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纪念的空间及其生成——以苏轼东湖故事为中心视域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出任凤翔府签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凤翔,古称雍,位于关中平原西部,其“横水东环,灵山西峙”,且为“成周兴王之地,嬴秦创霸之区”。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苏轼离开凤翔,奔赴京城。在这三年的仕宦生活里,苏轼对东湖的营建颇为后人称道。凤翔东湖,原名“饮凤池”,因《竹书纪年》载周文王元年有凤集于岐山,传说凤凰曾在此饮水而得名。苏轼上任凤翔府签判的次年,曾疏浚饮凤池,“苏文忠公引凤凰泉水渚成”。凤凰泉至今仍在,据《凤翔县志》所载:“凤凰泉,城外西北隅,有泉眼三。水流分二支,一自北向东南,沿东门外护城河注入东湖,一支自城西沿西城壕南流,至西南城角折向东,经赵家坝、邓家堡南与塔寺河汇合,至三岔村入雍水。”苏轼因地制宜、引水入池,以水利助力民生。清代凤翔知府白维清《重修东湖碑记》载:“距郡城而东有湖焉,固凤凰泉注水之潴也。宋嘉祐中,苏文忠公以一代伟人,签判是郡。公余巾杖来观,相度地利,以斯湖可浚而成也。爰引泉流由西北折而之东,延袤十数里,注之于湖,水多则蓄之,以防涨溢,干旱则泄之,以润田畴,湖成而民利普焉。”《宝鸡市水利志》亦载:“东湖不仅供人游览,且兼灌溉县城东南凤凰村一带300多亩农田。”苏轼后因其地势,修建亭台等建筑物,并于水岸周边广种柳树,有美不胜收之效。苏轼曾著《东湖》诗,记载了整个兴建过程。其弟苏辙读到这首诗后,和作《东湖》云:“不到东湖上,但闻东湖吟。诗词已清绝,佳境亦可寻。”宋人张舜民亦有《东湖春日》,诗云:“湖内红花间白花,湖边游女驻香车。秋千对起花阴乱,蹴踘孤高柳带斜。”

一

凤翔东湖自苏轼营建之后,历代虽有荒废,但也有多次重建的记载。重修的内容既包括对旧有建筑物的修葺,也包括一些新建筑元素的引入。考察凤翔东湖建筑物的修建历史,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苏轼率人兴建的建筑物;其二,后人迁入东湖的建筑物;其三,后人在东湖之中新建的纪念建筑物(见表1)。如果说苏轼在营建东湖时,本是为了造福于民,并非意在纪念,但是,后人不断地在东湖之中新增建筑、重修亭苑、补植花木,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为其注入了浓厚的文化要素。人们或在此游玩赏乐,或在此交游吟诵,以表达对苏轼人格精神的认同,久而久之,苏轼连同他的种种事迹便被演绎成民间佳话,以文化故事的形式流传了下来,使得后来的种种修葺打上了深深的具有纪念性质的印记。

《重修凤翔府志》载东湖曰:“上有宛在、君子二亭。”此二亭在后世多次兴废。明代凤翔府签事张应福《君子亭记》曾云:“迄今已数百年,兴废湮筑,不知其几矣。”清代凤翔郡守朱伟业欲在“渺渺一鉴,古木苍然,暗通清泉,远收翠山”的景致中,“因地兴怀”地寻找二亭,却遗憾地发现它们“皆废矣”。中国自古有睹物思人的文化传统,他们之所以在宛在亭、君子亭前流露出感伤之情,正源自对苏轼人格的向往与怀念,以及对苏轼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张应福“巡察关西,因慕苏子文学政事,得考究其往迹。沧海桑田,惟是湖尚在。规模湫隘,无复尔时风物之胜”,故“建亭其上”。朱伟业感喟“凤人睹物生情,思贤人君子,欲得而见之也”,故“捐资鸠工,芟柞荒芜,修补破败,并镌是额于此,以识旧观,以达前人之意云尔”。

