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在成都磨子桥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孙海纳，通过在座朋友的介绍知道，他就是老红军孙铭勋之子，也算是红二代吧。
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家庭和他的悲惨经历。此次见面后的一个月后，我亲自去了他家拜访他。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他的家在成都天回镇，一个老国营工厂宿舍区。这个厂已经停产，前身就是地方隶属监狱系统的劳改工厂。
说是家，就是一个单身宿舍，八十年代前老国营厂的宿舍那种筒子楼。自来水和厕所都在外面，每层楼一个，该层人员共同使用。
他大半辈子在监狱或者劳教场所度过，刑满后在厂就业，退休后单身一人索性就住在劳改厂的宿舍，然后又到处打工，直到六十八岁才完全停下来。后来找了一个彭州的丧偶老伴成婚过日子。
他每月退休工资四千左右，他说够花了哪花的完。
他和我谈他的家庭，他本人的坎坷经历，他给我提供他自己撰写的类似日记的文字记录，我似乎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泪痕。
读这些文字，我的心异常沉重，我不能说什么，我只是根据他口述和文字，如实记录整理，完全非虚构，没有评论不带任何观点。意在保留一份家庭档案。
由于文字较多，内容将分为几个部分发出，每段加上一个小标题以点题。
孙海纳父亲孙铭勋
孙海纳夫妇在重庆育才学校内父亲雕塑前留影；左陶行知右孙铭勋。
以下为口述内容：
我1944年农历八月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槎白乡槎头堡村。安顺市在秦汉时设牂柯郡，是古夜郎国首邑，又是交通要道。被形容为“滇之喉，黔之腹，蜀粤之唇齿”。
在“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省，平坝县是比较富庶的地方，有贵州的小江南之称。有一条河穿村而过，村里水田和旱地都有。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小麦，玉米，洋芋等。
正常年景缺粮不多，河里还产鱼，有些人家干脆就是渔民。贵州的房屋修建有山区房屋的特点，也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特点，有很多房屋依山而建，上层住人，类似吊脚楼，开门就是院坝。
吊脚楼下层用石块砌成墙喂养牲畜。到了夏天，蚊子非常猖。贵州的冬天很冷，房屋背阴的一面房檐上往往吊着一两尺长的冰棱。所以家家灶台都很大，冬天都在灶台上吃饭。简单的菜都在锅里煮着吃，吃得暖暖和和，热气腾腾的，其实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火锅。以前贵州很贫穷，盐特别宝贵。有时煮菜时盐放多了一点，一定要将含盐的水留一半起来留着第二顿再煮菜。
我的爷爷孙梦祥是前清的秀才，可是时运不济，考上秀才不久大清朝就覆灭了。好在家里薄有田产，有大约十亩水田和一些坡土，爷爷又在教书，因此勉強能糊口，算得上是实实在在的耕读人家。
爷爷很早就去世了，那时照相又不普及，我甚至不知道爷爷长得什么样。我和哥哥是婆婆带大的，婆婆对两个小孙儿百般宠爱。我记事时婆婆已年近八十。她在八十五岁时（1955年）去世。婆婆是很勤劳的人，每天手脚不停地忙碌。除了做农活外，上山捡柴，下河挑水都是年过八旬的婆婆一手操劳。
贵州的土地很分散。我家有一块地离家有几里路远，每当要到这块地去干活时，婆婆一大早就会把鼎锅和一些洋芋装在背兜里再扛一把锄头，带着我和哥哥出门到地里去。走一个多小时到地里后，贵州的婆婆便开始干活，任由我和哥哥到处玩。
她只是不时抬头看看我们，叫我们不要走远了。三个多小时后，婆婆放下锄头去找几块石头支好鼎锅，在附近捡一些柴草，将洋芋放在鼎锅里煮。在吃了盐都未放的几个洋芋后，婆婆又拿起锄头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太阳快下山时，才带着我和哥哥回家。回到家煮好简单的晚饭吃了后，又该睡觉了。
虽然婆婆勤劳能干，但毕竟年近八旬，田里栽秧打谷的事情实在做不下来了，便将几亩水田租给别人种。每年收十二担租谷，合计一千四百四十斤，能碾出一千零八十斤米。
农村里总要喂养一些鸡和猪，因此还不够我们婆孙三人吃。婆婆在几块地里种一点小麦，玉米和蔬菜，收获也不多，每年春三月总要在饭里渗合一些糠菜才能渡过。渗了糠菜的饭不好吃，我总是哭着不愿吃。婆婆会耐心的劝导我说：“我们要好得多。你看隔壁瘫子家里是菜汤里加糠，一点米都没有，也没有放盐，那才不好吃。”听了婆婆的话，再加上家里确实没有别的东西吃，我才不情愿地吃糠拌饭。
我家隔壁夫妻俩，女的是个瘫痪病人，只能蹲在地上挪动，不能站起来走路。夫妻俩生活比我家苦多了。
婆婆是个很俭省的人。我和哥哥吃饭时，有时会撒一些饭在桌子上，婆婆总会骂我们，然后把饭一粒粒的捡起来吃掉。
婆婆和所有旧社会的妇女一样都信迷信。每年春三月吃糠咽菜也一定要留下几斤米，在清明节的时候，婆婆在前一天一定要买一块肉切得方方正正的煮好，在清明节当天早早起来煮一锅干饭带着我和哥哥去给祖先上坟。
婆婆在跪拜后叫我和哥哥将饭吃掉，饭已经冷了，又没有菜，我们不想吃。可是婆婆坚持要我们吃，说是在坟前吃祭祖的饭对小娃娃有好处。每年的七月半，婆婆一定要买很多的钱纸和很大的香烛在院子里祭奠祖先。她将钱纸砌成一个空心的塔，先将香烛点燃，然后叩拜祖先，嘴里念念有词。
