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构叙事中的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引用格式：谭君强.论虚构叙事中的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09-116.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外传统叙事虚构作品中的讲述者往往被直接等同于作者，也就是说，其中叙述者直接与作者相等同，作者等于叙述者。在西方小说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将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进行区分，是当代叙事理论发展过程中才出现的，而且，这一区分在叙事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一如知名叙事学家弗卢德尼克所说：“现今我们在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进行的区分是叙事学所取得的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这一区分已成为叙事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共识，为研究者所广泛认可。伴随虚构叙事中作者与叙述者的区分，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中，叙述者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一般认为，在叙事文本中，至少存在一个叙述者，这一个甚或多个叙述者向与之对应的受述者进行讲述，产生交流。这样，叙述者在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中便是不可或缺的。

在对叙事文本交流过程的探讨与对叙述者的研究中，一些与叙述者本身及其相关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其中有些概念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辨析。这里，将集中探讨所谓“不在场叙述者”（absent narrator）、“零叙述者”（zero narrator）的概念，以及“无叙述者理论”（no-narrator theory）。表面上看，这些概念和理论似乎表明，叙事文本中可以不存在叙述者，可以无叙述者。其实不然。此类概念和理论并不表明叙事文本中可以不存在叙述者，或者无叙述者，最多不过显示出了叙述者在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中的某种特殊状态；而且，即使其中某些状况存在的话，也只是局部地、部分地、片段地表现在叙事文本中，而不可能从头至尾贯穿于整个文本的交流过程之中。下面，将对上述三个与叙述者相关的概念逐一进行分析与探讨，力图厘清其确切含义及其功用，以便更好地理解叙事文本的构成及叙述交流的内在机制。

一、不在场叙述者

所谓不在场叙述者，有时又称为缺席的叙述者。美国学者查特曼在其1978年出版的《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中的叙事结构》一书中提出，叙述者可以是公开的，如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马洛这样的“真实的人物”，或是一个外部介入的局外人，如《汤姆·琼斯》中的叙述者；也可以是“缺席”或不在场的，如在海明威或多萝西·帕克某些仅包含对话和不对行动进行评论的小说中。在他看来，“不赋予这种在场感的叙事”，可以有理由称为“无叙述”（nonnarrated）或“非叙述的”（unnarrated），也就是“没有明确地被讲述的叙事”，或是“避免显出被讲述”的叙事。显然，就不在场叙述者而言，查特曼在这里所谈到的，是存在于某些叙事作品中的一种叙述情境，其中所呈现的叙事话语，并不由某个公开的叙述者所叙说。换言之，在被呈现的话语中，没有叙述者明确讲述的痕迹，或者有意“避免显出被讲述”的痕迹。

但是，这样说，并不表明话语本身是自动呈现的，是一种无源头的自主自为的表现。不赋予话语的叙述者以“在场感”，并不表明这些话语不是由叙述者讲述的。我们说，叙述者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话语可以不由公开的叙述者讲述，但是，也可以出自隐蔽的叙述者之口。也就是说，这里依然存在叙述者，只不过作为中介的叙述者不直接露面，隐身而已。因此，所呈现的话语并不处于一种“无叙述”或“非叙述的”状态，而是透过隐身的叙述者所展现的。在提出小说中存在“无叙述”状态十余年后，查特曼对自己所提出的这一看法进行了反思。在他1990年出版的《术语评论：小说与电影叙事修辞学》一书中，他在谈到像海明威这样的作家的作品艺术（如《杀人者》）时回顾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叙事学家“甚至宣称叙述者消失了，宣称某些文学叙事是‘无叙述的’”。而现在他认为，那一宣称在术语上是矛盾的。他现在的观点是：“每一叙事按照定义都是被叙述的，也就是说，被叙事性地呈现出来的——而那一叙述，即叙事的呈现，需要一个代理，即使这一代理没有留下任何人性的特征。”换句话说，在任何叙事中，都需要有一个中介，一个代理，即一个叙述者，无论这一叙述者是具有人性特征的叙述者，还是未显露人性特征的叙述者。

