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语境与治理逻辑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道德领域的具体体现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因应美好生活新需要和道德治理新常态,深刻检视公民道德品质构成要素的新语境,全面梳理公民道德治理中国方案的新逻辑,以“美好生活”的认知语境阐释“时代新人”的思想逻辑,以“人民至上”的情感语境彰显“国家在场”的政治逻辑,以“制度优势”的意志语境拓展“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以“道德赋能”的行动语境厚植“有效治理”的实践逻辑,通过“道德实践的语境创新”与“道德治理的赋能逻辑”之间的双向互动,推动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新时代公民道德;道德语境;道德治理;道德赋能

国家、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积极互动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特征、主体根基和创新动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因应时代发展课题之变和利益诉求内涵之变,积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进程中,切实汇聚彰显全社会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深化道德教育引导,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治理道德网络空间,需要积极推进与“时代语境”“公民身份”“道德共识”相配套的生态赋能体系和协同治理路径,全面深入阐释分析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的认知语境与思想逻辑、情感语境与政治逻辑、意志语境与理论逻辑、行动语境与实践逻辑。

一、“美好生活”与“时代新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认知语境与思想逻辑

“美好生活”与“时代新人”是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永恒主题,更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议题,其认知语境与思想逻辑不仅体现了公民道德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代社会指明了发展方向。公民道德是一个现代公民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应该普遍遵循的社会准则,是人们为了美好生活所达成的道德期望导向的内隐协议,在本质上是道德生活中共情与互惠的内在统一。一个国家或民族若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自己独有的文化基础和道德信仰,否则就丧失了思想价值和道德观念的认同基础,其结果必然是精神式微、价值缺失、道德衰败。从中国古代的“人类大同”“小康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和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人类社会追求美好生活与人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都是以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的。我们党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与“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社会治理”对标对表,坚持立根塑魂、正本清源,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公民道德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认真梳理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路向,正确看待国家治理演化、社会结构变化、公民道德进化,切实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演进和治理逻辑研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深度结合中寻求规律性和制度性的高度契合,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治理创新寻找“中国逻辑”“制度密码”“治理规律”,这些对于推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培育时代新人、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公民道德不同于个人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形成并存在于现代公民社会中,是公民主体在社会成员交往过程中应该具有并遵循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国自古就有“德治”或“礼治”的话语体系,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初期。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审视公民教育的现代性,主张通过“立公民”、培养“新民”人格特质去建构公民道德,以“群学”作为“正德之根本”去认识和分析社会道德现象,以此改变旧中国“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的现状。五四运动前后,革命先驱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道德观,希冀通过民众以“行为的标准”去“铲除此种社会之缺陷”,“谋人类之幸福”,公民道德状况逐渐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核心标准。随着道德本位的“差序格局”社会网络逐步进入乡土中国研究视域,公民道德作为民众的行为标准与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文明标志。公民道德的形成有赖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其在本质上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道德开始沿着“经济生活→道德生活→道德关系→道德现象”建设理路,更加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进行正确、全面、深入的科学分析,强调要通过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充分调动起个人的道德热情和积极性,去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问题。进入21世纪,公民道德作为“角色道德”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好公民”对“社会文明”的决定性和表征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关心公民日常行为开始成为公民道德实践的重要任务。道德治理离不开法律制度保障、良好政策导向和利益引导机制,需要把一些社会公共生活中共识性的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通过加强对文明行为、社会诚信、志愿服务、勤劳节俭、尊崇英雄、孝亲敬老、见义勇为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和治理行动,实现法律政策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面向21世纪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既不能搞历史复古主义,又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需要从“美好生活”(“人之社会”的孜孜追求)与“时代新人”(“社会之人”的时代要求)这两个核心议题展开,梳理反思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使我们对“公民道德”的主要内涵、基本规范、主要领域、动力机制、制度保障、外在环境等方面具有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论实践认知,在适应公民道德素质认知语境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公民道德认同的思想逻辑,推动公民道德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公民道德素质对文化强国形象的树立、国家形象的自我完善与修正、国际社会对中国印象的定位有重要的影响。道德治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以来,“道德治理”内涵已不再限于“以道德方式的治理”,而是扩展到并更倾向于“对道德问题的治理”,巩固提升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被列上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议程。站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以国家认同的理性认知、情感体验和美德践行规范公民道德的建构功能。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体现在道德治理的主体多元,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制度化,道德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治理的灵魂作用。道德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关键所在是以“治”促“理”,重在遏制和矫正恶行,充分发挥道德“抑恶”的社会作用。道德治理所立足的基点是政府、社会和公民三者的有机协调配合与各自承担不同责任的多元结构,道德治理应重点处理好正利益与正观念、正法制与正人心、正官德与正民风这三种关系。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就是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宣传道德正能量,引领社会新风尚,遏制当前社会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营造一种良好清明的社会风气,塑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大国形象。公民道德规范不能脱离生活时代和社会制度,应该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治理价值目标,有分析地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等道理,采取先公德后私德的道德建设路径,强调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充分展现道德治理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和感召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指导性文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站位新时代对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以培养时代新人为基本目标的公民道德养成实践,涵盖公民道德知识养成、公民道德情感养成、公民道德意志养成以及公民美好生活建成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公民道德养成的观念基础、内在动力、根本任务以及实践依归。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保障,着眼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深度参与服务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社会治理,以道德力量滋养法治精神,以法治理念体现道德观念,坚持德治、法治、政治三治融合治理,推进国家道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自近现代以来直至进入新时代的发展历程,深刻反映了从“正德治乱”到“美好生活”道德认知语境之变和从“新民救私”到“时代新人”道德思想逻辑之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跨越,开始由现代化国家向现代化强国迈进。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逻辑,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培育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开辟了道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为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亟待强化中国语境,彰显中国特色,从终极关怀的道德意识、共同信念的道德关系、底线伦理的道德活动三重境界把握“美好生活”与“时代新人”的道德属性。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需要明确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双重视域”的格局定位和兼具“对象性解释”“工具性解释”“过程性解释”的内涵定位,从“政治原则”“价值引领”“传承创新”“知行合一”“法治保障”“有效治理”等方面凝练鲜明时代特征。在现实生活道德空间,需要重点关注公共领域的地缘关系、工作领域的业缘关系、家庭领域的亲缘关系、身体领域的心缘关系;在网络社会道德空间,需要明确网络空间文化的道德取向,强化网络文明行为的道德自律,倡导网络公益力量的道德实践,加强网络环境秩序的道德治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根基,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公民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神动力,以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历史使命。

