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文献中时间概念的多重隐喻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引用格式：钱建成,李梦姣.论先秦文献中时间概念的多重隐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29-135.

一、具象思维与概念隐喻

“隐喻”这一术语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宋朝陈骙的《文则》，但中国古代一直将隐喻视为一种语言修饰手段，隐喻研究也基本上集中在修辞学范畴内。与西方隐喻研究相比，中国古代隐喻研究多是对隐喻的感性认识，未能形成有影响的理论体系，且较少关注隐喻的本质、结构和运作机制等。由于人们对隐喻的本质及其机制等实质性问题的看法不同，对隐喻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所以也就大致形成了传统修辞学领域的隐喻和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概念隐喻两种观点。

传统隐喻观认为，隐喻是词语层次上的一种修辞方式。从形式和结构上看，隐喻是对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在功能方面只是起到可有可无的语言装饰作用。修辞学范畴内的“隐喻”与“明喻”“借喻”并列，三者合并属于比喻类。就修辞功能而言，它具有化抽象为形象的功能，借此物言彼物，有助于表述复杂的内容，从而引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以理解抽象的概念或复杂的事物。这种意义上的“隐喻”，实际上就成为“比喻”的一种，即打比方，也就是“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以便表达得更加生动鲜明”。传统隐喻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认识到了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是语言自身的问题，只与文字、修辞有关，没有考虑到隐喻的使用受到人们思维意识的影响，并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关于隐喻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文学与修辞学领域。这样，隐喻的运用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换字游戏”。

莱考夫与约翰逊在其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了概念隐喻，认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形成人类概念系统的重要认知手段；隐喻从根本上来说是概念性的，用具体的概念去理解抽象的概念，是人们理解抽象概念和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视域下，隐喻是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之一，不但可以用来解释词汇范畴，而且可以用来解释复杂的科学、政治以及社会问题。概念隐喻关注的是隐喻所反映出来的思维，隐喻使用者构建的概念隐喻受其本身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意识层面的活动或者加工成果，体现出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

早期中国人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自己认知事物的方式，这一记录可追溯至伏羲，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自然气象、天地万物都是伏羲八卦图创作的源泉。从生活中的事物入手，用具体普遍的事物来表达抽象不可言说的抽象概念，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具象思维。具象思维“是汉民族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典型思维特征。特点在于认识新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时，往往是凭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习惯于‘设象喻理’，从直观的感受、体验出发，运用想象、联想、类比等思维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意象化，从而在整体上对客体进行直接的把握，不同于西方的那种严密的实证精神和数学描写方法”。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隐喻理论为这种具象思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我们通过对隐喻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早期中国人概念思维所依据的原型。汉民族隐喻式的认知方式由来已久，早已在不经意间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并内化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世界的能力。时间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莱考夫和约翰逊概念隐喻理论的哲学化转向中关注的重要哲学概念之一，其中包括时间概念的确立、表达，以及其本身所包含的哲学意识。认知科学家普遍认为，时间是通过空间来概念化的，人们通常用空间方面的词汇来理解或谈论时间。但实际上，“时间”这一概念比我们通常想象得更为复杂。汤恩比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测定时间，是依靠在空间范畴为我们的意识所能把握的指标。比如，我们通过对空间现象的感知而感觉到每天昼夜的转化和每年四季的变化。”这包括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自然物候的变化、人事物运动及活动规律的丰富感知，这些感知的获得都依赖于人类自身丰富的感觉方式。简而言之，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和感知过程中获得的切身体验为隐喻思维提供了基础。