至于栽种于东湖湖畔的柳木,在清代仍可见到,毕沅曾云:“绕堤古柳数十株拔地参天,真数百年物。”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宛在亭、君子亭,还是东湖柳,在后人的视域中早已不仅仅是可供观瞻的自然景致,而是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文化景观。所以,当人们在宛在亭休憩时,以诗歌记载了其心灵闪动的瞬间,“和风淑气正深春,乘兴驱车到水滨。断岸高低围绿树,迥溪远近出青苹。孤村击鼓祈丰岁,野老开樽洽毗邻。鞅掌终朝怜俗吏,暂时亭上对芳辰”。当人们在东湖泛舟游玩时,亦可用“柳”渲染其孤寂之情,“酌酒东湖上,镜开水不流。风亭寒白日,烟柳隐孤舟”。甚至人们在纵论凤翔风物时,也不忘将东湖柳列入其中,例如民间流传的凤翔三宝,即“西凤酒、东湖柳、姑娘手”,可见东湖柳早已成为凤翔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了。

在宛在亭、君子亭和东湖柳之外,还有喜雨亭、凌虚台和会景堂,这些都是后人为纪念苏轼而将与其相关的建筑重新聚集到东湖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喜雨亭是苏轼在其府宅之内“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的地方。由于当时天气异常,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就在亭子完工之际,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并且一连下了三天。苏轼因此将其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喜雨亭记》。喜雨亭后来被迁入东湖。凌虚台本是凤翔知府陈希亮所建,以作登高之用,由于台身较高,使登上之人有凌空蹈虚之感,故被命名为凌虚台。凌虚台建成之后,苏轼曾为其作《凌虚台记》,后人将此台与苏轼的生命际遇关联起来,并在重修凌虚台之时将其迁入东湖。至于会景堂,即会景亭,《重修凤翔县志》载曰:“旧在城外南溪。苏文忠公迁之少西,名‘招隐’。今废,有诗。”苏轼亦有诗为证:“南溪有会景亭,处众亭之间。……庶几迁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知府傅世炜重修会景亭时,改名会景堂,并将其迁入东湖。将与苏轼有关旧物揽入东湖,本身就是后人纪念苏轼的一种方式,只不过相比前文所述基于旧址上的修葺,这种方式所彰显的纪念意味似乎更加浓厚。其中的情愫正如《守道李亲翁在喜雨亭招饮次前韵》所云:“缥缈云光映水隈,登临把酒旷怀开。迎宾辱倒中郎屣,作赋惭非王粲才。赴宴临风酣庾兴,望亭喜雨上苏台。中秋才过仍良夜,况迂芳踪傍草莱。”

在上述两类文化建筑之外,还有一种是后人有意识地基于纪念而兴建的文化景观,是为苏文忠公祠、春风亭、鸳鸯亭、外湖等。苏文忠公祠,因苏轼“咏‘八观诗’,以壮胜概,由是东湖之名益彰,后人敬仰,建祠于湖北畔”。在此之后,苏文忠公祠历经多次废兴。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府张可受、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府白维清等人均曾重修过苏文忠公祠。白维清曾说:“余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岁,权篆凤翔,欲修葺之而不果,阅八载,廿五年乙巳,自兴元移旆重来,谒公祠而亟为荒度焉。”将苏文忠公祠作为纪念苏轼的公共场所,不只是为了寄托对苏轼的敬仰之情,更是为人们若何寄托此一敬仰之情打造了一处缅怀先贤的方便之所。《再集东湖拜东坡先生祠》有诗云:“复有东湖约,来当春暮时。凉风散古柳,微雨洒清池。自识龟鱼乐,何殊濠濮思。仙翁去千载,仿佛下云旗。”刘震《东湖览胜图说》亦云:“郡东门外,苏公有祠。……亭颜宛在,同诗人之溯洄。”春风亭位于东湖湖心岛,由时任凤翔知府的蔡兆槐所建,“亭之屋顶南坡出一抱厦,体形组合富有变化,独具风格”。蔡兆槐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春风亭,是因为他被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免除百姓欠款、官榷与民、释放无辜囚徒等故事所感动,认为苏轼的作为可以让百姓生发出如“惠过春风”的感觉。鸳鸯亭为清同治十年(1871)凤翔参将常瑛所建,意在纪念苏轼与王弗二人的伉俪情深,故而称之为“鸳鸯亭”。外湖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凤翔知府傅世炜继苏轼之志所倡导开辟的南湖,东湖由此亦被称为内湖。知府李慎又依据苏轼《海棠》诗“东风嫋嫋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之句,建成“空濛阁”“藕香榭”“崇光亭”“月转廊”“曲桥”等,东湖规模得以扩大。以上所述种种,依每一个时代、每一位个体对苏轼的理解体悟不同而各有侧重,但是均表现出了世人有意而为之的共同特征,它们既是人们对苏轼怀念之情的刻意表达,也是对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的深度认同。

