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纳，老红军、乡村教育家孙铭勋次子，他一生坎坷半生近半生在牢狱中度过。
孙铭勋（1905—1961），贵州平坝人。1927年考入南京晓庄师范，学习幼儿教育，后按陶行知主张办起了中国第一批农村幼儿园。1930年，晓庄师范被查封，孙铭助被捕。后经陶行知、黄齐生营救出狱，遂去皖北涡阳师范任教师。
1931年，受陶行知派遣，去淮安与汪达之等人创办新安小学。该小学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新安旅行团。1934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工人幼儿园一一劳动幼儿园。
1935年，在广西南宁教育研究院幼儿师范班任班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去延安学习。1937年又到上海，担任生活教育社编辑，编写了近百万字的资料，将陶行知教育儿童的方法作了详细记录。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成为国统区的一所进步学校，孙铭勋任该校社会组主任。
40年代，曾在兰州师范、玉门油矿子小、贵州平坝中学等校任过主任、校长，但主要在重庆社会大学任课，并兼生活教育社重庆分社编辑。1947年，育才学校迁上海，留下初中、小学部作为重庆分校，孙铭助主持重庆分校工作。1949年5月，部分教师带领一批学生到华蓥山参加武装斗争，另一部分疏散到北碚农村，迎接解放。建国后，孙铭勋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为了筹办规模宏大的实验学校，他辞去了副局长职务。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受批判，三反中又被关押批判，曾被迫自杀，经抢救回生，遂以破坏运动被开除党籍。后无罪释放，调西南文教部搞编审工作。1953年调西南师范学院讲授“儿童文学”课。1956年升副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去世。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
孙铭勋妻子、孙海纳母亲
孙铭勋当年任重庆育才学校校长，李鹏曾在此就读，该照片现保存在育才学校内。照片为邓颖超和12岁的李鹏合影。
以下内容根据孙海纳本人的回忆记录整理：
我的母亲是江苏省武进县人，幼年时随父母到上海谋生，八多岁就进纱厂当童工。十一岁遇上“五卅”运动，参加了纱厂的罢工，同时产生了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仇恨，十五岁时进入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的女工识字班学习文化。凭借在女工识字班的学习，母亲后来能轻松胜任教师工作。解放前就是以教师为职业。
母亲言行中流露出了对外国资本家的仇恨，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在地下党的作用下，母亲1936年入党并离开纱厂到陶行知办的劳工幼儿园工作。劳工幼儿园是父亲当园长，父母由此相识，后来结了婚。陶行知先生是证婚人，还写了一首诗祝贺。劳工幼儿园实际上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
母亲在劳工幼儿园曾专职照看过项英的女儿。后来母亲又参加了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当时江青的名字叫蓝苹，是左翼教联的一个小组长，母亲是蓝苹的组员。重庆谈判时，江青随毛泽东到重庆，还托父亲带了一封信给母亲叙旧。
母亲入党后，随父亲辗转于延安、西安、兰州、重庆等地，1944年又随父亲回到平坝县。后来父亲被国民党通缉匆匆离开平坝到重庆去，母亲留在了平坝县老家。
父亲走后，母亲与党失去联系。但是凭藉在槎白小学当老师的有利身份，仍然自发的做了很多工作。组织渔民成立了渔民工会。
槎白乡有一条河，有些农民以捕鱼为业。渔民之间因捕鱼的时间和地段有一些纠纷，也因为捕鱼和地方上也有纠纷。母亲做了很多工作成立渔民工会，成立渔民工会后，合理安排分配了捕鱼时间和地段，平息了渔民之间的纠纷，也平息了和地方上的纠纷。后来又打入了青帮，当了“坐堂大爷”。我不清楚平坝怎么会有清帮，清帮是漕运行业的帮会组织，大多分布在江南一带。
