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话语的中国化表征与全球化表达

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话语的中国化表征与全球化表达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中国话语”是个相对概念,在我国一般指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对国外而言,中国话语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官方语言的一种国别语言。因此,“中国话语”往往是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中所使用的一种表述性概念。在人类社会的交往中,由于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硬实力的制约和影响,一个国家的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表达又往往与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紧密相关。在国际新闻传播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与变化,中国话语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自我塑造和发展的过程。中国话语具有自身的生长潜力、势力和张力,从中国话语的本土化内涵和中国化特色建构,到面向全球进行广泛传播,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中国话语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等方面体现和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和面向世界的全球化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

“话语”虽然属于一种言语实践,但作为一个术语却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专用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话语”的直接论述,见之于他们的有关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话语的重要论述,可以概括为文艺话语观、新闻话语观(或言论话语观)、科技话语观、精神话语观等“四种话语观”,它们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理论的基本内容。这“四种话语”观所突出的主题各不相同,文艺话语观的主题是“情感”,新闻话语观的主题是“真实”,科技话语观的主题是“理智”,精神话语观的主题是“理解”。这“四种话语”观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理论的情感性、实践性、通俗性和真理性等话语表征。

针对新闻话语或言论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在办报的实践中深有感触,并在有关论文和书信中重点对新闻出版、精神等话语进行了深刻阐述。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体现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专制,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新闻出版自由的“虚伪性”。他指出:“当时期望颁布的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而现在期望颁布的则是关于书报检查的法律。”马克思认为,这种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是对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侵犯”,而且严重损害了新闻出版工作活动本身的发展。恩格斯也对《不来梅市信使报》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深入的批判,认为该报所”登载的全是一些无稽之谈”并“对它持嘲笑态度”。恩格斯“发表了针对《不来梅市信使报》编辑部的讽刺性评论”,“字里行间表现了恩格斯对虔诚主义‘理性’的蔑视”。恩格斯认为,报上的内容不仅无聊透顶,而且还会给人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这是一张打着言论自由名义、实际上“糟糕的很”的新闻报纸。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话语是人们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的一种产物。话语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现实的“个人”或“共同体”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在与人、社会的交往实践过程中生成的一种语言、意识或思想表达系统,是“个人”或“共同体”的一种语言、意识或思想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一种情感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表现,具有实践性、个性化和集体约束力等特性,并受到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这种语言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即话语理论,“为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话语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打开了对话语问题分析的新视角”。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话语,已经成为人们用来表达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所希望的一种语言。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理论的产生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实践具有密切联系,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真理向往和追求的必然结果。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

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虽然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话语进行了重新认识,但他们对话语的理解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误读。

在法国左翼学者阿尔都塞的话语理论中,话语是作为主体和意识形态互构的“中介”出现的,在主体和意识形态的双向构成中建立起来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他认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就不能持久地掌握政权。”意识形态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中建立起来,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是一种物质的实践行为,话语是主体对意识形态的反应与反映。

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关涉话语的伦理学原则与规范。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概念中引申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即通过语言而实现,具有主体间性的理智能力,通过话语交谈的方式促成交往者达成一致并相互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在人的生活交往过程中起到的建构和决定性作用是一种“元制度”,对于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具有制约作用。他认为,交往理性就是话语民主的理性基础,以话语为基础的交往如果想要达到协调一致并相互理解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话语规范。哈贝马斯认为:“一个成功的话语必须满足三项有效性要求:一是对于参与者而言,它所呈示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二是对于言说者而言,它所表达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三是对于社会的期望而言,它必须是正确的。”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是针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和多元社会整合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作为霸权的话语”是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在他们看来,话语超越了语言学领域,与实际行动相结合,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中,主体的范畴在话语结构中展开,每一个主体的立场都是一种话语立场,每种立场都不能固定在一个差异化的封闭体系当中,也就是说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体系。而在这种开放的体系中,主体范畴被“不完整性”和“多义性”所影响,不可能回到同一化的存在中,这就使得“霸权”链接成为可能。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所谓“霸权”就是一种偶然性的链接实践,放弃了“总体性”作为社会的基本特征,用话语实践来保证开放性社会集体意志的合法性要素。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霸权”理论是建立在对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解构的基础之上,并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话语权力理论”,旨在描述知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知识是权力的形式,知识总是与权力相勾连,知识生产权力,这种权力是通过一系列话语的表述和运作传达出来的。“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降后结构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他从‘话语’这个视角出发,实施对一切权力掌控欲望的揭露与颠覆,即他将任何真理、知识与权威的声称都看作‘话语’。”福柯关于话语理论的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在广泛涉猎哲学、文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基础上,深刻地剖析了话语的形成和本质。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从当代社会问题出发,试图用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来重新阐释话语理论、拓宽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研究视野,这种学术探索的勇气及其批判的精神值得肯定。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又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一方面,他们过分夸大话语的地位和能动性作用,以至于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产生认知上的偏差,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之间天然地存在疏离感和不一致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的话语理论不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其理论创新不免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二、中国话语的中国化内涵建构与传播价值取向

