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人简介：王筱平，女，生于1950年12月12日，中共党员。1968年12月在林建二师二团东华池牧场平定川分场参加工作；1973年入西安理工大学（原陕西机械学院）上学。1977年回庆阳地区广播局工作；1978年3月调至兰州交通大学（原兰州铁道学院）工作。2005年12月退休。
由于篇幅较长，为便于阅读，分两次发出。以下为自述第一部分：
1、周咀队篇
前一天的下午，兰州火车站站台上少说也有上千人。火车上是即将告别亲人的知青，站台上是送别知青的朋友、亲人。绿皮火车的每个窗户都被高高拾起，亲人们借助着这小小的窗口做着离别前的倾诉。
车厢里坐满了学生。他们是兰州市几个中学66一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的20出头，小的只有15岁。学生们响应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带着年轻人的满腔热情，即将奔赴远离兰州的陇东林建二师二团参加林业建设。
即将离别兰州，告别父母和亲人，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甸甸的的，还有很多复杂的成分。我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我自己则是既盼望着早日离开家，自食其力地去工作，去当一名兵团战士，又对家人依依不舍，毕竟从小到大，18年都没有离开过父母。自己的今后将会怎样？一片茫然！
随着火车一声长鸣，分别的时刻到了。车上车下上千人就像事先约好似的，不约而同地齐声大哭。当时的情景用“令人心碎”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几十年过去了，细细想来，那种场面也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国情下，才会出现那种特有的场面。站台上的人当时有无声的抽泣，有的喊着亲人名字哭叫，有追着启动列车的窗口而两双不愿松开的手，人们像面临着人生的生离死别。
列车经过一夜多的运行到了陕西咸阳。上午9点左右，我们带着自己的行李爬上了林二师派来接知青的卡车。在毫无遮拦的卡车上，知青们用自己的行李当座椅席地而就，大家挤在一起，相互取暖。
此时天空中飘起了雪花，隆冬的寒风吹得人们缩着脖子瑟瑟发抖。记得当时拉我们的司机是二团的“毛大牙”（因为门牙特别大，大家戏称之）。第一次坐上卡车的知青们在凌冽的寒风中，向着西北方向的董志塬一路挺进。
隆冬的黄土高原，万物凋零，映人眼帘的是一片凄凉。那时候的公路还不是柏油路，路上尘土飞扬，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中穿行。车轮扬起的尘土挟着雪花不时返卷到卡车上，没有多久，我们一个个满身是土，成了出土文物一一“兵马俑”。
晚上歇脚在宁县。至今我也不明白，从宁县到东华池，不过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的汽车却跑了整整一天！
经过两天的颠簸，16号晚上，天麻麻黑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平定川。我们兰州二中的二十二名同学被分配到了周咀队。周咀队位于从豹子川到平定川必须要翻越的一座山的山脚下。山底下的8眼窑洞就是我们知青的寝室和食堂。
窑洞里一个大炕占据了窑洞的多一半面积。张敏、肖国泉、梁淑华等三位女同学是和我同一个窑洞里的“炕友”，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时正值隆冬，也算是农闲时节。我们的农活主要是开荒、担粪。开荒就是烧掉枯草，开垦荒地，平田整地。给我印象最深的算是担粪，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市姑娘，要把羊圈的粪掺合上泥土铲到筐里，担到地头堆成粪堆，等来年开春时再撒到地里。
刚开始担粪还真有一些力不从心。每个筐的粪少说也有三十斤重，两个筐恐怕就得七、八十斤了。担一天粪下来，骨头架子都快要散了，特别是肩膀被扁担压得火辣辣地疼，肩膀肿得老高老高，这样的痛苦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才慢慢适应。
