领性、指导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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