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与民族：论永井荷风史传小说《下谷丛话》中的双重主题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引用格式：张祺飞,周异夫.家族与民族：论永井荷风史传小说《下谷丛话》中的双重主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30-135.

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和日本耽美(唯美)派文学的开山人，永井荷风(1879-1959)在其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的近六十年文学生涯中，进行过多种类型的文学创作，也经历过多次的创作转型。其中，发行于1926年的《下谷丛话》，是永井荷风由近代文明批评转向史传文学书写的发轫之作，也是他在史传文学创作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代表篇目。

《下谷丛话》选取与永井荷风家族渊源颇深的“东京下谷”作为叙事舞台，借由考据的视线与白描的笔致，纵向勾勒出家族的脉络与文化的陈迹。具体而言，永井荷风以一种近乎编年史的叙事文笔，讲述了其外祖父鸢津毅堂与幕末汉诗名家大沼枕山的诗词人生，并在共计四十三回的作品内容里，巧妙夹叙了活跃于“东京下谷”的一众文士，以及众多文人笔下的汉诗文景致。周作人曾在《苦茶随笔》中提及《下谷丛话》，并将其归类为“森鸥外《伊泽兰轩传》一派的传记文学”。日本文学家日夏耿之介不仅强调了永井荷风承袭森鸥外“考勘学医之文学体例”的文类特质，还根据作品的具体内容，将其进一步定位为“江户幕末至明治年初，永井一族在封建王治下的家族‘诗’传”。另外，和田英信、福井辰彦等众多学者，亦顺延如此的考察动线，对作为“家族史传文本”的《下谷丛话》展开了一系列的审阅与点检。

寻根溯源的文体属性与历史考证的文字风格，导致《下谷丛话》的研究多集中于永井荷风个人的家族文化传承问题，而贯穿作品始终的“文化叙事表现”，以及作家力透纸背的“文化考古思绪”，却未能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与发掘。鉴于此，本文希望将其推至“民族文化演进”这一更为宏大且动态的场域中进行考察，力图通过在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作品观照来探求作家归宗笔触背后的精神原初。

一、述而不作的“丛话”与信而好古的“群像”

《下谷丛话》兼有“述而不作”的求真特质与“信而好古”的尚古调性，它反映出永井荷风在进行史传文学创作时对“诗与真”的双重追求。作家之所以有如此的创作理念，实则与其对森鸥外史传小说中的“考证文学体”的模仿有很大关系，其终极目标就是想在传记叙事中达到“史学品格”与“艺术品格”的完美统一。

所谓“述而不作”，是指仅叙述和阐明前人的说辞，而不加以相应的阐释。就《下谷丛话》而言，则体现为永井荷风一改往日“抒情诗人式的激越主张”，而以考史和凭据的求真姿态，恪守他“吾欲对鸢津先生生平事迹展开考证作业”的考据者本分。纵观这部作品，永井荷风不但在陈述他从未经历过的陈年旧事中，利用了《尾张名所图会》《日本教育史资料》《武鉴》等资料性文献，而且利用了《明治史要》《尊攘纪事》《涉外偶笔》等纪实性文献，以及《幽林先生遗稿》《枕山遗稿》《竹溪遗稿》等书稿性文献，即使是在评价曾经朝夕相处过的外祖父鸢津毅堂时，他也只转述了《近世伟人传》《先哲丛谈》《天王寺大忏悔》等评述性文献中的前人之见。永井荷风并未尝试基于史料文献中的内容进行间接性的猜度臆断，而是尽可能地直接引述第一手资料中的记载，避免主观性的个人表达，换言之，他始终以“无态度的态度”和“干燥的考证笔触”，保持着与所叙事件及对象人物之间的距离。依此来看，作品题目中“丛话”一词，或许可以解释为：纂述旧闻而不创作新见，仅将各种旧说捆绑成丛，以示众人。