但贵州确实有清帮，“坐堂大爷”是清帮里的闲职，很少参与具体事务，但加入青帮后有一定的话语权，可减少青帮对进步活动的妨碍。如果运作得当，以后或还可为我所用。后来，母亲确实掌握了一支帮会武装，并在解放后将其改编成民兵武装，在维持治安、剿匪、征粮中起了很大作用。
母亲在上海长大，曾到过西安，兰州，重庆等大城市，又在槎白小学教书。被认为是见过大世面的有文化的人。她常替人代写书信，又常帮别人排解纠纷，在当地有一定威信。母亲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常在群众中揭露国民党的腐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到解放时，母亲周围已聚集了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人。解放后，母亲参加了工作，担任了第三区副区长，但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与党失去联系，被结论为自动脱党。母亲后来又重新入党。
解放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征粮和剿灭匪患。贵州多山，又历来贫穷，因此匪患历来猖獗。有些人白天是民，晚上是匪；拿起锄头是民，拿起刀枪是匪，很难分辩清楚。
临解放时，国民党派人拉拢土匪，又有一些被打垮了的散兵游勇加入土匪，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土匪。他们攻击征粮队抢劫粮食，杀害单独或少数人行动的解放军工作队员，为害不小。平坝县最大的一股土匪是以曹绍华为首的土匪。
曹绍华是一个惯匪，为人狡诈凶残，长期为害乡里。他流窜作案，出则啸聚猖，入则消声匿迹，国民党政府对他毫无办法。解放后，他多次袭击解放军的征粮队，抢劫粮食，杀害征粮队员，作案心狠手辣，少留活口。母亲积极配合解放军打击曹匪，捣毁了他的几个藏匿窝点。曹匪恼羞成怒，多次叫嚣：“杀死母区长，要死的不要活的。”
母亲平时是在县里和区里工作，很少在家。有一次回家被曹匪知道了，他带领几十个匪徙扑向槎头堡。匪徒还未到达村口时被巡夜的民兵发现了，民兵立即开枪示警。村里对防匪患高度警惕的民兵立即集合按照预案据守。
槎头堡的房屋很有特点，多为石头房屋，且街巷曲折迁回，外村人进村无法识路。曹匪不敢贸然进村。便在村口大叫：“母区长你出来。老子把你碎尸万段。”母亲在村里组织民兵抵抗。派人从村后走小路到区上报信。听见曹匪叫嚣，沉着地回答说：“曹绍华你有种就进来。我把你抓住交给解放军枪毙。”双方对崎了几个小时，眼看天快亮了，曹绍华无奈的撤退了。
还有一次母亲外出。回来时老远看见来了三个扛着枪的土匪。这里四野荒郊前不挨村后不接店。母亲急忙钻进水稻田里爬到田中央，大气都不敢出，手里握住手枪，心想被发现了至少也要打死两个土匪。好在土匪只是路过，没有发现母亲。母亲等土匪走远了才出来。回到区上一身稀泥，感到后怕。
由于曹匪为祸很久，民愤很大，解放军因此专门抽调了一个营，用了几个月时间灭曹匪。经过几次战斗后，将曹匪包围在一个大山上。后来。在一个山洞里将其活捉，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判处死刑。执行时曹匪仍很骄悍，坚决不下跪而是坐在地上。死刑由民兵执行，由于民兵痛恨曹匪，故意三枪都不打中要害，曹匪在地上挣扎了很久才断气。
在随后的禁烟肃土运动中，母亲将婆婆种的接近收获的鸦片全部铲除了。婆婆很生气，找母亲哭闹。诉说生活的艰辛。母亲对婆婆好言抚慰，陈说鸦片的危害。婆婆也是明事理的人，虽然心中不快，但后来也接受了禁烟的政策。
贵州是个很贫穷的省份，自从开始种植鸦片以后，有许多人，都摆脱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鸦片种植在贵州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因此贵州禁烟阻力很大。母亲率先铲除自已家种的鸦片，起了带头作用，促进了禁烟的进度。
母亲在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中都表现积极，起了很好的作用，常受上级表彰。母亲的这些成绩，曾经编入八十年代贵州省妇联编辑的党史资料《贵州巾帼》中。
形势初定后，母亲调到县上任平坝县妇联主任。后来又调到重庆，被安排在重庆市第四区八桥乡当乡长。除了日常事务外，中心任务是进行新中国的第一次普选。母亲调到重庆时，刚批判过《武训传》不久。无疑对母亲有一定影响。母亲的工作觉得不大顺利，常受到领导一些批评。
