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煌回忆接上回：
母亲告诉我说，听你姐来信说，西安你那老爹更麻烦，早已被关了牛棚， 你也就不要再指望他了。
母亲说的是我的生父黄俊耀。早在1964 年他就与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柯仲平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一起被西北局打成“柯、马、黄”反党集团，是西北文艺界最大的黑帮集团。
父亲的很多作品，诸如他改编的《女巡按》以及与其他人合改的《游西湖》等都被与中央点名的《谢瑶环》《李慧娘》挂在一起，因为 那是田汉他们依据父亲他们的作品改编的，因而也都被批成大毒草，问题只会比爸爸更加严重（为了区别，我将养父称为爸爸，以示亲切，而将生父称为父亲，以示敬重）。
但我并没有答应母亲，说是再等等看，说学校总会给我们一个说法。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我从小就想参军，当一名军人。文革 开始前，部队曾在中学生中招收一批空军，可惜我的视力不够格，体检这一关就没有过去。
1966 年班上讨论如何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我表态说坚决服从组织分配，那也是我的真心话。可是在如今这种状况下，我不愿意报名去农建师，这倒不是怕困难，怕艰苦。我想既然是讲自愿，我还是想当兵，当一名真正的军人，而不是去农建师当什么农垦兵。
更何况家里都成了这个样了，我作为父母的长子，家里的老大，又 怎能放弃自己的责任远走他乡？没有想到，命运还是把我与农建师拴在了一起，尽管我是那么的不情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跑，我若跑了，爸爸肯定会吃苦头的。
记得厂里一个造反派的儿子带着一群小屁孩在我家门口叫骂，大弟小峰找了个机会把那个造反派的儿子收拾了 一顿，结果招来爸爸在批斗会上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和皮肉之苦。爸爸处于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像这样明目张胆的欺负和报复，不知什么时候就降落在他的头上，降至我们家人的头上，我还敢越雷池一步吗？
我只能幻想，有朝一日能体面地走出这个地方。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路， 我不清楚，但肯定得好好干！
不觉着，车停了。后面的同学掀开帆布帘，我们看见有几排泥坯房 子和站的稀稀拉拉的人群，房子的破旧样和沿途偶尔看到的农舍没什么区别，只是房檐上多了一条还透着斑斑驳驳的天蓝色房檐板，那群人的模样几乎和农民没什么两样。
“到了！下车啦。”王干事大声喊着。“啊，到啦？.......”我们心中的疑团陡然升起。下车后才看清，这里就像一个村庄，可又不是一家一院，而是一排排的房屋，更像是集体宿舍，只是每间房屋的门前都堆放着诸如麦草、玉米、向日葵的秸秆。
在道路的另一边是几间牛舍一样的破棚子和仓库样的大房子，旁边停放着一台破旧的胶皮轮拖拉机，它显示出了与农村生产队的唯一不同。
难道这就是农建师的机械化代表？我们真是有些茫然。路旁站着的百十号男女老少嬉笑着挥手向我们致意。只见一位带着大皮帽子的大叔模样的老者兴奋的举着胳膊不时地高呼着，“热烈欢迎 知识青年到边疆来！”“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欢迎我们的人群随着那 呼声跟着大喊着，喊呼声此起彼伏。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一连。这里离团部不远了，也就二里地吧， 抬腿就到。”王干事大咧咧地说到，他不再称呼我们“同学们”，取而代之的是“同志们”，说明这一路我们已经完成了从学生到农垦人的身份置换。
我们满脑子的懵懂，傻傻地冲着欢迎我们的人群憨笑着，算是还礼 吧。这里人的语言听起来很杂乱，有山东话、河南话、天津话，还有陕西话，再有的就是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方言，怪怪的。