除却“述而不作”的求真特质，《下谷丛话》还流露出一种“信而好古”的尚古调性，正如日本学者和田英信所言：“《下谷丛话》中，永井荷风视昔日为桃源的尚古情怀，是作家穷其一生所笃志力行的审美风尚。”举例来说，在描述梁川星巌与横山湖山、大沼枕山间的师生情谊时，永井荷风百感交集地写道：“古人之师弟情谊宛如母慈子慕。时至今日，人情厚薄已是相差甚远、不复存矣。”在通过阅读大沼枕山的旧诗，遥想“枕山、湖山、云涛三位诗人”，在中秋良夜里泛舟弄月、颂风品茗的场景时，他不禁感慨道：“江户诗人之风月雅致如今安在哉？唯见今世之习惯风俗破败糜态。”在讲述幕府旗本羽仓简堂在为官、治学中的逸闻轶事时，他更是指出：“相较于昔日幕府的官差衙役，大正年间官吏的品行简直是高下立判、相形见绌。”由此可见，在刻画“下谷文人群像”的字里行间中，永井荷风有意识地嵌入了“厚古薄今”的叙事滤镜，使整段文字都弥散着一种“信而好古”的尚古气息。同时，永井荷风在文中还将其好古之趣比作“大正文人登上团子坂追溯先贤森鸥外时的怅然之情”，并在大沼枕山“想见当年诗道盛，我钦享保老才人”的咏古诗句中，寻得了一份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彼时的日本社会，尊王攘夷甚嚣尘上，深陷舆情的枕山，只能徒劳地追慕化政年间的诗文盛况。好比是此刻置身大正年间的我，面临思潮变迁与世风日下，除了借助古时文艺以求心灵慰藉之外，别无他法。”永井荷风曾说：“史传文学毕竟不是枯燥无味的调查报告，应通过小说家般的犀利视角，以独树一帜的文字表达来为作品平添妙趣。”依此来看，在刻画下谷文人群像时，他有意识地赋予作品以“信而好古”的尚古调性，正是其所谓的“妙趣”所在。

如上所示，“述而不作”与“信而好古”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二者分别对应着作品的“史学品格”和“艺术品格”，另一方面，二者又共同构建起作品“真实与诗意”的二元张力。但要注意的是，从根本上讲，永井荷风史传文学中“诗与真”的双重构造，是他对森鸥外史传小说进行内化吸收的结果。首先，根据永井荷风在《读鸥外全集》(1936)《东京堂版鸥外选集第八卷解说》(1949)中的怀述，他从初读森鸥外史传小说以来，便将其奉为圭臬，并通过持久的阅读与自觉的消化，把阅读心得内化为其“考证文学体”的创作理念：“直至大正五年(1916)碰到鸥外先生的史传小说《涩江抽斋》，才使我萌发了对江户时代儒家诗文集的关注。《涩江抽斋》乃先生独特考量所致，遍览古今，余亦未尝复见，于吾国人文史而言，堪称空前绝后也。……余窃以为，森先生所著作品，既具有史传文献之纯然属性，又充盈着江户文章之轻妙古趣，如此集二者之大成者，是为‘考证文学体’。此乃‘史学品格’与‘艺术品格’在文学场域下的完美统一，是空前绝后的文体产物。”其次，永井荷风还在《读森先生伊泽兰轩》(1952)、《荤斋漫笔》(1925)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森鸥外史传文学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影响，证实了《下谷丛话》与森鸥外史传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阅读鸥外先生的史传文学，赋予我莫大的文学触动，也让我(的文学创作)获益匪浅；若不是先生的‘兰轩·抽斋’(《伊泽兰轩传》·《涩江抽斋》)，我怕是这辈子都不会触碰江户时代的儒家诗文集，拙作(《下谷丛话》)的问世，可以说完全是拜先生所赐。”此外，根据《断肠亭日记》(11923)中的记载，即使是在《下谷丛话》的实际创作期间，永井荷风也从未停止过对森鸥外史传小说的阅读。可以说，永井荷风以“森鸥外史传小说”为阅读对象的文学生活，直接触发并深刻影响了其史传小说的创作实践。

