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作者十四岁小学毕业便失学，被安排至重庆长寿湖农场当童工，时逢大饥荒，几致累死饿死。丧失体力后于一九六二年又被捏造罪名开除工职送四川省筑路支队（四一五信箱）劳动教养，解教后强制留场就业。
一九七三年调至四川磨床厂（成都监狱）。一九八零年平反，在四川磨床厂退休。
以下内容为接续上篇自述内容：
我所在的饲料组有一个右派,姓余,什么名字忘了,他以前是个会计,高度近视，戴一副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他平时很难得说一句话，总是默默地跟着大家一起出工。收了工就默默地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忽然有一天种畜站开全体大会，宣布对他逮捕法办，并且立即由一个公安将他押走。
在从院坝下台阶时他一脚踏空，由于两只手是捆住的，他重重的摔了下去，眼镜也摔掉了，公安兵把他拉起来时他痛得直咧嘴。晚上收工后大家在一起议论这件事，猜测他为什么被抓。周淑君也在。有人说他那一跤摔得不轻。周淑君好像怕大家不明白似的立即用幼儿园老师教小娃娃的口气说：“他是假装的嘛。”我听见她说这样的话心中立即产生了极度厌恶的感觉。
余姓右派可能是因猝不及防的打击而一时蒙了，昏头昏脑的摔了下去。当时的表情六神无主十分痛苦而狼狈，而周淑君却瞪着眼睛说瞎话。当时又没有领导在场，假装给谁看？她这种无微不至、周到细致的阿谀献媚说明她的卑鄙是溶入骨髓之中了。
饲料组还有一个右派，叫龙生，到农场前是长航港务局调度室主任。他是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说话语气平和，在那个人穷气大的时期，很多人都焦燥不安。但从未见龙生发过脾气，好像对一切事都不计较，或不屑于计较，都能平和的应对。
据他以前的同事说，龙生在任时被认为是很能干的人，又聪明又有办法，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间题能很快就处理得很恰当。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上级很器重他，信任他，龙生本人也是春风得意。在整风运动时，龙生也提了一些意见，指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意见还很有见地，有他独到的见解。根据他的经验，应该获得好评。他猜想他应该又会受到表彰。
可是大出他的意料，他竟然第一批被划为右派。他不服，去找他的老领导喊冤。他的老领导叹一口气说：“你是在大会上发言的，大家都听见了，想保也保不了你。回去好好认识好好的自我批判。争取从宽处理吧。
一直顺风顺水的他这次竞昏了头，在开大会批斗他时忍不住为自己辨解，遭到一顿狂风暴雨式的批斗。后来在他的右派分子认定结论签字时修还想最后再解释一下不想签字。又被认为是态度恶劣，又被批斗了一次他才不情愿的签了字。在处理时给他留了最后一点面子没有划成极右，让他到农场拿生活费。
到农场后，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主任的光环笼罩时不为人注意的缺点也表现出来了。今昔的巨大落差，繁重的劳动，不够用的生活费和饥饿使他成了一个怂人。不知不觉的他又成了“运动员”，常被小会批，大会斗。久经批斗“锻炼”后他也不把批斗当一回事了，他认为反正有事无事都要批斗，随便你们斗就是了。
斗也是我，不斗也是我。他以前的同事纷纷摇头叹息：一个聪明能干、意气风发的人，现在又脸厚又怂，真不知他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其实，不同的境遇造成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使人有不同的表现。现在有一个比喻很能说明问题：一根稻草，什么也不是，毫无身价可言。如果用它来捆白菜，那它就是白菜价，一两元一斤。如果用来捆大闸蟹，那它就是大闸蟹的身价，几百元一斤。但只要将它从大闸蟹身上解下来，那它仍然就只是一钱不值的一根稻草。
龙生以前是主任，主任的光环掩了他的缺点，人们只看到了光环。当他失去主任的光环后，人们便看到了他的缺点。其实，龙生还是龙生。他现在的形象，只是劳累、饥饿的人的形象而已。
