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文明叙事理路及其世界意义

摘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中实现价值引领,推动新文明思维的创新和文明秩序的构建,集中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和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彰显了批判与建构的双重逻辑,诠释了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在理论确证中构筑了人类“一体化”文明愿景。一方面,世界历史塑造了全人类的价值主体性,普遍交往规制着深层次价值共识的应然性,共同利益诠释了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价值超越中彰显了人类文明新秩序,创新了人类文明思维,推动了人类文明转型,实现了人类文明价值旨归。因此,要在实践中阐扬凸显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开启迈向世界文明的崭新场域,有效诠释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展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样态。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新文明叙事;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临共同的生活境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毫无疑问,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价值表达,需要从理论、价值和实践视域理解阐释这一理念,深层次把握中国实践鲜明的价值立场,凸显中国智识的世界情怀。

一、在理论确证中构筑人类一体化文明愿景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价值观廓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科学阐释了人类一体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主体性基础正在被塑造与发展,普遍交往成为人类活动的现实性表达,共同利益的凝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内在动力。“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有独立意义的理论体系,都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进一步确证价值观领域的深层次思考与引领,不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而且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

(一) 世界历史塑造了全人类的价值主体性

“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想象为一个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他理解世界历史本质的方法是“哲学的世界历史”,开创了思辨地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他所推崇的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故他认为“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但是,他认为的世界历史是“精神”实现的历史过程和实现自己的场域。个人和人类在其世界历史语境中,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人类的实际活动是工具性的,仅仅是“世界精神”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他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的观点,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发现了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规律,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

同黑格尔抽象思维运动辩证法不同的是,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拨开“绝对精神”的迷雾,将自由的吊诡回归“人类社会”之基础,认为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神秘力量不能真正通达历史的本质,真正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马克思找到了生产力这把打开世界历史奥秘的钥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国家交往程度不断提高,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增强,相互区隔的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整体,世界历史由此产生。

今天的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在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的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空间上的限制,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呼唤着交流与合作,共享型经济亟待形成。我们“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主体性基础,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愈发坚实,影响世界各国的共同问题需要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深度融合,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去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成为必然。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于世界历史时期,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文明的藩篱,将价值主体拓展为全人类,深刻把握世界历史规律,审视人类生活世界,展现全球化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念自觉。

(二)普遍交往规制着深层次价值共识的应然性

世界历史时代的“社会的人类”交往状况需要重新审视与思考。物质生产活动“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资产阶级借助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工具,使资本的空间场域不断扩展,这种扩展夹杂着血腥和暴力,世界的“一体化”是从属式的一体化,新的更大范围的“共同体”是狭隘的共同体,“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毋庸置疑,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和人类生活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交往是以生产为前提的,世界化的生产方式内含着普遍的世界交往。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的“交往”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与人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影响,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从主体性维度来看,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包括个人的交往,也包括国家和民族的交往。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随着人的劳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人的自由应该更加体现在其“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交往范围在地域上从“区域交往”越来越变成“世界交往”,人作为类存在物,所有个人如何“作为真正个人参加”,这一理想成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重要坐标。

人类交往的区域性扩大,使人类面临着越来越普遍的共同生活,共同生活的活动范围也从区域延伸至全球。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一体化”的阶段,“一体化”的表现不仅是物质生产方式的,还表现在精神层面,就像马克思所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人类社会的“一体化”需要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本位的理念规制,以价值共识为基础进行整体式价值理念的引领与示范。深层次的价值共识将为人类实践活动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奠定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基础。而价值共识何以可能、以何可能,是当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去迎接和面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了普遍交往的现实需要,呼吁人类社会“一体化”的价值共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智慧和世界情怀的价值体现,具有深刻的规范理性意义。

(三)共同利益诠释了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古希腊哲学以降,“共同利益”从“好”哲学的实体性走入神学的虚幻性、理念的虚假性,在近代现代性的“祛魅”中不断被“物化”“异化”,唯独忘记了其现实性基础。“共同利益”是马克思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石,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自然面前、在不断的分工中结成利益团体,共同利益就成为人及人类在进行对象化劳动过程中的表现,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人们的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生产的商品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跨越了地域的限制,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人民联系起来,各民族、各国家的相互依赖、普遍交往成为必然。从时空维度、主体维度、历史维度来看,人类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共同生活”之境遇,“共同生活”根植于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这意味着“共同生活”需要规范,只有规范下的共同生活才是有秩序的,才有力量对抗吉登斯笔下的“失控的世界”。

显然,“共同利益”是现实性的基础,是人类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动力,而更深层次的糅合和联系应该来自深厚的价值、信念、规则与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直面人类共同生活之境遇,内含着对于抽象理论之批判,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需要解决的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等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基础应该是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基础上的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的问题。人类共同价值生成于对于人类共同利益的整体性把握,发展于深层次的价值、信念、规则与目标的深刻凝结,阐扬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推进,非纯粹理念之倡导,是系统、现实性的活动。

