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之前，我翻译的图书都是按传统方式完成的，包括《激战时刻：改变世界的二十场战争》《军事革命》《德国海军》《德国空军》《希特勒的秘密武器》《战地指挥官》《法国外籍兵团》，接近200万字。当时只借助网络查询术语译法及相应背景知识，翻译效率较低。这阶段的图书都比较难，查证背景知识需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句型结构也蛮复杂，翻译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种传统翻译模式带来的收获却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翻译软件和机器翻译辅助的情况下，准确理解并翻译完成上述文本，自身的深度阅读理解能力和翻译技巧使用能力得到充分锻炼，积累了初步的出版翻译经验。后来在徐彬教授的影响下，开始利用CAT软件和机器翻译与师生协作翻译。有了前期的翻译基础，就比较容易看出机器译文的不足，修改译稿也就相对轻松。谷歌神经机器翻译问世以后，翻译效率大为提升，机器译文质量明显改善。然而，要借助机器翻译提升效率和质量，前提是译者能快速准确识别机器译文错误，并高效实施译后编辑，否则译文会留下很多陷阱，严重影响译文质量。当前一些出版翻译质量不过关，部分原因是理解不到位却又无法识别并校正机器翻译译文等原因造成的。

机器翻译提高翻译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神经机器翻译问世以来，翻译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工译者的生存开始遭遇挑战。相对于非出版翻译，出版翻译受众广、生命周期长、译文质量广受关注，这些特征决定了出版翻译极为严格的质量要求。传统模式下译者容易出现的漏译、数字错译等问题，在机器翻译加持下，就基本上可以避免了。有人将出版翻译简单地等同于文学翻译，而此前普遍认为机器翻译难以胜任人文社科类具有创造性的文本翻译。从本质上看，出版翻译内容包罗万象，但凡能用文字表述的内容，皆可用于出版。因此出版翻译中依然存在大量程式化的表达，这些正是机器翻译的优势所在。对于语义明确、高度程式化的内容，机器翻译凭借其强大的语料及算法优势，可以快速提供较好的参考译文，译者可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那些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优势的内容之上，从而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重跃升。此外，每个译者的知识储备都是有边界的，文本内容一旦超出译者认知边界，译者就难以生产出适恰的译文。机器翻译则不受此限制，可以给译者提供丰富多元的译文参考，帮助译者形成最终的翻译解决方案。

ChatGPT问世之后，我借助它审校完成了自己已经完成初稿的译著，即《1870年以来的法国》。我在翻译初稿时，ChatGPT尚未出现，因此初稿是采用CAT时代的经典翻译模式“CAT+MT+PE”完成的。ChatGPT出现之后，我充分利用其强大的交互功能，解决了很多机器翻译没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核实原文的历史背景，纠正史实性错误；让ChatGPT补充必要的背景信息，降低译文的理解难度，增强可读性。对于那些自己读懂了，但又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合适表达的句子，ChatGPT可以提供多版本的译文供参考，极大便利了后续审稿工作。机器翻译本质上是忠实于原文的，尽管原文可能信息有误，逻辑混乱，抑或是背景信息模糊不清，机器翻译是不会主动改变原文以生成合理译文的。相对而言，ChatGPT为代表的AIGC，则给了译者质疑并优化原文的利器，生成的译文也就更加准确、友好。

需要注意的是，AIGC应用于出版翻译还面临一定的挑战。首先，出版翻译必须符合国家出版政策，尤其是有关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等问题，AIGC难以根据出版政策和读者市场预期，进行信息取舍与增补；面对特殊问题时，AIGC还不能领悟到出版方的需求，只能“诚实”地照搬原文信息。其次，文中深层次的逻辑问题，以及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作者情感态度问题，AIGC还无法精准识别。这些方面都是成熟人工译者得以驾驭AIGC的核心所在。目前探讨AIGC优势与不足的文章在源源不断刊出，对于深化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提高AI技术的利用效能，提供了极好的参照视角。

云彬翻译社区与国内3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深度的出版翻译合作关系，它们的出版翻译合同或多或少都对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翻译进行了约定，涉及到知识产权、内容保密、伦理风险等诸多方面。就这个问题，其实要辩证看待。一方面，AI技术是无可置疑的先进生产力工具，众多出版社也组建专门机构，探索融合了AI技术的翻译出版新模式，助力出版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AI技术是当前译者的必备工具，翻译发展到今天，已经演进为人工译者与AI技术协作劳动的过程。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生产力工具，是译者的自由。但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是，译者是译文质量、译文数据的唯一责任人，译者采用AI技术之后，必须对译文质量和译文安全负责。遗憾的是，从当前众多出版翻译事故案例来看，很多译者尚不具备驾驭AI翻译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在此情况下贸然借助AI技术实施大规模多人协作翻译，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因此，要高效运用AI技术辅助翻译，译者应该有丰富的翻译经验，能顺利将AI译文修改到符合出版翻译质量标准。