二、文化叙事下的“返古呈现”与“考古挖掘”

在《下谷丛话》中，永井荷风把凝滞的文化风景溶解于流动的历史长河，将狭长的“历史文本叙事”推向宽泛的“文化文本叙事”，由此来实现对“江户汉诗文世界”的返本还原。同时，他又通过对“江户汉诗文化的确立过程”进行历史推演，揭示出了江户汉诗文化之于日本文化史中的自我塑形痕迹，使作品在成就江户汉诗文化图景的同时，构建起了作家文化考古的视域。

永井荷风在《下谷丛话》中的文化叙事，是围绕“诗人、诗文、诗社”等逐一展开的。永井荷风在《鸥外选集第八卷解说》中曾有类似的思维框架，“为使文章能全面展现历史样貌与人物形象，首先要厘清家族渊源和宗谱图系，其次要连带人物亲眷及其师弟朋辈进行完整不落的史况陈述，此外还应尽可能地将笔尖伸向尚存于世的子嗣后裔”。《下谷丛话》的家族史书写也大致如此。它遵从鸢津一族的宗族谱系，以一种年鉴式的陈说，追溯了鸢津毅堂、大沼枕山等家族文化人的史迹旧痕。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家族先辈的“诗人”身份决定了作品内容的引“文”入“史”，另一方面，昔日盛行的文人交际又导致了登场人物的化“个”成“群”。而伴随着诗集文选的引经据典与诗家墨客的密集出现，这一作品的文化属性也愈加得以彰显，相反，作为史传文本的亲缘立场则被渐次磨灭。于是，《下谷丛话》在由血缘走向地缘、由家族扩至民族的如许进程中，循序步入了文化叙事的行文轨迹。永井荷风利用历史考证中频频闪现的汉诗渊源作为文与史的链接，采取由历史事件到相关诗文、由历史场所到相关诗文、由历史人物到相关诗文的映射模式，在家族历史脉络与民族文化风景的浑然一体中，达到了超越作品文类的文化叙事效果。日本文学研究者和田英信甚至以此为据，为《下谷丛话》重新选取了“荷风诗话”这样一个人文意味浓厚的题目：“除了对家族世代的历史呈现，《下谷丛话》还就江户末期的‘诗家文集刊行、诗文创作背景、骚人墨客移动、诗社团体兴废’进行了细致再现。在我看来，莫不如将其改名作《荷风诗话》。”而就作品实际的受容状况来讲，不少的文人学者也确实是将《下谷丛话》作为事实上的汉诗文化文本来加以对待的，如前田爱《枕山和春涛———明治十年前后的汉诗坛》(1986)、入谷仙介《作为近代文学的明治汉诗》(1989)、纪田顺一郎《<下谷丛话>和江户文人研究》(1990)、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同时代的图书馆)》(1998)、福井智子《被刻画的汉诗人们：文学作品中的汉诗家》(2001)、周朝晖《大沼枕山：日本汉诗最后一抹斜阳》(2021)，等等，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下谷丛话》的文化叙事功用，将其视为日本汉诗文化的资料文库，乃至是江户诗文景观最后的留影存念来加以阅读和阐释。