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曾对纪念物进行过“意图性纪念物”与“非意图性纪念物”的区分,纪念空间也由此被区分为“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与“意图性纪念空间”。建筑设计中也有异曲同工的理论,有学者曾说:“历史上有不少建筑空间原本并不是为了纪念的目的而建造的,但是由于历史所赋予的某种特殊意义,使它成为了纪念性建筑。……纪念性空间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它通过建筑、雕塑、碑、柱、门、墙等元素来进行空间的限定和形象的塑造,具有跨时代的特性。”苏轼营建东湖并非意在纪念,当属“非意图性纪念空间”。然而,后世人们却不断在东湖之中修葺建筑、栽植林木花卉,并借游览、聚会之际吟诵诗词,以表达对苏轼人格精神的认同。久而久之,苏轼在凤翔仕宦之旅的种种事迹,便借助这片引凤凰泉水兴建而成的景观展衍开来,而这些景观也随之演变成一种人们纪念苏轼的文化空间,一种被李格尔所说的“意图性纪念空间”。

二

千载而下,“东湖览胜”已经成为凤翔主要的文化景观之一。王世祯曾曰:“暮抵凤翔府治凤翔县。东坡先生签判凤翔日,作《八观》诗,石鼓今在太学,《诅楚文》,王右丞、吴道子画皆已不存,惟东湖无恙。岐州水苦咸浊,独此水味绝甘美,多荷芰修竹,为郡中游观之最。”有人说它们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物”,“纪念性空间因其体现了某种历史性意义而具备了重要的精神文化价值。纪念性建筑……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物”。也有人说,这些文化景观之所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它们的身上都蕴含着一个特别的文化故事,“记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讲述着动人的故事,包括美丽的或是凄惨的故事”。具体而言,这一特别的文化故事就是基于东湖每一处建筑物、每一枝一叶而来的关于苏轼的故事。

以喜雨亭的兴建、命名为例,我们不难看出苏轼的经国济世之心,然而,经过后人不断地点染、传诵之后,他的这些做法最终演变成了一段意蕴丰富的历史故事。历史上的凤翔常年干旱,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曾多次赴太白山为民祈雨。譬如,嘉祐七年(1062)二月,天旱,苏轼前往太白山祷雨,其《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云:“今旬不雨,即为凶岁。……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祈雨之后,三月乙卯日开始下雨,但雨量仍然不足。丁卯日,宋选在真兴寺阁祈雨成功,“大雨,三日乃止”。苏轼为感恩这场及时雨,不仅将其新建之亭命名为“喜雨亭”,而且高兴地写下了《喜雨亭记》,以作纪念。至此,无论是苏轼祈雨,还是苏轼建亭,两者之间事实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只不过是发生在苏轼身上的两个历史片段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不仅将这两个历史事件进行了紧密关联,而且于其中又增添出一些神奇的演绎成分。由于并不是每次祈雨都成功,所以,苏轼就去翻阅史书以寻求原因。根据历史记载,苏轼认为太白山神在唐代被封为“灵应公”,可是其爵位在宋代却有所下降,这或许就是祈雨无法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为此,苏轼上书朝廷,将其中的原委一一讲述清楚,并恳请朝廷给予太白山神以新的爵位。在得到了朝廷的许可之后,苏轼写下了《告封太白山明应公祝文》,其文云:“天作山川,以镇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旸。惟公聪明,能率其职。民以旱告,应不踰夕。帝谓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号,往耀其躬。在唐天宝,亦赐今爵。时惟术士,探符访药。谓为公荣,寔为公羞。中原颠覆,神不顾救。今皇神圣,惟民是忧。民既饱溢,皇无祷求。衮衣煌煌,赤舄绣裳。舍旧即新,以佑我民。”如果说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只不过是与苏轼相关的又一个历史事迹,但是,如果从文学的视域来看,它则给编撰故事的文人们提供了又一重绝佳的历史素材。当故事中的“龙”化为“白鼠”,“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历酒馔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当叙事的重心落于苏轼的“翻阅”“上奏”“祭祀”等行为时,其实已潜在地勾勒出了这则苏轼故事的雏形。正如人们将喜雨亭移入东湖的心理一样,人们也将这则故事纳入苏轼的喜雨亭故事之中,不仅成功地将苏轼形象化和神异化,而且成功地赋予了苏轼故事与众不同的历史内涵。