二、“人民至上”与“国家在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情感语境与政治逻辑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既是一个具有时代观照、世界关切的包容性课题,更是一个极具中国语境、民族情境的实践性命题,其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道德、革命道德、改革道德、建设道德、共生道德的内生性演化,而不是西方道德文明、道德规范、道德体系、道德理论、道德实践的外生性移植。中国式现代化是与“高质量发展”“治理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需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与内在需求,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其中“人的道德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学界道德研究流派繁多,但主流观念以“国家道德中立”态度居多,将公民道德视为“公域”之外的“私事”,主张“个人权利优先论”。(1)伦理学取向的公民道德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应体现在活生生的个体身上才是具体的,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把美德的理念现实化,过有道德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做正当的事。麦金太尔提出社群主义道德教育观,倡导优良公民道德的主动性获得而非被动性灌输,要创设一种情境使得公民可以通过社群内部的社会生活交往获得“同情之理解”。无论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德性伦理学所宣扬的“伦理的德性”“理智的德性”,还是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现代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所推崇的“道德社群”“实践智慧”“道德共同体”,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对道德危机的理论思考和解决方案,明晰“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当代”的历史脉络、“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论”的形态演进、“从建构到表达再到反思”的逻辑规律、“从原始伦理到人际伦理再到生态伦理”的实践要求。(2)社会学取向的道德理论。道德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涂尔干希冀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道德领域中的社会事实,认为道德教育实践有三个重要指向:“道德的首要要素:纪律精神”,“道德的次要要素:对社会群体的依恋”,“道德的第三要素:自主或自决”。库利“镜中我”理论指出:“自我”道德人格是经过“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三个阶段的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乔治·米德“社会角色理论”认为道德社会化的实质是一个经历“模仿”“嬉戏”“博弈”三个阶段“角色扮演”的社会化进程,这是一个从只能扮演有限的、特定的角色到能够扮演普通的“泛化他人”的角色的演进过程。道德社会学通过道德科学去回应社会伦理与道德事实,从道德社会化的视角分析道德事实的社会关系和发生机制,进而对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道德生活事实进行研究,揭示和建构不同的道德景气及相应指标体系。(3)教育学和心理学取向的道德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道德社会化贯穿人的一生,童年生活经验对道德人格和成年生活影响重大。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道德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获得和改变,儿童道德行为取决于社会环境条件。道德教育学和心理学更多关注“认知方式”“人格结构”“观察学习”“道德发展”,强调“教育即生活”,道德教育应回归“生活世界”,更加重视历史环境因素和内部本能欲望,把人的存在当作思考、解释和寻找事件的意义。(4)政治学取向的道德理论。卢梭积极倡导“社会契约论”“个体教化的公民道德养成”“政治共同体的教化模式”,主张把个人的自然德性当作国家的基础,积极寻求政治社会建立的道德基础,认为个人必须接受教育才能成为有德性之人,力图使个体意志和公共德性在其本性和现实层面达成一致。正义论者主张制度正义原则优于个人道德原则,在保护个人道德选择自由的前提下,以制度的正义性为社会道德划出底线。总体来看,西方学术研究观点更多关注对道德社会化的学理性分析,主要存在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的不同理论取向,各自从不同论域解释道德行为发生机制、研究道德行为事实。政治与道德或许具有目标上的利益同源性、手段上的功能互补性,然而,大多西方国家道德理论在其论证逻辑和政治倾向上“是以消解国家权威逻辑,促进治理多元化、去中心化为旨趣的”。“国家在不在场”的内在困境也正是导致“历史与现实冲突”“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症结所在。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我们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情感初心和政治逻辑就是“人民至上”“国家在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植根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是国家运行的制度载体和机制保障。“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唯有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的政治原则,积极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之中,才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获得其现代适应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经历着“从自律向他律”“从认知到认同”的引导范式转型、“从体制到机制”“从领域到情境”的供给方式转型、“从能力到体系”“从倡导向治理”的治理模式转型、“从高蹈向底线”“从现实到网络”的养成模式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伦理与“独立自主”的实践伦理,开辟出一条摆脱现代化普遍主义幻境与独断伦理困局的自主实践道路,构筑了世界现代化的先进范例③。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既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的翻版,而是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治理理论创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复合思维逻辑去推进道德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治国理政的重要范畴。这既有益于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有助于解决以资本为原则的“多中心治理”难以应对的现代性危机迷思,为人类道德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实践。