就时间概念而言，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时”与现代汉语“时间”的含义并非完全对应，它往往与农耕时令有关。人们的计时方法、对某一特定时间的关注，既体现了吉凶占卜等现实需求，也包含了客观条件下不同的时间、气候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先秦文献中有不少与时间概念有关的表达，涉及农业种植、渔业捕捞、婚丧嫁娶等多个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时间的朴素认识。本文拟以先秦文献为基础，结合《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中有关时间的词语及句子的分析，去探讨先民们是如何以自身对空间方位的感知体验，以及在日常生活生产中获得的经验为基础，实现对计时方法的完善，以及对时间特点的描述的，进而揭示出早期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以往的研究相区别，本文以时间隐喻的实现方式为分类标准，将先秦文献中与时间有关的隐喻分为“时间是空间”与“时间是客观实体”两大根本性隐喻。

二、时间是空间

空间隐喻是人类语言中最基本的隐喻，表现在语言形式中就是从空间域投射向非空间域。从已有的研究发现看，空间隐喻普遍存在于日常语言当中，人类的许多抽象概念都是通过空间隐喻来构建的，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紧密关系早已融入人类的思维体系当中。因此，时间和空间的隐喻是隐喻研究的基础，空间隐喻是构建时间隐喻的基石。“要想感受体验现在，就必须把过去和未来概念化。不用隐喻似乎不能把时间概念化，也就无法谈论时间，这些概念化是人类理解时间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时间不能独立于心智而存在，时间构建了人们的真实经验……隐喻认知机制则允许人们利用空间运动的经验，以便把与之关联的事件域概念化，这才有了时间的隐喻概念化。”

虽然在表述的过程中，“时”在“空”前，但是在认识产生的过程中，人类则先有的是空间概念，即人类对空间的感知早于对时间的认识，两个概念的先后顺序正解释了人类何以经常会以空间来隐喻时间的问题。空间概念在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表达过程中起辅助作用，时间与空间之间所形成的投射可以概括为“时间是空间”这一根本概念隐喻，亦可称之时间的方位隐喻。“正如人类空间方位的基本经验产生了方位隐喻，我们对自然物体（特别是我们的身体）的经验为非常多样的本体隐喻提供了基础，也就是提供了把事件、活动、情感、想法等看成实体和物质的方式。”当代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对此一观点已经进行了实证意义上的验证。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发现，隐喻能力的提升以儿童获取知识和时间经历的发展为基础，人们对时间的概念隐喻产生于空间感知之后。周榕在《隐喻认知基础的心理现实性——时间的空间隐喻表征的实验证据》一文中，通过对隐喻系统时间语句进行的实时在线考察，发现人们在对时间关系进行推断时，的确出现了从空间向时间的范畴映现。这一实验为隐喻认知基础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证据。

空间方位名词范畴内的不同方位词常被用来指称、描述时间这一抽象概念。汉语中最基本的空间方位名词有“上—中—下”“前—后”“左—右”“内（里）—外”等，这些空间方向来自我们的身体及其在物理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上—中—下”“前—后”在空间范围方面属于纵向指示，“左—右”“内（里）—外”属于横向指示。方位词与表示一定时间范围的词如“世”“纪”“代”“古”等组合，构成“上世”“前世”“前代”“后代”等表示时间的词语，将空间意义上的位置指向赋予时间意义，从而形成时间概念的方位隐喻。如《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上古”和“后世”同时出现，从时间先后来看，“上古”为早，“后世”为晚，过去和未来同在，“古”和“世”都是表示一定时间范围的单名词，与方位词“上”“后”组合构成了具有时间早晚意义的词语，使时间有了先后顺序。又如《孟子·公孙丑下》云:“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尚书·周官》云:“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九章·惜往日》云:“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其中的“前日”表示从前、过去之意；“前代”指以前的、过去的朝代；“中日”即日中，表示一日的中间时间，即中午十二时左右；“前世”即此前的世代。“前”“上”代表时间轴初端的方向，隐喻我们今日所说的以前、过去，属于时间范畴中的过去；“后”“下”代表时间轴发展前行的方向，隐喻将来或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时间范畴中的将来；“中”则介于其间，在时间段的中间位置。具体关系可用图1来表示。

