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记忆与期待:毕肖普旅行诗歌的景观书写
罗 瑞
(周口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引用格式:罗瑞.家园记忆与期待:毕肖普旅行诗歌的景观书写[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29-135.摘要:景观作为一种文化意象,蕴涵着政治、历史、文化、记忆和家园情感,成为身份建构的重要动态媒介。伊丽莎白·毕肖普的旅行诗歌饱含丰富的地理人文景观,不仅承载着个人的家园记忆,更是诗人构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透射出现代人共通的家园期待。毕肖普对沿途景观带来的家园失落感予以深刻反思,试图缓解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并藉由诗画景观绘制理想中的家园,彰显诗歌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使命。同时,以敏锐观察和理性沉思体认着旅行途中的自然景观,探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毕肖普把自己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来确认地方身份,其旅行诗歌既有地域性又有世界性,景观书写中想象与现实的交融、理性与情感的平衡对于重构现代诗歌的人文精神、强化诗人的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伊丽莎白·毕肖普;旅行诗歌;景观;家园
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的童年创伤使她成为漂泊不定的旅行者,生活长期受制于地理空间的转换,其诗歌作品中充满了错位感和短暂性,家园也成了一个变动的概念。成年后的毕肖普有了选择的权利,旅行也从童年时的被动接受变成了主观意愿,不再仅仅是为了寻求身体和精神的庇护所,更是获取快乐的源泉;在此过程中诗人为自己构建了四个最重要的家园:见证她和早期恋人路易丝感情历程的基韦斯特;洛塔在佩德罗波利斯(Petrópolis)为她建造的工作室,这里也是两人度过幸福生活的伊甸园;位于山城小镇欧罗·普莱托(Ouro Prêto)的一座老房子,与洛塔关系出现破裂时,毕肖普购买并重新装修这座房屋,命名为“玛丽安娜屋”;最后的家园是波士顿,这里是她度过晚年的地方。诗人的诗歌中贯穿了对四处家园的多元景观描述,以及通往家园的旅行中并置出现的各种乐趣和苦难。她在旅行途中深刻感知着回忆与地理的融合、内心与现实的互动,藉由景观书写着自我的生命感受,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察,用诗歌的向善品格和诗人的人文关怀构筑现代社会人们共同期待的精神家园,使人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一、沿途景观中的家园失落与理想重构
生命中不间断的旅行既是毕肖普身体上的逃避与疏离,又是精神上的追寻和迁徙。她生前出版的四部诗集都与旅行息息相关:《北方与南方》(1946)、《一个寒冷的春天》(1955)、《旅行的问题》(1965)和《地理III》(1976)。这不仅是跨越地理和空间的文本,更是诗人探索自我、体认多元文化的尝试。首部诗集的第一首诗歌《地图》,代表着诗人一生作品的开端,也为其此后的生活和创作定下了重要基调。米歇尔·德塞图曾言:“一切写作都是旅行写作,或者说文学就是旅程。”毕肖普的一生便印证了这一论断。她对地理有着浓厚的兴趣,其旅行书写具有真实的流动性和真切的体验感。“我一直想要精准地感觉自己确切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的精准位置。”空间地理的广阔感和个人生命的受限性令毕肖普印象深刻,她藉由旅行尝试体验生命的辽阔,但又被沿途景观中的家园失落感所制约。雷蒙·威廉斯曾言:“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关系,观看者及其可以看到的人物真实存在,都融入特定景观之中,而后又作为一个问题返回:有关身份、感知和自然本身的问题。”毕肖普诗歌中对家园的建构与人类历史文明、个人身份记忆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对景观的描述总有人物在场,也有家园记忆的复现。诗人擅于将个体生命的短暂与地理景观的长久对比观照,以个人的目光审视时空,同时从时空视角审视个人。诗歌中景观的构建展现了毕肖普“在路上”的状态,这一过程也是她直视自我内心的过程,既审视并超越逃遁的童年记忆,又追寻与重构理想中的家园。