汽车缓慢地向前行驶着，我们也是长袍短褂的跟着汽车疾步向前走 着。“同志们，马上就要到了。”王干事指着前方说，“我们就步行吧，怎么样？坐车坐了那么长时间，走走路还可以活动活动筋骨。”王干事 呵呵笑着对我们说。这是他从酒泉车站下车后第一次再现笑容。
有几个人回声说好，但大部分人没有吱声，就算是默认吧。也确实， 曲着腿坐了大半天的车，腿脚都有些麻木，走走路还稍微舒服些。有几个却又爬进了汽车，谁也没在意，反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想及早看到那个就要到了的团部又是什么样子的。
一刻钟后，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农建十一师农九团团 部，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生地湾农场场部。原来这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想象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一师第九团团部——原来的生地湾农场场部。
土红色砖柱子的大门坐北朝南，上方两道钢筋焊接的弧形顶，中间一颗钢筋焊接起来的五角星，大门两侧各一排五间的泥土坯房，窗户全都朝外。大院为两跨院落，前院 稍窄，后院却要宽敞许多，像是四合院。
正对着大门的是一个双开扇的房门，看样子应该是会议室或是小礼堂之类。团部西边有一条水渠样的 小土沟，穿过我们脚下的土路，两节圆形的水泥管置放在那里算是通往西边的便桥。水渠两旁栽有攒天的白杨树，紧挨着水渠旁又是一片和团部大门旁的房屋一样的建筑。
在团部东边稍靠后一些的地方，又是一排 四五间的泥土房，门户一律朝南开着，说是小卖部和裁缝铺，后边似乎还有房屋。团部东南边百十米的地方，又是一片泥土房，像是职工宿舍，一排一排的，周边是几行十多米高的白杨树。
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村庄。能在戈壁荒漠深处有这么一片充满生命的地方，真像是一方圣土。这也算是我们从酒泉出来见到的最繁华的地方。
团部门口四周已经站满了人群，有穿着洗得都发了白的旧军装的， 有穿着蓝铁灰色制服的，也有穿着黑色便服的，男人们大都是脸色黑红， 特别是脸蛋处，红里还透着紫色。他们大都戴着皮帽子，女人们则大多都围着红色的花头巾，总之各样穿戴都有，那打扮怎么看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不起来。
但人们的热情真是不低，敲着锣，打着鼓，一遍遍 呼喊着“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的口号， 听着这口号，我们心中泛起一股辛辛的酸味。
在我们这 160 多名学生中，没有一个带队的或是代表人物，因而也 就没有团领导与我方代表握手的动人场面。只见王干事跑步过去规规矩矩的向一位穿着酱黄呢子军大衣的老军人模样的汉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了简短的几句话后，一下子便把我们这160 多双目光全都吸引了过去。
我们听不清他在向那位老军人说了些什么，转眼间王干事又面向我们大家指着那老军人介绍说，这是咱们农九团的郝占魁团长。现在请郝团长给我们作指示。
只见郝团长用他和蔼的目光扫了我们大伙一眼，便开了腔：“首先，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一师农九团欢迎你们。”团长没有像许多场合下的领导，带着我们高歌对领袖的敬祝词，而是开门见山的说着他要讲的话，这在我们遇见的还是第一个。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屯垦戌边。我知道你们就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到这儿来的。来到这儿，就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这里也是反修防修的最前沿，北边距中苏边境也就几百公里。所以你们来到这里还有一个保卫 边疆的任务！.........”
