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实践

文摘   2025-01-01 10:51   河南  

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实践

朱春艳,李东洺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引用格式:朱春艳,李东洺.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实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5-20.

摘要: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从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历史依据、作用机制、实践路径的多重维度理解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复杂关系,才能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历史依据是系统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力的历程及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历史演进;作用机制阐发了现代科学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提供新动能、新要素、催生新产业、新模式的内在机理;实践路径回答了高新科技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模式与路径,揭示高新科技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要素重塑实现更高层级跃升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历史依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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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关系的新认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到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的新思考。需要从人类科技文明进程的历史背景下,把握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探索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和认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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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依据

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历史依据,是要从人类史的角度,系统考察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尤其是近代以来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审视科技创新对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对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力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历程。

(一)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人类史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许多理论都在揭示科学技术之于人的重要性,它们作为“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不仅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可根据生产力的变革划分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的不同阶段,其标志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提升。近代以来,机器技术是又一种具有新质的科学技术体系。无论是行驶在海面上的轮船,在陆地上行驶的机车,在工农业中应用的各种设备,甚至电报电话开始把时间压缩、空间拉近,工厂制度把人类迅速聚集到大城市、聚集到工厂中,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前所未有的提升,这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制度。马克思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他欣喜于每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新发现,尤其是“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更是让他的欣喜非同寻常。

如今,人类正在大规模应用智能时代新技术、新手段推动社会生产力变革,科技创新呈现多元融合发展趋势。数据已成为新型生成要素,大数据模型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使得人、机、物三者加速融合。同时,物理、数学、生物等传统学科领域界限不断突破,科学技术更加深入地作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要素。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新方式、新要素培育发展生产力的新动力源,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突破,推动生产力系统和构成要素“新”与“质”的提升。

(二)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1949年至1956年是我国奠定科技研究体系与科技体制的基础时期,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一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科技研究体系。1956年至1977年,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进入全面规范时代。1956年召开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明确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正式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同年,制定了首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明确了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与主攻领域,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科学技术体制,极大改善了当时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科技事业转向持续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制定了在世界主要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发展道路。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特点的准确判断。20世纪末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将科技、教育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强调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促进经济建设发展。21世纪初期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首次阐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内涵与核心要义,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历程,依靠一大批高科技成果推动社会生产力得以大幅跃升。同时,科技体制和科技创新体系的现代化推进,全面提升了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能力。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求我国科技发展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先发优势,推动我国科技事业从“自主创新”到“自立自强”、从建设科技强国到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迈进。在科学基础研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提出“要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强化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这是把基础科学研究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科技强国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以建成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科技发展的蓝图。

在科技创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意义。他在2013年首次提出“非对称”赶超战略,强调科技发展要采用非常规的战术策略、方法、途径,以不被竞争者所知的超常规手段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超越。他在2016年提出科技发展“三个面向”基础上,总结了科学技术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于2020年9月增加了科技发展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内容,建构起“四个面向”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些论述深刻阐释出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战略支撑与关键内容,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明了前进方向。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此后系统论述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并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改革观点,突出先进生产要素的改革集成,将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统一起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创新。这些新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更说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只有释放出社会生产力中高科技要素的力量,才能提升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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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表明,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中的新质作用于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促进生产工具改进、劳动者主体能力提升和劳动对象的进一步改造。由此,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是要明确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应用转化之间的逻辑关系,系统阐发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作用方式与逻辑关联诸问题。

(一)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一体化进程表明,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融合,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延续了这一趋势,并呈现出进一步融合发展态势。“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范式已经表明,一方面,科学与技术处于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之中;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又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处于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之中,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由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在原始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上下功夫,加强基础研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第一,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和底座”。回顾世界科技革命历史,透视出以基础科学突破催生科技革命的演进规律,如牛顿力学作为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成果,为第一次技术革命中机器技术的设计、发明和制造提供了基本的力学原理和工作方法;发生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为第二次技术革命提供了电力技术和化学合成技术;第三次科学革命形成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并与第三次技术革命相结合,呈现出科学向技术转化周期越来越短的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导致科技创新在广度、深度、速度、精度等方面都显著增加,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依赖基础研究的程度。2024年6月,我国嫦娥六号探测器圆满完成月球背面采集土壤任务返回,各国关注的焦点不仅有月球土壤采集的科学研究价值,还有嫦娥六号返回地球的方式即“钱学森弹道”。这表明,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基础研究要先行一步。基础研究时间长、投入大,不确定因素多,只有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组织地开展科研攻关的同时鼓励自由探索,才能以高水平基础研究筑牢科技创新的根基和底座。