不久，开始进行“三反，五反”运动。父亲受到了处分。在夫荣妻贵的潜规则下，父亲的问题使母亲被免去了乡长职务，以提高政策水平的名义送到干部学校去学习，同时，停止了母亲的入党预备期。那时第四区已改名为九龙坡区，在干校学习结束后，安排为九龙坡区人委民政科科员，到大渡口驻重庆钢铁公司（101厂）厂区办事处工作，职级都降低了。母亲知道多说无益，默默的接受了。以前的一切都成了过去，现在她己不是受到信任的人，她唯有规规矩矩的工作。
在基层工作，非常辛苦，母亲仍然任劳任怨。重庆是著名的火城，夏天非常炎热。在暑假时我常看到母亲頂着红火大太阳出去工作。回来后就找水喝，衣服都湿透了。每天的工作大多是调解居民的各种纠纷。比如夫妻争吵，邻里口角，小贩压称，其至讲价钱发生争吵等。十分繁琐，亚且没有明确的是非標准。唯有双方劝说，磨破了嘴皮也不易讨好。母亲在这样琐碎的繁忙中过了几年。
1957年大鸣大放时。母亲提了意见。她只说了有些领导性情有些急躁，工作态度简单，希望以后能细致一些。
反右派斗争时，母亲没有划成右派份子。她没攻击党的政策。所提意见也只针对个人的工作方法。但是到1958年进行反右斗争的补课时，针对个人的工作方法提的意见成了攻击党员，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所以是右派份子。最后的处理是到屏山农场劳动，每月发十八元生活费。屏山农场也很小，只有几十个九龙坡区人委清洗出来的五类份子。
母亲开始了艰辛的劳动改造。母亲在家解放前是当教师，解放后当干部，又已四十多岁，对农业劳动十分吃力。她除了繁重的劳动，还要担心我和哥哥。那时我在人民小学读书，哥哥在四十一中读书。母亲在农场的管理很严格，可是她担心我们兄弟二人，明显的憔悴了，头上生出了许多白发。中间的许多艰难辛酸，难以一一叙述。
母亲在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安排到李家沱粮站当工人，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摘了右派帽子，心情当然要舒畅一些。可是慢慢发现和普通的工人还是有区别的。刚摘了帽子，毛泽东就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纶音圣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摘帽右派”这頂不是帽子的帽子，仍然像一个紧箍咒牢牢的套在头上。
从此母亲仍然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说错半句话，每天提前上班做好准备工作，使别人一来就可开工。下班后把工具收拾好。把清洁卫生打扫好后才走。每天都比别人晚走半小时。母亲不是挣表现，而是不求有功，但求清静，想用自己勤勉的劳动减少一些麻烦。就这样小心翼翼的过了几年。
文化大革命一来，打破了短暂的平静。特别是《公安六条》一公布，母亲又成了左派欺负的对象。在最疯狂的时候，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卧床不起。母亲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不敢多说一句话，也不敢说错半句话，在煎熬中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可是，阶段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有错无错，而是根据左派的需要，必须要制造出阶段敌人来专政。在1969年清理阶级敌人的时候，无事生非地将母亲定为漏划地主，将母亲列为专政对象，又遭受了数不清的毒打和人格侮辱。
母亲在解放前以教书为业，并未当家。家里是年近八旬的婆婆当家。家里虽然有田出租，那也是因为年迈的婆婆缺乏劳力而出租，这种情况在土改划成份时，按照政策也是定为小土地出租，而不是定为地主。可是这在当时能说清楚吗？
灾难深重的母亲从此又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左祸制造者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立场，将批斗母亲作为例行工作，每个月总要批斗两三次。不是因为母亲说錯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是为批斗而批斗。
因为母亲小心翼翼，少说话多干活，他们找不到实际内容，他们就翻陈谷子烂芝麻的老帐，三个月前你说了什么，五个月前你说了什么，后来甚至信口胡说，无中生有，有时不经意间回忆在左翼教联与江青一起的工作情况，也成了“恶意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而遭受多次毒打。母亲实在忍受不了无端凌辱和毒打，含冤去世。