永井荷风以鸢津幽林的五言赠别律诗《天明乙巳春张州诸友留别》作为《下谷丛话》中诗话铺陈的起点，再沿着平行于《幽林先生遗稿》和《枕山诗抄》的时间脉络推进，大沼枕山、菊池五山、大洼诗佛、梁川星巌、馆柳湾、大田南亩等江户诗坛的名号悉数登场。永井荷风在进行诗文征引和作品评释时，并未选择执于一端的遴选和定于一尊的阐释，而是采取了广泛的搜罗和开放的解说。在包括赠别诗、叙事诗、怀古诗、咏物诗、悼亡诗、羁旅诗等广泛的诗文内容与多样的诗文主题中，生动直白地表达了昔日诗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进而丰富了诗文背后的历史场景与诗文之上的文化形象。文学家日夏耿之介曾就此指出：“作家所选对象显晦相异、玉石混交，令曾经的时代氛围泛溢于小巷读书人间的你来我往之中，也让作品自身收获了一份不同于正统史传的文化质感。”此外，永井荷风还围绕当时诗社林立的盛况、赞助出版的制度普及、职业化诗人的正式确立等江户诗坛生态，对一众诗家的人生百态进行了细致刻画，从而全面展现了星河灿烂的幕末汉诗文世界。

然而，永井荷风并未止步于对往昔文化风景的单纯留恋，而是跳脱出了相对凝滞的文化场景，将历史所造就的时差转化为一种文化认知的视野，于民族文化记忆之中重新认识江户汉诗的民族属性。继奈良时代的唐风文化、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文化之后，中国学(汉学)在江户时代的儒者手中迎来了它的第三次全盛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诗学”与“经学”被共同作为属于“中国学(汉学)”的两个下位概念，进入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发展阶段。而这也正是永井荷风在《下谷丛话》中所交代的“江户诗道之源”：“荻生徂徕门下的太宰春台、服部南郭登上诗坛之后，江户时代的‘汉学’开始被明确划分为‘经学’与‘诗学’。且徂徕及其门生在‘古文辞学说’思想的指引下，继承明朝嘉靖年间学者李攀龙、王世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遗志，大举开展汉诗的创作与评价活动。”如此将“唐诗”奉为仿效范本的萱园诗派，一方面推动了日本汉诗文学“格式与体例”的完善，另一方面则因其执念于来自异国的文学评价基准，致使日本的汉诗创作落入了“穷工形式修辞”的窠臼。这便是中国学者郭颖所说的“以中国文学的评价基准来审视自身汉文学创作的‘和臭’阶段”。这一阶段的汉诗仍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底蕴的诗学概念，作为一种缺失本土意识的外来文化，汉诗尚未被纳入日本的文化版图。江户汉诗开始被赋予日本文化的内涵，并真正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则要等到江户诗人致力于“摆脱中国标准与昭示民族本色的‘和习’阶段”，其标志便是《下谷丛话》中提及的“考证折衷学说”：“宝历明和年间，井上金峩、山本北山等人开始主张‘考证折衷学说’，他们指出徂徕学说的弊病，道破萱园诗派的偏见，引领了新的汉诗创作，并使得汉诗作为‘日本艺术’而日臻完善。”如是，历经单纯的“受容阶段”与扬弃的“变容阶段”，江户汉诗文化不断地回归日本文学的主体意识，在朝向本土化蜕变的过程中，渐次到达永井荷风笔下“江户儒者中汉诗人才辈出”的“和秀”新局面，而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华文化，也在经由江户儒者的学习与吸收之后，最终构成了日本本土文化的蓬勃新生点。

三、遥远的凭吊与现实的关怀：贯穿历史的文化结构

作为一部“背靠历史、面朝废墟”的史传作品，《下谷丛话》天生就携有一种“观照历史、呼应现实、启发未来”的文学效力。永井荷风通过情绪催促下的借古伤今和感怀抒发，表达了对昔日文化的遥远凭吊和对今朝文化的现实关怀，又凭借跨越时空的审美阐述与历史追问，洞察到贯穿日本历史的民族文化结构，使作品真正实现了“从‘家族文化传承史’到‘民族文化演进论’”的自我升华。