其他如鸳鸯亭亦是如此,在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包蕴着一段特别的苏轼故事。至和元年(1054),苏轼迎娶王弗,“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王弗不仅为人谨肃,而且通晓诗书。据历史记载,苏轼读书时,她常常“终日不去”,“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王弗不仅能和苏轼一起读文论诗,还能在政事上为苏轼提供真知灼见。二人同游东湖,在当时就已被传为佳话。鸳鸯亭即是专为纪念二人而建,从外形上看,鸳鸯亭为两亭相连之状,共有六只楹柱,以石桥与岸上连接,远看酷似两只在水中静卧的鸳鸯。有学者说:“纪念性空间往往通过采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纪念主题,以达到良好的纪念效果。”鸳鸯既是比喻,也是象征。鸳鸯亭不仅是对苏轼与王弗之间美好情感的寄寓和怀念,更是藉此对人类美好爱情向往和颂扬的表达。

可以看到,在人们的有意推动下,凤翔东湖与苏轼故事被有机地融为一体。一方面,凤翔东湖因苏轼故事而声名远扬,另一方面,苏轼故事则因凤翔东湖而显得有迹可循。正因为如此,喜欢苏轼的人们大都愿意来此泛舟赏景、会友共饮,来此凭吊历史,他们希望藉此进入苏轼的故事之中,以获得与苏轼进行精神交流的在场契机。譬如,有的人在此遥想苏轼,“眉山到处播芳闻,秦越东西若对君。共向秋风收野色,谁从夜雨识星文”;想与他面对面地进行谈心,“苏公亭上午风清,邀客同来逸兴生。……最是故人能好我,一觞一咏惬幽情”。有的人在此追忆苏轼,“眉山亭上晚霞收,嘹唳征鸿度画楼。愧我才疏持绣斧,羡君望重泛仙舟。东湖月好斟秦酒,赤壁风清忆楚游。胜概流连同一醉,敢云德曜聚云头”;或谈及他的凤翔事迹,“圣湖别已久,荡漾纷在目。……为言凤城东,湖潭清可掬。苏子倅郡时,来游日往复。清浅涨华池,莲香姿芳郁。更建君子亭,不愧愚公谷。曲堤环沦漪,山樽成小筑”;或体会他仁民爱物的高尚人格,“东湖留胜迹,访古一登临。月影衔珠阁,松风奏玉琴。山光槛外落,柳色雨中深。先正仪型在,忧民同此心”。甚至有的人在此仿效苏轼的言行,期冀《赤壁赋》创作场景的重现,“胜概芳踪何处求,东湖亭上景洵幽。花光潋滟流朝气,水色苍茫照暮丘。咫尺终南杯底现,依稀赤壁画中游。今宵若卧垂杨月,应有羽衣掠客舟”;或者像苏轼那样做泛舟寻仙之状,“积水收残照,孤城落晚烟。图翻花外鸟,镜坐树中船。剧饮留春径,娇歌彻夜筵。良辰怀自好,直讶共寻仙”。其他如许孚远《杨知江寅丈招饮东湖》、刘自唐《李郡侯招饮东湖庆雨步韵》、王嘉孝《初夏东湖邀友宴粲》、高锡麒《招饮东湖》,等等,亦皆如此。