如果将叙述行为区分为“讲述”（telling）与“显示”（showing）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的话，力图避免叙述者“在场感”的叙述便属于“显示”。“显示”作为一种客观的或行为主义的叙事方式，所呈现的话语依然离不开话语源头的施动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施动者便是隐蔽的叙述者。当然，即使“隐蔽”的话，也有程度之分。在一部特定的叙事作品中，实际上难以在整部作品中做到叙述者的绝对隐蔽，我们总可以从中看到叙述者或多或少露面讲述的痕迹。

在美国叙事学家普林斯对不在场叙述者所作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此种状况。普林斯认为，不在场叙述者通常指“最大程度地隐蔽的叙述者，非个人化的叙述者，以从不涉及叙述自我或叙述行动、用最低限度的叙述者居间操作的方式来呈现情境与事件的叙述者”。从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依然存在于叙事文本中，并未“缺席”，只不过竭力隐蔽，竭力不现身而已。换言之，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文本中，至少存在于话语的阴影中。让我们看看鲁迅的小说《长明灯》，在其中便可以感受到不在场叙述者的身影。这篇小说有一个片段叙说了被视为不肖子孙的“疯子”定要推开庙门，吹熄置于庙中的长明灯的情景。这一片段主要是以人物之间对话的方式，以人物自身话语的方式呈现的，我们在其中看不到叙述者对人物行动进行任何评论：

“你不是这里的人么？你一定要我们大家变泥鳅么？回去！你推不开的，你没有法子开的！吹不熄的！还是回去好！”

“我不回去！我要吹熄他！”

“不成！你没法开！”

…………

“你没法开！”

“那么，就用别的法子来。”他转脸向他们一瞥，沉静地说。

“哼，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

“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我放火。”

“什么！”阔亭疑心自己没有听清楚。

“我放火！”

从文本本身来看，这几乎就是叙述者“不在场”了，因为其中绝大部分话语都是对不同人物自身叙说的引述，表现出叙述者最大程度的隐蔽和最小限度的叙述调节，并且丝毫未涉及叙述自我。但是，严格说来，叙述者并非完全“不在场”，更不用说“缺席”，毕竟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其在场的痕迹，比如“他转脸向他们一瞥，沉静地说”和“阔亭疑心自己没有听清楚”这样的表白，便是叙述者的话语，是叙述者“在场”的痕迹，因为此类表白本身只可能出自叙述者。在这里，可以说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叙述者居间操作”，却并非叙述者的“缺席”。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被认为是表现不在场叙述者叙说方式的典型代表。小说主要以男女主人公的对话组成，其中确实有很多部分，叙述者都未曾露出痕迹。但是，在小说的其他部分，仍然不乏叙述者在场的表现，有时这种表现还十分显眼，这在小说一开头便明显地显露出来：

埃布罗河河谷的那一边，白色的山冈起伏连绵。这一边，白地一片，没有树木，车站在阳光下两条铁路线中间。紧靠着车站的一边，是一幢笼罩在闷热的阴影中的房屋，一串串竹珠子编成的门帘挂在酒吧间敞开着的门口挡苍蝇。那个美国人和那个跟他一道的姑娘坐在那幢房屋外面阴凉处的一张桌子旁边。天气非常热，巴塞罗那来的快车还有四十分钟才能到站。列车在这个中转站停靠两分钟，然后继续行驶，开往马德里。

“咱们喝点什么呢？”姑娘问。她已经脱掉帽子，把它放在桌子上。

“天热得很，”男人说。

“咱们喝啤酒吧。”

“Dos cervezas，”男人对着门帘里面说。

“大杯的？”一个女人在门口问。

“对。两大杯。”

小说开头对人物及其活动场景的描述，显然是叙述者的话语。所有的一切，无论远处的山冈，近处的车站，坐在桌旁的男女主人公，都是透过叙述者的眼睛观察并呈现出来的。随后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以及与酒吧中女人的对话，也都是由叙述者加以引导的。因此，叙述者明显在场。只是在对人物活动的背景以及相关的人物出场作了介绍之后，叙述者才逐渐隐退，但即便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免不了会留下叙述者在场的种种迹象。即使在许多被视为叙述者不在场而无中介的对话场景中，也往往离不开叙述者作为中介的讲述，如费伦所说：“虽然对话场景本身是故事世界中的一个事件，对话也有很多具有中介的讲述（就像任何一段叙述一样）。”因此，即使是最大限度的隐蔽，也仍然是一种存在，一种在场。实际上，不在场叙述者和最大限度的隐性叙述者之间的区别有时是模糊的。