拜完后将钱纸塔从内部点燃。蜡烛飘飘摇摇的火光伴随着钱纸的烟火和香的烟雾将婆婆的孝心送达祖先。婆婆虔诚地认为她的孝心能让祖先在天堂过得更好。婆婆祭祖时一定要叫上我和哥哥，说是让祖先看看我们，以后好保佑我们。
农村里没有零食吃，婆婆在过年过节时将一些玉米粒，小麦粒炒得酥脆可口，香喷喷的给我和哥哥做零食吃，这时我和哥哥都非常高兴。我和哥哥在婆婆的百般呵护下，吃着最简单的农家饭菜，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每天山上跑，地里滚，却长得健健康康的。
在乡里有一个乞丐老太婆，她天天在附近十里八乡乞讨。和别的乞丐不一样的是，这个老太婆脸不脏，衣服也是基本上干净的。她出来乞讨时每到一户人家，总是先坐下来拉拉家常，脸上堆满笑容。她每次乞讨都有收获，她将讨到的干饭装在一个布袋里。
有些人家没有饭，也会端出半碗剩下的菜说：“我这里还有一点菜，还有盐有味的，你要不要？”乞丐老太婆总是先道谢，接过菜倒在自己碗里，然后从布袋里用手抓出两把饭来和着菜吃下去。
大家和她肩并肩坐在一根长板凳上拉家常，没有谁会厌弃她。一是她确实值得同情，她没有一点依靠，她无田无土，无儿无女，又没有劳力，确实值得同情。二是她较健谈，是消息灵通人士。在交通不方便，比较闭塞的农村，附近十里八乡的消息都由她传播，她通过绘声绘色的讲述也起到了娱乐听众的作用。三是当地民风尚称纯朴。她又对谁都很客气，没有讨到东西也和颜悦色的跟主人告别，再到下一家。
我的家乡就是这样一个虽然贫穷却很和谐，充满人情味的地方。我现在己经年过七旬，却常常回忆起我的婆婆和家乡。
我的父亲孙铭勋在读完中学后即外出求学，后来考取研究生，攻读学前教育专业（即幼稚师范）。后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协助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工作。
1935年十一月在广西南宁经王观澜介绍加入地下党，后来在党的安排下先后在上海，西安，肤施县（今延安）、兰州、重庆、贵州平坝县等地工作。
1941年，南方局安排父亲到兰州工作，组织关系属田伯萍任书记的支部，这个支部属南方局直接领导（田伯萍在1980年时任重庆市人大副秘书长）。
父亲先在兰州女师工作，后来南方局安排他到嘉峪关玉门油矿厂子弟学校嘉峪关分校任校长，同时，父亲脱离田伯萍支部，直接归南方局领导，与南方局文委的徐冰单线联系。
父亲在兰州工作了一年多后，应招到重庆协助陶行知先生创办育才学校。
陶行知先生从抗日战争中流落在重庆的难童中挑选有一定天赋的儿童到育才学校去学习。为此父亲和陶先生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考察了重庆的战所有时儿童保育院，对难童进行各种测验，挑选了一批有专长或天赋的儿童。
于1939年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设置音乐，绘画，舞蹈，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等组。父亲担任社会组主任。育才的组近似于大学的系，但又不等同于系。
育才的组里面的学生专业程度相差很大，有的需要深造，有些需要提高，更多的是需要入门。需要对每个学生因材施教制定有差别的施教方案，因此育才学校的工作比别的学校的工作更繁重更复杂一些。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平民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怀着教育救国的信念，主张在生活中认识社会，获得真知。他的很多认识和主张与共产党不谋而合，所以和共产党关系较好。
实际上，陶先生的办学活动一直有共产党的参与并起了重要作用。从他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到上海办的劳工识字班，女工识字班，劳工幼儿园，到抗战初期办的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以及抗战中在重庆办的育才学校，到抗战末期与李公朴等人共同创办的社会大学，都有共产党人的参与。父亲在社会大学当过教授。
育才学校办起来后，学校里甚至有两个共产党的支部。一个支部的书记是廖意林女士，主要负责校内学生的工作。我父亲所在的支部书记叫王洞若，主要负责育才学校的教育工作以及与社会上层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联络工作。这个支部级别很高，是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的。
育才学校办起来后，因为陶先生的办学方针是从生活中获得真知，学成后服务社会，所以教学活动和生活实践结合很多。学校办得生动活泼，红红火火。又因为有共产党人的作用，很快很多人就知道了育才学校，甚至有人称育才学校是重庆的小延安，小解放区。
育才学校常常举行各种活动，宣传抗日。同时也宣传了共产党的一些观念、意识和主张。
国民党当局对陶先生看不顺眼，育才学校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注册。没有政府的拨款，学校的经费全靠陶先生在社会上募捐，因此育才学校的生活很清苦。但不论怎么艰苦，育才学校始终保持着蓬勃的朝气。