二、在价值超越中彰显人类文明新秩序

理性主义将自由充分诠释在“主体性”的召唤中,个人与共同体走向分裂,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离散感在不断加强,人类社会处在分离或斗争状态,“普世价值”试图迎合人们对价值普遍性的期许,然而却充满着片面与虚假。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理性审视现代价值困境的基础上揭开了“普世价值”的虚伪面纱,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价值理路。

(一)迈向人类文明创新的新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是一个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着所谓的“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犹如新的造物主般将人的主体性呼唤出来,使个体抛却了对传统城邦的家园式留恋,在主体性高扬的现代性中狂舞。为了实现其理性的事业,不仅将赖以生存的自然当作客体进行驾驭,而且将他者、社会都纳入工具理性之中,成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一方面,个体和他者交往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个体仅仅将自己作为目的,他者成为工具与手段,个人与共同体走向分裂,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走向分离,“共同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必要,同时“共同生活之道”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与古希腊时期追求“公共善”的本体论哲学更加注重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不同的是,近代社会将个人作为一个实体,将主体性作为新的价值基础,西方的自由主义就是以此为底色建立起来的,正如伯林指出:“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如果不能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对方成为他自己,而是把他者“看做工具”,那么意味着自己本身也将被“降为工具”,人的实在的真实性生活正在丧失,“原子式”的社会遮蔽了人们“共同生活”“美好生活”的憧憬。

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和国家的藩篱越来越虚化,民族历史不断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作为“类”的整体性越来越凸显,以一种有机的整体性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己,共同生存、实践、活动的基础使人类的利益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使“共同价值”的追寻成为人类的共同话题和实际行动,如亨廷顿所言:“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人类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共同的生活实践构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条件,构成了各国人民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立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广泛性,胸怀对全人类的价值关怀,为人类“共同生活”指明了价值之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正义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活力展现,是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之下的中国智慧的合理表达,是应对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困境的中国方案。

(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转型

现代社会打破的是传统社会的统一性,在价值层面,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的祛魅”之后的现实境遇,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试图通过构建“伦理共同体”来协调分裂与统一的问题,他认为,“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那个普通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它始终留在后方……不受侵犯”。这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普遍性原则的需要与期待。

从20世纪60年代宗教领域推行的“全球伦理”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普遍伦理计划”,都在致力于寻找和建立一种普遍性的永恒的共同价值。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普世价值”的口号内容生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反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功能,在当时这些观念将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普遍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今天,当“普世价值”的愿望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相遇,当“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将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描述成适用于不同时空、不同国家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之时,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种没有边界的普遍性恰恰暴露了其抽象性、虚假性,使其沦为赤裸裸的资本强势输出的武器。

启蒙主义以降,个人自由主义成为强势的、主导性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与生活观念。“普世价值”源于对“抽象个体”的共性提取,这种“共性”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由此“共性”生出的“普世价值”充满了形而上学的虚假性,“自由”取决于占有资本的数量,“平等”仅仅体现在等价交换中……以此为价值规范的社会势必成为“理性经济人”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私人利益”而缔结契约的社会,如何超越主客对立理性之下的“霍布斯模式”,成为现代性的价值困境。“普世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比,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狭隘性使其缺乏共识性的伦理价值依据,不具有伦理正当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了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历史境遇,冲破了“普世价值”的神秘禁锢,是回应价值迷雾的世界对策。

(三)实现人类文明的价值旨归

价值的范畴是属人的,人是价值的最高命题所在,假如没有人的实践活动,世界仅仅是自在运行之物。故价值与人的活动目的、生活实践以及人自身是紧密相关的。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下的个人似乎变得独立且自由,实质上,个人正在不断抛弃自身的真正本性,实在的个人生活在不断丧失,资本淹没并吞噬了人的独立性与个性,人被卷入价值运动的无限增殖之中,他者和个人在工具理性中不断异化。现代性之下的伦理文化是“个体”本位的,鲍曼认为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商标”。托克维尔更进一步指出,个体是“公民”最坏的敌人。人类生存与生活受到了个人自由主义的伦理规制,无法摆脱其影响而获得独立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从人的实践活动、从现实存在的人出发理解人的“类本质”,是当今时代发展困境中破解人的境遇的一把钥匙。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变革,他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立足于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旨趣,以期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笔下“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事着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人正是因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成为特殊的类——人类,作为同“类”中的一员,必然具有共同的尺度和价值理念。

价值理念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全人类共同价值立基于人的生活实践,是对对象客体的科学审视,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共同生活中不断发现“为他性”的主体意识,是消解“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观念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扬。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的目的性共识不断增强,人类正以“共同价值”的主体来看待世界,共同生活成为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与实践中,人类共同价值承袭了历史中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好”(“善”)生活的不懈追求,从而使美好理想在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变为现实。

三、在实践阐扬中凸显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其理论批判和价值超越中,而且彰显为其鲜明的时代性和人的需要的价值关怀,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中构建符合现代文明和人类发展的价值共识。

(一)开启了文明的崭新场域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价值理念领域的中国声音,其鲜明特性体现在它所开创的人类底色和世界眼光,彰显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实践场域的拓展与践行。