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意志语境与理论逻辑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既表现为一种道德制度安排,更体现出一种道德理论创新。道德实践初衷在于通过行动的应然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关系的积极协调,最大限度地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促进身心灵和谐统一以寻求整体的健康与灵性的成长,达成天地人的和谐共生以实现生命的意义和生态的价值。对于具体领域、具体环节的具体问题以及特殊人群、特殊事实的特殊矛盾,需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求具有现实性和操作性的道德共识,建构和确立不同领域的具体价值原则和不同人群的具体活动准则。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思想指引和基本方向,扬弃而非摈弃传统道德文化,吸纳而非采纳西方道德文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民道德制度安排与理论体系,切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效能。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鲜明的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社会普遍道德失范现象,在根本上源于社会生活关系及其秩序的不公;只有在一个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中,才会有社会的清明道德风尚。”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这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法律命题。公民道德建设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为规则体系与行为规范的合理性和规则标准与治理行为的正当性,这需要在国家方向、社会导向和公民取向上实现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有机统一,也需要治理主体之间德法目标一致、权责边界明确、目标和手段符合社会预期。国家、社会与公民三者之间的信任互动关系是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条主线,必须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贯穿到道德建设各方面,并且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践行的重要途径,以此巩固国家根基性、延展社会整体性、激活公民主体性。道德治理目标决定着道德治理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在道德治理活动中起着指导、调节、控制等重要作用,使整个道德治理过程不断趋近于目标并最终实现既定的治理效果。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空间、治理机制、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组织架构、运行规则、制度安排上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建构教育“向善”、榜样“劝善”、制度“扬善”、舆论“抑恶”、技术“防恶”、法律“惩恶”等方面体制机制,构建起一个多元参与、协同联动、优势互补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制度体系。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需要对相应制度供给进行科学定位:(1)道德制度供给质量目标——应努力将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服从和道德行为自觉。(2)道德制度供给过程目标——提升制度供给的道德意愿和道德能力,努力克服滞后性和偏差性。(3)道德制度供给效能目标——协调平衡制度供给在“强制性与自发性”“特殊性和一般性”“正式与非正式”等方面关系,增强制度供给的道德效力和治理效能。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特别重视治理效能。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既是一项“历史、世界、现实”广度延展而“复兴、包容、创新”力度集聚的理论活动,又是一项“原则、规范、体系”高度一致而“境遇、场域、经验”深度分化的实践活动。公民道德养成要达到立根塑魂的实践效果,需要价值引领(方向)、主体自觉(动力)、公共交往(关键)、公共生活(根基)、良善制度(保障)多重因素同频共振。基于效果和问题来看,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构成要素的时代性、理论基础的思想性、制度安排的价值性、治理能力的内涵性、治理体系的完备性、治理效能的有效性。从治理理论的视角观照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其治理主体应该包括国家、社会、公民,不同主体通过表达、沟通、协商等机制,在不同领域对道德治理负有不同责任、发挥不同作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各尽其责、合作联动,从而实现道德治理效能的最优化和最大化。新时代公民道德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需要积极顺应“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党委领导强化政治原则、思想路线与组织保障方面的道德赋能,通过政府负责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通过社会协同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通过公众参与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实践能力,通过法治保障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通过科技支撑推进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网民都应承担起网络道德治理的共同责任。