另外还有一个右派，叫顾学义，他的来历、背景我一点不知道。与龙生完全不同，他真正是能干的人。他居然在1960年那种严峻的形势下，摘了右派帽子，在1960年能摘掉帽子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他原先是在“岛子上”的生产队的，1960年春节后调到种畜站饲料组。调到种畜站才两三天就无形的形成了一个中心，并逐渐取廖和翔而代之。廖和翔的种畜站站长的位置在“反右倾”时拉下来后，在饲料组本来就没有明确过他的位置，现在他也不好说什么。廖和翔本身可能也有点心灰意冷（或者秘书本来就善于隐忍），只是淡漠的顺其自然，倒是顾学义表现得很尊敬廖和翔，常常向他请示。
顾学义很善于交往。二工区在1960年六月份双抢农忙季节后，成立了一个食品厂，任务是生产一些饼干糕点类的东西，在农忙时供应一线人员，以鼓舞、提高生产热情。
其中有一种代食品，俗称再生饼于。这种饼干是将玉米芯打成很细的粉末，再渗进一点面粉做成的，一两粮票可买半斤。这种饼干虽然也做得酥脆，不过十分粗，并不好吃。放在现在，大概只能做饲料。但在人人都在饿肚子的时间，人们岂会问好不好吃，只问能不能吃，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是很稀罕的。
因此既要收钱还要收粮票的再生饼干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得有运气还要碰机会。可是顾学义就有能力在调到二工区不到十天就买回来一大包。他笑嘻嘻的每人送了两块请大家吃。
剩下的一半就放在他的床头上，然后出工去了。到了地里，别人提醒他现在吃的东西都不安全一定要收拾好。他回到宿舍，一包饼干已经所剩无几了。别人都表示了气愤，并猜测嫌疑最大的是龙生。而顾学义却很大度的表示算了。并且以后对所有人，包括对龙生也仍然是笑嘻嘻的。
后来，有一次顾学义带我和另外两个右派到安顺寨去给麦子施肥，安顺寨在大蓄水后成了一个孤岛，离二工区约二十分钟水路，因此划给二工区管理，岛上有几十亩旱地，施肥四个人要干十几天。每天上午十点半顾学义回去给我们取饭。
第二天他取了饭回来，笑嘻嘻地显得兴高采烈。他高兴的告诉我们，他把昨天天晚上的剩下的烧洋芋取来了，共有二十份，平均每人五份。这使大家非常高兴。平时伙食团的菜都是严格控制，每人每餐只有一份菜，谁要是多吃了一份菜会认为是违反伙食团规定的行为，要受到炊事员和司务长的责骂，被责令向司务长补交五分钱的菜钱。这次顾学义使大家合法的多吃了四份菜，且这菜是可当粮食吃的烧洋芋。这无疑使大家十分高兴。
顾学义接着说：“今天的烧洋芋味道肯定比昨天好，我是让炊事员老陈单独下锅热的。我还请他放了一大瓢渣海椒，（渣海椒是将海椒切段后混合炒好的米粉装坛发酵而成的一种调味品，亦可单独当菜吃）。你们尝尝看味道是不是很好？”
等他分菜时，他的每一瓢菜都比昨天晚上炊事员的一瓢菜多。结果每人只有四瓢多一点不到五瓢。顾学义又说：“每个人只算四份，除了正份一份，每人再补三份的钱一角五分吧。”当时我觉得这顾学义真是神通广大，不仅让我们多吃菜，而且四份菜只收三份的钱。似乎没有他开不了的后门。
1960年底他又调到采石场生产队。采石场生产队是修水电站时开采石料砌大的一座石山，同时也有很多土地，水电站修好后一并移交给了农场。顾学义去后很快就当上了司务长，也就是伙食团长。
他上任五天，就发明了一种做菜的新方法，方法简单而口味提升。所以很快为农场大部分生产队采用。原来的炊事员做菜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将油下锅，烧热后下菜炒。后来油的供应越来越少，很少的油对菜起不了多大作用。再后来盐也定量供应，菜又多是绿叶蔬菜，炒菜时很多盐溶到了菜汁里使菜本身的盐味减少，而菜汁多是又苦又涩口味很不好。顾学义的新方法是：先将盐用清油炒好备用，将绿叶菜焯水后迅速摊开冷却以保持其脆嫩和翠绿色。
临开饭时将菜放入大木桶，然后烧一大锅开水，放入清油炒过的盐，将盐开水浇入大木桶，菜被开水一烫成了热菜。吃起来脆嫩，油香扑鼻，有盐有味的很受大家欢迎。
过了半年，顾学义成了采石场生产队的队长。1961年十月份，我们去采石场生产队支援挖红苕，说好的是支援五天。从开始挖红茗起，采石场生产队的人就很幸福：他们开始天天吃红苕稀饭，但份量比平时多出不止一倍，因为炊事员计量时只计米，不计红苕，红苕是白送的。当时这样做是需要胆识的，因为红苕也是粮食，城市供应红苕时，红茗与粮食的折算比例是生红苕五比一，熟红苕四比一。
农场在挖红苕时让大家吃新鲜也是按比例扣减定量，超出比例食用是不允许的。如发生这样的事，领导要认真追究的话，当事人是要受处分的。
但是顾学义就敢这样做，这样做能得到大家的拥护。同时他也估计这样做不会被上级知道。在饿得要死的年头谁不愿多吃一口，谁要是把这事说出去定会受到千夫所指。再说，他的的处事方式是关心一切人。