从上可以看出，首先，叙述者不在场的叙述情境，并不表明话语的无叙述或非叙述状态，只表明这些话语是由不直接现身的隐蔽的叙述者进行的叙述，是一种客观的以显示的方式进行的叙述。其次，在任何特定的叙事虚构作品中，可以或多或少地出现不在场叙述者的文本场景，叙述者也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隐蔽和最小限度的叙述调节”，但是，在整部作品中，叙述者自始至终全然不在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短篇小说中是如此，在篇幅更长的叙事虚构作品中更是如此。这就表明，所谓叙述者不在场或叙述者在场是交替出现的，依叙述交流的不同需要与不同情境而灵活变换。从根本上说，叙述中介是不可少的。

二、零叙述者

所谓零叙述者，与不在场叙述者有某些类似之处。加拿大学者尤里·马戈林在谈到“零叙述者”时指出，在语法理论上，人们经常使用零元素作为一个种类的构成要素。从浅层意义上来看，可能不存在零元素，但是根据某些系统或理论，缺场或许具有类比功能。他认为，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采用零叙述者或许可以用于“处理那些没有关于整体叙述者的任何语言标记的文本，如没有编辑或出版人的书信体小说，或使用‘曾经’这类语言的第三人称时态的异质叙事”。相应地，在这样的基础上，原则上可以说，“所有叙事都有一个叙述者的狭缝或位置，但是他/她有时候是未标记的、被抹除的或感觉不到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叙述者存在的所有标记都被删除了或我们遇到了一个没有被实现的叙述者”。所谓零叙述者，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构建并加以采用的。

应该说，在叙事文本中未直接指明叙述者，也就是叙述者“未标记的、被抹除的或感觉不到的”情况，在叙事文本中实际上是常常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常态。马戈林认为零叙述者可以用于“使用‘曾经’这类语言的第三人称时态的异质叙事”，即通常所说异故事叙事，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多叙事作品中都表现出来，在诸如童话故事一类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17世纪法国诗人与学者沙尔·贝洛编写的在欧洲广泛流行的童话故事中，我们便可从其中诸多故事的开篇明显看出这种第三人称异故事叙事的形态。

从前有一个乡下小姑娘，谁也没有她漂亮可爱。她的妈妈很宠爱她，而她的姥姥比她的妈妈更爱她。（《小红帽》）

从前有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他们因为没有孩子，心里很忧愁，忧愁得没法形容。（《林中睡美人》）

从前有一位贵族，妻子死了，他又娶了一个继室。那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可恶最骄傲的妇人。（《灰姑娘》）

从前有一个樵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七个孩子，都是男孩子，最大的只有十岁，最小的只有七岁。（《小拇指》）

伴随这样的开篇，叙述者以外在于故事的异故事叙事的讲述者继续其讲述。在所有这些故事的开篇，都未明确地标记故事的叙述者，没有出现诸如“小时候奶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此类说明。可是，我们能因为叙述者“未标记”“被抹除”或“感觉不到”，而将这种未直接表明叙述者的叙述归之为零叙述者吗？在从开头到结尾的上述童话故事中确实没有点明叙述者。但是，反过来，是否有必要在每个故事讲述之前都要清楚地标注出叙述者，否则便是“零叙述者”呢？从叙事的实践来看，显然无此必要：从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来说，也断无此必要。实际上，即使没有标明叙述者，我们也知道，这些童话故事都是由富于人生经验、充满睿智的长者以第三人称叙述代言人的方式讲述给孩子们听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零叙述者”的情况。马戈林自己在定义叙述者时也指出，在字面意义上，叙述者“指的是文本内（文本编码）最高层次上的讲述位置，当前的叙事话语作为一个整体来源于这一讲述位置，从这一讲述位置上，这一形成中的话语指涉实体、行动和事件”。叙事话语中本身便包含着居于文本最高层次上的讲述者，上述童话故事当然不例外，如果我们说这些故事是由“零叙述者”讲述的，显然前后矛盾，无法说得通。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采用零叙述者这一概念，按马戈林所说，它也只是适用于某些特殊状况下和某种特定类型的作品中。从根本上说，零叙述者并不表明叙事作品中不存在叙述者，相反，所有叙事都有叙述者的位置，只不过其中的某些部分缺乏整体叙述者的“语言标记”，这实际上与不在场叙述者有某些类似之处。

