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王兴周丨人口空心化：乡村振兴的家底与逆城市化的起点

研究背景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批乡村青壮年人口进城，我国乡村社会逐步呈现出衰败现象，传统乡村社会自我发展进程走向终结并处于解体的社会失序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使用“乡村衰败”（rural decline）这一概念的频率并不高，更多倾向于使用“乡村空心化”这一具有中性色彩的术语来描述乡村衰败现象。近20年来，乡村空心化成为我国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关于农村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徐勇较早对“乡村空心化”概念进行界定，意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此后，全国各地不断有“空心村”方面的报道。综合而言，学界所用“乡村空心化”概念是一个包含多层含义的复合概念，主要涉及“聚落形态空心化”“农村人口空心化”“经济资源空心化”三个二级层次。虽然“乡村空心化”包含了诸多内涵，但“人代表了一切，人口的空心化应该是农村空心化的主体”，学界纷论的物理空间、要素（人口、产业、资金等）空心化以及社会治理、社会形态和精神方面的空心化，其实都是人口外流的结果。   

周祝平较早提出“农村人口空心化”概念并进行专题论述，指的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进而导致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农村养老、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面临挑战。此后，出现了一系列来自四川、安徽、江苏、甘肃、湖南、山东、辽宁等地区的有关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些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考察、个案访问、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等方法描述了各地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状，分析了原因，并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应对策略。但是，这些研究以描述性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而且大都局限于较小范围的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一些学者也试图利用大规模统计数据对全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进行分析。陈涛、陈池波提出用在外居住乡村户籍人口占比、外出从业劳动力占比与非农从业劳动力占比三个指标来测量农村人口空心化，并用统计年鉴数据对2006年全国及各省农村人口空心化率进行了测量。王良健等选取流出人口比重、城镇化率、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四个指标，采用综合加权测评法从县域尺度对全国1995个县（市、旗）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原因展开了分析。陈坤秋等用人口流出率与人口流入率之差测量人口空心化率，提出了“空心化”“实心化”两个子概念。这些研究对认识我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及其空间分异作出了贡献，但是省域、县域层面的资料不能完全真实全面反映乡村人口流动的事实。正是看到这一缺憾，李玉红、王皓采用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根据村级层面人口流动数据识别并估算了中国人口空心村与实心村空间分布状况，发现各地区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存在，但空心化程度差异明显，且经济发达省份也存在着农村空心化率较高的情况，地形地貌和灌溉水源对人口空心化的影响显著。韩纪江通过随机访问1038位农民工，根据其“主观认识”评判出全国111个村庄2015年的空心化程度，发现在典型农村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趋于严重。   

概括来说，农村空心化研究在1996—2005年属于起步阶段，2006—2017年则为快速发展期。党的十九大之后，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宏观背景，农村空心化研究进入稳定发展期。学界大多从理论上阐述乡村振兴与农村空心化的关系，认为农村空心化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主体缺失、农民增收困难和乡村自治弱化等现实困境，造成农业产业凋零化、农村干部老龄化、乡土文化边缘化、房屋闲置与破败化等严重问题；所以，农村空心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是乡村振兴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学界呼吁振兴乡村经济、消除城乡对立、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以促进农民主体回归。但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空心化方面的实证研究迄今较为罕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研究领域的创新，并回答以下问题：作为城市化的最终后果之一的农村空心化程度究竟如何？促成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不同空心化程度的村落各自具有哪些特征？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以行政村为研究单位的随机抽样调查资料；研究区域不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是中国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沿海大省广东。该省2016年底城市化率就已超过70%，截至本文抽样调查的2021年，该省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4.63%。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而是城市化率达到70%之后、快速城市化基本结束、逆城市化开启阶段的农村空心化的现状盘点。在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并得到各级坚决落实和稳步推进的今天，这种盘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农村人口空心化既是过去四十多年快速城市化的结果和后果，也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底子、基础和起点，只有盘点清楚这一基本情况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次，在乡村振兴策略选择方面不能一刀切，摸清不同类型村庄的不同家底，才有条件遵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的“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因势利导，分类施策”的原则；最后，以广东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省份的大规模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逆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启，盘点农村人口空心化，既具备条件，也具有紧迫性。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用数据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趋势研究”所开展的广东省村级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分析单位是村，调查对象是村委会负责人或其指定的其他村班子成员。抽样方法是简单随机抽样，抽样总体为广东省所有具有乡村属性的村；抽样框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用区划代码（2020年），去掉其中城中村性质的村级，最终进入抽样框的村委会共有18083个。问卷填答方式为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相结合。该项抽样调查从2020年9月开始抽样，2021年初全面铺开，直到2021年5月全部工作结束。计划完成样本数300个，预估回收率50%，共计抽取样本村600个；课题组团队前后联系了600个样本村及其所在镇的相关负责人917位，成功回收问卷331份，实际回收率为55.2%；后经多轮严格审核、补问，有19份问卷不符合质量要求且无法补救，最终完成有效问卷312份，实际有效回收率为52.0%。我们对抽样和数据收集工作的质量进行了评估。在18083个村委组成的抽样总体中，粤东、粤北、粤西、珠三角的比例分别为18.9%、40.5%、14.4%、26.4%，相应的样本比例为19.6%、35.4%、21.9%、23.1%，这说明样本和抽样总体具有较好的同构性，抽样质量较好。我们还将样本统计数据与官方公开的权威数据进行了比对。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广东省省内流动人口为22444040人，而我们用样本数据推测出的全省外出人口数为21629076人；两者相比，误差率仅为3.63%。根据《2021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广东省的耕地总面积为3889.5万亩，其中抽样范围以内区域的耕地面积约为3759.9万亩，我们用样本数据推测出的全省抽样区域内耕地面积为3673.6万亩；两者相比，误差率仅为2.30%。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以青壮年人口为主体，所以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高度相关；基于此，我们将“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简单化定义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导致的农村人口下降。学界用于测量“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指标有很多，虽然表述各不相同，并且有的学者用单一指标，有的学者用综合指标，但“人口外流导致户籍人口数量减少的程度”是几乎所有学者测量“农村人口空心化”概念时的共同思路。陈涛、陈池波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外居住户籍人口占比指标最能够体现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本质”。所以，我们也采用“户籍人口外出率”来测量“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其计算公式是：