1944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了贵州省独山县。独山失守后，中共中央紧急部署，由王若飞点将，选择了三十六名贵州省藉的共产党员回贵州开展工作。任务是回贵州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果贵州沦陷，就组建游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父亲回到贵州省平坝县后，在平坝中学当校长。我也在一九四四年出生在平坝县槎白乡槎头堡村老家。
他在学生中物色进步青年，以学业研究的名义组织了一个青年社进行进步活动，实际是形成了党的外围组织。由于青年社的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平坝县党部勒令解散青年社，父亲决定解散后各自独立活动。
国民党平坝县党部见解散青年社未能减少平坝中学的进步活动，认定是父亲起了主要作用，遂发布通辑令要逮捕父亲。事前得到内线消息的父亲连夜出走回到重庆，仍然到育才学校工作。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先生回上海去办育才学校，重庆育才学校由父亲接任校长。陶先生走后，重庆育才学校的经费更加紧张，最困难的时候，每天都是干胡豆下稀饭。
回到延安的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特地寄了八百个大洋给育才学校，以解燃眉之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江青还专门到重庆去看望老熟人。江青到育才后，老远就兴奋的喊着：“洞若，洞若，我看你们来了。”
重庆解放时，育才师生打出自己制作的重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迎接解放军。
重庆解放后，育才的学生陆续参加工作，他们大部份人在各自的岗作出了很多貢献。有些人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音乐家，舞蹈家，艺术家。有些学生还担任了领导工作。
解放了，重庆成立了军管会，领导管理一切工作。
父亲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军管会要父亲当重庆市文教局局长，但父亲极力推辞，他仍然想继续办学。
他想办一个大育才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按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从幼稚教育开始，一直到高端人才。这给军管会留下了“此人不听话”的印象，认为他总在和党闹独立。
后来，父亲和军管会不协调的地方越来越多。其实这种不协调不是立场观点有矛盾，而是源于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不同。地下党办事要求考虑周到细致，不能有丝毫大意。搞地下工作，大意了是会要命的。
而军管会是部队的思维方式，是下级服从上级，坚决服从命令，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不讲条件。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不同使军管会对父亲很不满意。
在解放初期进行的对《武训传》的批判，给了军管会敲打父亲的机会。
陶行知先生办学经费全靠募捐，与武训有共同之处。军管会借机影射育才学校。父亲当然要进行辩解。本想说明情况解释误解，结果适得其反，裂缝越来越大。现在不仅是不信任，而是在排斥了。结果把父亲作为“武训”在西南的代表人物，在报纸上连篇累读的批判了半年多。
稍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父亲又成了运动对象。反贪污对一切财经人员和掌权的人都要查，父亲是育才的校长，一校之长是掌握所有权力的人，当然也掌握财权。能没有贪污嫌疑吗？
但是育才学校的师生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在个人道德方面严格自律，洁身自好，何来贪污之事？何况经费素来紧张，想贪也没有机会贪的，所以作不出他们需要的交待。
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些人对父亲进行批斗。使用的方法也是党内斗争传统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倡的方法。不仅毁伤身体，还強烈地侮辱、践踏人格和自尊心。
父亲一介书生，身体素弱，如何经得起这样疾风暴雨似的斗争。无奈之下想以死解脱，结果又没有死成，被人发现了送到医院去抢救。这本来是无端受害走投无路之下无可奈何的事，尽管后来如何严查也没有查出父亲有一分一厘的贪污，但在“自杀就是叛党”的规则之下，父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藉。
安排为一个临时的代课老师，且安排上午在江北区一个中学上一节课，下午在南岸区一个中学代一节课。于是父亲每天渡过嘉陵江到江北区去上一节课。然后又风尘扑扑的渡过嘉陵江，横穿市中区再渡过长江到南岸区去上一节课。下课后又渡过长江回到住处。每天只代两节课，收入非常少，还要支付四次渡江的轮渡费和许多公共汽车费，到后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每天仅靠几个馒头度日。