四、“道德赋能”与“有效治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行动语境与实践逻辑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解决好“治理主体的道德能力”与“道德问题的治理能力”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需要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能力匹配,而主体道德能力和道德治理能力则是道德赋能的两条重要渠道。道德勇气是主体道德能力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件,这是一种“敢于捍卫道德的勇气”,在很多时候比血气之勇更考验一个人的信心、决心和耐心。道德勇气的精神特质是“对道德原则的坚守”“对捍卫道德原则的危险的充分意识”“对那种危险心甘情愿的忍耐”三者的交集部分。治理主体的道德能力需要结合道德决策运行机制,依据“道德勇气清单”,循着“评估情形→扫描价值→坚守良知→深思危险→忍受困难→避免陷阱→学习道德勇气”的步骤去梳理确定。道德问题的治理能力主要围绕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职能对象化、治理环境法治化、治理方式智能化、治理水平专业化等五个方面展开。针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需要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去提升道德治理能力。国家需要提升道德战略规划制定能力、道德信用征集评估能力、道德制度供给保障能力和道德治理震慑执行能力;社会需要提升道德实践组织能力、道德舆论监督能力、道德示范引领能力、道德风尚匡正能力;公民需要提高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道德行动能力。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坚持“价值引导”与“规范约束”并重、“积极倡导”与“有效治理”并举。道德建设需要遵从“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圆融自洽的生成逻辑”“赏善罚恶的价值逻辑”,努力克服相对于新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滞后性、圆融自洽障碍以及价值结构失衡等问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坚持倡导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传承复兴中华传统美德,包容性地看待西方道德文明,创新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深刻认识与反思道德价值的整体性和领域性、道德实践的公共性和私人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好“道德共识”这个认知前提和思想基础。党政、社会、公民、媒体、企事业单位等都要参与协同治理,各自在治理体系中发挥不同作用,如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党政部门的建设责任、主管单位的指导责任、社会组织的行业责任、舆论媒体的监督责任。要围绕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持续强化公民道德的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能的教育引导策略——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教化、政府教导;提升治理效能的实践养成策略——文明行动、群众创建、诚信建设、志愿服务、仪式礼节、绿色生活、对外形象、网络自律;提升治理效能的制度保障策略——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社会规范、专项治理。

公民道德建设成效如何需要科学严谨的评价标准去衡量。基于社会学方法的量化分析研究,建构新时代公民道德测评指标体系可以为把握公民道德发展状况提供理论模型和评价工具,为公民道德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和工作指导。构建“新时代公民道德品质”测评指标体系,需要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指标设计规范,秉承“价值优先”理论模型和“知情意行”道德心理四要素构成,充分体现公民个体道德发展成熟度和社会整体(群体)道德治理实效性。可以依据“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建构相应的“好社会公民”“好职业建设者”“好家庭成员”“好个人品行”测评量表。只有通过持续关注社会整体、不同群体和公民个体的道德事实,深刻揭示新时代公民道德现实状况和突出问题,客观描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图景,合理解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演进规律,科学预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未来发展,才能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