什么？毛主席说过“屯垦戌边”吗？我感到非常的稀奇。听口音， 郝团长是个地道的山东人，他中等个头，黑里透红的脸膛呈国字型，生的阔鼻方口，眉宇间透着一股军人的威武。他还说了很多，无非都是些教育我们的话，但我们再也听不进去了。
这么冷的天，站在这旷野上实 在是不好受，何况前一晚上就没有休息好，就接着蜷腿坐了大半天的汽车。这阵大伙儿真想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但我还没有忘记团长刚讲过的说是毛主席讲的那句话，心想着一定得好好翻翻毛主席语录。
十分钟后，郝团长讲话结束，只听到团长最后讲到，我们被编为农 九团第八连，并宣布柯恒森为我们的政治指导员，张云兴为副连长，连长暂缺，由副连长暂行连长职权。完后由指导员、副连长带我们回到驻地休息。
我们的驻地距团部不远，也就二、三百米，就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片 泥土房子。走近一看，也就是两排各有六、七间屋子的建筑，前后排之间有一块六七十米宽的空地，空地上泛着白色的盐碱和铲断了草根。
由于还没有分编班排，基本上是自己随意找一些比较熟悉的同学凑 合着住的，男生住前一排，女生住后一排。由于经过运动，人们早已不是完全按照上学时的班级找同学了，我是因为自从被从“毛泽东主义” 战斗队中清除出来之后，再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就是到了全省各派组织大联合，分成“革联”“红联”“红三司”三大派组织后，我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派，成了彻底的逍遥派。
故此对来的这160 多位同学中除了原先是同班同级的之外，我几乎叫不上其他任何同学的名字，于是就和我熟知的几位同学先凑合在了一起，如同班的何新民、赵吉成、王方、甘崇麟以及原初三一班的向为民等十来个。
我们住的是前一排的把头的那个套房的外间，里间住了一些初一初 二的小兄弟。团里早就做好了迎接我们的一切准备，在每间屋子支好了床，那是从门口到里墙根的大通铺。那屋子有五米多深，宽三米余， 靠墙跟一米处安放着一尊自制的铁皮火炉子，散发出呛人的煤气味。
不过整个屋子还能感到一股暖意。我们一进屋子就立即将铺盖卷往大通铺上一扔，按照每人五十公分的宽度，三下五除二的铺开，头朝里就躺下了，伸手一摸墙壁，才发现墙上的泥皮还是湿的。
我也没管那么多，先翻出毛主席语录，仔细的找着那句话，可是找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这 一句。我很纳闷，团长这是从哪儿找到毛主席的这句语录的呢？可又不敢问。心想，大概这是对一定级别的干部的内部讲话，语录上没有。
“嗨，这墙上怎么好像还往外渗水呢？是新盖的啊？”一位同学惊 叫着，“这怎么睡啊！” “又不是让你睡墙上。墙湿就湿它的去，只要床板是干的，火炉子生的旺旺的就可以啦。”我满不在乎的说。“你不知道，咱们都是头朝里睡的，这墙上的湿气会侵到头里面，会得病的。”
那位同学认真地说。“那咱们就头朝外睡。”我仍不在乎。正说着，只见一位高个子的老兵模样的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进来了，操着一口山东口音问：“都收拾好啦？” “好啦。”我们回了声。“你们这屋子现在住多少人？” 有人认出他是我们的副连长张云兴。
连忙数了一下我们屋子里的人，“十一人。连长。”我们还不习惯称呼某副连长、副班长、副团长之类，往往都把他们职务前的“副”字省去。“那就再给你们增加一个。先这样住着，等分好班排再做调整。” 副连长不容置疑地对我们说，然后又对那位小男孩说，“好啦，你就住这间屋子吧。”
说完转身就出去了。我们这才打量了一下那个新进来的小男孩一眼，他很瘦中等个头， 长得手长脚长，长长的脸庞上挂着一双大眼睛，一脸的稚气，看上去顶 多十五岁。
他身穿着一件狐皮领子的灰色大衣，松松垮垮的根本就提不起来，一看就知道那是他老爸的东西。“嗨，你叫什么名字？也是兰大附中的？”我主动的问。那男孩点了点头说，“我叫付新生，初一一班的。”他有点腼腆的回答到。
