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重塑：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规定性生产

政治性重塑：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规定性生产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引用格式：王玉梅.政治性重塑：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规定性生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7-43.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治实践，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使命感回答时代之问的理想追求。一方面，生态文明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文明成果与发展逻辑的实然性的经验总结，关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伦理样态，充分证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生态文明新形态肩负着大国担当，致力于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格局的深度变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性视域中，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与政治实践，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生产活动本身的生态正当性确证，指认了生产性思想所表达的文明生成的真正动力源，正如恩格斯在晚年一再强调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人与自然界对象性关系的生产性，这种生产性本身包含着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过程，对应的是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若要超越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无法逾越的内在限度，建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命共同体，就应该不断地去迎接生态文明新形态对于世界文明图景与建设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构想，这种构想源于对马克思生产性思想的理论澄明和实践证成。

一、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实体：现实感性的生产

马克思在生产性规定上的超越，源于摆脱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而回归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实现了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分离。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探讨的“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不过是被他称为整个现存世界真正绝对精神的翻版。从绝对精神的视角出发，黑格尔将“自我本身”作为一个虚构的对象，不依赖于自身之外任何现实的对象，说到底黑格尔的生产性即自我生产性。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哲学革命中，突破了黑格尔抽象思辨的纯粹哲学藩篱，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指出现实力量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对象性体现主体间性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端项在对象性关系中是同等的，如此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超出内在性的，是现实的物质性的东西，“人是人的自然”。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自然界不仅是人类感性体验的基础，也是人类感性力量得以确认的舞台。通过与自然界的互动，人类的感性才能够具体化和真实化，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自我认知。换言之，马克思把生产理解为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就是生产、生产活动等生产性的抽象形态，是生产性的逻辑起点。故而，真正的哲学应当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通过分析物质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揭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显然，马克思将哲学的焦点从抽象思辨转移到了现实的物质活动和社会实践之中。这种视角强调了物质世界和人类活动的具体性，不是关注于概念的自我运动，而是着眼于通过对象性生产的互动影响，创造社会现实。

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之所以能进行对象性活动，是因为人本来就是被自然界创造或设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对象性与生产性之间是紧密相联的，对象性的关系必然是生产性的关系，把人的对象性活动看成人的生产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生产性是现实生产生活的确证。真正生产性的东西不属于内在性的领域，而属于对象性的领域。对象性必然存在或表现于对象性关系和对象性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存在，意味着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相统一，这种统一贯穿于它们的对象性关系和对象性活动。在真正的对象性活动中，人与自然界互为目的与手段，这是因为，“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

而费尔巴哈将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现实领域的“感性活动”，认为“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前提即现实个人出发，将这些个人看成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因而，这种从事感性活动的个人不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描绘着能动的生活过程，表征着人与自然的原初连接。立足于感性活动这种现实的生产性，马克思才真正走进历史之中，历史不是僵死的历史而是感性的历史，把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理解为世世代代进行感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经常会出现一种惯用表达方式，如经常将“生产”“劳动”“实践”“感性活动”等概念进行相通相融的使用，但相比较而言，“生产”更直接契合马克思的哲学内核。马克思视野中的生产，正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这种现实的感性即物质生产活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实体即主体、主体即实体”的意义。

马克思以生产性的方式把握历史的逻辑通道，创立了以感性活动来诠释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即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以一定方式进行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这种动态过程塑造了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与环境的深层依赖和相互建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性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确认：自然即人，人即自然。所谓自然即人，即是对人来说自然的存在已作为人的存在，人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直观地在自然界中表现出来，因而自然成为实现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现实。所谓人即自然，是说人之为人的设定中决不是什么纯粹的、独立的抽象存在，这种设定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自然的本质，一个有生命且能动的对象性存在物，本身就拥有现实自然的对象。人是自然的人，人的生产过程是在自然中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过程。在这一规定性中，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作为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全新图景，为全球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注入了一种新的实践理念，必将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充分昭示了自然解放和人类解放双重解放的价值诉求，故哲学立场必然是对生产性的确证。真正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存在的起点和文明演进的动力，不仅规定着社会发展以及生产本身的合理性，而且还要将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内化为生产的目的，使这种生产性规定成为合乎生态伦理的现实存在，为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奠定了世界历史性的基础。