无数次的向上反映也没有结果，从一个受人尊敬的高级干部到一下子吃饭都困难的人，这个反差也太大了。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的向西南文教部部长楚图南反映了父亲的情况。楚图南部长认为对一个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同志这样做太过份了，便向重庆市委把父亲的关系要过去。安排在西南文教部当研究员，后又调西南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当系主任，在伙食团吃饭吃的是小灶。
不久适逢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学前教育系撤销，父亲被安排到中文系，成了一个普通教师。评定职称时评了一个副教授，工资为高教五级，仅相当于行政处级干部。父亲坦然接受，没有说什么。
父亲工作很勤勉，在西师还带了两个研究生，育才学校的作风还在父亲身上起作用。
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姓魏，脸上有麻子，有些轻率的人背地里叫他魏麻子，是个南下干部。父亲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魏书记向西师党委汇报了。西师党委研究后同意父亲入党。父亲向魏书记要求，希望党龄从1935年入党时起计算。西师党委研究后表示要请示。正在请示的过程中，1957年开始了整风运动。要求大家大鸣大放。父亲很谨慎，没有说什么。
西师党委和中文系党总支多次召集教师开会，诚恳的希望大学帮助党整风。最后甚至说提不提意见是对党的态度和感情问题。禁不住一再动员，父亲很谨慎的发言了。父亲发言时间不长，父亲说，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高效的。解放后，把一个落后贫穷的中国治理得兴旺蓬勃；把一个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了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的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三反五反运动，铲除了几千年来贪污腐化的恶习。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做到的。虽在个别情况下略有过火，但白壁微瑕瑕不掩瑜，不能掩蓋成绩的伟大。
这个发言谁也不能说有什么问题，谁也不能说是在攻击党。但是，西师出了一个重庆最大、全国出名的大右派——讲师董时光，这使西师党委很恼火。西师党委要挣表现，西师的反右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但就是反右斗争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谁说父亲有问题。
可是到了五八年，要对反右进行补课。这次是用放大镜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父亲说的“虽然在个别情况下略有过火”这句话被挑出来成了恶毒攻击三反五反运动，被划成了右派份子。据说西南师范学院划右的指标大大突破了中央划定的百分之五，达到百分之十。好在最后处理时算是手下留情，戴上右派帽子，仍然留校当教师。但工资从高教五级降为高教九级：同时取消了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工资降了一半，这是立竿见影的，父亲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水平立即降了许多。
取消了高知待遇，没有了營养品和保健品，再加上受挫拆心情抑郁，父亲的身体又历来不大好，于是渐渐衰弱了。终于在1959年十月份生了一场大病，患了肠梗阻。
到坐落在北碚的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去开刀。那时我刚刚失学，正在北碚。我衣不解带的照料了他二十多天。医院开刀将阻塞后坏死的结肠切除。开刀后七天拆线。因为營养跟不上，伤口未长结实又进开了一个大口子。医院用蝴蝶胶布固定伤口。又多住了十多天院才勉强出院。
1959年粮食已经非常紧张了，到馆子吃饭也要收粮票，街上也没有副食品出售。父亲开刀后身体十分虚弱，但是粮食严格定量，饭都吃不饱，又没有其他的營养。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不久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前，我已到长寿湖当童工去了。父亲去世的根本原因是冤案加饥荒。
父亲去世后被草草安葬在一个乱葬荒坡上。1980年我回重庆时，荒坡上衰草凄迷，已难觅父亲的坟墓在何处了。
父亲在1980年平反。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在父亲的出生地一一贵州省平坝县，还为父亲建了一座纪念馆。如果他健在，应该享受老红军待遇，但他已去世二十余年了。
2023年10月25日作者和孙海纳合影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