“付新生？”我嘴里玩味着这个名字，“付新生？怎么听着像是要 脱胎换骨似的。你是要重新作人啊？”大伙都哈哈笑了。付新生也不好意思的笑了。“那我睡哪儿啊？”“就挨着我睡吧。”话头是我挑起的，当然我得先有个态度。
说着 我立即起身将自己的被褥往一边挪了挪，大伙又往里匀了匀，腾出一条五十公分的空位，帮着付新生铺好被褥，又将他的大衣叠好放在他的 被子上。就这几分钟的工夫，这孩子一下子变得大方起来，话也多了，和我们天南海北的扯开了，一会儿又说到兰州的三大派组织，他似乎更来神了，眉飞色舞的，听起来参与的事情还不少，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他是“长征团”的，属于“红三司”。
“红三司”在兰州地区三大群众组织中是成立最晚的一支，是从“红 联”杀出来的一支新生力量，该组织的总头目是一位姓肖的干部，受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大力支持，最后被中央文革定为革命造反组织，相反，“红联”成为一般群众组织，而最早造反的“革联”反而成了保守组织。
自此以后，兰州地区的三大派组织为争谁是革命造反组织打得更凶猛、更血腥了。“红联”、“革联”都对中央文革的这一决定极为不满，却也没有办法，只好编排出一些顺口溜类的段子，以发泄不满。
如说：“黑小（肖）三，是官办的，打砸抢是一贯的。”就是当时很盛行的一句。“长征团”是“红三司”的核心力量，其中“红八团”和“红四十团”最为出名。“红八团”以后台硬而著称，它是以兰州十四中和兰大附中的军干子弟及地方干部子弟为主，能打能闹，团长是冼恒汉冼政委的公子。
后来扩大到兰州一中、师大附中，势力相当大。“红四十团”是以安宁区的长风、万里、新兰仪表三大央企的工人为主以能征善战著称，其团长是一位能打敢玩命的主儿，光是保镖就好几个，随身还有几只大狼狗，人们见了老远就躲一边去了。
付新生是长征团的，也基本上证明他是出身于干部家庭。到底是个 孩子家，说着说着就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原来其父是省文联的领导、音乐家，是文艺界的一位著名人物，原西北文工团的主要骨干之一，著名 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就出自西北文工团，其父是主要创作人员之 一。
当然在全盘否定文革前的文艺路线这个大形势下，其父也是难逃一 劫，于是，付新生也毫无例外的被发配到农建师来了。那一天，连里为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午饭特意为我们准备了白面馒头和莲花菜炒肉。要说白面馒头，那可是稀罕物，就是在兰州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尽管每月的口粮中有70%的是细粮，30%的是粗粮，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总是细粮不够吃。
一听说是白面馒头，今天不限量，大伙儿可高兴啦。可是等将馒头拿到手里时，就感觉不对了，那馒头个儿不大，颜色发青，沉甸甸的。吃到嘴里时，大伙儿直咧嘴，黏牙，一点都吃不出白面的香味，也不好吃。
尽管如此，我们每人还是在吃饱后多拿了两个，以备晚上肚子饿了吃。那个莲花菜炒肉就更不敢恭维了，除了几片像是烟熏过似的肉片之外，整个菜就像是用水煮了放了几片肉和一把盐拌起来的。
但毕竟是饿了大半天了，人们也顾不得好吃不好吃， 先填饱肚子再说。晚饭还是和午饭一样，那菜我实在咽不下去，随便捣了两口，就倒了，只把馒头拿回宿舍。
向为民不知从哪儿弄了几根细铁丝，编了一个网架搁在火炉子上，我们几个就围着火炉旁，将那发青的馒头放在铁丝网架上烤。那火太旺，不一会儿就将馒头烤糊了，我们赶紧将那层烤糊 的馒头皮剥下来吃，觉得那味道好极了，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烤馒头似的，那个惬意真是难以言表。
就这样烤糊一层吃一层，吃了再烤， 直到把几个馒头全消灭光，可还是觉得没吃饱。又有同学从自个包里取 出一把干枣和核桃，我们又放在铁丝网上烤。烤糊的红枣和核桃味特别好闻，也特别好吃。吃一个烤焦枣、和烤核桃，喝一口水。