总而言之,作为苏轼仕途的起始之地,凤翔为他提供了最初的政治舞台,而苏轼在凤翔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给这里留下了种种的历史记忆,以致被演绎成种种故事佳话。依据“意图性纪念空间”的理论,围绕凤翔东湖所形成的文化景观,自苏轼以后就有向“意图性纪念空间”转变的趋势,人们对这里的每一次重修或者重建,都是对其“意图性纪念空间”性质的一次积累和增强。而苏轼故事则为这每一次的“积累和增强”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正如《雨中武真庵督学招集东湖》诗中所云:东湖“湖似郎官好,名因学士传。”更为吊诡的是,人们因苏轼故事而来这里寻迹历史,他们的每一次寻迹则又构成苏轼故事在新时代续写的一部分。由此,以凤翔东湖为原点的苏轼故事愈来愈丰富,从而使得以苏轼故事为文化内蕴的凤翔东湖,愈来愈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成为人们在缅怀和纪念苏轼时所无法遗忘的一种文化景观。

三

考察凤翔历代官员名录,作为签判的苏轼不过是其中普通的一位,况且,在凤翔为官的苏轼是其入仕初期,尚属于青年苏轼,与人们所熟知的有着“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的苏东坡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人们仍然选择苏轼作为东湖故事的代表人物。柄谷行人曾说,风景是以“颠倒”的形式被发现的,正是这个“颠倒”的存在,才使得“人们感到风景之崇高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中”。这或许正是人们选择苏轼的理由。

首先,人们期待“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中国自古有仁政思想,孔子曰:“泛爱众。”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至唐代,韩愈亦曰:“博爱之谓仁。”可以说,儒家始终将人、将百姓置于首位。“儒家学说是以人为基本研究对象和以学会做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问”。这一思想的解释权并不完全掌握在士人手中,老百姓也常常会以此去衡量他们的父母官。苏轼的爱民之心,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发生变化,“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即使在被贬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州,苏轼仍然尽己为民,确如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云:“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事实上,苏轼在入仕之初的凤翔就已收获了“苏贤良”的美誉。具体而言,他曾要求官府释放因水患而被囚的百姓,也曾上书向官府请求免除百姓积年的欠款。对于酒粬的售卖,他曾撰写《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建议官府不应与民争利,要“官榷与民”,就是希望官府放开酒粬官榷的专卖权,允许百姓自制或售卖酒粬。至于伐木、水运等事,苏轼经过亲自调研后,修改了衙规,让百姓自行选择水工代放木筏,以及放木筏的时间,大大减轻了衙前之役的危害。《宋史》对此有载:“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然而,仅仅依靠苏轼在凤翔的种种爱民事迹,并不足以支撑苏轼故事在东湖历代的延续和重构,正是当人们认为社会需要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时,他们才会将目光转移到苏轼身上,才会通过追溯他在凤翔勤政为民的点点滴滴,来表达对他的钦佩和怀念,以期像他那样的好官在当代的出现。

