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价值演替、理论辨识及中国路径

引用格式：王伯睿,朱喆.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价值演替、理论辨识及中国路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24(6):8-14.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政治体制改革命题，也是行政实践命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范畴，新质生产力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进方向。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不断彰显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目标、动力具有内在逻辑契合性，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点、着力点。因此，在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内涵、鲜明特质与关键要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一、价值演替：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

摩尔根以“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同样密切关注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此，把握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不同阶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规律，是诠释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主线和主体逻辑。

(一)农业文明：量的增长与质的缓慢进步

作为具有深厚农耕文明的农业古国，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原始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跨越，凝聚了中华先民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的智慧结晶，承载着劳动者革新生产工具和创新耕作方式的追求。从中国农业文明生产力的发展历史来看，大致可简要分为以下三大发展阶段：

1.原始农业的发轫。中国农业文明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对稳定食物来源的需求，人们开始尝试种植谷物和驯化动物，逐渐形成了原始农业。进入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刀、石铲等简单石器。继而出现了比石器更加轻巧简便的耒耜，所谓神农氏“揉木为耒”，黄帝“始作耒”，提高了翻耕土地的效率。生产工具的不断演进标志着人类开始主动改造自然，为农业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古代农业的拓展。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和铁器的出现，铁制农具开始广泛应用，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铁犁牛耕作为生产工具变革的产物，成为古代劳动人民的主要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土地的翻耕能力，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通过灌溉、施肥、轮作等技术手段，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此外，还形成了对农业时间的深刻认知。通过以二十四节气体现气候变化指导农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生产的合规律性与有效率性。这一阶段在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中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形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价值延续体。

3.现代农业生产力的飞跃。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其不断更新推动农业文明的进步。农业文明不断吸收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实现了生产力的跃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科学技术在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为此，要“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可见，科技进步带动了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二)工业文明：机器化大生产的诞生与全球文明的开启

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力量。随着科技进步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工业化产品通过贸易活动甚至是军事行动，不断向世界各个角落拓展，客观上促使人类步入第一轮全球化浪潮。工业革命使人类掌握了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财富创造能力，新产业的出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间始终保持着正向联系。同时，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还对社会政治、文化和科技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在经济上，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体系。

1.原始资本的初步积累。17世纪见证了西方先进国家在手工艺领域的显著飞跃。当人类步入18世纪中叶，一场以蒸汽机革命为核心动力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式前进。这一人类发展史上的突破性变革，不仅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累积，也激发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热情，商品交易繁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迅速扩张、速度惊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洞察的那样，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实现了历史性进步。在短短几个世纪里，由此所累积的财富总量远远超越人类过往数千年文明的总和，展现了科技、经济与社会结构协同演进的巨大力量。

2.工业革命的驱动。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西方国家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工厂制度兴起，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迅速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使得商品价格更廉价、使用更广泛。同时，工业化进程促进了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成为新的动力源，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英国率先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经济增长速率实现显著飞跃，经济总量迅速攀升至全球之巅，铸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表面辉煌。至1850年，英国工业产出占据全球近四成，贸易份额亦高达36%，彰显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则顺应第二次工业革命大潮，实现经济赶超，自1872年起经济规模便超越英国，并持续至今，稳居世界首位。1820年，西方国家GDP仅占全球总量约三成。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至1950年，这一比例已跃升至近六成。至1998年，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仍保持在五成以上。这一系列数据清晰地反映出，通过抓住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发达国家不仅实现了自身的飞跃，更拉大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这一过程，是科技进步与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投射与写照。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驱动新质生产力的跃升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可见，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尺，也是区分不同文明形态的显著标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由此不难预见，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引领人类社会向更高形态发展的文明新形态。这一历史使命，也正生动映射出担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出场逻辑。

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时也创造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调要持续探索与丰富这一文明形态的内涵。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生产力持续进化的过程，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不断释放生产力，并推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2.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人类文明的根基与活力在于驱动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发展事业高度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并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促进，互为支撑：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生产力的深度变革与生产方式的深层创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发展动能；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壮大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两者共同绘制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新篇，标志着在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推动全球文明进步贡献了力量。

二、理论辨识：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学理原点

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此，新质生产力之“新”是指其新在生产要素、新在科学技术、新在产业形态、新在发展模式等方面，这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通的。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定位、核心范畴、基本要素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特质，强调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关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原理的新境界。

(一)内涵向度：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理论的“质的跃升”

生产力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石，关键在于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作用于自然、改造环境的核心能力。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驱动力，还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人的全面发展存在着复杂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生产力构成了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的要素，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1.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现代延伸。新质生产力源自技术革命、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核心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飞跃，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是其核心标志，本质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创新在其间起主导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

2.与生产力形态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必然要求，旨在构建与新生产力形态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法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革，以发挥生产力的积极促进作用，避免成为阻碍因素。

3.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重大原创性贡献，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在强调将实践经验升华为体系化、学理化学说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容，推动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前瞻性的思维。

(二)要素向度：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要素的重构和拓展

马克思认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过程中的三项简单要素，也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人的因素，是劳动本身的执行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物的因素，前者起主导作用，后两者通过前者发挥作用。马克思还十分重视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的独特而关键的作用。他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在马克思看来，科技要素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科技尚未作为一项独立生产要素被纳入生产力理论。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实施“三位一体”战略，即融合新型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共同激发三者的协同力量。

1.新型劳动者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为强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科技、人才已形成全新的发展架构和动力格局，这就需要深刻领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和精髓要义，特别是三者之间内蕴的互动共促关系，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学理支撑。新型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活跃因子，其综合素质直接反射到生产效能与品质上，是推动生产力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从工业革命前的缓慢积累到其后每一次的飞跃，生产力的跃升都伴随着劳动者技能与素养的显著提升。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量”的曲折积累，而在工业革命后则迎来了生产力“质”的突破与“量”的井喷式发展。