时间概念中以纵向顺序的方位名词最为常见，下文以先秦文献《庄子》中的文本示例加以论证。“前”和“后”这一组反义词，本义指空间域位置关系中事物的前边和后边，后引申至时间域，用来表示时间的先、后、早、晚，即从开始到结束的一段时间，它的引申义成为《庄子》中“前”“后”方位隐喻最主要的映射。就“前”和“后”向时间域的投射来说，何为前、何为后，取决于参照系的设定。正如韩玉强、刘宾所言:“汉语空间隐喻中的时间认知存在以主体参照（自我在动）和客体参照（时间在动）两个参照系。以客体参照来看，不管是在将来，还是过去都不会对‘前’‘后’早晚次序产生影响，‘前’表示较早的时间，‘后’表示较晚的时间。”《庄子》文本中体现的即后者。譬如:

（1）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庄子·德充符》）

（2）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庄子·徐无鬼》）

（3）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

（4）夫圣人之知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庄子·应帝王》）

在例（1）中，叔山无趾犯了错误之后向孔子请教，“前”指请教孔子之前、无趾犯错之后。在例（2）中，“前”指射箭之前考虑谋划制定目标。这两例中出现的“前”都以事件发生顺序为时间线索，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事件的前后所指具有相对性，出现多事件并存的情况时，表达的意思也会有所不同。在例（3）中，庄子所言“真人”是与道家所崇尚的价值观一致且时刻保持自身本性的人，“真知”是对世界和人类的至高体会，“真人”是“真知”实现的前提。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在例（4）中，庄子认为圣人治理天下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只有先端正自己的行为，然后才能将正德推行四方，用行为感化他人，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无论是“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还是圣人先正己而后实现治理天下，都强调以个人修身为先（前），在时间范畴内，“前”表示早，“后”表示晚。

“上”和“下”这一组反义词与“中”搭配时，常用来指示垂直层面的不同位置，垂直方位词语与表示一定时间范围的单名词搭配描述时间，形成从始源域空间方位向目标域时间的投射。譬如:

（5）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庄子·天地》）

（6）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逍遥游》）

（7）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庄子·天道》）

（8）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庄子·盗跖》）

（9）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庄子·大宗师》）

在例（5）中，至上的神人乘驾光辉，不见形迹，庄子称之为“照旷”。“上神”这一说法出自《礼记·礼运》，其文曰:“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孔颖达疏曰:“上神谓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气，谓之上神；指其亡亲，谓之先祖。”可见，先祖在上位，称为“上神”，从时间层面来说，时间之“早”与“上”之间形成映射，构成“早为上”的概念隐喻；也可以理解为尊先祖为上位，故称“上神”，构成“尊为上”的概念隐喻。在（6）（7）（8）三例中，“上古”“上世”“下世”都属于时间表达方式，“上”“下”与有时间意义的“古”“世”组合构成词语记录时间。上古指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上世指上古时代、前代祖先，下世指后世，下世与上世结合起来表示世世代代。在例（9）中，从朝代顺序来看，显然有虞为早，五伯为晚，将时间轴纵向展开，时间越早越靠上，时间越晚越靠下。总体来看，这几例将“上”“下”所表示的方位意义投射至时间域，时间轴以纵向的方式展开，“早”与“上”相对应，“晚”与“下”相对应，形成了“上为早”“下为晚”这一组概念隐喻。

