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陈晓煌回忆连载五：
陈晓煌,1948年出生于甘肃华池县,父母系边区政府文工团成员。本人自幼跟随父母工作奔波，先后在兰州、甘南读小学，后随父母在兰州居住并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于兰大附中。1968年和兰大附中及部分女中同学共168人左右，加入军垦，来到生地湾农场八连，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九团八连。1973年被单位推荐至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读书，1976年底分配至酒泉地区水电局工作。1980年调省水电设计院，1984年调省水利厅机关工作至退休。
以下为自述内容：
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慢慢得知，指导员之所以不喜欢让我们打拳练武，是怕惹事生非，加上梁和平那事就更令指导员不高兴了。
据说，五连的那些天津青年就是喜欢耍拳弄棒的，后来竟搞起了江湖上那 一套，这一拨，那一派的，里面分有老大、老二之类，下面的还要给老大进贡送礼，有些像帮会性质，严重损害了连队的思想建设，使一个本来还不错的青年连队如今变得散散漫漫的，没有一点朝气。
他生怕这种风气也把八连影响了。就这样，我、梁和平以及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练功的几个人，便成了 指导员心目中的落后分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我行我素，你批评你的， 我们照练我们的，反正我们又不危害谁，我们只是在一块儿玩玩，但绝不会搞什么帮会。我们在政治上又不要求进步，也没有想着入团入党、当干部。学武练功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如果这也要限制，那你爱怎么地 就怎么地，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每天还是挤时间压腿、蹲马步、站桩，练这些基本功。没料到 这些不起眼的功夫还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活动上起到了不小的作 用。
那些年，跳忠字舞是表现对领袖无比忠诚的一种重要形式，几乎是凡有活动，都要跳忠字舞，早请示时要跳，吃午饭、晚饭时要跳，晚上开过班务会之后的晚汇报还要跳。跳忠字舞简直成了我们每天不能 缺少的一项硬任务，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它同属于“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内容。因而领导上经常强调跳忠字舞一定要带着感情跳，来不得半点含糊，各单位领导也都非常重视这一活动。
“三忠于”就是要忠于共产党领导、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就是要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崇 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各单位都对跳忠字舞活动抓的很紧，专门找人辅导。在我们连，这项活动由一位高中的女生来辅导我们，她叫于慧敏，长得很漂亮，高高的身材，鸭蛋形的脸，一看就是跳舞的那种身材，在学校时就是校宣传队的主要成员。
她会跳很多舞，舞姿也 非常优美，看她跳舞就是一种享受，尽管忠字舞的那些动作都很简单， 但在她的表现下就是另一种感觉了。大伙学跳忠字舞的热情很高，连里抓的也紧，几乎每天都安排一定时间学跳，于慧敏在前面领着，我们在下面模仿着，她每做一个动作， 我们都要学好几遍才能学会。
初开始的忠字舞的确简单，也就是左手紧 握毛主席的语录本，放在胸前（因为封皮是红色塑料的，故此也叫红宝书），右手随着脚下来回不断有节奏地动作着，嘴里唱着最流行的诸如 《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歌曲。
后来，渐渐地觉得直跳这种舞太简单，还不足以表现广大革命群众 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和忠诚，开始效仿城市以及大单位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做法，学练一些比较复杂的舞蹈来表示我们的忠心。各班还开展比赛，看哪个班跳得好。再后来，还搞起了造型，就是在一个舞蹈的最后来一个结束性的表演——造型，那个造型一般都是要有层次的，要有高度和一定的难度。
这一下，该到我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我们班最后就来了一个，由我垫底在最下边做出一个劈叉的动作，旁边几个同学有做左 右弓步的，有做前后弓箭步的，中间一个最轻松，就端端正正的立在那儿，他旁边两个从后面将班里个头最小的蔺西来抬起来。
整个造型就像 一把大扇子，让连里许多人看了都觉得不错。有的在看我们排练时，我 一遍一遍的做着劈叉动作，使他们很惊奇。“啊，那是谁呀，还能劈叉！ 真不简单。”那一阵，我的心里还真有一股美滋滋的感觉。
1969 年 4 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各连都组织了文 艺节目表演，以示对“九大”的庆祝。那一次连里表演节目，我们班的拿了第一。后来我们班还自编了一个游击队之歌的舞蹈，想起来都丢人， 那也能算是节目。
就是我们一帮子如同戏曲舞台上跑龙套的串场子一样，打了几个旋风腿和二踢脚就下场的那种，再也没有任何动作，而且还做的很不规范。我是想用这些动作来表现游击队员的矫健和英勇，但看的人一点都不明白这些动作是在表现什么。
可是好像从那以后，指导员及连里对我的印象稍有改变，但我还不能算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却成了连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连队的宣传队很不正规， 就是组织了十几二十来个能蹦能跳的人，由能歌善舞的于慧敏结合一些 赞美领袖和党的歌曲，给教授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在那儿扭动一阵， 根本说不上好看。
