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演进、内容及贡献

摘要: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新时代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贯穿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中,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并在新时代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日益丰富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涵盖历史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内容,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习近平;历史学研究;“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强调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与运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就深入推进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等发表重要讲话,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既有成果表明,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历史观”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层面的话语概念,相关方法论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反映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遵循。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分析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已有分析主要在历史学视域下进行,较少将相关论述置于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诚如有学者所言,习近平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的论述与一般学者不同,是从文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本文尝试将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的相关重要论述置于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考察,通过梳理相关论述的演进历程,概括其主要内容,研究其创新之处。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演进历程

习近平十分重视历史编撰和研究工作,在正定工作期间,他曾先后两次为地方志书撰写序言,引用《旧唐书·魏徵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指出“我们有马列主义哲学的武器,完全可以从研究历史中获得可能获得的真理”。他从修身立德的高度,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指出各个岗位的干部都应该读点历史,提升工作水平。习近平特别强调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党史的学习,指出深入研究、认真学习、全面宣传党的历史,“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科学判断党和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确定发展方向,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一个显著特色。党的十八大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线,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许多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回顾中华民族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反复强调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当代中国,需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同时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更好地走好今天的路。

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座谈时,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加快完善历史学等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从2018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设立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等一批一度由于投入不足,面临研究断档、亟须抢救的、对文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获批立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研工作者。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习近平在大会报告中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回顾党成立百年来的风雨历程和艰辛探索,提出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将中华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脉络梳理清楚,阐明其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之处,成为历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任务。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并对史学界提出了继承优良传统,整合研究力量,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更高要求。

其中,习近平特别重视对中国文明历史源流的梳理和研究,反复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先后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要通过扎实的考古工作对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同时加深理论探索,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习近平深刻阐释了中华悠久文明的重大意义,围绕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署了五项重点工作,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行动指南。2021年在福建考察时,习近平强调要挖掘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文化精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深刻论述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所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的重大意义。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将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为几方面重点工作之一,强调要充分吸收中华悠久文明历史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并借鉴吸收历史上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

在党的二十大结束后的首次国内考察中,习近平到安阳考察殷墟遗址,观摩出土文物,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概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了深刻概括,指出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必须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在对“第二个结合”的阐释论述中,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民族历经5000多年文明历史演进所形成的优秀基因之间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些论述,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实施路径,也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从重视读史,注重汲取历史上中华民族治理国家的历史智慧,到提出并深刻论述“两个结合”;从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新时代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贯穿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中,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并在新时代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日益丰富和深化。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十分注重从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来审视当代中国,从人类文明历史变迁的高度来观察当代世界,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谋划进路。他高度关注历史学研究工作,就历史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

(一)关于历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很早就开始系统地记录历史,先秦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均设有专门的史官掌管记录之事。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多设立专门机构掌管典籍的收藏和史书的编修工作,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官方藏书制度和修史制度。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我国涌现出许多德、才、学、识兼备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文献典籍,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见证。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取得了杰出成绩、居于重要地位的学科及其研究工作却遭到了部分人的否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曾经有过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在一些人看来,史学研究离现实太远,是“老古董”、“没有用”。一段时间内,历史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备受冷遇,学生普遍感到困惑和迷茫,“史学无用论与学史无用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了史学无用论的大泛滥”。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文明历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深刻阐释了绵长悠远的文明历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高度肯定了历史学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习近平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积极总结历史上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和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悠久长河中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论述,在指出历史中国对于今日中国之重要意义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历史学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回答了困扰历史学研究领域多年的“有用无用”之辩。

(二)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就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他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出发,指出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习近平提出并深刻论述了大历史观,要求从历史长河的演进脉络中分析过去、观察当下,把握大势、探究规律,并从治国理政的现实角度论述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性。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求“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三)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学术发生深刻变化,在学科体系上,由传统的“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大量学习、吸收来自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思想。应该说,这些概念、理论的引入,在开拓国人视野,加速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等方面曾起到过一定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人们开始发现,这些基于西方历史经验所产生的理论、思想和概念,已经越来越不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恰如其分、令人满意的解释。

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提出的“冲击—反应论”曾是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的主要模式。在他们看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停滞的,近代中国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列强侵略所产生的冲击,中国的现代化不具备任何内生动力,完全是西方输入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西方化”。然而,学术界的长期研究表明,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变化并非受西方冲击后才产生的,费正清等人的观点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版,它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

习近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指出绵长的文明演进历程、未曾中断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在借鉴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对于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文明理论,习近平指出不能照抄照搬,并对深入推进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创新贡献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从中华文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针对历史学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作出了重要部署,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

目前,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已经成为推动历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工作,反复强调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将这一重大论断放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历史学发展变迁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重大的创新意义。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地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在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一次次求索,在艰苦的摸索和不断的失败中,一些人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怀疑,希望通过将西方那一套发展道路移植到中国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历史开始被以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建立的学术理论随意解读和剪裁,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所塑造出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传统和思维方式也开始被戴着“有色眼镜”的学者们加以评判。习近平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和发展道路,本国人民是最有感受、最有发言权的。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打破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盲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历史科学看作“一门唯一的科学”,在对人类文明演进历史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对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其内在联系,并用唯物辩证法取代唯心辩证法,否定神秘的“绝对精神”,追寻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强调要从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从曲折中看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五四运动后,先进的中国人在苦苦求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接受了传统史学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产生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一方面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对于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另一方面,也十分关心传统史学遗产的保护和传承。2023年6月,习近平亲临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强调要将中华民族这些历尽沧桑、传承至今的典籍史册保护好、研究好。习近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强调经世致用、求真求实的中国传统史学联系在一起,深刻阐释了对中华传统史学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既注重求真求实,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三)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求索,所付出的一切牺牲,所进行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着眼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出并深刻论述了“第二个结合”,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注目于史学研究但又超越史学研究这一单一的学科研究本身,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文明忧思,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赤子之情,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怀有深刻的文明忧思,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曾将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几个主要王朝进行比较,指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强调“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但没有历史眼光,没有长远眼光,也干不好当下的事情”。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提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并深刻论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由此得到了巩固,文化自信有了根本的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四、结语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注重汲取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经验,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习近平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涵盖历史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内容,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广大史学研究工作者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学术研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