从以上数例可以发现，“上”“中”“下”和“前”“后”两组表示方位的词语都属于空间范畴，空间方位的具体指向与抽象的时间概念之间形成投射，共同构成“时间是空间”这一概念隐喻。在汉语的时间表达层面，纵向顺序在空间方位感知方面显示了较高的优越性，中国人注重时间纵向思维的这种倾向称为“后馈性”，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传统。正如有学者所言:“经过长期积淀，这一传统使中国人重视回顾自己的历史，崇拜祖先，尊重经验，推崇传统，以托古求认同，以‘古已有之’为立论准则，以‘故纸堆’而非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习惯在古人、圣人、前人、权威的思维模式和历史结论中再思维，强调历史的继承性，不敢怀疑和批判，缺乏否定和超越的精神，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从概念隐喻的始源域角度来看，先秦诸子典籍建构了以方位为本体的概念隐喻。方位隐喻是中国早期先民认知世界的基础，其对应的目标域包括权势、地位、时间、状态、品质与发展趋势等，构成投射的基础是人的身体经验，包括对空间方位的感知与理解，这些都属于常规隐喻。方位词语与地位尊卑之间的隐喻对应关系构成了方位隐喻的特殊蕴含，表现为人们的地位尊卑、等级高低，等等。

方位隐喻是以空间方位概念为始源域向其他认知域或目标域进行映射，进而获得引申和抽象意义的认知过程，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体现。具体而言，他们为了生存，努力去观察、理解和应对周围的环境，用感官系统去感知空间方位，进而用空间方位去描述时间、范围、状态、数量、社会地位等概念。正如李宇明所言，由于空间关系在人类认知中的基础性地位，人们习惯于把空间的范畴和关系投射到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上，借此把握各种各样的非空间的范畴和关系，空间是把握社会、认识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表达各种认知成果的基础，空间范畴和空间关系在人类的文化心理中具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显然，“时间是空间”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

三、时间是客观实体

时间与空间并存，构成“时间是空间”这一基本概念隐喻，实现了抽象时间概念的可视化。但这种表达方式对于复杂的时间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先民在表达时间概念时，除了将空间与时间结合形成“时间是空间”的概念隐喻之外，还努力在抽象时间与具体物象（包括天象、气象、物象、人事等）之间建立联系，形成“时间是客观实体”的概念隐喻，以弥补前者的局限性。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认识并感知植物、动物、天气、日月星辰等客观事物及其变化，这些由感知而来的切身体验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时间的基础。昼夜交替是古人对时间最初的感知，但是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时间开始逐渐被精确化，日月形状与位置的区别，动植物对季节、天气变化的反应等，也不断地被用于时间的表达，这一切均构成了记录或表现时间的基础经验。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对概念隐喻理论的论述，这些基础经验就是时间概念隐喻构成的经验基础。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生活经验的局限，古人在表达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时间概念时，无论是动态的变化还是静态的时间点，都是以客观存在事物作为始源域的选择范畴的，他们在始源域和以时间变化、时间点所代表的目标域之间建立有效的映射，进而将这一认知方式固定下来并最终形成一种自觉的思维方式。

1.以人事隐喻时间

作为世界变化的亲历者，人类见证了时间的变化和流逝。先民在认识事物时习惯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时间看作“人”本身。人类所处环境的变迁，人的身体经验、社会属性、人际关系等因素，都可以统一概括为“人事”。与人事有关的要素都可以被用来隐喻时间概念，借人事来记录时间或者描述其变化都属于“时间是人事”这一概念隐喻。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彼此之间在人际交往中生发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关系网络同样可以投射至时间范畴，在人际关系与时间概念之间形成概念隐喻。我国古代宗法社会依照有等级的纲常制度而运行，人与人之间讲究次第顺序，社会亦遵循纲常顺序而运行。譬如，兄弟之间以伯（孟）、仲、叔、季排序，这种方式被用于时间范畴中，就有“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季春”“季夏”“季秋”“季冬”之别，表示次序的词语与四季名词搭配，实现了对月份的具体描述。

人类自身的活动、变化等也经常被用来隐喻时间。譬如，“旋踵”意为调转脚跟，用来比喻时间极短。类似的词语还有“展足”“俯仰”“转眸”等，它们都是借身体活动来记述时间的短暂。人的年龄随时间而增长，因此，记录年龄变化也被列入时间表达的范畴。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特征各异，于是，以人的头发、牙齿、视力、体力、皮肤等身体机能的变化来记述年龄的方式便屡见不鲜。例如，以襁褓指婴儿，以垂髫指幼儿，以幼齿指幼年，以总角指未成年，以及笄指女子十五岁，以鲐背指老年，等等。

