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科普图书在译文收尾阶段，译者问到，是否可以根据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利用外文资料，补充一章，这样书的结构更完整，也能弥补原书对中国文化方面的疏漏。译者可以完全按原书风格用外媒素材来写这一章。也可以单独征求原作者意见。遗憾的是，根据版权协议，原作者通常不会同意。只能请译者写篇推荐序，或译者序，将上述内容包含进去。
类似情况并不少见。有出版社不允许译文图书中出现与原文不相干的信息，包括译者简介等。这可以看作是原文作者对译者的忽视。没有译者的功劳，原作只能局限于原语语境社会，无法传播到异语社会。译文扩大并延续了原文思想内容的传播范围，甚至让原文思想内容在他乡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之光，这些都是译者及译者背后编审出版发行团队的功劳。
此外，对于原书作者的一些观点内容，新时代的译者并不是如杨绛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只是简单地做着“一仆二主”的工作。事实上，面对译文国家的出版政策、文字规范、读者背景与期待方面的差异，原文的思想内容很难完整无误地在译入语国家传播。译者或多或少都会基于多层次的自律意识，对原文思想内容进行调整，这样才能让译著顺利出版。
此外，译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原文的思想观念。译者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自身语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体系的守门人角色，在翻译过程中，本能地会对原文进行评判和选择，尤其是那些与译者所处社会的价值、伦理、情感有冲突的内容，译者会下意识地予以改变。
综合考虑诸多制约翻译行为及其译文传播效果的因素，我们会发现，原文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已经无法用简单的主仆关系进行界定。二者之间既存在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也存在译者借原作者表达自我的倾向。这些关系变化也是值得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