既有研究发现，交通区位条件、村庄公共服务设施、距省道县道距离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距最近行政中心的距离、村内非农产业数量、村集体财政收入、集贸场所和卫生医疗设施、离城市距离、是否平原地区、人均耕地占有量、地形地貌和灌溉水源、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区域环境层面影响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显著因素。这些研究结论是我们建立研究假设的重要依据。除此以外，我们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村落信息化水平对人口流动可能会有重要影响，应该纳入农村人口空心化影响因素的考虑范围；考虑到文化传统、政府规划的影响，我们还将“地理区域”作为自变量。我们选择的自变量包括四大方面：（1）地理区域。广东省的区域发展、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等各方面的战略规划和布局都以粤东（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4市）、粤北（包括韶关、梅州、清远、河源、云浮5市）、粤西（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市）、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四大区域的功能区分为核心框架。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也采取官方的规划方案，将广东分成四个区域。（2）自然资源环境。包括地形特征、特殊资源（高速公路出入口、船运码头、火车站、旅游景点、矿山）禀赋、人均耕地面积。（3）区位优势。主要考虑城乡距离（坐车到最近的县城或者市区需要多少时间）。（4）经济条件。我们选择了村集体分红（反映该村集体经济的规模和质量）、经营实体（规模化农业大户专业户、农业企业、加工业、餐旅住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实体，反映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数量。（5）基础设施。包括可到各户的公路、自来水、有线电视、煤气天然气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网络速度（反映乡村信息化水平）。为了排除样本村规模的干扰，我们将“户籍人口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见表1）。   

由于我们的因变量是定距连续性变量，所以我们选择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模型，具体形式为：

在公式（2）中，y为因变量“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xi为各个自变量即研究假设中可能会影响户籍人口外出率的因素，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i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方差膨胀系数VIF在1.03—1.53之间，小于5，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选择“进入法”（enter）将全部自变量一次性引入模型。我们在α=0.1、0.05、0.01这三个显著性水平上检验假设是否成立。   

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312个样本村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率最小值为3%，最大值为95%，平均值为44.13%，标准差21.66%。