马戈林以叙事学研究中涉及最多的文学叙事作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作为书面文本的文学叙事可以有两个变体，即其中“有说话者/叙述者标记”的文本和“没有说话者/叙述者标记”的文本，既然存在第二种类型的例子，他认为，“叙述者的语言位置就变成了一般叙事模式的一个可选项，而不是一个构成元素”。言下之意即叙述者的语言位置是可以取舍的。如果只从叙述者是否被标记或是否被直接感知到的角度出发的话，这样的情况和上述不在场叙述者在叙事文本中所呈现的状态有些相似。罗兰·巴尔特曾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无标记的书写语言。”我们不能否认，至少在叙事文本的某些片段或部分（主要表现在人物之间的对话或人物的独白等情况下），确实会局部地缺乏叙述者或说话者的标记，而直接呈现人物之间的对话或人物的独白。由于缺乏表示叙述者或说话者的书写语言标记，我们似乎在文本中也就感知不到叙述者的存在。但是，即便如此，就如前面所论及的叙述者可以在场也可以不在场且二者之间往往相互转换一样，在叙事文本中这通常也只是一种局部的情况。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从整体上来说，叙述者在叙事文本中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从叙述者作为言语表达主体、叙述主体，作为叙述声音的源头来看待的话，那么，呈现在叙事文本中的话语，不是来自叙述者，又来自何方呢？因此，即使在一些文本片段中，叙述者未被直接标记，未被直接感知到，但作为叙述者的他依然掩藏于话语的阴影中，这一居于文本内最高位置上的叙述者，其位置始终是存在的。

至于说到零叙述者出现在“没有编辑或出版人的书信体小说”中的情况，那么，没有编辑或出版人作为中介，书信体小说不知如何形成、如何流通、如何与读者交流。难于形成与流通便无影响。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有影响的书信体小说都不是以“零叙述者”的形式自行呈现的，它们离不开叙述中介，这样的中介可以采用诸如编辑或出版人的名义作为实际上的叙述者居间操作，将不同的话语组织并融会贯通于整个叙事文本中，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其主体部分或者说主要内容是维特写给他的挚友“亲爱的威廉”的仅注明日期的书信。在小说正文之前，也就是呈现维特给威廉所写的书信之前，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段编辑或出版人的告知：“有关可怜的维特的事迹，凡是我能够找到的，我已经尽力搜集，并把它呈献在你们面前，我知道你们会因此感谢我的。”这里所指的便是编辑或出版人“尽力搜集”、随即呈现在后的维特的书信。在维特纠结于与绿蒂无望的爱，以及与绿蒂的丈夫阿尔伯特尴尬的关系无法自拔而决心赴死前后，小说中又以“编者告读者书”的形式，说明在维特临死前的几天里，编者如何“想尽办法，寻访熟悉他的事迹的人，从他们的嘴里打听详细的消息”，并将包括维特留下的“不少手迹”和“反复寻访、尽力搜集的资料如实地叙说，其中插入一些死者的遗书，即使是片纸只字也不放过”等过程一一说明。可见，在书信体小说中，要有效地传达信息，沟通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离开将叙事文本中一切组织在一起的诸如编辑或出版人这样的中介，即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在将一封封书信、包括片纸只字呈现出来之后，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写作这些书信的主人公，即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自身的讲述了。透过或者不过两三行、或者长达三四千字的长短不一的近百封书信，可以清晰地窥见人物叙述者维特的内心情感，及其与周遭的人、事种种复杂的关系，呈现出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性的故事。在这样的书信体小说中，我们显然找不到“零叙述者”的身影。