自我的那几个二踢脚、旋风腿和劈叉被人们见到后，认为我还算是有两下的，连里便开始要我为准备新演的节目编排动作了。这可把我难为坏了，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我只是比一般人能做几个他们做不了的动作。但我又不想放弃，不想让连里领导和那些还看好我的人失望。
那次是要排《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舞蹈，我想 把它排成一个我们军民前赴后继的杀向战场的，主要动作就是马步蹲 裆，右手拿着大刀，在头上一绕，即马上向前趟过去。想法倒是不错， 可是做出来的动作怎么也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最后，这个节目还是没 能排出来。
生地湾远离城市，甚至是远离乡镇。距我们最近的西坝公社都要25公里，距最近的村庄也要有10 多公里，很难与外界有什么来往，也听不到外边的声音。团部的大喇叭除了播放中央新闻和师团的紧急通知 外，几乎总是关闭的。班里个别同学有半导体收音机，也多是人家自个拿着听听，声音放得很小。
偶尔放开声音，听到的也都是反反复复的几个样板戏。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跳忠字舞，宣传毛泽东思想便成了我们唯一的文艺活动。
连里为更好地搞好跳忠字舞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活动，还在连里 搞起了结对子，一帮一一对忠、一对红活动，即一个女子排与一个男子排结成一对忠排，一个女子班与一个男子班结成一对忠班。我们连安排一排与四排结为一对忠排，二排与三排结为一对忠排，我们五班和三排的九班结为一对忠班。
每次跳忠字舞我们都是怀着神圣的感情去挑的，因而每次都跳得非常认真。另一方面，我们精神上得到了快慰，每次学完回到班里，都要认真的再琢磨几遍，才感到满足。
我们吃早饭也是要排队去的，各排以班为单位，列队走到连队食堂。 食堂的前面是团部的小卖部和缝纫铺，整个房屋比后排短半截，就在东边把头的山墙面上，画着一尊领袖的头像，头像下部是三个大大的“忠”字，我们每天就对着那堵墙进行请示，形式和出操时跟着副连长高歌的祝福词一样，由班长带着，右手举着红皮子的语录，像山呼万岁那样一遍又一遍的呼喊着。
等这些规定动作完成后才可以去吃早饭。全连十二个班，每个班都得这样。打饭也是以班为单位，由副班长负责与炊事班联系，炊事班按照每班的实际人数分发给各班相应的苞米面发糕或者馒头，一脸盆苞米面糊糊和一些咸菜。打来之后就在食堂门口的空地上，各班围成一圈，蹲在那儿静静的吃着，完后各自洗净自己的碗筷，又集合排队走回宿舍，决 不允许任何人单独行动。
天天读是我们每天的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出操时指导员、连长的讲 话是作为领导的一种训示和要求。而天天读除了班长对我们要进行二次训示之外，每个人还要进行各自的斗私批修。那是一种近距离、面对众人的自我暴露，哪个人说的是不是真话，实话、心里话，一听就明白。
在天天读时，班长就是我们十几个人的灵魂人物，大伙儿都坐在各自的铺位边上，没有在本宿舍住的就挤在我们中间。班长睡在靠门口把头的铺位上，当然也坐在把头的位置，面向屋里，将全班十几个人的头脸全都装进他的目光里，而我们十几双眼睛也都全神贯注的瞅着班长。
我们班长陈炳辉真是不简单。他是我们学校老高三的学生，也就是 高六六届的，若不是遇到文化大革命，他此刻应该在某所高等院校攻读某个专业呢。他老家是广东的，个头较高，尽管说话略微有些口吃，但他思维慎密，语言组织能力很强，能迅速针对当天将要进行的内容找出 《毛主席语录》中相关的段落和语录，并能严谨的将要讲的事情准确的讲出来，讲到位。
只是他的嗓子的确不怎么样，每天早请示时，要我们高唱《东方红》，由他起头，但他第一句就跑调，害的我们也唱不准， 班里都觉得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完了还要在晚汇报时检讨一番，说班长不是故意的，只是他的嗓子有问题，也没有办法。
他弟弟陈炳宪是 高一的，同他哥哥一同被发配到这里，在我们连一排一班任班长。我们大部分人就不行了，每次发言都像是被绑架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好多人还夹带着和发言内容毫不相干的口头语，总是“反正，反正”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不管你怎么讲，我就是这个样子。听起来很 不舒服，起码是不流畅。
轮到我发言了，我很紧张，实际上，当我准备发言时就已经开始紧 张了，只觉得那阵心跳加速，因为从小到大我就很少在众人面前说话， 过去爸妈就经常说我没出息。
现在已经远离父母，远离家庭来到生地湾，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和工作，总想着一定要努力改变自己，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有什么口头语，并将要说的内容梳理清晰。
但是，一开口就不对了，由于我在学校时讲惯了兰州方言，很少讲普通话，这时觉得用兰州话发起言来是 那么的涩口、别扭，自己听别人用兰州话发言时也觉得不美气、不好听。可是当自己想要学说普通话时，那舌头似乎就不像是自己的，突然变得僵硬起来，很难一下子转过来。
好不容易开了口，没说几句就觉得没词了。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班长了不起，他能面对我们十几个人不慌不乱地将他要讲的事情表述清楚。在听班长讲话时，我就想，班长怎么那么有水平啊。
后来了解到，几乎所有的班长都是如此，个个能说会道， 逻辑性也强，而且显得思想都很成熟，即便是那些个初一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也是如此。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到底是怎样炼成这等本领的。越 是这样，也就越发感到自己的无能。
天天读的中心内容总也离不开安心与不安心扎根边疆的问题。这真 是一个让人不愿启齿的问题。但连里和班里每天都在提这个问题，似乎要逼着人人表态。我真看不懂这些个当班长的和积极分子，他们难道真的愿意在生地湾扎根一辈子？我很怀疑他们言不由衷的那些豪言壮语，反正我做不到。