陈涛、陈池波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相关数据统计出2006年全国按在外居住户籍人口占比测度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率为18.39%，其中广东为17.81%。李玉红、王皓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计算出2016年全国按人口空心村的净流出人口占本村户籍人口的比重测量的人口空心化率为23.98%，其中广东为27.89%。两篇文献采用了相隔10年的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虽然统计口径稍有差异，但并不妨碍我们进行纵向对比。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广东统计年鉴2022年》，2006年、2016年、2021年广东省城市化率分别是63.00%、70.15%、74.63%，对应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率分别是17.81%、27.89%、44.13%。由此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不断加剧的趋势；农村人口空心化率与城市化率大致同步，但农村人口空心化发展速度快于城市化发展速度。另外，我们发现当城市化率达到70%这一临界点后，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停止，反而有加速的趋势，并带动了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李玉红、王皓将村庄的人口空心化率分为轻度空心化（空心化率在5%以内）、中度空心化（空心化率在5%和平均值之间）、深度空心化（空心化率超过平均值）三种程度。我们借鉴这一分类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只有极少数村（1.9%）属于轻度空心村；中度空心村达到50.7%；接近半数（47.4%）的村都属于深度空心村，远高于李玉红、王皓2016年所测算的全国深度空心村比例29.98%。这不仅进一步说明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而且反映了农村人口空心化并不仅仅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现象，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也同样遭受人口空心化的冲击。王良健等在对县域层面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时，发现了一个“与绝大多数人的主观意识相违背”的事实，浙、闽、粤等东部沿海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入地恰恰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虽然王良健等采用的是综合测度，掺杂了“城镇化率”指标，可能会拔高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但我们的人口外流单一指标测量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杨忍等在开展包括土地、人口、经济三方面共9个指标的更综合的测量时也发现，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李玉红、王皓使用了和我们大致相同的测量指标和测量层次（村域），也发现在深度空心村比例和空心化率双高区域内，不但有重庆、四川、内蒙古和黑龙江等中西部省域，也有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些东南沿海高度城市化省域。可见，以广东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省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仅大量吸收了中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村人口，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动因；同时也“虹吸”了省内农村地区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导致本省农村人口空心化。根据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2020年11月1日零时广东省流动人口为52066150人。其中，外省流入广东人口达到29622110人，占56.9%；省内流动人口也达到22444040人，占43.1%。

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村落距离最近的县城或者市区的车程在一个小时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广东农村地形特征复杂多样，并且山地山区村居多；高速公路出口已经覆盖约三分之一的村落，但拥有其他特殊资源禀赋的村落并不多；广东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村有集体经济收益，可以给村民分红；规模化农业大户专业户、农业企业、加工工业、餐旅住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实体具有一定规模，但村际差异很大，发展极不平衡；在我们列举的公共生活服务设施中，有线电视和自来水已经基本接近普及水平，大部分村已经建设完成可到各户的公路，煤气天然气普及率较低；广东农村的网络速度整体上接近但未达到“可正常使用”的水平。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了观察不同变量控制条件下各组自变量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包括5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内的嵌套模型。模型1只纳入了“地理区域”和控制变量“户籍人口数量”；模型2加入了“自然资源环境”方面的一组自变量；模型3进一步加入了“城乡距离”变量；模型4又进一步加入了“经济条件”方面的两个变量；模型5则是加入全部自变量以后的完整模型（见表2）。

5个模型的F值分别为12.276（P<0.01）、8.362（P<0.01）、7.078（P<0.01）、6.319（P<0.01）和5.962（P<0.01），说明5个模型整体上都具有显著性。从调整后的R2值来看，“地理区域”对解释力的贡献较大，模型1的R2值达到0.127；“自然资源环境”对解释力的贡献也较大，加入这组变量以后，模型2的R2值增加到0.235；“城乡距离”对解释力有一定贡献，加入这一变量以后，模型3的R2值增加到0.245；“经济条件”对解释力几乎没有贡献，加入这组变量以后，模型4的R2值基本上没有变化；“基础设施”对解释力也有一定贡献，加入这组变量以后，模型5的R2值有明显变化，增加到0.277。纳入全部自变量以后，完整模型的解释力达到27.7%。   

“地理区域”是影响农村人口空心化的重要因素，或者说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区域差异明显。从模型1可以看出，在不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粤北地区的农村人口空心化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粤北、粤西、珠三角之间的差异不再明显，但粤东地区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仍然显著低于粤北地区11.4%（P<0.01）。

“地形特征”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显著影响。与山地山区村相比，平原村和丘陵村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明显较低，分别低14.9%（P<0.01）和8.7%（P<0.01）。这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郑殿元等发现海拔和地面坡度是村域人口空心化的主导因素；孟庆香等发现山地农村空心化程度最高，丘陵次之，平原最低；李玉红、王皓发现山区深度空心村空心化率高于丘陵，丘陵则又高于平原。在“特殊资源禀赋”中，本村或邻村是否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显著影响，高速公路出口附近村落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比其他村落低5.2%（P<0.05）。船运码头、火车站、旅游景点和矿山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没有显著性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人口空心化也没有显著性影响。