三、无叙述者

在对叙述者的研究中，还有所谓“无叙述者理论”。这一理论的重要代表安·班菲尔德认为，小说中的某些句子不会出现在讲述语中，也不能由一位叙述者发声表达，如果这一表达被理解为出自第一人称叙述者（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叙述者）的话。班菲尔德认为，带有第三人称视点的自由间接话语的句子便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加入了第一人称，那么第三人称视点就变得不可能，也就无法包含一位公开的叙述者。因此，没有“叙述者”的概念，自由间接话语便不可能是一个人物和全知叙述者的“双重声音”。在这里，自由间接话语被视为表现无叙述者理论的一个典型场所。所谓自由间接话语，通常被视为两个声音在语言上的结合，这两个声音一般是叙述者和人物相结合的双重声音，它在语法上和模仿程度上介于间接话语与直接话语之间。作为虚构叙事中表现人物话语的一种特殊方式，“自由间接话语强调其与言语表征形式，即直接话语、尤其是间接话语之间的关系”。它并非一种纯粹的叙述者话语，也不是文本中以引语方式呈现的人物话语，由此而被归入所谓“无叙述者”之列。在这里，也如上述不在场叙述者或零叙述者的情况一样，并非指叙事文本中可以不出现或不存在叙述者，而只是指涉一种特殊的话语表达方式，并且这种特殊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在相对于叙述者的基础上加以界定的。

但是，将话语中的这种特殊表达冠之以无叙述者是不准确的。严格说来，叙述者和人物的声音相结合所呈现的双重声音，或许不会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讲述语中，但仍然不能说其中无叙述者。因为，在这双重声音中同时也包含着叙述者的声音，只不过这两重声音相互扭结在一起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话语既然被讲述出来，便存在着叙述主体，即叙述者，用查特曼的话来说，“每一叙事陈述都是由叙述者所呈现的”，带有第三人称视点的自由间接话语的句子同样不例外。而按照米克·巴尔的看法，依据叙述者的“声音”而被称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虚构叙事，其“叙述主体总是‘第一人称’”。换句话说，“‘我’和‘他’都是‘我’”。虚构叙事中的话语讲述，无论出自何种叙述状态，从根本上说，都可以归为“我”作为讲述者的讲述，而不是处于一种无叙述者状态。

所谓无叙述者还被用于指涉这样一种叙述状况：在文本中可能偶尔会出现第一人称的句子，也就是所谓“作者闯入”（an author’s intrusion）——而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归属于文本中的叙述者。这里所指涉的叙述状况主要不是指呈现在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的叙事文本中，而是在所谓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中所呈现的一种“作者闯入”的叙述状态。当然，从理论上说来，虚构叙事中“作者闯入”的状况不论在第一人称叙事，还是在第三人称叙事，甚至在第二人称叙事中都有可能出现，但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它的出现变得更为显眼。在这里，无叙述者理论涉及的同样并非叙事文本中的普遍状况，而是偶尔出现的一种特殊状态，其意图在于寻找此种情况下的话语来源。

在所谓“无叙述者”的情况下，叙事文本中某些出自第一人称叙说的句子被认为不是出自叙述者，而是直接来自作者本身，并以所谓“作者闯入”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布斯那里，“作者闯入”是以“小说中作者的声音”表现出来的，而且它往往出现在叙述者干预的情况下。叙述者干预在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它可以采用叙述者评论的形式来进行。一般说来，作者毫无中介地介入或闯入是不受欢迎的，尤其在倡导作者隐退的背景下，作者直接现身地指点品评被视为一种缺陷。但是，“作者闯入”的情况毕竟会时有出现，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的出现也并非完全属于一种缺乏艺术性的表现，而有其合理之处。对此，布斯一方面指出，“虽然作者为了种种的目的而运用过议论，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没有用过”；但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了必要的作者介入：“作者可以进行介入来直接影响我们的感情，假如他能使我们相信他的‘介入’至少也像他表现场面一样精致和恰当。”这里，让我们看两个叙事文本中作者闯入或介入的例子。

鲁迅的短篇小说《明天》，是由一位故事之外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讲述的。这位叙述者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叙说了作品主人公单四嫂子在愚昧、冷漠、无助的乡村生活中经历的丧子之痛。小说整体上呈现的是“看”与“说”相一致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讲述，可是，其中却有一处明显的例外，出现了第一人称“我”叙说的句子：“——我早经说过，他是粗笨女人。”与这句话相应，类似“他是粗笨女人”的话，此前叙述者已经讲过三次：“单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他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他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在此之后又说过一次：“单四嫂子虽然粗笨，却知道还魂是不能有的事。”前后的所有这四次涉及单四嫂子的话，都是叙述者的评论，可以看作是一种叙述者干预。由“我早经说过”所叙说的这一句，同样是对单四嫂子的评论，但是这一评论，与其前后的叙述者评论不一样，它不是由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而是由“我”所说的。在这里，由“我”所说的话可以视为作者本人的介入，如果要说“作者闯入”的话，这里就是明显的作者闯入的例证。