毕肖普喜欢描述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对沿途景观的刻画有时会呈现荒凉、孤独甚至脏乱的特质,影射了现代社会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诗人想要寻找想象中的庇护所,以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因此,即使在描摹消极的沿途景观时,她也会努力构建各种各样的“房子”,或是梦想中的家园,或是真正的居所。这些“房子”不仅强化了毕肖普本人对于“家”的追寻与想象,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即对爱情及亲情的渴望。《铁轨》(ChemindeFer)中“我”独自沿着荒凉的铁轨去寻找隐士,而“铁轨”作为一种异托邦的表征,赋予了人物能够拥有纯粹的、自我的身份空间。“枕木靠得太近/或许又太过疏远”,增加了旅行的不确定性和“我”作为旅行者的不安全感,但是“我”在周边一片贫瘠的景观中看到了一个小水塘,“那是脏隐士的住所,/像躺着一道旧裂缝/年复一年清晰地/紧握它的伤口”,这一住所只是一个“家”之外的存在,老隐士也成了诗人自己作为旁观者的化身。从小失去父母的无家可归感与对美好爱情的期待交织在一起,“老隐士尖叫,/‘爱情必须行动起来!’”争吵或分离之后,我们总寄希望于原谅或和解,但也只能停留在“一遍遍尝试以将它证实”的幻想之中,付诸行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诚如诗人自己所言:“写诗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验证而是体验生活。它不是人们阐释世界的方式,而是感知世界的过程。”读者追随诗人多变的想象力,体验景观意象的自由转换与组合变化,一步步走进诗人矛盾的内心,经历家园逐渐被瓦解的过程。这种体验和经历也指向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追寻家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现代化和流动性带来的孤独感之中。
类似的矛盾出现在《加油站》(FillingStation)一诗,加油站作为常见的沿途景观在诗人笔下散发着令人厌恶的气息,诗歌前三节充斥着杂乱与破裂的画面:“沾满了油渍,浸透了油污/令人不安,遍布着/半透明的黑色”“一套压扁的,油脂/浸泡的藤制品”“一条肮脏的狗”。由灰暗景观构成的肮脏世界与诗人追寻的家园形成对立,没有一丝洁净、温暖、舒适和安全感,这种对立暗示了旅行途中的孤独、困惑,也暗示了现代人的家园失落。人物在景观刻画中穿插登场:“父亲穿着脏兮兮的,/沾满油渍的晚礼服”“几个迅捷灵活的/满身是油的儿子在帮忙/个个浑身肮脏”。这个家庭加油站看似只有“油腻腻”的男性存在,父亲在儿子们的帮助下,为了生计忙碌着。正在我们想要跟随诗人逃离这油腻肮脏的世界时,第四节并置出现了“装饰桌巾”“绣框”“多毛秋海棠”等意象,包含着一种惊喜,是诗人为把肮脏、机械的加油站家园化而做出的努力。文学创作中,“比起选择正确的词汇更为重要的是词与词之间快乐的结合从而产生具有启发性(而非解释性)的联想”。破裂的画面和并置的意象启发着毕肖普的重构,她在诗歌最后两节以视觉艺术和想象力营造着具有意义的画面,让读者看到了隐形女性形象的存在,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美好亲情的力量。诗歌以“有人爱着我们所有人”结尾,“爱”是家园最充分的证明,对家园建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毕肖普以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对亲情的渴望以及内心深处对家园的追寻,以旅途中的地理和人物景观构筑了对精神家园的心灵寄托。“自古以来,文学与视觉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都是平行的,而二者从20世纪开始渐渐地交汇了。”毕肖普拥有诗人和画家双重身份,她善于在诗歌中采用立体主义绘画技巧,将平面化的意象并置、拼贴,构建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家”,期待“有人爱着我们所有人”的温暖。但如此的“家”并非永恒,只是出现在为我们旅行提供些许保障的“加油站”,“家”所能提供的爱和归属感便被极大地削弱了。正如乔纳森·埃利斯所言:“在毕肖普的诗歌中,主人公更多的是感受到或变得无家可归,这便是她笔下的家。”旅行是诗人从生活中获取意义的重要方式,既有对创伤的逃遁,又有对家园的追寻。她尝试通过对旅行沿途景观的刻画重构理想家园,却又受到残酷的现实制约。