“城乡距离”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关系，距离县城或市区车程在15分钟之内的近郊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比15—30分钟之内的远郊村低8.2%（P<0.05），但近郊村以外的村落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

就“基础设施”来看，有有线电视的村落比其他村落人口空心化程度低8.9%（P<0.05），说明娱乐设施对于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显著影响。村里的网络速度对农村人口空心化也有显著影响，填卷人（样本村负责人）对网络速度的感受和评价每提升一个级别（依次为很不理想、不大理想、可正常使用、比较好、非常好5个级别），该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就将降低3.3%（P<0.05），可见农村信息化建设对于防止农村人口空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模型稳健性检验

OLS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主要是判断是否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或因变量与自变量互为因果关系。我们在研究设计阶段就全面参考了既有研究成果，尽可能不遗漏变量。在我们选择的自变量中，“地理区域”“地形特征”“特殊资源禀赋”“城乡距离”等均属客观指标，不会因村落人口流动而改变；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普惠性、政策性安排，不会有歧视性、偏向性布局，一般也不会受农村人口流动的干扰；所以，不存在因变量与自变量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风险。   

但是，我们推测模型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测量误差的干扰，尤其是一些极端值的影响。故此，借鉴学界同仁的做法，采取“缩尾法”对模型5进行稳健性检验。先去掉人口空心化程度最低的5%的个案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6；然后去掉人口空心化程度最高的5%的个案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7。比较模型6、模型7和模型5,我们发现去除因变量下端极端值和上端极端值以后的回归分析结果和基准模型的结果基本上一致，说明基准模型具有稳健性，其结果可以接受。

结论与讨论  

在城市化进程未放缓、逆城市化未启动之前，农村人口空心化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而且是处于快速变化的状态，所以具有“测不准”的特性。反之，在城市化速度放缓以至基本停滞之后，农村人口空心化将趋于稳定，可以真正被“测定”。乡村振兴需要摸清乡村的“家底”，其中最重要的“家底”就是人口空心化程度，而这个“家底”在农村人口空心化趋于稳定之前处于不断被“掏空”的过程之中，还没有“见底”。只有当农村人口空心化趋于稳定之后才能真正被“摸清”。我们对广东省城市化趋缓以后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进行了测量，可以为我国沿海发达省份看清“家底”、科学合理制定乡村振兴和逆城市化战略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广东农村人口空心化进展速度快，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深度空心村比例很高；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包括地理区域、地形特征、是否高速公路出口、城乡距离、是否有有线电视以及村里的网络速度等。

（一）农村人口空心化和人口城市化并行不悖

从理论上讲，农村空心化是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数量和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进而导致土地空心化、产业空心化以至农村地域社会经济功能的整体退化；而城市化也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农村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所以农村人口空心化对应着快速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空心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两个并行的趋势。可以说，人口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空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不同面向。虽然学界总结出了农村人口空心化的众多驱动因素，但归结起来都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所以，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农村人口空心化；城市化一旦启动，农村人口空心化就不可避免；城市化速度与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正比。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从2006年到2016年再到2021年，广东省的人口城市化率都有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也相应大幅提升。

其实，农村人口空心化和人口城市化并行是一种世界性规律。直到今天，美国乡村作为“被遗留者”（the left behind）仍然在经历衰败；荒废的“鬼村”（borghi fantasma）也正逐渐成为意大利重要的公共问题；在以瑞典为代表的很多欧洲国家，由于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持续外流导致的农村人口萎缩和经济萧条日趋严重；由于长期衰落，21世纪日本的山区农村财政和人口均不断萎缩，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乡村振兴是农村人口空心化逆转的根本出路

农村空心化过程有一个生命周期，包括出现、成长、兴盛、稳定和衰退（转型）期5阶段。根据诺瑟姆曲线，城市化率在30%以下时城市化速度缓慢，城市化率在30%—70%时城市化加速，城市化率超过70%后城市化率将趋于稳定。由此可以推论，城市化率在30%以下时农村空心化将进入出现、成长期，城市化率在30%—70%时农村空心化进入兴盛期，城市化率超过70%后农村空心化将进入稳定和衰退（转型）期。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时，人口聚集负效应将使城市离心力加剧，城市反哺农村推动的乡村振兴运动使农村舒适性拉力不断提升，人口逆向流动渐成趋势，甚至出现逆向流动人口超过正向流动人口的现象，逆城市化时代随之而来。此时，以人口空心化为核心的农村空心化趋势将得以逆转。正如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逆性，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逆城市化，农村人口空心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逆性，城市离心力和乡村振兴运动将吸引部分进城农村人口回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甚至逆转农村人口空心化。我们的研究表明，广东省城市化率到达70%这一临界点后，城市化进程并没有立即停止，反而有加速的趋势，并带动了农村人口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但是，公开数据表明，近几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广东的城市化率分别为74.15%、74.63%、74.79%，增长趋势已经明显放缓并趋于停滞。