每天天刚亮，只要犁耙钟声敲响（破犁耙吊起来做钟），我们就得万般无奈地钻出暖和的被窝，开始一天的劳作。艰苦的劳动倒没什么，每日三餐的“铜锤”却让人受用不起，白面成了大家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只有过年包饺子才配给一点）。
众所周知“铜锤”就是纯玉米面做的窝头，刚开始吃倒也新鲜，天长日久，就倒了胃口。加之队里条件艰苦，什么蔬菜也没有，只能吃用菜和蒜腌制的咸菜。腌菜的石头也不像兰州黄河鹅卵石那样坚固光滑，本地的岩石在腌咸菜时受到腐蚀，掉落许多颗粒掺杂在咸菜里，吃这样的咸菜经常咯得人牙疼。
当时我们最爱吃的是玉米面饸络，这是一种把榆树皮晒干碾成粉做粘合剂，和在玉米面中，再用饸床子的挤压煮成的面条。口感蛮好，只可惜吃后肚子可要涨上一晚上！（榆树皮的作用）。
就这，我们还是吃了上顿想下顿，一肠子里的油水早被“铜锤”刮没了。每天劳动时最高兴的事就是盼望听到开饭的钟声。为这事，做饭的肖国泉同学用心良苦，她把厨房钟表的指针拨快了一个小时，我们从心底里感谢她一——知我们者国泉也！这样一来插兄插妹们就可以早点收工，早点歇息。尽管吃的是“铜锤”，可饿饭是好饭啊！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首歌是我们饭前列队的必唱。只有唱完这首歌才能吃饭，现在说来，恐怕很多人不可理解，文革期间这样的产物，也早已成了现代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
为了给知青盖新房，我们要上山伐木。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时常会哑然失笑。伐木的小山不算太高，但天天要爬上去，还要往山下运送木头，虽然是顺着山坡将木头溜下山，但是总得把树拉到运送的地方啊，那也不是一件轻松活。记得每次上山，我都要拽着孙敏的衣襟，被他拖着往山上爬。为此，我还亲切地叫他“子”。他也乐此不疲地甘当着拽我的义务，每天拉着我上山。
大家也许还记得那首“农林战士之歌“吧？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就是孙敏大哥。现在回想起来这首歌歌词的源头，恐怕就是他在山上伐木时所获的灵感。试想，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小溪、峻岭尽收眼底，心中的歌自然就如泉涌出：
“脚踏山峰头顶天，革命豪情满胸间。农林战士想念毛主席，子午岭上歌不断！座座山峰当琴盘，条条流水当琴弦，农林战士当乐手，尽情的唱来尽情地弹！”
这首以情抒怀的歌曲，相信至今仍有很多插友可以哼唱。歌词大气，曲调优美，真实地反映出我们兵团战士以苦为乐的豪情壮志。
2、宣传队篇
在翌年春节过后，团里调我到二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此在林镇开始了长达近五年的林场生活。
我被抽去林二团宣传队，现在说出当时的想法，也不怕战友们笑。艰苦的兵团劳动，对于我们这些时年十八、九岁的城市姑娘来说犹如度日如年，经常期盼着老天能够多下几场雨，这样就可以多“背几天床板”了。抽到宣传队可以减少很大一部分体力劳动。因为宣传队是农忙干活，农闲时演出，加上排练时间，每年有两、三个月不用下地干活。再说，宣传队驻地在林镇林场，我们这些在农场啃“铜锤”的人，到了宣传队，无异一下掉进了福窝窝，享受着一日三餐的白面馒头，这可是农场的哥们、姐们的梦寐以求的啊。
当时正值大唱样板戏的年代，全国上下八个样板戏里的唱段谁都能随口来几句，可谓样板戏大普及。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部分片段，也就成了我们宣传队每次演出的压轴戏。
我在“智取威虎山”片段中扮演小常宝一角。众所周知，京剧里的旦角讲究的是小嗓演唱，为了练小常宝的小嗓，我可没少花功夫。农闲时节，我经常是闻鸡起舞，跑到林场后面的小山上吊嗓子。当时的情景可真就像小常宝的唱段里唱得那样“披星戴月，满怀仇恨磨刀擦枪…”
梅花香自苦寒来，几经演练，小常宝一角的扮演还是颇受欢迎的。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扮演小常宝的我已经成了奶奶辈的人了。但是自已酷爱京剧的喜好犹存。闲暇之余，时不时哼它几句，也算是自得其乐，其乐无穷。
偶尔进得歌厅，随意点上几首样板戏唱段亮那么几嗓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知青年代。