中国话语建构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语言、中国哲学思想、中国情结和其他中国元素和特征为基础,只有建立在这些内涵和思想基础上的中国话语,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和实现话语的中国化,中国话语的中国化内涵与传播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话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一切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遵循,中国话语和话语体系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为依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只能作为我们建构中国话语和话语体系时批判和扬弃的对象,绝不能照搬照抄、食洋不化、生吞活剥式地吸收和复制。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指导下,中国话语建构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与中国话语的历史传统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话语。“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反思西方话语体系和继承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为此,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说中国话,让传统文化焕发活力,分析批判地看待西方的话语体系,实现西方话语体系的转换。”也就是说,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虽然在本质上存在不同,但又不是互不相容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话语体系向来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漫漫征程中,难免与西方话语发生面对面的碰撞并进行相互交流,在张扬中国话语本土化特性的同时,还要善于将西方话语中有价值的成分吸收进来,把西方话语体系转换为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内容,从而助力中国话语自身的现代化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是面向世界的开放式的先进理论,为全世界所共享,其本身也是处于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教条,而是时刻处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是中国话语建构的思想指南。中国话语具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典型特质和鲜明特征。

(二)中国话语必须坚持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独立性、个性化与主体性

中国话语是中国式话语的代名词,在表述和阐释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话语就在于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独立性、个性化与主体性。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独立性、个性化与主体性是中国话语傲然于世的基本条件和外在显现,中国话语如果完全被融入西方话语,则意味着中国话语主体性和自我价值的泯灭和丧失。中国话语既要融入世界话语大家族,又要别具风格、独树一帜,让中国话语成为世界话语中的独特话语符号。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并立共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和民族当然要坚持文化主体性,但关起门来,在自己固有的话语体系内自说自话是不行的。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是一种中外互动的过程,只有中外涵化,我们的话语体系方能更加健全,更加具有生命力。我们要坚持文化主体性,以一种前瞻视角、包容心态来对待“世界之中国”面临的问题,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话语系统,让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

在世界话语的交流和互鉴中,话语权是国别话语地位和身份得以确立的一种标志。话语权既是国别话语主体价值的体认,也是其对外交往的资本、资质与资格。中国话语只有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拥有对外的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得到世界公认的前提下对外表达声音和观点的一种权利。“话语权既包括无声的话语权和有声的话语权,也包括国内的话语权和国际的话语权。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话语权,主要是在国际或世界上有声的话语权,它主要包括五个层次:一是‘坚实的话语基础’,有底气。二是‘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思想。三是‘坚定的话语自信’,有自信。四是‘有效的话语方式’,有吸引力。五是‘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有主导权。”话语权是话语主体性的表征和象征,是话语主体的特定价值认同,中国话语权的主体价值就体现在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坚定的话语自信、有效的话语方式和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等五个方面,是自身底气、思想、自信、吸引力和主导权等在话语上的具体表述与体现。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和关键要素,中国话语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独立性、个性化与主体性。

(三)作为对外传播的“中国话语”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质与禀赋

中国话语主要是针对国外话语而言的,一般是在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中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中国话语在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中的特质与禀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话语的表达主体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即“谁在说话”。这里涉及话语权的问题,即说话的权利和资格。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在政治上被西方孤立、经济上贫穷落后,中国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和被边缘化的地位,西方国家掌握和垄断着世界话语霸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失去话语权,存在“有理说不出”“有理无处说”的怪诞现象。如今,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与崛起,中国终于赢得了应有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的话语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遭受西方列强在国际舆论上欺负和凌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拥有了作为独立话语主体的身份和角色,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二是站在中国的视角说话,即“替谁说话”“代表谁说话”。首先是为中国和中国人自己说话,中国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中国人的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国的国家权利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和捍卫,中国人的命运得由中国人自己主宰,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次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要在全球范围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所阐述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靠的就是这个。”讲政治就要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让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外交场合,中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说话,代表公正、公理说话。三是立足中国国情,关注和关切世界局势,亮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观点,发出中国理性和负责任的声音,即“说什么话”。作为一个新近崛起的新型大国,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国际场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站在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立场上,说公道话,说负责任的话,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道行为,反对“凭实力说话”,反对违反业已制定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采纳的各种规章制度与游戏规则。尤其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要在发言席上敢于和善于发言,发出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之声;要积极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传播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社交平台,及时、准确地发出中国的声音,敢于和善于在国际舆论场中与西方霸权开展舆论斗争,特别是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和刻板成见敌视中国的言行,以及大肆歪曲事实和恶意中伤造谣进行妖魔化中国的所谓国际舆论代理机构,要针锋相对地进行揭露与抨击,广泛传播中国秉承的真理与道义,树立中国之治的国际威望与正面形象。

三、中国话语全球化建构和表达的策略与路径选择

中国化不等于本土化,中国化也不等于个性化。真正的中国话语不是所谓标签化的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所追求和确立的是中国话语的主体性地位与世界性价值。正如邓正来所阐述的那样:“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毫无疑问,个性和主体性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可以融为一体。中国话语面向世界进行全球化建构与全球化传播的策略与路径选择,就在于通过建构中国话语,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实现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目的,体现中国话语的中国观、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其中蕴含着中国话语的文化智慧、精神与力量。