采石场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得到过他的帮助，以后也有可能会有求于他。谁能和他作对，谁会和他作对？再说，如上面要查问，他也可以说是挖伤了的红苕，不便贮存和运输才处理的。
我们支援到了第四天，我们的胃也幸福了四天。明天就要回去了，仗着以前和顾学义共事了几天，我大着胆子说：“顾队长，我们明天要回去了。让我我们吃一顿饱的红苕嘛。”这原本是不大合情理的要求，我也就是说一说而己。谁知第二天中午，顾队长通知我们，稍晚一点等别人都吃了饭再到食堂去。
到了食堂，顾队长吩咐，给我们支援的几个人每人称六斤熟红苕。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这可是一斤半粮食啊。两年了，我终于可以饱吃一顿了。六斤红茗下了肚，肚皮撑圆了，可内心意犹未尽。那时人们只有饿的感觉，偶尔有胀的感觉，没有饱的感觉。
1960年的国庆节每人号称是半斤肉，我还是没有尝出味道就已经全部下了肚。
过了国庆节，我被调到桃花的生产队。别人是人往高处走，我却是水往低处流。到农场才十个月，因为繁重的劳动和饥饿，我已经手脚酸软四肢无力。虽然我已经尽力而为，但领导不满意，认为我整天死气沉沉，没一点活力而将我调走，我真是有苦难言。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别人都不象我这样乏力。我想可能是我正处在吃长饭的年龄吧，毕竟我才十五岁。
还有就是别人或多或少的总能得到一些家庭的接济，而我却一点没有。我父亲已去世，母亲在农场监督劳动，每月只有十八元生活费。还要从牙缝中省出一点钱来帮助正在读大学的哥哥，我实在不忍心再向妈妈开始口，再痛苦我也只能硬挺。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适应社会的能力太差。重庆小学和人民小学都是全封闭的学校，我在读书时与社会没有多少接触，我的所有意识观念全部是老师按照书本和正统的意识观念传输给我的。头脑里条条框框太多，对于社会上各种非正统的利益最大化的作法一窍不通。对人情世故也是，对趋利避害的作法也完全不懂，其结果就是在面对困难和痛苦时毫无办法，只能咬紧牙关默默忍受。
桃花的生产队是新成立的队，连房子都没有。桃花内有几十亩水田，几十亩旱地，以前突击式的管理，到了收、种的季节，临时派人去收和种。由于疏于管理，收成一直不好，故决定派十几个人驻在桃花凼，希望能提高产量多收粮食，能符合“以粮为纲”的方针。
因为是新成立的队，什么也没有。房子是土墙房子，因为漏雨，雨水冲刷后凹凸不平，也只是添了一些瓦，墙上糊上泥浆弄平。且只有两间，一间队长党员住，兼做保管室；另一间给其余的人住。房子很狭窄，十来张床摆放下来就只有半米的过道。
电灯也没有，公家不管照明，只给炊事员一盏煤油灯。甚至连厨房也没有，临时用三块石头支锅煮饭，买了两张席遮风。后来靠山墙搭了一个偏篷，再用泥糊石块砌了一个灶，围上两张席做厨房。厨房必须的盆盆碗碗瓶瓶罐罐也不齐，大部分是后来续添制的。
只有十多人的一个伙食团，伙食当然很不好。二工区两百多人的伙食团只有两个炊事员，两年多的伙食团底子厚实事情好办。而桃花凼才成立的伙食团什么都没有，当然艰苦得多。
名义上炊事员也只能吃定量，但实际上定得了吗？所以饭食也比二工区少一点。蔬菜可以到二工区拿一部分，还要买一部分。二工区的蔬菜全不用买，这又把伙食质量往下拉下了一大段。总之住宿，伙食等生活都比二工区差了很多。
因为地处偏僻，这里连报纸都没有，到桃花凼才几天，就有与世隔绝的感觉。每天面对的都是这十多人。只有我一个人年轻一点，其余的都是下放干部和五类份子。我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自然没有多少话说。
在二工区因为年轻人多，还能有些人说话，或者借一些书来看。在这里，我份外的感到孤单寂寞，还有别人的冷落。因为没有电灯，我们回归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每天都是早早就睡觉了。漫漫长夜，一座孤另另的房子，不闻鸡鸣犬吠，没有风声虫鸣，安静得象坟墓一样死寂。我忍受着饥饿躺在床上，大脑一片空白，空白得麻木。
桃花凼有几十亩水田，几十亩坡地，人员有十多人。到了春天要准备水稻播种，开始下水田劳动。水田的活与旱地地有很大区别，最使我痛苦的是几天后我患了皮炎，两腿都生满了红疹，晚上睡觉后搔痒不己。忍不住搔抓后双腿红肿血迹斑斑，疙疙瘩瘩的。
晚上睡不好，白天还得照样出工，每天劳动十个小时以上，十分痛苦。我向文队长报告，能不能调整一下工作不下水田。可文队长不等我说完话，便冷冷的说双抢大忙时期，克服一下吧！说完便径自走了。文队長叫文理华，是公安局的下放干部。平时说话，做事都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我早已习惯了农场的冷漠，在饥饿、劳累和正统的压抑之下大家都各自打扫门前雪。