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和城市进程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世界范围内人类生存空间的变化和危机,“人们被引诱去采用最具有特定倾向的怪异,也就是都市中夸张的癖性、反复无常和矫揉造作”,以表达极度失落、空虚和压抑。面对日渐分裂破碎的世界和迷茫困顿的生活,毕肖普开始以缄默的反抗抒写真诚的人文关怀。她在诗歌中刻画人类荒诞与异化的形象,如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人蛾》(TheMan-Moth)中的主人公也生存在一个看似熟悉却荒诞不经的世界。人蛾是扭曲且异化的人类个体,“人的整个影子只有他的帽子那么大,/像一个小圆圈位于脚底,只有玩偶站得下,/他成了一枚倒立的大头针,针尖被月亮吸引”。人蛾居住在“苍白的混凝土地铁”,这冰冷的缺少温度的“所谓的家”正是多数都市人的生活写照,被孤独感和窒息感所包围。作为特殊的沿途景观,充斥着“不间断有毒气体”的“沉默火车”和“人工隧道”营造了异化的都市生活,侵蚀着人类世界的情感与灵魂。人类仅有的财富只有“从眼睑滑落的一滴泪水”,“凉得如同地下泉水,纯得足可饮用”,支离破碎的景观给予诗歌无限的张力,她用诗歌书写自己的人生经验,又凸显了诗人的忧患意识。
毕肖普既是客观世界的细微观察者,又注重超现实的主观想象和幻觉。诚如布鲁姆所言:“毕肖普具有一双著名的非凡之眼。……而充满了洞察力的诗歌则处于最值得诉说却无法诉说的边缘。”她以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人的身份缺失及精神流亡的无根感,并深刻反思社会家园的失落。反复出现在其诗歌中的“铁轨”“加油站”“地铁”“火车”等都具有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空间属性,“公共空间不止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它具有表意的符号性,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它们为现代社会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但工具性和功能化的发展却逐渐吞噬了其情感价值,冰冷和孤独成了现代人的共同特征和感受。但作为有社会良知的诗人,毕肖普并非全然悲观与绝望,《铁轨》中“老隐士的尖叫”更是诗人自我情感的抒发,《加油站》中“有人爱着我们所有人”为冰冷的家园带来些许温暖,《人蛾》中“纯凉的泉水”洗涤着人们异化的思想和灵魂。沿途景观虽充斥着家园的失落感和矛盾的体验感,却也暗含了诗人努力从中汲取疗愈身心的能量,她借用碎片化的景观构筑理想中追寻的家园,试图缓解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和焦虑,为解决“人类社会究竟向哪里去”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丝希望。
二、诗画景观中的家园记忆与精神守护
毕肖普诗歌中充满了精致细腻的景观图画,体现了对细微事物的敏锐观察和精准捕捉,这些都与她的绘画素养密不可分。生动丰盈的诗画景观书写源自她对当代视觉艺术的理解和运用,富有别具一格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996年诗人威廉·本顿编辑出版了《交换帽子:伊丽莎白·毕肖普画作》,其中收集了毕肖普生前创作的40幅水彩画。画作内容低调优雅,包括朋友的画像、花卉、风景、建筑和家庭内饰等,威廉标注了每幅画的出处、尺寸和日期(有些不能判断日期的除外),并附有毕肖普的散文中与绘画有关的一些简短摘录。毕肖普像诗人一样画画,也像画家一样写诗。其视觉艺术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亲密而别样的洞察力,她用画家之眼悉心审视自己熟悉的地方和生命中亲爱的人们。墨西哥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形容其诗歌:“清新、明澈,适于饮用……似水又似空气:诗歌开启视野,视觉之诗,用字明晰,朗然如画。”她的诗歌都以对艺术和自然的详细描绘,以及对“亲密的、低调的、微妙的事物”的赞美为特色。她自己也提到视觉艺术在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我对人们所说的普通事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尊重。……我非常注重视觉效果,观察带给我极大的乐趣。一些评论家指责我只是一个描述性诗人,我认为如果你做得好的话,描述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她总是尝试从新颖的视角观察世界,用“婴孩的眼光”审视事物,并非寻常地描述现实生活,而是竭力绘制蕴涵厚重记忆和丰富想象的诗画景观。