(一)以中国话语的中国观参与全球共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治国理政和外交上实施了一系列倡议和重大战略决策,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内对外经济“双循环”策略、开办孔子学院等,参与全球经济社会建设与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向更多外国人介绍和交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造血能力”,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优质文化交流互鉴,这完全是一个“双赢”的举措和结果。

然而,在中国大力推行这些倡议和重大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国外舆论不时出现一些非理智的、恶意的声音,一些西方媒体甚至举着“阴间滤镜”对其极力进行抹黑和污蔑,怀疑中国对外投资和文化输出行为的动机与目的,散布中国“经济侵略论”和“文化入侵论”,妄言中国贷款是在发展中国家布设“债务陷阱”,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炒作成“中国债务陷阱论”;声称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渗透道具,在为中国进行文化宣传时对输入国的教育造成有害影响,无端指责孔子学院侵犯了所在国的所谓“学术自由”,违背了西方社会自我标榜的“价值观”,给一个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戴上了多顶不公平的“帽子”。面对这种情势和局面,我们不能束手待毙、闭目塞听,任其摆布和造谣,而要加强对外传播工作,主动出击,利用对外传播媒介和中国话语,将中国的正义和道义传播出去,将中国参与全球共建的中国价值观宣传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是世界第一大党领导人向全球发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人的底线思维和中国价值标准。我们就要通过对外传播媒体广泛、深入地传播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中国责任,通过推动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充分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参与世界共建;通过中国话语中对中国观的建构与传播,让那些“警惕中国模式向外输出”的“中国威胁论”的诋毁和指责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谣言、谎言不攻自破,从而为顺利实施和推进中国一系列对外倡议和重大战略部署奠定基础、开辟道路。

(二)以中国话语的方法论参与全球共治:中国话语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显现并加速演进,一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因素陡然增加,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史无前例的难题和挑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对世界稳定的结构和局面构成一定的威胁和干扰,各种不平衡、不平等、不合理、不规范的现象接踵而至,一系列社会现实矛盾和问题,尤其是网络虚拟空间的问题尤为突显,亟待加强治理。为了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既要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也要参与到世界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既要处理好本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要参与到世界共同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治理中。毋庸多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和世界格局势必影响到中国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世界范围内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通过塑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增进国际认同,进而消除和减少消极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干扰;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与到世界各种纠葛、矛盾和问题的应对和处理中,不仅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还要回应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即对全球重大事务的合理关切。诚然,治理的方法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和多领域,但是发挥舆论在社会治理上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行动之前做好舆论上的准备,或者说让舆论统一人们的思想和意志,依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剂良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西方一些霸权国家和敌对势力试图发起舆论战和心理战,对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进行围攻和围剿,不仅对中国带有明显的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成见,而且戴着有色眼镜敌视中国、歪曲中国,各种妖魔化、污名化的言论甚嚣尘上,让中国的国际形象蒙上一层阴影。由于世界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西方人的手中,世界舆论的天平本来就向西方世界倾斜,再加上中国对外传播工作本身的落后与式微,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因此,我们要运用中国话语的方法论参与全球共治,积极利用网络新媒体跨时空、跨疆域、跨语言的新优势和新动能,补齐对外传播在话语上的短板,扫除对外传播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在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上下功夫,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让中国话语在全球舞台上显示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舆论功能与传播效用。

(三)以中国话语的世界观参与全球共享:中国话语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时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和参与全球共享的一大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坚持”,其中第六个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时强调:“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意识中,媒介把我们生存的世界建构和描述成一个“地球村”,在这个村落里,人类社会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也就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只不过,中国的世界观需要通过中国话语传达出去,从而与世界分享中国的创新意识和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引擎,而那些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施以援手、支持和帮助它们搞建设。“全球南方”兴起于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体现出其与“第三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于与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和相互嵌入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中,并被纳入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

中国作为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建设和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通过自己在全球的实力和影响力,正视全球南方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依托现代国际合作平台和话语传播机制,积极回应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和合理关切,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注入强有力的合作动能,提供切实可行和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携手构建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普适的世界观,通过中国话语的构建和传播,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舆论界赢得应有的“声量”,进而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共享奉献中国的世界观,增添中国话语的力量

四、结语

在国际传播的理念和视域下,中国话语的中国化表征与全球化表达是相辅相成的一组概念,中国话语的中国化表征是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依托和条件,当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时,中国话语的中国化也就必须与中国话语的全球化接轨,进而实现中国话语全球化的转型与升级。换句话说,中国话语的中国化表征是中国话语全球化表达的载体和象征,中国话语要想赢得世界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接纳,就需要处理好中国话语的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即中国话语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只要打开了中国话语的表述格局,改变原有的话语方式和方法,就能够为中国话语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空间和契机,从而为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话语权和传播力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