但作为领导却对我的病痛视而不见，甚至话都不听完，却使我非常寒心。真有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我那时整天手脚酸软，四肢无力，似乎生命快要消耗完了。我想如果是给地主，资本家打工我还可以自已歇工几天，但在农场“工作”，却设有歇工的可能。
农场的制度将我限制得死死的，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二十多天后双抢完了不下水田了，双腿才逐渐好转。可是薅秧时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等收割水稻时，手臂和脸上又生了皮疹。水稻叶还会落到背上、脖子上引起搔痒，都使我痛苦不堪。
桃花凼的生活是痛苦的，但有一点记忆却是痛苦中的一丝安慰，使我至今都还记得。双抢的时候为了大家体力能好一点，正好四季豆也成熟了，于是每天都吃四季豆煮麦粑。将收割的麦子现磨出来，不过箩，就用连麸面煮疙瘩汤。再加上一大瓢四季豆。汤汤水水黏黏乎乎热腾腾有盐有味的既饱肚又舒服。四季豆与绿叶蔬菜不同的是四季豆不沾油也很好吃，平时的绿叶菜非常刮油，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越吃越“嘈”（四川話：肚里没油水，馋油荤的意思）。当时我想如果每天这样该多好，可是双抢过后又恢复了以前的水煮盐下的伙食。
我到农场不到两年，在一直吃不饱，又要劳动的煎熬中，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每天的肩挑背磨使带去的衣服也破成烂布条。我每个月都要买线补衣服，补出来又不平整，穿上这样别扭的衣服，我已形如乞写，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形销骨立，鹑衣百结”。
饥饿劳累使我整天精神倦怠，神情呆滞，反应迟钝。有时连走路都费力。我身高近一米六，体重却只有八十二斤，瘦得皮包骨头。我已经同活死人差不多了。
十五，十六岁的人，是很需要家庭和社会关爱的年龄。我却沦落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靠山山倒，靠河河干，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
1961年十一月份，趁着农闲，农场搞了一个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运动，那时又是苏新回来当支部书记。苏新是一个很严苛的冷血领导人，被认为是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善于发现新动向，对敌斗争毫不手软的人。
在他的安排下，我们连续几天不出工进行学习。这时桃花凼在夏天双抢时增加了四五个年轻人，总共十七八人。单位运动的模式是先每人自我检查，然后对重点对象揭批深挖。轮到我检查的时候，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我有什么检查的，但不检查又不行。我搜肠刮肚结结巴巴东拉西扯的说了十分钟，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说的，只好说我的检查就是这些，请大家帮助。
我这样说是很不合时宜的，至少给人的感觉是态度不端正，所以众多的指责马上来了。“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关门了？”你交待了什么问题？”掌握会场的文队长叫大家提意见，会场却冷场了。盗窃我设有，贪污和投机倒把与我根本不沾边。队长见状说：“他的问题先放一放，进行下一个吧。”以后就再也没有叫我检查。我好象被遗忘了一样天天蜷缩在角落里，也不发言。我心想天天这样才好，这样可以不干活，反正我也干不动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七号，睡到半夜时忽然文队长和熊副队长叫了两个人起来说工作有调动，叫他们捆上行李立即出发。第二天二十八号，吃过早饭通知今天不出工到场部开大会，这是两年来农场召开的第一次全场大会。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狮子滩场部前面的广场上，只见很多公安局的下放干部穿上警服站在会場四周，还有十几个公安兵持枪站在主席台两边，一副戒备森严的肃杀气氛。