吃饱喝足后， 一个个美滋滋地往大通铺上一躺，真是舒服极了，两天来的烦恼也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生地湾没有电，省地两级的电网没有供给这里，团里用电全是靠自 己的一台发电机，只供团部及附近单位使用，一到晚上 10 点钟，准时熄灯。
我们没有别的事可干，只有睡觉。睡到半夜时分，我突然感到一 股水湿从左侧直逼我的身下，睡梦中下意识的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底 下，是湿的。我暗吃一惊，难道是自己遗尿啦？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这毛病。于是我又右边摸了摸，是干的。那是哪儿来的水呢？我又闻了 闻摸过的那片湿的手，呀！是尿骚味！此时天还黑着。我想坐起来，使劲往起一坐，头发似乎被谁抓住了似的，拔得我头皮生庝，竟没能坐起来。
我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皮，才发觉我的头发被粘在了墙上。原来， 是自己睡觉时头离墙太近，头发贴在了墙皮上。夜里由于火炉子已经封死，室内温度急剧下降，原先的泥墙还往外渗的水结了冰，贴在墙上的头发自然就被冻上去了。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为了图省事，避免第二天再重新生火炉，我们在睡觉前都是将炉子封死的。河西的冬天，夜里最低气温一般都在零下二三十度，要是室内没有生火，也会在零下几度甚至十几度，到半夜那也是一天最冷的时候。
我坐了一会儿，起床哨吹响了，宿舍里好几个人都连连发出“啊呀” 的疼痛叫喊声，他们的头发也被冻在了墙皮上，亏得大伙的头发留得都不算长。要不然，一些人起的太猛，有可能会拔伤头皮的。
大伙儿都起床了，唯独在我左边身旁的那个小男孩——付新生还没有动静。我在等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可这小子真能沉住气，大伙喊 了好一阵子，才将他喊起来。只见他坐在那儿，慢悠悠地，迟迟不肯穿衣服。“嗨、嗨，是不是尿床啦，不好意思起来？”我只好开门见山问道。付新生不还意思的低下了头。“怪不得我的半拉褥子也湿了，原来是沾你小子的光啊。”
我心里 的确有点生气，可是又不愿表露出来，毕竟刚从学校一块到这儿。可是 这事有被别人误会的可能，大伙儿会嘲笑我，说我尿床，于是我必须得多说几句，以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是洗清白了，可付新生尿床的事情立马就传遍了全连。我也看出来了，这孩子不好意思极了，每次去食堂吃饭时，他总是躲在老远老远的地方，生怕被人认出来。
可他那尿湿的被褥总要晾出去，包括我的也要晾出去晒，否则晚上怎么睡？河西地区的冬天。尽管每天都有太阳，太阳也看上去也是红彤彤的，可是气温却很低，那湿漉漉的被褥晾在零下十几度的阳光下面，也不可能被晒干，最多也就是稍稍少了些水汽， 到天黑往回收时，只是冻成了一块硬板。没有办法，只能放在火炉边火烤。
那尿湿的被褥烤热后，散发出一股呛人的骚臭味，将整个里外间两 间屋子都熏得人没有办法待，只好都躲出去，结果没人照看，又将付新生的被褥烤了一个大洞，简直没有办法用了。
整得连长指导员又想办法 找人给他缝补，缝补好后第二天他又尿湿，就这样晾了烤，烤烂了再补，完后又尿湿，一连好多天都是如此。有人去问团卫生队的大夫，大夫说那是一种病，劝大家以后不要嘲笑他。可是不管怎么样，付新生的名气 一下子就传出去了，连三四排的好多女生也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嬉笑着。
很快，就有人给付新生起了一个绰号：污馊。大概意指发了馊的污垢吧。由于付新生年纪小，人们又叫他“小污馊”。“小污馊”这个名号在八连 迅速传播考来，大伙都说这个绰号起的实在是高！后来得知，给付新生 起这个绰号的是一位老高中的男生，他叫刘金铎，外号“卖油的”，他是一排三班的班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