第二,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突破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质的提升。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呈汇聚态势,新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量子技术、认知科学、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出现爆发式涌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全方位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又和大国之间的博弈紧密相连。高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冲突与较量的主战场,各国的发展与安全都与高技术发展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取得很大进步,但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还有不少堵点卡点,在多个领域还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因此,密切关注世界技术发展前沿,聚焦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加大自主攻关力度,通过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才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保证国家发展和安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默默奉献,推动我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到并行再到领跑,取得“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等骄人成绩。从信息技术领域看,我国曾一度严重依赖外国,甚至缺“芯”少“魂”。面对西方某些国家针对我国的旷日持久的芯片战争,华为公司自主研发出鸿蒙操作系统,在全球互联网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2023年,我国首个开源桌面操作系统“开放麒麟1.0”(openKylin 1.0)正式发布,以其优越的性能惊艳世界,标志着我国拥有操作系统组件自主选型、操作系统独立构建的能力,成为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

(二)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就是新产业的出现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由此,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产业发展,要以创新链赋能产业链,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产业链各环节实现“链式”整体布局。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推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做好“融合”这篇大文章。一是要明确“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要准确把握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组织科研力量集中攻关,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调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与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二是要明确“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组合,并将其引入到生产体系之中去,而技术创新是指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首次使用,可见技术发明到产品生产再到产品的销售、管理与组织过程只能由企业来完成。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的领军作用,理顺官产学研各方面关系,围绕企业需求设计、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以之作为科学研究的方向。三是要明确“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只有当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某一项产业活动之中,才能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这些处于思想层面的内容对象化到现实世界中,实现从潜能到现实、从主观到客观、从自我到对象的转化,真正发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改造现实世界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在北斗导航、卫星发射等多个领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三)以数字技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素

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中的智能型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随着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而加大。生产中知识、技术、管理含量越高,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因其规模性、多样性、高速性、价值的低密度性、真实性而具有生产要素属性,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商业价值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正式在国家层面上把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纳入多种分配方式之中。

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意味着可以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使其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最有价值的资源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它能够突破原有生产要素的界限,带来各种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使实体性要素性能得到提升,催生出新质的生产资料、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向互动。国家数据局联合多部门共同发布有关通知,就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规模报酬递增、非竞争性、低成本复用等特点,以提高各类要素协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突破产出边界、创造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发生深刻变革。

(四)以绿色科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生产力质的提高,各种化学产品的过量使用超过了自然界自身的修复能力,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引起人类的警醒和反思。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导致其在保护本国环境的同时依然对他国进行着破坏性生产。中国共产党不仅心系本国人民,还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提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充分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发展绿色生产力就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色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一是聚焦绿色发展领域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国近年来涌现出大量的绿色科技成果,在全球相关领域成果中占据领先位置。据统计,2016-2022年,中国授权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累计20.6万件,占全球总量的36.8%。二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促进传统的能源依赖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现绿色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视察东北时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生态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新一轮振兴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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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要在落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上下功夫,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探索高新科技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阐述高新科技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要素重塑实现更高层级跃升的时代命题。

(一)培育新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要素的高知识能力

科学研究是创造科学知识的过程。科学研究能力表现为科学技术体系中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应用转化的综合能力,是提高劳动者科学素养、技术能力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要通过以知识创新为主的新知识、新理论的创造过程,抓住生产力系统中人的主导作用,培育高知识、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群体。

一是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高知识劳动者群体。一方面,应优化整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国际竞争的人才比较优势。这包括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集中优势科研资源打造具备战略科技能力的世界级大师;另一方面,要加大有组织开展科学研究的力度,实现劳动者群体培育与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统一。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要求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实现科研攻关与国家事业发展相统一。