二、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方式：按照美的规律生产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源自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这种对象性活动的生产性能够贯通到新的文明视野和文明结构中。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从生成学的意义上来讲，自然是自在的、天然的，人的活动是自为的、实践的，只要人类进行生产，人对自然的活动就会使自然界的现存状态发生改变，自然界就会打上现实的历史的烙印。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以生产性活动为基础，其超越性就在于生产方式是面向整个自然界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真正的生产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且这种生产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按照美的规律来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规定，恰恰对接着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性逻辑，这种逻辑对生产保持着开放的视野，将自然界同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审美在本质上都连接在一起。从现实的社会性与实践的生成性角度对生产过程进行生命化、生活化的理解，最能够表达出生产性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生态维度，真正勾连起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谱系。

生产性规定是理论形式的存在，其实践的存在形式就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表现为一个文明形态真正的框架。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有机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历史的每个阶段所生成的物质结果，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作用于自然所产生的生产力总和，这种总和关涉着由生产方式决定着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的更替演变决定着人们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命表现方式的更替演变。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生态文明即表现为这个文明形态主导生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强调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关注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全面考虑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和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于自然界”。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首次创造性地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等。这一系列论述摒弃了以往仅从社会生产力的层面评价自然生产力的传统视角，特别彰显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把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放在完全平等的意义上加以考量，将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与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此意义上，生态文明新形态要求生成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需求，又能保障未来世代生存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承载着物质的再生产，也承载着文化、精神、生活方式的再生产，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这一基本原则的深度践行。

生态文明新形态将其本身的生产当作生产力真正的发展，这不是要放弃转化自然力或停止一切生产，而是要实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范围，而将生产纳入现实生命活动本身的语境中去理解，因为有生命的个人正是生产中介了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产物，生产的规定性成为人类全面性与丰富性的外在展现。显然，与动物的生产与生命直接表征为同一性不同，人的生产突破了生存的外在规定性，彰显着人类的自由与意志。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被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这种现实联系体现的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每一种生命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存在方式。人是有生命的类存在物，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理论领域，人都要靠无机界生活，通过实践改造无机界、创造对象世界，这种生产性活动本身对人类来说是有意识的创造生命的行为。人类不是将自己的生命活动简化为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是将表征人的意识过程升华为一种积极的自我塑造、自我超越的深层探索。因此，生产成为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实体化，这正是马克思所界定的人之为人的那种规定性：“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自然作为表现人的类特性的作品和现实，是在它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这种生产才是人的能动的类生命本质，否则这种生产就从人那里夺去了生产对象，也夺去了人的生命本质的内在丰富性，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也被夺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当探讨按照美的规律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生命向度时，与此紧密相联的必然是生活性规定，生活与生命活动直接关联，任何人围绕着生命的需要而生活，生命的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是一种“类活动和类享受”，也就是人的“类本质”或者人的本真状态。作为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生活是现实的个人生产和生命活动的具体展开。关于“人的生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从根本上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推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变，形成文明生活健康风尚。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生活向度，即以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界定生活的本质，从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来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这是对人类生活来说最根本的视角，这才是生活的本真意义。马克思将生活纳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考虑自然在个人现实生活过程中的意义。从其自然的意义上理解，生活本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真实而具体的需要，人们的生活即人们的本性。生活是人类自然本性的拓展，人们通过生活方式确认自身的自然力、生命力，体现着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不论怎么说，当人作为一个行动的能动主体在这个世界上行动时，我们所做的肯定只能是利用自然律而不是逃脱于自然律之外。”历史记载和文明进程建立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基础之上，有着对自由和创造追求的精神实现过程，透过生产背后隐藏着人类解放的真正力量。

