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涛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研究员
编者按
本期推出赵涛先生的论坛发言。赵涛表示应以更加平常的心态看待海外学说，更重要的是把中国高质量的研究学说翻译成外文，并对未来中国海外研究和翻译工作提出三点建议：鼓励中外对话，避免西方理论独白，使相关研究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滋养；在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之上，海外中国研究及翻译要实现当代转向；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要关注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世界意义上的海外中国研究。
感谢《文史哲》编辑部的邀请。
《文史哲》是国内学术期刊界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江海学刊》学习的榜样。山东有了《文史哲》，更显“文物之邦”的深厚底蕴。今天有幸见证《文史哲》国际版出版10周年，异常的感佩！
我发言的题目是：妙在隔与不隔之间——浅谈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隔与不隔”的诗词理论。他认为历代诗词“不隔”是上品，“隔”是下品，他极力褒扬“不隔”，而贬低“隔”。但不少学人则认为，诗词“不隔”显得自然真切，景与情浑，但也会流于清白疏浅，适当的“隔”有助于造成朦胧美，有的人喜欢平白朴实，有的人钟爱朦胧婉转，诗词之美，“妙在隔与不隔之间”。
海外中国研究，从研究者的主体而言，大多孤悬海外，与我们相隔万水千山，但部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似乎显得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曾给中国学界以巨大启发，甚至让不少中国学者产生“到中国之外去发现中国”的兴奋感。何以致此？我觉得，可以借用王国维的说法，用“妙在隔与不隔之间”来概括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所谓“隔”，就是在地域和语言以至思维方式等方面与我们有隔阂，但这种“隔”的作用不完全是负面的，有时也不乏积极意义。
第一，相对的“隔”，提供了海外中国研究者客观观察、细致分析的必要间距。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个人如果置身于各事件当中有时很难看清事物的真正面貌，而海外中国研究者虽然孤悬海外，但必要的间距有时反倒更有助于研究者客观、细致地观察中国、分析中国和认识中国。此理甚明，无庸多言。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海外中国研究就一定比中国做的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相对的“隔”，有助于海外中国研究者破除成见，保持学术初心。明代文学家张岱讲玩艺术从生到熟是一种境界，但是从熟到生是一种更高的境界，非常的过瘾。我个人没有这样的高峰体验，但感觉海外中国研究相对的“隔”，客观上能起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一定的陌生化，有助于研究者戒除成见，保持学术初心。“铁怕入炉，人怕入套”，破除成见，这样往往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或者我们想当然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海外中国研究有一本书叫《北京的人力车夫》，它通过对人力车夫的微观个案研究，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市民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学者可能不太愿意触碰诸如此类的小题目，但这种切片式的微观研究，视角新颖、独出机杼，其理论和方法的微末性有时恰能弥补国内学界偏好宏大叙事之弊。当然，海外中国研究既有能够见中国之所未见，见解独到的一面，也不乏隔靴搔痒之作，宛如雾里看花，终给人镜中水月之感。
我其实更想谈“不隔”。所谓“不隔”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表现在地理上有隔绝，语言上有隔绝，但是隔中又有不隔，“不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不隔的表现之一，是早期的海外中国研究者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这些人大多在中国具有多年的游历和居住经验，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和书写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详尽丰富，比较冷静客观。如早期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其对中国观察之细，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观察之精，从长计议、谋深虑远之举，令人惊叹。更不用说现在很多海外中国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少人本就有华裔身份，或者具有中国教育背景，远不像他们的某些前辈那样存在“隔膜”。像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女士，就曾在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其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研究，让人印象深刻。
不隔的表现之二，是历史上，因为战乱及各种政治变迁，国内大量珍贵的典籍文献流失海外，海外中国研究部门客观保存了海量的历史文化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沛的学术资源。之前学界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原因之一就是大量敦煌文书流失海外。又如，西夏学研究文献的绝大部分——也就是黑水城文献——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即便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像海外汉学研究重镇之一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其馆藏中国近现代史料的丰富程度让人吃惊。这种基于大量一手文献所做出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不隔的表现之三，是在当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不断进步，中国再造“通向世界之桥”，此前由于东西方冷战等所导致的中外学者互不来往的悬隔之举不复存在，曾经相互隔绝的两个世界变得不那么隔绝。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明显驶入快车道，其所展现出的经济活力和社会进步远超西方人的想象，甚至也远超我们中国人的预期。一种基于对中国再认识、再发现基础上的全球性思想正在产生，海外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无远弗届，何限南北！
正是基于以上简略思考，我才将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归结为“妙在隔与不隔之间”。我相信，只要这种“隔与不隔”一直存在，海外中国研究就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
最后，我想对未来的海外中国研究或者相关的翻译工作谈三点个人意见。
第一，鼓励中外对话，避免西方理论独白，使相关研究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滋养。我们《江海学刊》之前有个栏目叫“海外学术之窗”，在国内外学界有较大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已经过了通过开窗户来看待海外学术的时代，完全没有必要以一种看橱窗里的洋模特的心态来看待海外学术。包括对国外学术大家，我们也应以平常心看待，既不能轻视，也不要仰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将“海外学术之窗”栏目改为“中外学术对话录”，希望通过类似华山论剑的方式，在实打实的过招中，增强中国学者对国外学术的理解，也增强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理解，从而使之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滋养。
第二，在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之上，海外中国研究及翻译要实现当代转向。例如有学者已经揭示了自二战以来，海外中国研究的重心开始由传统中国转向当代中国，21世纪后传统中国研究已明显式微，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心，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新热点。有学者讲不了解过去，就无法认识当代中国。其实反之亦然，不了解日新月异变化的当代中国，也无法认知历史上的中国。以往我们大多认为中国人保守封闭，但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实践恰恰表明，中国人最具天下意识，富有创新精神，民胞物与，其实也很善于创新。
第三，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外，还要关注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意义上的海外中国研究。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速，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开始借鉴中国经验，关注中国方案，分析中国模式，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围和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对中国的研究不再是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所独有的专利。因此，在中国研究走向世界化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中国研究，也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中国研究。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将极大丰富我们对自己及世界的理解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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