二是通过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提高劳动者高技术的普遍能力。应把握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目标导向,建立健全劳动者技术研发联合体,以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劳动者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就要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突破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群体的技术创新实力。此外,依靠重大专项、研究联盟、公共平台等不同的组织模式,面向不同产业主体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以其具有的巨大经济效益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其中突显的仍是劳动者群体的关键核心技术能力培育。

三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激励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从科技计划管理、科技经费使用和分配管理、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多方面,系统部署了科技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明确了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这要求强化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为劳动者提供系统的科技政策体系保障。从赋予科研单位技术路线决定权、自主管理权、科研攻关“揭榜挂帅”的目标导向机制,到科研管理模式的分类改革、差异化模式和导向体系,再到政府经费支持、绩效分配激励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皆要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科研生态与保障环境。

(二)提高新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资料要素的高技术含量

技术创新是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或服务,它以科学技术体系中的技术条件为基础,是推进产业数字化的重要内容。

一是以企业为主体打造高技术含量的新型劳动资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企业不仅是智能时代科技创新的主体,更是打造新能源、新材料、新数据等新型劳动资料的先导。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从“要我创新”转变为主动选择“我要创新”,推动高技术劳动资料广泛使用。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支持、要素集成、成果转化、联合协作、减税降费、保护知识产权等多项政策的耦合与关联正向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治力度,在企业劳动者利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强化法治建设,依法倒逼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

二是以市场为导向提高高价值劳动资料的研发能力。市场是引导企业技术创新要素流动的关键力量,金融、商业、资本等市场要素能够加快科技要素在企业中流动和配置。以市场需求主导企业的研发方向和技术路线,关键是让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创造出相应的产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具体而言,由市场决定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立项、研发和成果评价,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创造高价值劳动资料的主动性,更能够加快推动新型劳动资料要素的市场化。反过来看,企业能够敏锐把握市场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专注于市场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能够瞄准智能时代高价值劳动资料的市场需求,开展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转化,提高企业研发高价值劳动资料的综合能力。

三是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手段推动新型劳动资料的广泛应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键是要突破体制机制弊端,破除阻碍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思想障碍与制度藩篱,以构建产学研相互循环的技术创新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只有充分发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新型科技要素的作用,才能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难题,提高组合劳动资料手段、载体和平台的效能,加快新型劳动资料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推广应用。

(三)拓宽新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对象要素的高质量层级

应用转化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社会过程,如马克思所言:“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也就是现实的产品、工艺、产业对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的具体表达。这将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的物质资料,拓宽劳动对象要素的认知范围和质量层级。

一是依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造种类和形态更广泛的劳动对象。就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而言,其关键就在于新型举国体制的创新运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作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内容。这说明,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组织方式和市场资源配置形式的有机结合,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主要通过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国家组织与市场机制,以在高效配置支持科技转化的各方资源与力量,有效拓宽劳动对象的使用范围与边界。同时,通过制定不同类型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的管理模式,推动高技术成果向现实物质资料的转移转化。

二是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双向转化机制,拓宽高质量劳动对象要素的认知范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源头和底层。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基础理论突破,带动应用研究集群式突破,形成物质技术产业化的集群优势。其次,应用研究为基础研究提供新的需求、手段和技术。应用研究和技术突破所形成的产业化、商业化物质技术成果,为基础研究提供大量新的劳动对象要素,这将提升劳动对象要素的加工范围和使用效率,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手段和方法技术。

三是强化高质量前沿技术成果转化,形成高水平劳动对象的要素集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重大部署,其意义在于化解我国科技创新大而不强问题,超前布局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数字技术等未来技术。其中的关键在于,依靠高新技术成果积极拓展人类的认知范围、技术界限和应用边界,突破传统社会生产力的资源约束与技术屏障,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变革与跃升提供高技术要素支撑。概言之,强化高质量前沿技术转化、未来产业产生新的物质技术种类和形态、高水平劳动对象要素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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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排版篇幅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读原文朱春艳,李东洺:《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实践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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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肖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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