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的地位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术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在学术层面，译著似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似乎译著都比不过学术论文。其实也没必要相比，译著和论文是服务不同群体的，价值体现方式也不一样，没有可比性。这实际上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师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
中国译著不受重视，已经有较多文献论述，译著的重要意义也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比如说译著的实践意义、文化思想传播意义、提升师生翻译能力的意义等等。
对教师而言，不能因为科研不认可就不翻译。教师有双重职责，科研与教学，而科研是为了促进教学，服务社会，因而翻译实践可以为科研提供素材，科研可以结合翻译实践来开展，从而发挥译著的实践与科研的双重价值，基于实践的科研其实成果很多的，这里不必赘述。比如说郭国良、徐彬、冯全功的论文以及众多其他学者，如金明的戈迪默《无人伴随我》论文，吴丽环发在《上海翻译》的术语管理论文，都是实践与科研结合的好办法。
深入思考的优质实践必定能转化为科研论文，低质量的实践自然难以算作科研，比如说抄袭的公版书，交给学生翻译自己看都不看而出现质量事故的那些译著。
另一方面翻译从业者还是要积极发声，推动政策朝有利于实践方向发展，比如说福建师范大学的岳峰教授等等，还有其他学校从MTI专业建设及学科发展出发，逐步提高了译著的学术地位。
不少学校逐步纳入译著为科研成果，比如说MTI导师的资格、MTI教学评估、翻译职称评审都在认可译著，译著的认定环境整体在向好，这是个好机会，值得多多推动。中华学术外译等成果也是很好的认定。
目光要向前看，有成果认定是迟早的事情，没有成果呼吁也没有基础，尤其是当前大力提倡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背景之下，优秀的译著，其价值是无法被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