大会开始了。农场保卫科长走上主席台，拿出一份名单开始慢慢的念每念到一个人，傍边立即有安排好的人象老鹰拎小鸡一样，扯住衣领拎着胳膊拖到主席台前五花大绑。然后宣布逮捕法办或劳动教养。一共抓了十多人，桃花的那两个说要调动工作的人也在其中。逮捕的有三人，其余的劳动教养。
我一直有点奇怪。桃花的两个人在停工学习时并未说过有什问题，现在只说是犯有盗窃罪，也没说盗窃了什么，怎么就抓了呢？回到桃花凼才听有人说，他们是种麦子时将十五斤麦种私自拿到农民家去做麦粑吃了。但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跟有些人有成见。
被抓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叫江泽富，他是1958年去的知青，高中毕业。他有一个外号叫“番茄”，那批知青取外号很特别，大约跟本人的相貌有关。比如“鸡蛋”“鸭蛋”“小白束”等。江泽富皮肤较白，又是白里透红，很象一个番茄。他是一个较活跃的人，脑筋很活泛，打转很快。平时闲谈时他的看法总是比别人高明一些。
与他有成见的人叫熊成厚，也是1958年到农场去的高中生。熊成厚当时是桃花凼的副队长，熊成厚也是有能力的人，但他是“乖娃娃”的类型，听领导的话，总能适时的附和，迎合领导。
领导也信任他，半年后就当了副队长。不过一直是副队长，再设有升迁过。江泽富常与熊成厚有语言上的不合，往往是江泽富与时代打擦边球的理由和论点估上风。使熊成厚不免有些尴尬。但江泽富仅仅是言语上占上风，平时的行为还是听话的。
熊成厚也不能轻易和他撕破脸，但心中的芥蒂始终存在，因此不免会暗暗的盯紧江泽富。这次熊成厚发现开始种麦子后江泽富下了班都要到一个农民家中去，同时麦种也用得比较多，便留了心，终于发现了江泽富做的事。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很正当的理由，不论熊成厚与他有无过节，江泽富也是在劫难逃。
这次大逮捕在我心中没有引起太大振（震）动，我已经处于半麻木状态了。原本以为一切又要回复到以前那样沉郁呆板的生活状态，1962年元旦也在冷清中沉闷的过了，可是，毫无征兆的，在元月五日晚我已经睡觉以后，大约十点多钟忽然文理华队长将我叫起来，同时对大家说：“对在运动中态度不端正的人我们要进行处理。”叫我捆好行李跟他走。
我捆好简单的行李跟着文队长和另一个下放于部出了门。那时我已经对一切事物的反映都很淡漠了，只是机械地按照别人的指令行动，就象一个过度磨损的，老旧的机器人，已经没有了思想和感情。饥饿、冷漠和劳累完全吞噬了我。
桃花凼到狮子滩只需一个小时，可那晚上是摸黑走夜路，结果跌跌撞撞的走了三个小时才到狮子滩。到了保卫科，文队长将我交给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在文队长走后对我说：“把你的钱，粮票，布票全拿出来交给我。”
我对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其时我破衣烂衫状如乞写，也不象身有余物的人。其他有些人有的都交给了保卫科长，原本说的是第二天交还本人，可第二天大家上车走的时候保卫科长没有见人。那些交给保卫科长的钱、粮票、布票都被保卫科长黑吃了。我们这批处理劳教的人共有三十多个。
第二天，农场一辆破“道奇”车把我们送到长寿码头，上了当时长航局最好的客轮“江都”号。上了船就把我们赶下了最底下的货仓，货仓只有一道进出的门，没有窗户。空气不流通，十分沉闷，好在还不太冷。我们在货仓里靠着墙坐着，我想如果船出了事我们可能就死定了。
开船后不久，文理华队长下到货仓来找我谈话。叽哩呱啦说了半小时。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我本来不会被处理的，但是我态度不好。自己交待不认真，又一直不发言，等等，等等。我心不在焉的听着，心中没一点反应。
最后文理华好象有些生气说：“你现在受了处理都还是一副死洋活气的样子。”起身走了。不知文理华是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饥饿已经消磨尽了我的一切活力，我差不多是一个活死人了。我在麻木中也痛心的感到，对我作了恶，伤害我，摧残我之后，还要表白自己是无辜和无可奈何。还想要我心悦诚服的反省自己，不要怪他。但让我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你们这些当权的人，参与作恶的人，谁能标榜自己是清白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