2.新型劳动资料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从热动工业到机械工业、电气工业，再到如今的信息工业、智能工业，历次变革不断将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推进演化，持续加深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对劳动力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新型劳动资料，特别是以高科技生产工具为代表的进步，是生产力跃上新台阶的金钥匙。这些高端工具，如光刻机、精密传感器等，不仅是科技创新的结晶，更是生产效率与质量飞跃的催化剂，它们不仅直接提升了生产效能，更激发了更深层次的技术革新。

3.新型劳动对象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数据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它不仅拓宽了生产力的应用范围，还催生了新的生产模式与业态，为生产力的质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可能性。传统产业的转型、新兴产业链的建构，以及数据作为新兴生产要素的发端和崛起，共同塑造了生产力发展的新范式。

(三)对外向度：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繁荣，实现了生产能力的迅猛跃升。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仅驱动了生产活动的加速，还内在地融合了价值的创造与资本的增值。正是由于资本生产过程中不断累积的价值创造动力，才构成了推动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核心驱动力，塑造了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际空间，加强国内国际环境之间的联动效应，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增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

1.驱动全球资源要素的重新布局。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全球资源要素的重新布局。生产力的进化不仅颠覆了传统要素配置模式，更促使数据这一新兴要素成为跨境流动中的关键活跃因子，由此深刻重塑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与相互关系，引发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方位更加依赖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层次。

2.触发国际制度体系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勃兴触发了国际制度体系的深刻变革，随着各国在国际分工中角色与关系的演变，既有的国际规则、标准、管理框架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压力，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求。同时，在制度空白地带，正在促进建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规则体系。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权益的重新划分，也加剧了国家间围绕制度话语权的竞争，必将成为权衡国际关系的重要焦点。

3.开辟大国战略博弈的全新舞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必然拓宽大国战略博弈的舞台。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主导权的争夺，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实质上是大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确立领导地位的尝试，已成为大国间战略博弈的核心。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福利提升等，如何公平合理分配这些利益，避免利益冲突，是未来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中国路径：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本土化实践

生产力的每一次质变与跃升，都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由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在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实践进程中，必须从世界观、方法论的学理和哲理高度加以阐释。

(一)坚持破立结合的辩证立场

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方法论。遵循马克思主义“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就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总的指导性原则。

1.科学认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要深刻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这一重大研判，由此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是处于一种动态平衡、辩证发展的关系之中。换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正是传统生产力内在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实现的质的飞跃，展现了生产力的全新面貌。因此，在推动产业升级、完善体系构建时，应秉持科学态度，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利用先进技术的力量对其进行革新与优化，以焕发其新的活力；以战略性、前瞻性思维，提前布局，积极培育与壮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准确理解“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的实践要求，贴合本地实际，深入分析与灵活运用自身独特条件和优势，精准把握“取与舍”的平衡点，推动新兴产业、创新模式及增长动能的发展，实现精准施策、高效发展。培育新能源产业集群，推动能源消费结构绿色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坚持分类指导。要深入引导各地方、各领域、各行业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局面。要深刻把握各区域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使命与角色定位，同时细致考量各地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禀赋，为各地探索并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确保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和科学性，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二)推动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更好相适应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支柱，故而也是理解历史变迁的总开关、指导当代发展的金钥匙。生产力理论，作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桥梁，为当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适应其需求的生产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生产力被视为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生产关系的构建与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和潜力相契合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生产的潜能与活力。反之，任何超前于或滞后于生产力实际状况的生产关系，都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持续进步的桎梏，限制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具体构建一套能够响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新型生产关系体系，必须打破既有制度束缚和机制体制障碍，实现颠覆性、革命性突破，精准化解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困局。

1.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围绕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生产力与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进行产业结构的再塑与升级。因此，要不断巩固并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新型国家创新支持体系，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筑牢制度保障；同时要加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打造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通过资源高效配置与优化，为未来产业茁壮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2.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在于利用智能化，建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此，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加强政策供给，为具有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确保金融资本精准对接和支撑科技研发与产业升级，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进程。

3.人才建设的有效支撑。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关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支撑性的战略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通过机制创新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协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三)实现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同频共振

推进绿色发展，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维度与重要前提，由此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环境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理念的生动实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智慧的深化应用，体现了将生态理念融入发展实践的坚定决心。鉴于此，亟须激活科技创新的引擎，特别是聚焦于绿色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以此加速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1.生产力驱动技术进步的价值追求。在远古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与自然维持着一种朴素的共生状态。封建社会农业文明的渐进发展，促使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开始主动利用与改造自然；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科技与生产力的飞跃让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力度征服与重塑自然；展望人类文明新形态，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与自然的矛盾必将得以根本性解决，以实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理念与绿色生产力的理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现代延伸，更拓展了生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而丰富了人类对生产力发展的深层理解与博大追求。

2.关注新质技术的隐藏风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创新暗藏着价值评价和技术风险难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了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相互融合。

3.秉持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要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植于国家治理理念，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对“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二元对立理念的突破性超越，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良性互动的智慧结晶，是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新时代理解，体现了人的主体价值与自然的内在融合，凸显了“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生命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同价值追求。

四、结语

从历史逻辑上看，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是生产力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次重大跨越。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以历史观照现实，对不同阶段生产力变化的厘清，有助于形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准确认知。从理论逻辑上看，新质生产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赋予生产力要素以新的内涵，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种传统构成要素的认识拓展了生产力的要素理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要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实践逻辑上看，要坚持科学方法论，以“破立”辩证关系处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互动，推动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