其次,士人服膺儒家对理想人格要求的价值标准,尤其推崇那些虽身处逆境,却又不忘初心的历史个体。《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至宋代,欧阳修《答孙正之第一书》亦云:“学者不谋道久矣。然道固不茀废,而圣人之书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为刑祸禄利动其心者,则勉之皆可至也。”这是儒家对士人修养自身所提出的一种希望,也是对士人践行“道”的一种要求。后人以此作为士人之应然品格,而不满那些于患得患失之间有失人格精神的种种行为。譬如,元人郑介夫批评其时士人就缺少对人格精神的追求,曰:“其有攀附营救即获升迁者,则众口称之羡之以为能;若安分自守羞于干谒者,则众口讥之笑之以为不了事。”苏轼之所以为后人所看重,即在于其饱满的人格精神恰恰满足了人们的期待。苏轼早年就胸怀壮志,“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此后他虽历经宦海浮沉,但其用世之志、嫉恶之心不曾改变。故他不畏权,不媚上,为坚持己见即使得罪他人也在所不惜的傲骨品格,在其初入凤翔之时便已为人所知。嘉祐八年(1063),陈希亮出任凤翔知府,其人“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陈希亮曾对苏轼的行为多有不满之处,乃至有“罚铜八斤”的惩罚,苏轼虽然对此愤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他与陈希亮相约,但是却久等不至,于是便写下了讽刺诗《客位假寐》,其诗云:“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苏轼的率真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再如,陈希亮修建凌虚台后,想请苏轼为凌虚台撰文。苏轼没有推辞并欣然作《凌虚台记》,他先叙凌虚台修建的前因后果,再抒发其经纶之言,认为再坚固的建筑也不可能永远保存,它们均属“不可恃”之物,唯有“德行”“功业”等才能成为“足恃”之物,其间充满了暗讽之意。尽管苏轼后来对这一行为颇为自责,“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但人们已然在其中看到了那个正直而不虚饰,以及为建立“当世志”而勇于“奋厉”的人物形象了。从这层意义上说,由苏轼来作为理想型士人的代表,或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最后,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宋代就有文人高度评价苏轼之文,《黄氏日抄》云:“东坡之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盖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叶适认为:“以文为论,自苏氏始。”宋代即有文章选集,如楼昉编《崇古文诀》,选苏轼《范增论》《倡勇敢》等文十五篇;谢枋得编《文章轨范》,选苏轼《秦始皇扶苏论》《晁错论》等文十二篇。至清代,人们对苏轼之文的评价甚高:“轼之器识学问见于政事,发于文章,史称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之也。”苏轼之诗亦是如此。方回编《瀛奎律髓》,选苏轼《歧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雪后书北台壁》等诗四十余篇,并赞赏其诗云:“坡,天人也。作诗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瓯北诗话》论东坡诗曰:“坡诗不尚雄杰一派,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清代李调元从个人主观鉴赏的角度,认为:“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以其诗声如钟吕,气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失于郛。”虽时有批评者,如“二程为了扩大理学影响。……对三苏最擅长的文学自然要大加批判。……有些批评甚至可能是针对苏轼本人而发”。但苏轼的诗文始终深受众人喜爱,其诗文以阔大而细腻的笔触记录着人生的种种际遇与体会,也记录下了北宋凤翔的民俗与历史。考察苏轼在凤翔为官期间的作品,包括《凤翔八观》《喜雨亭记》《凌虚台记》《思治论》等,共有一百余篇。这些诗文既是对宋代凤翔风物的文学记录,也是作者感知世事、体悟生命的情感记录,它们相互融合一起构成了后人既追忆凤翔又怀念苏轼的文化媒介。

总之,凤翔虽然是苏轼的初仕之地,但是作为自然景观的东湖并不足以唤起后人对苏轼的怀念,故而不是促发苏轼东湖纪念空间产生的根源。换而言之,苏轼东湖纪念空间的形成来自人们对某种希望的主观期望之中,譬如,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奋厉当世志的理想人格,以及蕴含“志与气”的诗文,等等。而苏轼的德行、志向以及风骨,恰好使他成为人们所期待的理想人物。于是,便产生了由苏轼而追溯到凤翔东湖种种文化行为。苏轼东湖纪念空间的形成好像由东湖而来,但实际上是由人们对理想人格的希望和期待而来的。

凤翔是苏轼仕途的起点,他在这里一共生活了三年。在这三年的时光里,他与这片土地实现了有机交融。这种交融既有“苏文忠公画:石刻梅、菊、老竹。在府判厅署壁上”等可以看得到的印记,也有“客来空吊古,清泪落悲笳”等能引发畅想的抒情,它们一起构成了凤翔东湖的自然景观。然而,这些景观在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不断地被自然风蚀而毁坏,只有在苏轼被作为需要纪念和缅怀的历史人物时,它们才会受到重视,或者被重新修葺,或者被重新建造。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对苏轼的关注和重视不再局限于个体情感,而是基于更广泛的文化需求时,这些景观的价值也就会被重新发现,进而被安置到一种新的文化要求中加以重构。于是,一些与苏轼有关的旧物被重新加以整理,一些与苏轼有关的故事传奇被加以物质化处理,及至将它们与既有的自然景观放在一个文化空间之内重新加以言说的时候,一个新的具有纪念性质的文化空间也就形成了。由此来看,那个基于某种理想而来的纪念之情,才是构成苏轼东湖纪念空间的关键要素,其中的“颠倒”恐怕是我们在谈论这一纪念空间形成时所不应该忘却的认知要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