首先,倡导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抽去了赋予在人身上的抽象性,强调人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能证明自己是“类存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不断推进,人类社会的“一体化”趋势不断成为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得到认同,人类整体利益至上契合了当今时代发展的现状和人们的共同期许。一方面,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如资源危机、生态问题、恐怖主义等,深度吁求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涌现,全球治理效能凸显不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大行其道,“西方中心论”仍然以极度的优越感逆势构建世界秩序,人类整体利益被肢解或等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反对将个别国家的民族利益置于人类整体利益之上,更不允许以“利益优先”的旗帜实现本国私利,而损害人类整体利益。

其次,坚持全球化的价值引领。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随着全球交往实践的不断深化,现代意义的时空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全球范围内各个价值主体的相互影响与依存度愈发强化。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理论下人类历史一体化的逻辑展开,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加剧,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的一体化,还表现为精神生产的一体化。“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一方面,一体化的逻辑在渐次展开;另一方面,一体化伴随着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较量,各种矛盾包括价值观领域的争锋愈发凸显。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是全球化的引领者,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历史理论在价值观领域的彰显,体现着不断凝聚人类价值共识的世界历史意义。

(二)诠释了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

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共识,目的在于凝聚人类在“共同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目标,是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一种宏大的叙事风格,超越了东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用唯物史观阐释了共同价值的现实性基础,阐明了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历史样态,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站位和人文关怀,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理论自觉。

首先,坚持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文明将人类社会带入物质文明的高地,与此同时,现代性精神危机也日趋严重,人类社会的价值分化与精神失落难以化解。麦金太尔指出,陷入价值上的主观主义和情感主义,而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共识,必然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相互依赖的“共同感”处于危机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于人类现实生活和交往实践,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具有不同的具体存在样态,是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价值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把握时代大势的中国智慧,表征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具有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鲜明优越性。

其次,重构了世界历史的文明范式。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在几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殖民掠夺、资本扩张裹挟着对于殖民地、后发展国家的文化侵略。从文化视角上看,全球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强势输出、不断“普遍化”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个性化、异质化不断斗争的历史。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向人们描述了东方如何成为西方定义下的东方。福山认为,人类文明进程“存在着一个为所有人类社会规定了共同的演进模式的基本过程”。从“历史终结论”到“文明冲突论”都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画像,试图寻找历史进程中的合理性。西方文明在“普世价值”的旗帜下构筑起文化“普遍性”与“同质化”的海市蜃楼,却对日渐凸显的文化、文明的矛盾与冲突无能为力,全球化吁求下的人类共同价值难以实现。“西方中心论”在现实与理论的建构中受到质疑,全球化时代需要建构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开启了世界文明的崭新范式,将人类文明从冲突、对抗的路径中转换至“共同价值”构建的赛道上,尽管实践的路程漫长而曲折,却处处体现着人的需要与现实吁求的价值旨趣,闪耀着“共善”的价值关怀。

(三)展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样态

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于人的真实需求,是科学把握人和世界关系规律基础上的现实回应,彰显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本性,凸显了人类在实践中塑造其本质力量的价值理想。

首先,以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本性为旨归。马克思认为:“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共同体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人从“自然共同体”中对人的依赖性到现代社会对“物的依赖性”,不能满足人自身生存、发展的自由之需求,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为人与共同体的分裂,个人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中主体性得到发展,却丧失了共同体的统一感,两者走向分离。与此同时,单子式个人在现代的路程中不断被异化,批量化、单一化的产品在机器文明中被创造出来,现代工业文明的模式化一定程度上催生着人的同质化现象,马尔库塞笔下欠缺个性化、不断被异化的“单向度的人”越来越多地走入现代社会。在舍勒那里,“主观理性”战胜了“共同感”,他称之为“价值的颠倒”。马克思深刻洞见了人追求普遍生活的深层次困境,着眼于历史进程中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以“自由人联合体”来回应人的生活世界与人的分离。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人类在克服共同生活困境下,以人类的自由解放为旨归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基本路径选择,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廓清与面对人类现实困境,为人类命运提供伦理价值关怀。

其次,体现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性统一。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在实践中达成统一的,没有人的世界是抽象的世界,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与世界发生着普遍性联系,以此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人类历史是人与世界不断和解的历史,是现实的个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过程。在“自然的共同体”阶段,人与人结成团体,其基本的生存、发展需求得以满足。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交往的不断扩大,有组织的人类活动成为人与世界对话的更普遍方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紧密而必然,人类面临着更为普遍的共同生存与生活的世界性基础。然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虚假共同体”,个人“自由”的无限扩张,将主体外的世界变为异己的力量,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成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弥合主客二分世界的制度构想,是人与世界实践性统一的科学建构,兼有人类认识的科学性和人类实践的自觉性。

四、结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文明多样性不断展现,全球化时代吁求的共同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现状之间的矛盾与差距明显。因此,“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人类对世界未来命运的整体把握,是人类对现有存在方式的深刻反思,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价值趋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全球化时代人类价值理想的深刻阐释。当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与认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人类作为统一整体科学构建世界的在场性表白,是人类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主动性创造历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