有学者早就认识到，空心村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靠农村的自我发展来实现，农民工回乡创业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学界也注意到，乡村衰败并非“只破不立”，“乡村振兴”即是化解乡村衰退困境的新型发展理念和模式。在中国乡村日趋空心化的境遇下，由于乡村振兴的启动，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社会对冲”即“城归”现象，这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不能忽视区域文化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粤北、粤西、珠三角地区之间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差异不再明显，但粤东地区的农村人口空心化仍然明显较低。这一结果可能与粤东地区的文化传统、流动习惯之类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关。粤东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4市，即潮汕文化区域。潮汕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封闭，既与北方省份隔离，跟珠三角也难以通行，虽有出海留洋传统，但留下来的潮汕人更多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秉持安土重迁传统。与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相比，潮汕文化重人文、重农商、重家庭、重传统，具有精细化的“工夫茶”心态，安于空气好、水质好、潮州菜好的“小环境”，相对缺乏移民文化意识。为了验证这一分析，我们尝试将模型5中“地理区域”变量替换成“方言使用”，结果发现以粤语白话、客家话和雷州话为主要方言的村落之间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没有明显差异，而以潮汕话为主要方言的村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则比以粤语白话为主要方言的村落低12.4%（P<0.01）。由此可见，“地理区域”差异的本质乃是区域文化差异。

（四）城市化最终会塑造出城—郊—村三级梯度人口结构

汪锦军、丁丁基于浙江乡村社会的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乡村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城市周边的乡村因为城市化扩张而逐渐成为城区的一部分，而大多数边远乡村则面临衰败的境地。我们基于广东省农村的实证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城乡距离在15分钟车程的近郊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明显较低。但是，“城乡距离”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影响并不是线性关系，近郊村以外的村落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王朝晖等通过“村庄距离最近的行政中心（县政府或乡政府）的公里数”来测量“距最近行政中心距离”，与我们的“城乡距离”指标接近。但由于他们使用了定距测量方式，所以得出了“距离最近行政中心越近的村庄，其空心化程度较轻”的结论。我们发现，城市化临近结束以后所形成的人口分布是一个三级阶梯式结构，并不是一个线性斜坡式结构。城市虹吸了本地和外地的农村人口，城区范围扩大，人口密度提高；近郊农村人口可以在不改变居住地的同时以通勤的方式在城区就业谋生，所以人口空心化程度不高，甚至还可以受惠于城市的溢出效应而吸引非户籍人口流入；近郊以外农村（超过15分钟车程）无论距离城市远近在人口空心化程度方面都不再有显著差异，形成了一个同一梯级的层次。   

（五）村落人口空心化的影响因素以先赋性的不可变因素为主

前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村落人口空心化程度主要受地理区域、地形特征、城乡距离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于村落来讲具有先赋性、不可选择性，也是难以改变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变量对村落人口空心化反而没有显著影响，可以改善的基础设施对于村落人口空心化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力不如先赋性因素。目前学界普遍意识到人口空心化包括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和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两个方面，也都希望同时减缓、阻止甚至逆转这两个趋势。但从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出发，农村青壮年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区域、地形特征、城乡距离等先赋性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使非近郊农村非农产业难以发展，规模化农业的就业容纳能力有限，所以农村青壮年人口被迫离村外出就业谋生。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乡村振兴的策略思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于非近郊农村地区来说，地理区域、地形特征、城乡距离等先赋性自然条件难以改变，单纯通过乡村产业振兴来吸引青壮年人口回流难度较大、成效有限。我们应该分析城市和乡村各自的竞争优劣势，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来重塑乡村优势、再造乡村活力。我们认为，非近郊农村地区的核心竞争优势就是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完全适合青壮年就业谋生，但利于老年退休人士休闲养老。所以，非近郊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策略应该是，既强调产业振兴，更侧重舒适性宜居养老环境的打造，包括自然环境的维护和生活娱乐休闲设施的完善。离村农村人口在青壮年阶段不一定会返回农村，但在年老退休以后能够返乡并安度晚年；吸引老年农民工返乡以及离退休城市人下乡是逆转非近郊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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