1948年2月,毕肖普在基韦斯特迎来了37岁生日,她以著名的渔港格雷森湾为背景,创作了《海湾》(TheBight)一诗。诗人审视着海湾上挖泥船从事的脏乱活动,并用新奇的比喻形象地再现挖泥现场的景观,将原本碎片化的元素重新组合,体现了诗与画的完美交融。纯净的海水、白色的泥灰、形如特大鸟只的挖泥船、好似鹈鹕尖嘴的吊钩、黑白相间的战斗鸟、剪刀般的船尾等等流动的意象从诗人笔下滑落,一幅画卷也就此展开。“白色”多次出现,分别用来形容泥灰、鸟、小船,勾勒了纯洁真实的诗画景观。海湾上的挖泥活动继续着,看似脏乱糟糕,却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海湾的自然景观和挖泥的劳作景观使毕肖普开始思索人生,这一视觉艺术表征下的诗画景观也是诗人情感的流露,暗含了诗人对家园的想象,虽凌乱却又丰盈,有烦恼又有欢乐,这才是家园的味道,也是生活的滋味,弥合了她内心深处的记忆缺憾。但是,毕肖普对景观的刻画并非只停留在个人情感的书写,更有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她立足始于爱默生、维里和迪金森的美国诗歌传统,这一传统以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和摩尔的创作达到顶峰,以控制修辞、克制表达和公开的道德责任感而著称。”19世纪捕鲸业在美国蓬勃发展,一度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人们疯狂猎杀鲸鱼,获取鲸须、鲸骨,最重要的是鲸油。虽然19世纪下半叶石油工业的衍生产品逐渐取代了鲸油的地位,但捕鲸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鲸鱼数量急剧减少,濒临灭绝。20世纪人类捕鲸更多是为了获取肉类,《海湾》这首诗影射了人类大肆捕杀鲸鱼和鲨鱼的行为,“蓝灰色的鲨鱼尾挂着晾干”,看似平淡的诗句下隐含着人类对海洋生物的残忍杀害,只为品尝所谓的野生美味。接着,诗人笔锋一转,提到遭受风暴袭击的捕鲨船:“仍未被救助,假如还能获救,逃离上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好像撕开的、尚未回复的信件。”毕肖普极具讽刺地阐明了观点: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伤害终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事实上,直至此诗创作20余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保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公众才开始大规模地反对捕鲸。该诗的题记“作于我的生日”可以看作典型的个人化创作标签,毕肖普却在诗中公开批评人类为利益屠杀动物这一社会现象。诗画景观的绘制不仅是对家园记忆的书写,更表达了诗人鲜明的道德责任感,人类必须学会与其他物种和谐相处,才能够享有宁静的精神家园。
晚期创作的《诗歌》(Poem)从凝视一幅小画开始,表面看是在描述家庭收藏并流传的一幅画,其实却是毕肖普对于家园的又一次沉思。“尺寸如同一张旧版钞票,/美元或加元,/几乎同样的白色、暗绿色和铁灰色”,诗人将此画与货币作类比,大小和颜色相似,却没有货币的功能,也未能创造货币的价值:“这幅小画(大画的草图?)/从未卖过钱”,对画作物质价值的否定意在为肯定其精神价值作铺垫。另外,“美元或加元”暗含了生命中的两个故乡——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家园对诗人都有维系一生的情感羁绊。毕肖普善于“借助具体景观影射私人记忆和情感,从而使植入欲望和记忆后的外部景观转变为高度主观的意象”。她运用蒙太奇艺术手法,将不同距离和角度下的镜头排列组合来呈现外部景观,以表达自己的家园情怀。“这里一定是新斯科舍”,直截了当地带领读者走进想象中的家园。“一定是”这一肯定推断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相连,增加了诗歌的逼真性。“只有那里才能看到尖顶木屋/漆成可怕的褐色阴影。/其他房子,画上的碎片显示,都是白色。”白色房子作为背景,以突出前景可怕的褐色,也显露了诗人想到新斯科舍时复杂的情感。“可怕”的童年生活是毕肖普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是她一直想要逃避的创伤记忆。但除了母亲失常给她带来的恐惧之外,毕肖普在新斯科舍的童年时光依然充满了爱和幸福。外祖父母对她疼爱有加,两位姨妈不仅是亲人,更是她的好朋友。因此,“可怕”的感受被随之出现的家园景观所替代:“榆树林”“矮丘陵”“尖塔小教堂”,代表了童年家园的地理特点,也是诗人对想象中家园的情感流露。