2.以天象隐喻时间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已经在黄河流域出现。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人们需要准确地根据农时来安排农事活动。古人认识到日月星辰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规律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于是用可见的星辰运行来标记不容易把握的时间变化。人们根据日月星辰的位置来标记一年中气候变化的节点，这就产生了时令的概念。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时间点的表达多建立在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以太阳、月亮的出没为标志的昼夜变化，不仅体现在“日”“月”在文字的构造的图像化上，而且体现在“晨”“昏”“暮”“月吉”“月半”“月朔”“月晦”等系列时间名词的产生上。如《东门之杨》中的“昏以为期，明星煌煌”，《离骚》中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都提到以“昏”为约。“昏”表示天刚刚黑，太阳下山时夕阳将天空染出了黄色，天色的变化也被古人用来隐喻时间。在无法使用精确时刻来约定时间的条件下，昼夜交替、云彩变化、太阳和月亮的位置移动等，均能成为人们把握时间的依据。日月星辰的变化被作为指称时间的始源域，根据它构建的时间隐喻的表达方式，正是隐喻思维作用的直接结果。

3.以物象隐喻时间

古人对时间的感知还来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家养的公鸡清晨鸣叫，日日如此，因此天微亮的这一段时间就因鸡鸣而得到了固定。虽然一年之中昼夜长短会有区别，每天的日出时间也不一样，但鸡鸣之时即黎明之初，并不妨碍人们对时间的约定。如《礼记》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这里以鸡鸣的时间作为登朝准备的时间点。古人往往将生产活动的经验与时间记录相联系，以农事及植物的生长规律来记时，这已成为古人一种独特的计时方法。《七月》云:“蚕月条桑，取彼斧斯，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高亨注:“蚕月，即夏历三月。”养蚕的月份即为蚕月。《左传·庄公八年》载:“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瓜时”，即瓜果成熟之时。《管子·度地》载:“大暑至，万物荣华。”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被称为“大暑”，大致对应阳历七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大暑之时，万物繁茂生长，呈现荣华之态。植物一年四季的变化模式为“时”的观念提供了模型，季节时令的变化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时间虽然不可见，但动植物的生长历程中构成了它的外在表现。

先秦文献也有其他用物候现象表征时间、确认季节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这是远古时期少皞氏部族记录四季的方法，他们以不同种类的鸟的出现时间来作为区分四季的标志。凤鸟被命名为掌历法之官，玄鸟（燕子）是报春的使者，它以春风来，秋风去，所以被命为执掌二分（春分、秋分）之官。《时训解》春分节下第一项即“玄鸟至”，这亦见于《夏小正》对二月物候的相关记载。还有其他三种鸟类。伯赵即伯劳，“夏至鸣，冬至止”，亦见于《时训》《小正》相关时令；青鸟或以仓庚释之，即黄莺，“立春鸣，立夏止”；丹鸟“立秋来，立冬去”是司闭（立冬）之官。

对家养禽畜每日的生活习性、养蚕缫丝的时间规律、农作物的种植节点的掌握，以及对农事活动的安排等，都是先民对生产生活实践日积月累的结果，这种以固定化的实践规律来记录时间的做法反映了古人朴素的时间思维。“而在‘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上古时代，人们没有完善的历法与计时工具，只能依靠对天象（日月星辰的变化）、物象（动植物随季节而起的变化）和气象（寒暑冷暖的变化）的观察来决定农时、指导生产、安排生活即所谓‘观象授时’。”人象、物象、天象、气象都属于客观实体范畴，人们在将客观实体转化为时间隐喻的过程中，产生了“时间是客观实体”这一概念隐喻。隐喻的经验基础和实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日常观察与生产生活所得构成了先民为时间、节气命名的经验基础，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先于隐喻存在，一个后于隐喻出现。