概而言之，按照美的规律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解开了真正生产性规定的秘密，没有将生产完全归于物质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将生产回归真正的生产，即生产回归生命、生产回归生活，而从生产向度到生命向度再到生活向度的转换旨归于美的逻辑。马克思认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生态文明新形态是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创造的，美的规律内在于生态文明新形态本身。问题在于，美的规律是如何贯穿在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之中的，或者说，生产活动在何种意义上是按照美的规律生产的?按照美的规律的生产，使生产不仅按照自然界的生成和发展进行，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注入人的目的和审美，作为美的结晶使生产成果不仅符合人类美的意愿和美的情趣，而且符合自然界美的规律。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既是自由意志实现的过程，更是自然界美的规律持续创造和生成的过程，因此“异化的世界将让位于美学的世界”。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性，生产也就成了一种美的活动、享受的活动、自由的活动，“从美学来说，自由就在于在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审美的理想在灌注了人们感情的生动形象中得到了实现”。当人类的生产方式、生命展现形式与生活方式高度统一于自然历史进程时，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就深蕴着自然自由的意义。只有自然的自由，才表征着人的自由，自然自由是对人的自由生产的确证。以自由的美的方式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才真正剥开了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性内核。

三、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指向：世界历史

马克思认为：“只有自然主义能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从自然主义视角理解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性，是因为只有这样理解才能避免重新陷入把自然和人对立起来的思维窠臼，进而从根本上把历史的全部运动既理解为现实的经验存在的生产活动，又理解为被认识和被思维着的自然界的生成运动。马克思所探讨的自然界，是纳入了历史过程和历史运动的自然界，如此自然主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象化，是真正的“人是人的自然界”。因此，历史建构不仅承载着现实感性生产的自然性和过程性的时间叙事，而且承载着普遍交往协作的人类性和发展性的空间叙事。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世界历史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是人自我确证和自然界人化的历史，历史的本质规定性包含着融自然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于一体的过程性和发展性，这种过程性和发展性的规定即生产性保持和创造的本质规定，必然地表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性形态。正是在这样的逻辑理路中，世界历史必然也必将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真正融通。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的新形态，必定通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性之维，引领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潮流。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契合了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具备生产性的理论主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意识自觉，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生产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观点。从批判性和建构性来说，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批判性认识是理解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生产性指向的基本前提，而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性阐释，则是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生产性指向的应有之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基于对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不仅明确了一种超越现有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伦理边界，而且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设计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框架提供了实践路径。从生成性和发展性来说，历史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总是生成于思想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之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思维，始终不能离开表征人类生态文明中“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显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将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生产性带向了新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高度，诠释了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生产性指向的新路径，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具有了新的思想形态。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驱动了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生产性的世界历史指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早已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由此可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使其从一种目标性的完整图景到真实的生命共同体样态，必须以系统的实践变革，构筑整体性、共享性的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治理体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实现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以人为本，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恪守多边主义，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利共赢，同心协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在这一生态治理体系中，规避了人类实践活动与社会发展变革进程中所可能导致的自然无序之风险，保障了“人”与“自然”实质性地作为一个休戚相关生命体的确定性与可持续性，寻求一种促进生态平衡和社会福祉共存的生产模式，从而规定和展示共同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本质。就此而言，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合作伙伴，生产活动也不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与自然的共同创造。“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有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创新实践，才能真正有助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格局。

同时，作为现实的世界历史离不开生产，“生产”构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具有本质性的意义。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地域性、封闭性的生产方式，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也对社会形态有着基础构建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类追求的只是自身的利益，人类对自然的剥削性态度和对生产的无限扩张追求，导致了资本主义人与自然的范式构建停留于异化劳动编织的虚假利益共同体，由此我们看到了最高度发展的最异化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性质，不仅异化了劳动者，也异化了自然，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言：“对自然力的这种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的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无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无法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客观基础。生产性的特定形式表现于作为具体形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有特定的运动规律和发展形式，历史性的本质内容就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性和发展性，这种过程性和发展性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深刻回应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局限，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向。从生产性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发现，生态文明新形态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调整或资源管理的优化，而且是对整个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不只是对现有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修正，更是对其根本性超越，即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通过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实现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双重目标。诚然，马克思否定的是生产性的特定形式，而没有否定生产性的原则本身，即否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形式和异化状态，代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崭新的生产方式，“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是历史之谜的解答，也是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生产性的世界历史指向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