随后镜头拉近:“水草地里有几头小牛,/每头牛简单两笔,但肯定是牛;湛蓝的湖水里有两只白鹅,/背靠背,进食,还有一根斜棍。”简单几笔便勾勒出家园的生活气息,也体现了人们为生活而劳作的状态,画中的各个景观都被赋予了具有强烈地方感的名字,反映出诗人通过植入记忆尝试与童年家园获取关联。而“背靠背”这一细节或许是毕肖普在别出心裁地暗示自己的情感取向。最后,“更加靠近”,近景呈现:黄白相间的野鸢尾、清新而寒冷的空气、早春的蓝天等等,近距离的观察好似诗人感受到了早春的乍暖还寒,气候描写往往奠定着诗歌的整体氛围,“寒冷”与“清新”并置,暗示冬天并未结束但春天业已临近,希望如同鸟儿一样翱翔于天空。画中的景观被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记忆中的场景,超越了画框的界限,渲染了诗歌的时空感,可感知的语言细节也是毕肖普诗歌的特色,这不仅源于其画家身份,还在于诗人擅长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观察到细节之美。“天哪,我认出了这个地方,我知道它!”如同真的回到了故乡新斯科舍的格雷特村,景观与情感相互交织,熟悉感和亲切感扑面而来。诗歌对记忆的复现进行了再加工,融入了诗人对家庭以及家族成员关系的渴望和想象。“我从未见过他。/我们都认识这个地方”,与亲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熟悉的家园得以相连,从未谋面却拥有对故乡共通的回忆和期待。毕肖普将自己与这幅画的创作者联结起来,他们都热爱着看似微不足道却存在于自己生命旅途中的景观,并在记忆和创作中予以复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拷贝自生活’的艺术和生活本身,/生活和生活的记忆相互浓缩/以至互相转化。哪个是哪个?”诗歌结尾不仅复现了代表家园记忆的景观图画,也再次表明了诗人对艺术创作标准的坚守。
毕肖普善于将景观作为家园记忆的载体,正如哈布瓦赫所言:“(个人)只有在社会里才能获取记忆,并通过认同回忆使记忆找到自己的位置。”故乡便是毕肖普和家人共同生活过的社会,是拥有复杂回忆的童年家园,故乡的景观表征与诗人的家园书写水乳交融,也是艺术和生活这两种视界(vision)的融合。家园的向心性激发了毕肖普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非凡的“画家之眼”赋予她直接将物象转化为幻觉的能力,得以灵动自然地穿透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细节。诗歌源于对生命细节的洞察和复现,又不露痕迹地融入对现实世界的反观和思考,这也是毕肖普艺术创作的最佳美学。从书写自我的家园记忆到绘制共同的家园想象,诗人肩负着关切社会生活、守护精神家园的重要使命。
三、自然景观中的家园期待与和谐共生
一生都在旅行的毕肖普不仅深刻关怀着所见所感的社会现实,也敏锐观察旅行途中的自然景观,思索着有关自然生态的超验启示。女性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有着生物学上的关联,“我们(女性)知道我们由大地而生。我们知道这大地由我们而生。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是自然。我们是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拥有自然之观念的自然”。最为典型的当属古今中外神话中充满“自然母亲”的隐喻。毕肖普生前出版的四部诗集中,几近一半的诗歌都离不开对自然的关注,且诗歌中的很多自然元素反映了她早期与母亲之间的不安关系。尽管毕肖普在大部分诗歌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个人生活,但当她直面自然景观时,诗歌中矛盾的心态、个体的脆弱、经验的短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普遍的警惕性都暗示了记忆中与母亲的特殊联系。在访谈中,毕肖普谈到了想要书写童年的冲动,也提到了不愿这样做的原因:“每个人都想(写自己的童年),我觉得这很难控制。你的观察力会十分敏锐,可以关注到所有的事情,但又没办法全部都联系起来。不过我觉得不应该把书写童年作为一种崇拜,我也一直在努力避免。”在这种复杂情愫的驱动下,毕肖普创作了描写乡村自然景观的诗作,既书写了对家园的记忆与期待,又暗含了诗人尝试走出个人情感,将自然联结到社会文化意识层面。