宣传队演出“样板戏”的逸闻趣事不少，“红灯记”演出片段中我扮演的是李奶奶。那天傍晚，林场的小操场上临时搭建的舞台下，早已是人头赞动。场里职工和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来了近百人，大家都仰首翘望着被两盏汽灯照亮的朦胧舞台，等待着“痛说革命家史”片段的开场。
随着“呛、呛”锣鼓声的响起，大幕徐徐拉开。李奶奶唱道：“时已黄昏，玉和儿未回还”。铁梅接唱道：“街市上乱纷纷，惦念爹爹心不安。”下面紧接着应该是李玉和急促的敲门声。可是台上的李奶奶左等不见玉和儿归还，铁梅右盼不见爹爹的面。无奈，奶奶只好装去擦桌上的红灯，铁梅拿起一把扫帚去扫地。只听得锣鼓声“眶呛、眶呛”没完没了的响着，奶奶和铁梅一遍遍重复干着手里的活，时间一分分过去，李玉和始终不见露面。正在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时，从入台口上来一个着兵团装的“土八路”（此人乃宣传队指导员），他操着一口庆阳本地土语不慌不忙地对台下观众宣布：“李玉和的帽子行不辍咧（找不到了），撇来（重新开始）”。幕布在台上台下的哄堂大笑中急速合拢。
“沙家浜”也是宣传队的拿手戏，戏中的阿庆嫂、刁德一胡传魁三人“智斗”的场面可谓精彩，尤其是李张文同学扮演的阿庆嫂，扮相亮丽、唱腔圆润，深受观众喜爱。
一晚，“智斗”刚刚开演，阿庆嫂进屋取烟，严鹏扮演的刁德一指着阿庆嫂的背影问胡传魁：“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呢？”，胡传魁应该答：“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呢！”。扮演胡传魁的李晓文却随口答道：“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上海留学呢！”。此话一出，观众们笑得前俯后仰。
演出中的笑话真是层出不穷。一次阿庆嫂正在台上演唱“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的大幅唱段，剧情应该是整个唱段唱完，阿庆嫂将草帽丢进湖里，幕后人大喊“有人跳水了！”这时刁小三跑上来朝湖里的草帽连放几枪。当时刁小三的扮演者可能正在后台聊天，不知哪位犯晕者喊了声“有人跳水了！"刁小三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后台直冲前台，举枪就射。射完他才发现阿庆嫂还正在台上依依呀呀的唱着呢，观众和演员捧腹大笑。
我自小喜爱红色，至今仍初衷不改。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后，穿上团里发的一身绿军装，英姿飒爽，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对红色的执爱，却始终挥之不去。我在团部所在地的小卖部买了一尺红绸子，用手工缝制了两条领片，用线缝在衬衣领子上，既可以保洁衣领，又便于洗涤。更主要的是随意翻在衬衣外，使之“爱美之心关不住，一点红色出领来”，在绿山、绿水绿军装的映衬下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
记得有一次团部汇演。我们编排了一个舞蹈《播种舞》。舞蹈内容展现的是八名林业女战士，穿着鲜红的衬衣，迎着晨风、沐浴朝阳，在绿色的原野里辛勤耕耘。脚踏黄土，指点山川，播种绿色，收获金秋。
节目排练好了，可八件红色的衬衣从哪里能搞来呢？没有红色衣服的衬托，舞蹈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这可难坏了我们。情急之中，林场一位女同志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她远在北京的姐姐知道了这件事，帮我们买了八件红衬衣，从千里之外寄到了林场。尽管价格有些贵，每件十二元（当时我们每月的工资是二十元），大家还是爱不释手。我们的演出出奇的成功，在一片绿的海洋里，红色独领风骚。
现如今我已是六旬老人了，对红色的偏爱不亚于当年，拥有红大衣、红T恤，还有双红皮鞋哩。设想在银装素裹的冬天，穿着红大衣漫步在茫茫雪地里，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