就对人物的干预本身来说，它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对读者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布斯所说：“关于人物的道德和智能品质的议论，总要影响我们对那些人物活动所处事件的看法。”对单四嫂子反复出现的叙述者干预，是对单四嫂子品质的一种议论，也是对她品质的一种概括。单四嫂子的“愚笨”使她与周遭那些愚昧、粗鲁却又工于算计的村人迥然相异，也更加凸显了她的无助与悲哀。当这种干预或议论直接以作者闯入的方式出现时，它无疑会带来更多的东西：“当一位作者介入直接要求读者的情绪或感情时，一种不同的成分也进来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出现的本身，便凸显了一种与整个作品明显不同的叙说方式，它的突兀，格外唤起了读者的注意力。“我”的主体地位的凸显，增强了叙述的权威性，它具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力量，让读者信服，也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沿着这一权威评论去思考人物的遭遇及其与周遭人物的种种关系。再加上“我早经说过”，将作者本身的评论与其前后的叙述者评论联系起来，更加强化了读者对这一人物的理解，产生了对人物更大的同情。实际上，就所谓无叙述者来说，这里呈现的并不是没有叙述者，只不过是变换了讲述者的身份，即以作者闯入的方式，短暂地让作者直接充当了讲述者，代替了讲述者。我们可以将这种讲述视为一种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状态。

在一些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所讲述的叙事文本中，有时也可以看到出现“作者闯入”的情况，其中会明显透露出作者自身的声音。但丁的《神曲》是以诗体呈现的叙事文本，从开头到结尾，都是由自身参与故事的人物叙述者讲述的。在《神曲·炼狱篇》第六章，故事的讲述者在维吉尔带领下，在游历中遇到了一个灵魂，维吉尔走近这一灵魂，请他指点最好的登山的路，但后者却不回答，反而询问他们的籍贯和情况。当听到维吉尔回答“曼图阿……”时，沉浸在孤寂中的灵魂忽然从他原来所在的地方站起来，说道：“啊，曼图阿人哪，我是你那个城市的人索尔戴罗！”于是他们互相拥抱起来。这时，故事的讲述者“我”暂时将他讲述的故事抛在一边，直接插入了这样的评论：

唉，奴隶般的意大利，苦难的旅舍，暴风雨中无舵手的船，你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妓院！那个高贵的灵魂只因为听到故乡城市的甜蜜的名字，就急切地在这里向他的同乡表示欢迎；然而如今你境内的活人却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城墙、同一城壕圈子里的人都自相残杀。可怜虫啊，你环顾你沿海各省，然后看一看你的腹地，是否境内有享受和平的部分。

这一离开故事进程而对诗人所生活的意大利所发出的品评，可看作是一种作者闯入。从其中所显示出来的浓厚意识形态和情感色彩来说，不仅可以看出诗人自身对处于分裂纷争状况的意大利的无限感慨，传达出诗人自身鲜明的爱憎情感，同时也对读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情感上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这样的作者闯入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干预，它在作品的情感吁求以及价值和伦理判断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从无叙述者理论来看，这种“作者闯入”的话语并不归属于文本中的叙述者，而属于无叙述者。但从本质上来说，这里并不是无叙述者，而是作者直接闯入发出的声音代替了虚构的叙述者的声音。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就无叙述者理论来说，它不过表明叙事文本中的一些话语可以不出自文本中的叙述者，而直接出自作者自身，即以“作者闯入”的方式形成的与作者自身的思想情感密切相关的作者话语。但是，即便如此，如同前面所提到的不在场叙述者和最大限度的隐性叙述者之间的区别有时是模糊的一样，在“作者闯入”的叙说与叙述者的话语之间有时也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因此，无叙述者理论丝毫不表明叙事文本中可以不存在叙述者。

概而言之，在上述所谓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无叙述者的种种叙述情境中，所呈现的或者是一种局部的、部分的叙述者暂时隐蔽的状态，或者其概念本身便具有矛盾性，难于成立，或者是以一种叙述声音代替另一种叙述声音。从整体上说来，叙述者、叙述、文本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只有叙述才能成为叙述者，也只有存在叙述者的叙述才有叙事文本的存在。”作为叙述主体，作为叙事文本话语源头的施动者，叙述者在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存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