1956年,毕肖普发表《占屋者的孩子》(Squatter’sChildren),标志着她的诗歌创作从“巴西地理”向“巴西精神”转变。该诗描写了巴西贫民区穷人们的生活,房子像雀斑一样小得让人心烦,但明媚的阳光和活泼的小狗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欢乐,他们虽穷困却对生活充满热情,同样拥有享受美好自然的权利。“他们的笑声远扬/在积云中散布光芒”,诗歌前两节承载了诗人对乡村家园美好生活的怀念与期待。突然,乌云堆积,暴风雨来袭,自然的力量无法抗拒,雨中传来了母亲急切的呼唤声。孩子们动人的笑声和母亲“丑陋如罪恶”的喊叫声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机智灵敏的孩子们才是诗人认同的对象,他们的创造性也与作为观察者的诗人类似。对孩子的诗意描绘不仅反衬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无力,也书写了毕肖普对社会阶层和贫富差距的关注。诗人认为占屋的孩子们应该拥有继承房屋的权利,最后一节她直接温柔地与孩子们进行对话“你们站在/可供选择的别墅中间”,但这种选择的权利只是空想,“湿透的文件把你们的权利/保留在落雨的房间”,可见诗人对穷人的怜悯和对现实的无奈。正如科斯特洛所言,毕肖普的这首诗是对“华兹华斯《不朽颂》里‘自然是上帝的宅邸’这一观念”的挑战。宏大的自然景观中弥漫着人们对平等家园的期待,但自然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难以实现。“综观毕肖普的一生,她都是在肯定与否定、生存与死亡之间挣扎,她对包括宗教在内的绝大多数事物无法信任”,看似平和的诗歌中蕴含着既无奈又期待的困惑与矛盾。
毕肖普对自然景观的书写继承了浪漫主义试图探寻与宇宙原始关系的传统,“从描述景观开始,景观方面的改变唤起了记忆、思考、期待和情感的完整变化过程,这些内在感觉与外部场景紧密相关”。浪漫主义诗歌也关注到人与自然在现代化语境中的疏离,并试图恢复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重视人与自然的精神契合。毕肖普笔下的自然不仅与浪漫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更涉及了诗人对现代性主题的深度思考,试图重建人与自然的关联。美国现当代诗歌中这种思考自然与文化关系的脉络从弗罗斯特到毕肖普再到阿什贝利,体现了诗人一脉相承的怀旧情结以及对被遗弃家园的焦虑感。黑格尔早在19世纪便指出了景观的文化特质:“时代精神的产生依附于特殊环境和其他观念目的。”毕肖普虽以客观冷静的观察而出名,其精确细腻的描写中也不乏现代化进程背景下对自然景观中文化变迁的沉思。
毕肖普晚年创作的《三月末》通过书写自己的回乡之旅勾勒了被边缘化的乡村家园的自然景观。社会的转型和变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及个体想象力的丧失,诗人藉由诗歌揭示传统乡村文化的衰败给人们带来的无奈与感伤,同时也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留下想象的空间,保持了其中的神秘与期待。此诗开始创作于1974年春天,当时毕肖普身在马萨诸塞州杜克斯伯里的沿海度假胜地,她的朋友布列宁和伙伴里德在此有一处别墅。毕肖普童年时曾和母亲到过附近,对这里的海湾记忆尤深。1974年3月,布列宁外出时邀请毕肖普到别墅小住,几日后她最后一位情人艾丽丝·梅斯菲塞尔也来到此处,两人每天沿着海边散步,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月末,毕肖普寄了一封致谢信给布列宁,信中所附诗歌《三月末》看似随机创作,实则聚焦了诗人长期以来的思考。在热带地区生活了二十年后,诗人回到新英格兰时面对着三月末海湾的寒意:“寒冷多风,这样的日子/不适合在绵长的海滩漫步。/万物尽可能远地向内,/隐退:潮汐远去,海洋皱缩,/海鸟形孤影只。”辽阔的海洋本应是引领诗人回归精神家园的载体,但在这种凛冽逼人的气氛中出现了不祥的感觉,自然灰暗阴沉的色调让人压抑,诗人归家的愿望变得模糊,隐晦地折射了现代社会人们所经受的身份认同危机及精神层面的无家可归。