法国年鉴学派将“结构”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力图从历史内部本身寻求一种稳健的规律，进而衍生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认知架构。而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文化的发展轨迹同样蕴含着某些相对稳定的形态和要素，也正是这些内部的结构性规律，确保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对独立。因此，文化建设的本质，就是基于民族文化结构之上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实践，任何一种文化的更新与再生，也都必须从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认知与反省开始进行，也只有真正认清文化的深层结构，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永井荷风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具体而言，在《下谷丛话》中，永井荷风复现了江户时期的汉诗文化景观，他通过检视江户汉诗文化由“和臭”到“和习”，再到“和秀”的历史动态，确认了中国汉诗之于日本文化的独特定位，并寻得到了日本汉诗文化发展中“媚外仿异、化异为己”的不竭泉源。永井荷风在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江户汉诗的阐释过程中，明确表达出了“反对一概否定由中华文化演进而来的传统文化”的文化态度，他主张“传统文化中尚存有未熄灭的生命”，也正是此种“未熄灭的生命”才赋予了日本文化绵延的发展空间。换言之，江户汉诗可谓是在中日古代文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日本文人根据本国的传统文化、审美趣向、风俗习惯，乃至生活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汉诗文学内容与表达形式。

此外，永井荷风还采用插叙和补叙的手法，在《下谷丛话》中不时插入“大正”“今日”等字眼，在一种观古照今的视野与荣古陋今的口吻下，泣诉了当下日本在全盘西化下的文化乱象。一部分的学者将此视为是永井荷风借古讽今的时代诘问，并因此将《下谷丛话》称为“以家族史传、立醒世良言、反文明开化”的逆势之作。但笔者以为，透过不同时代的文化表象转变，我们更应该发现，日本文化的基本底色并没有因“面子”的时过境迁而引发“里子”的一改故辙，拥抱外来文化的普遍性原则仍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其结构性的作用。对此，永井荷风本人早在其随笔《虫干》(1911)和《向岛》(1927)中就曾袒露过这一想法：

日本社会的内部有如此的一面，那就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泛起一阵崇尚外国思想的潮流。历朝历代，国人对于来自海外的新说总是无比地热衷，历史也证明了这些新的东西一定会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带来相应的效果。

过去时代的艺术文化，我们没有什么不是仿效中国的。这其实和大正、昭和年间的全盘西化没什么两样。我国文化无论今昔都不外乎是他国文化之假借。今昔之间仅有之差异是关于外部文化假借的方法和仿效的精神：一是极为真率，一是甚为轻浮；一是对他国文化认真咀嚼玩味，使之成为自己囊中之物，一是相反，一味盲从迎合新奇而全然无暇自顾。

显然，永井荷风对近代日本全盘西化的文化策略是不满的，但他的不满，并非泥古守旧的蛮不讲理，而是建立在尊重日本文化发展规律之上的据理力争。龟井胜一郎指出，近代日本语境中的“传统”，是以各个时代下的危机意识为根本而被再发现的。依照这一逻辑，永井荷风在《下谷丛话》中将所谓“危机”描述为“时代思潮变迁的危机时期”，并将发现“传统”的目光投向了江户汉诗文这一日本传统文化。他通过对既往文化事实的检视与剖析，察觉到了文化表象流变背后的深层人文定力，感知到了日本文化的演进总是处于一种“仿效他者与自我创新”的循环往复当中，且最为重要的是，他领悟到欲要使“仿效”顺利进阶为“创新”，其间不可或缺“对他国文化认真咀嚼玩味，使之成为自己囊中之物”的“内化”环节。基于此，永井荷风将近代日本打着“文明开化”旗号的西化风潮视作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近代模仿”，并对近代日本“全盘西化”的文化策略提出了系列批评。

综上所述，永井荷风诉诸家族史传书写，完成了对日本文化的结构性检视。他凭借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导入，将个人层面的“家族文化传承”映射至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演进”，并以一种历史后来者的身份进入了传统的脉络之中，既厘清了传统的样貌、识别了传统的结构，也发现与放大了日本文化中固有的敞开性和生长性因子，即他所说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的文化都是靠着对先进大国的仿效和吸收进而逐步生成的”。因此，《下谷丛话》除了是一部家族史传，更是一部有时代发展眼光的文化箴谏之作，它能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把握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质内涵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