但是这话又不能在大伙面前说，要是说也得是以斗私批修的方式，而且还要说的含糊一些：在一天就干好一天，而绝不能是像毛主席所批评的那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犯自由主义！
天天读也是人们暴露自己思想和隐私的一个阵地，不知道其他班的 同学怎么样，但我们五班就是这样。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是初中生，年纪相对较小，思想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弯弯肠子，什么事都往出讲， 包括家里许多现在看来都是个人隐私的事情也往出讲，似乎只有这样才 算是对组织的忠诚，对毛主席忠诚、对党忠诚。
刘晓龙同学在斗私批修中就讲到自己家里的事。他父亲由于历史上 参加过国民党，并且毕业于黄埔军校，文化大革命中单位造反派以反革命罪批斗他，要他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
他父亲是能交待的都交待了， 真是没有一点隐瞒。可是造反派不干，天天批，天天斗，好像非要交待出有命案、有重大反革命罪行才算是交待清楚了。他父亲实在是再没有 什么可交待的了，可又过不了造反派那道关。万般无奈之下，便在闹市区钻了公交汽车，自杀身亡。
但刘晓龙同学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失去父亲的伤痛，而且还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批判父亲就是没有老老实实的交待自己的罪行，并声讨自己的父亲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 民！”他要坚决和这样的父亲划清界限。
之后，有好几个同学都这样谈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亲，说要坚 决相信群众相信党，与父亲的错误划清界限，安心边疆建设，经得起考 验，做好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工作。
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大伙都无时不刻的不断狠挖自己灵魂深处的 “私”字，我也在班上将自己老爸的问题暴露了一番，我思想上根本不认为自己的爸爸是反动的，最多只不过是犯了执行路线的错误。
可是，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谁又能不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即便是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的中央，那也是中央啊，不要说是一个厂长，就是一个省委书记不也照样的执行吗？
现在又说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批判也就罢了，最主要的是限制人身自由，挨打，明着打不算，还要遭黑手暗算，如说是给戴高帽子游街，一般都是纸糊的高帽子。可实际上 那是铁皮制做的。造反派们为掩人耳目，在铁皮帽子上糊一层纸，并有意识的制做的比人脑袋小一圈，上面写着：打倒反党分 xxx！给你戴时 使劲往头上一扣，帽子里的铁皮立马就将你的头皮砍出一道血口。
爸爸就被造反派这样整过。其实大家的遭遇都差不 多，只是不敢讲，也不能讲，谁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罢了。当我认真听完大伙的发言时，我才懂得刘晓龙同学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态度说自己的父亲。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和那些背有“地富反坏右” 出身的最大不同，干部出身的不怕事，胆气较足，他们总怀着一种希望， 在这里不一定要表现得很突出。
而出身于“地富反坏右”的总是觉得没有底气，胆小怕事，为了能在这生地湾得到较好的生存空间，就非得拿出一种和家庭划清界限的彻底革命精神来不可，因而他们往往表现的更积极，更革命。
就在“九大”之后的一天，我收到姐姐的一封信，她告诉我说我们 的亲生父亲已被解放，也就是说他已经从牛棚里出来了，有了人身自由， 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啦，工资也可以照发。
姐姐说，像父亲那种有很多作品都被批为毒草的“反党分子”都能够得到解放，何况爸爸，爸爸只是在一个工厂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理应很快被解放。
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了好多天。可是直到10 月下旬我回家时，爸爸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天天读之后又是操练，如同早操，只是内容要多许多，不停地走步， 不停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
尽管枯燥乏味，但总比坐在宿舍里深挖灵魂深处的私字，大谈我们不愿意讲的事情要好一些。除了每天早晨的天天读，每晚还有班务会。班务会的主要内容小结 当天班里出操、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事项上存在的不足，还是 要人人发言找原因，最后的根子都可以归纳到安心不安心扎根边疆的问题上，甚至是家庭的阶级烙印问题，然后再进行晚汇报。
所谓早请示，就是每天早饭时，都要先面对连队食堂旁边那堵画有 领袖头像的大墙，三呼一遍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的敬祝词，报告我们这一天将要干些什么事情，跳一段忠字舞才算完毕。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基本一样，不同的就是将早请示报告一天要干的事情改为事情完成的情况。等这些都做完，这才算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可以自由活动一 会儿。（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