4.以气象隐喻时间

大自然具有风、霜、雨、雪、露、雷、电等不同的天气情况，这些天气现象有时也成为时间的代名词。古代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汉代正式形成，虽然这些节气大多根据太阳在黄道的位置来划分，但也有一部分与天气有关，如小雪、大雪、谷雨、霜降、白露。与天气现象有关的节气命名方式，来源于古人对气象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对天气变化规律的总结。先秦文献中对于这种记时方法多有记载。《礼记》载:“始雨水，桃始华。”“雨水”对应阳历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成为“仲春之月”即春季第二个月的注解。《礼记》载:“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其中的“白露”是指阳历九月八日前后。

5.以水隐喻时间

时间具有流动性、不可逆性的特点，因此，古人在表达时间奔涌向前、匆匆流逝之态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水”这一隐喻模型。水是自然之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在《尚书·洪范》中，水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在《易经》中，坎（水）是八卦之一。古人在奔流不息的江河湖海之水与匆匆而过的时间之间构建联系，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时间快速消逝的特征。这一概念隐喻可以概括为“时间是水”，从始源域“水”到目标域“时间”之间的映射，建立在“时间”与“水”一样都是不停地流逝这一认识基础之上。《论语·子罕》有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感叹时间像河水一样不分昼夜地奔赴向前，一去不回。《列子·力命》云:“美哉国乎!郁郁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之何？”这里的“滴滴”即“滂滂”，形容降水流荡的样子。孔子、列子都以水的奔涌向前来隐喻时间的不断流逝。《论语·阳货》云:“日月逝矣，岁不我与。”“逝”原本是指一种物理移动或者生命的终结，而“日月逝矣”指时间的推移。孔子用“逝”来指时间，正是将流走的河水与“逝”进行了相互参照。将“水”视为时间流逝外化的客观实体，始源域“水”的流动之势与目标域“时间”向前，构成了一组“时间推移是流水”的隐喻表达。水是中国古代的根隐喻，在先秦诸子思想建构中占有极大的比重，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早期生活行为与自然现象相统一的形象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早期“天人共生”思想意识的一种体现。

四、结语

先秦文献中与时间有关的表达方式体现了概念隐喻的思维机制与作用。在概念隐喻思维的影响下，中国早期先民对时间的表达形式，主要围绕动态时间流逝表达和静态时间点表达两个方面展开，以至于形成了“时间是空间”和“时间是客观实体”两个根本性隐喻。“时间是客观实体”包含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时间是人事”“时间是水”“时间是天象”“时间是气象”“时间是物象”，等等。以时间这一概念为核心，每日时刻、日期、四季、农时、节气、一段时间的长度、时间的变化、时间的特点都可归为时间范畴。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时间概念是建立在人类这些日常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人类在认知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对抽象时间概念的具体化表达。先秦文献中有关时间的多样表达方式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概念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作用，也与此同时呈现出了早期中国先人在进行概念思维时所依据的原型。

作为人类认知、思维的基本媒介，隐喻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条件下，并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文化和语言之中。作为古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能反过来对思想文化产生影响。“任何社会都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隐喻认知结构，相当部分的文化都是通过隐喻表现出来并储存在人的记忆中。隐喻反过来又对文化世界产生影响，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投射回文化世界中，影响人们对文化世界的理解。”孙毅亦言:隐喻既植根于语言、思维，又植根于文化，隐喻是一个语言社团文化和经验的积淀，是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隐喻本身是文化的组件，是一个民族文化浓缩的精华，能够折射出文化的点点滴滴。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自然包含有丰富而生动的文化意义，每则隐喻背后都承载着浓重的文化信息，都蕴含着强烈的文化特征，是语言中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而脆弱的部分。可以看到，先秦典籍中的概念隐喻与民族文化之间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隐喻文化”。他们通过隐喻的思维方式来认知世界，乃至构建思想体系的方法，无疑对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