近年来有关人文图书翻译质量的负面报道确实不少，很多匪夷所思的翻译事故也成了大家饭后茶余的谈资。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长期从事翻译实践及研究的人而言，还是要首先做些基本判断。第一，翻译质量有所下滑，这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感受？现在翻译出版的人文社科图书，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文社科图书翻译出版量。相应地，出现的翻译质量问题在绝对数量上肯定比以前多，但是比例上则不一定。第二，现在的信息传播途径已经极其丰富，以前不太可能引起关注的翻译质量问题，今天则可能成为全网声讨的对象。第三，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待此前的翻译，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豪杰译，很多译文都算不得质量上乘。第四，今天中国出版了非常多优秀的人文社科图书，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首的头部出版社，相信很多今天我们翻译出版的人文社科图书，会成为未来的经典译本。这既是可能出现的事实，也是当今译者自我激励的有效方式。

影响当前出版翻译译文质量的几个显著原因包括翻译态度、翻译时间遭到极度压缩、图书跨学科趋势增大、翻译酬劳过低、驾驭AI技术能力不足等。今天的出版翻译早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其质量困境既有市场原因，也有译者自身的原因。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有或多或少的优秀译者，凭借丰富的翻译经验，娴熟驾驭AI翻译的技能、饱满的热情，为读者源源不断提供译文质量上乘的读物，用文字参与构筑民众的精神家园。

云彬翻译社区得到国内近百所高校数百名师生和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译者朋友的鼎力支持，10余年间为国内30多家出版机构翻译完成了500余部图书，译文字数近一个亿，涵盖10多个语种。参与云彬翻译社区出版翻译的译者也收获满满，多位老师被中信出版社评为“年度译者”，有老师的译著获得省级科普译著一等奖，也有老师的简体中文译本成功输出到了中国台湾地区；还有更多师生因为参与云彬翻译社区的出版翻译而晋升了职称，完成了科研工作考评，评上了MTI硕导，或者是拿到了国家奖学金。这些令人动容的成绩背后，则是一个单纯的理念。构建翻译实践共同体，大家一起将出版翻译影响力扩大，挖掘署名公开出版译著的潜在价值，无论是服务于翻译情怀也好，还是服务于实用需求也罢，这些都是迟早的事情。它就好比一个逐渐成熟的生态系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很多事情都远远超出了我有限的设想，比如说结识了国内众多的翻译实践爱好者和研究者，并和很多译者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得益于云彬翻译社区的翻译实践及项目管理经验，我有幸参与到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我们团队也荣幸地参与了重庆邮电大学的《笔译工作坊》授课，涉及文史图书、儿童文学等题材的翻译特征及其翻译应对策略等。鉴于我在出版翻译育人价值探索方面做了些尝试，今年受邀前往兰州财经大学、烟台大学做了出版翻译相关的分享。在更多译界朋友的支持参与下，云彬翻译社区应该还会呈现出更多可能，尤其是在翻译人才培养、中译外、翻译手稿研究、翻译过程研究、译者研究方面。

图书翻译涉及到翻译能力、翻译资源诸多方面。从我的有限经验来看，想在图书翻译方面有所突破，应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比分析优秀译文，加深对出版翻译标准的理解。很多朋友多次参与云彬翻译社区的试译，始终无法被编辑采用，原因之一就是不熟悉出版翻译的质量要求，在忠实与流畅之间难以找到平衡。如果能得到出版翻译经验丰富之人的帮助，尤其是修改译稿，反馈译稿的优缺点，这就再好不过了。这几年我们也在尝试各种形式的多人协作翻译，包括校内师生、同事之间的协作，校际师生及同事间的协作，也包括社会各领域译者与校内师生的协作等。对于尚未具备出版翻译经验的朋友而言，这种在实践项目中向他人学习请教的模式，不失为一种提升译文质量的有效路径。如果有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译者翻译一两本图书，完成几十万字的翻译量，基本上就能找到出版翻译的感觉了。

其次，对于翻译能力较强，但是苦于没有出版翻译机会的朋友而言，建议多参加出版翻译试译，并借此和出版机构或其外围机构熟悉起来，试译被采用的概率就更大。同时要做好沟通工作，有时候编辑单凭试译稿也难以判断译者的真实水平。遇到编辑不认可的译文表述，如果能设法和编辑沟通自己的真实考虑，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呈现出来，让编辑知悉自己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综合能力，这是打动编辑的有效策略之一。

再次，翻译实践到一定程度，可以多涉猎一些翻译理论知识。翻译理论知识能让我们从宏观到微观全过程审视翻译。基于自觉意识的翻译分析，确保自己的译文有理可依，译文生成过程有源可溯，增强自己解释翻译行为和现象的能力。这种基于理论而形成的自反意识，有助于突破翻译实践瓶颈。

此外，我们经常诚邀各界朋友，在云彬翻译社区微信公众号上分享翻译的心得体会，有具体的翻译技巧分析，有翻译过程反思与总结，也有译文对比赏析等，或许对朋友们有所启发，欢迎大家多来看看，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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