毕肖普坦言开始写这首诗时是作为“一种玩笑式的感谢信,当我说想把那个丑陋的小绿屋作为我的夏日之家时,布列宁非常震惊”。所谓的“夏日之家”是海滩上一个废弃的棚屋,类似于诗人在多首诗歌中提到的“脆弱的房子”,也是毕肖普记忆中故乡的原型,是她对家园的所有回忆和期待,诗人在幻想中走进了自己的“原梦之家”,开始徘徊于现实与想象之间。“原梦之家”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美好,闲适读书、欣赏自然、享受家的温暖,“太完美了!但——不可能。/那天的风太寒冷/甚至到不了那么远,/当然,房子一定封了木板。”诗人对自然细腻的描绘融入丰富的想象,暗示了乡村文化逐渐被遗弃。她努力使周围环境家园化,但归家之路还是难以实现,现代性给人们带来难以避免的失落和孤独感。“韦伯将‘世俗化’看作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其带来的‘理性化’结果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人们不以理想的价值作为行为的目的,而是以现实的利益作为追逐的目标。”在寒冷天气和阴晦心情的笼罩下,太阳突然探出头来,光芒虽然短暂,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诗人的痛苦,抚慰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反复出席的失去感。嬉戏的“太阳狮”意象充满童趣和明快的色彩,和解了现代性文明带来的冷漠与矛盾,藉由自然表达了诗人对家园的美好期待。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分解或利用的对象。但对于毕肖普而言,自然是人类延伸特定活动时必不可少的媒介,在此过程中自然被转化为文化或反过来抵制这种转变,通过文化这一中心术语,自然得以进入或离开诗人作品的聚焦之处。毕肖普毕生的旅行中始终沉浸于对自然的精细观察和描写,以自己的方式勾勒着自然万物各自的存在意义,既是对美国诗歌传统中自然情结的继承,也是诗人以自身的体认来理解自然、期待归家的愿景。
毕肖普见证了美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冲击和社会变革,她以独特的自然景观书写反观并思考着生态文明和生态关系。事实上,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时代发展的进程中世界各国都需要关注的话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内城市文明的建设都离不开乡村文明的依托,二者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也需要适度融合,传统和现代并非对立的两极。自然协调了二者的矛盾,构建了人与万物一体并育的诗意系统及人依附于自然的新型生态观。这种新的体系彰显了诗人对家园的美好期待,是人类家园建构的基石,既显现于自然与外境,又塑造于心灵与内境,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
四、结语
毕肖普旅行诗歌中的多元景观承载了厚重的个人与文化记忆,具有鲜明的地方感和家园意识,她一方面描述对景观直观而强烈的感知,另一方面抒发对景观隐喻和内涵的想象。从加拿大到美国,从欧洲到南美洲,诗人旅行的意义之一便是追寻家园记忆、重塑家园期待,承载家园情结的沿途景观也饱含了她对社会现实的观照。毕肖普善于运用“画家之眼”观察世界、感知生活,将视觉艺术与诗歌创作相互交融,从诗画景观的表层窥见其纵深意义,彰显诗人的悲悯情怀和道德责任感。具有普遍隐喻意义的景观也见证着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冲击和社会变革,以及现代人的身份缺失和家园焦虑。一生身处旅行途中的毕肖普拥有世界性的情感体验,女性独特的敏锐视角又赋予她对景观的深度思考。她主动将旅行诗歌切入社会现实,藉由景观书写唤起现代社会人们共通的家园记忆与期待,彰显了诗歌的人文精神和诗人的人文关怀。古今中外,诗歌都肩负着固守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使命。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语境中,有良知的诗人更是努力寻求人与自我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抒写着人类美好的家园情怀与愿景。
END
因排版篇幅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读原文,罗瑞:《家园记忆与期待:毕肖普旅行诗歌的景观书写》,《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编辑排版|王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