1980年我回重庆，到李家沱粮站为母亲申诉时，问及母的遗物和骨灰的下落，答复是遗物鼠咬虫蛙，均己损毁。骨灰存放在火葬场，现己下落不明。
1980年给母亲平反纠正了右派和漏划地主。将本人成份确定为自由职业者，死亡结论是迫害致死。1983年四川省委组织部为母亲的党籍作出结论，承认母亲1936年入党后的全部党龄。如果母亲健在，也具备享受老红军资格待遇的。
一个纱厂女工出身的人，入党后切切实实的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居然被迫害至死！
我的姐姐在1954年初中毕业后，因为受父亲的影响，被分配到重庆南岸区一个中专学校一一公路学校读书。公路学校是现在交通学院的前身，当时很多人不愿读中专而希望读普通高中。因为中专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不能读大学了。公路又是一个比较艰苦的专业，以后工作都是远离城市的工地，姐姐不愿去，想读大学。
老师开导她：年轻人要当进步青年，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这是组织的安排。服从组织的安排是光荣的。中专毕业就安排工作。可以提前挣工资，提前独立。减轻家庭负担。十七岁的姐姐知道组织的权威，委委曲曲的去读公路学校了。
1957年姐姐毕业了，又是组织分配她到新疆去工作。当时的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姐姐分配时正是暑假。母亲当时还在重钢办事处工作。听到姐姐分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十分心痛。一面帮姐姐准备行装，一面千叮万嘱，那几天一直絮絮叨叨，生怕有什么没有想周到。
姐姐不愿远离亲人，但拗不过组织，又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母亲洒淚而别，乘火车走了。姐姐没有想到，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她会经历几次人生的大起大落。
姐姐到新疆交通厅报到后，分配到喀什公路局工作。几年后遇到了灾荒，单位精简机构，姐姐被精简了，下放到四川巴县当了几年农民。被精简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父母的问题。你父亲被开除了党籍，现在父母都是右派份子。不精简你精简谁？荒年的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什么供应也没有，母亲给了她半斤清油，姐姐半斤清油千省万省的吃了一年。
几年后，精简下放的人员又收回工作。姐姐又回新疆分配到阿克苏工作。回新疆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又因为姐夫的反革命冤案，与姐夫一起被遣送回姐夫的原藉山东监督劳动，又当了十几年农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姐姐和姐夫向别人借了路费回到新疆，要求交通厅复查姐夫的冤案。新疆交通厅借口太忙，暂不受理。
姐姐和姐夫三番五次地到交通厅申诉，要求复查，新疆交通厅立案复查。确认姐夫的问题是冤假错案，为姐夫平反，恢复了姐姐和姐夫的公职。工龄连续计算。但是工作却安排到新疆最艰苦，最边远，靠近国境线的阿勒泰地区。
那是一个“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方，全年无霜期仅五个月。姐姐和姐夫在那里过了二十多年，直到晚年退休后才投靠子女离开。
我哥哥和我到重庆后，都在重庆小学读书。哥哥1954年考取了重庆四十一中，1960年在四十一中毕业，高考时侥幸被位于雅安的四川农学院录取，分配在畜牧兽医系。
四川农学院在当时是不被看好的大学，一般人不愿学农，畜牧兽医也是冷门专业，可是哥哥很满足。依照家庭情况看，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我连中学都上不了，姐姐也只读了个中专。他是我们姐弟三人中唯一的大学生。
哥哥读大学时，三年大饥荒已经很严重了，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农场劳动自顾不暇，姐姐远在新疆，我在长寿湖农场当童工。哥哥靠一份助学金半饿着肚子读大学。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四团六连工作。
哥哥是一个很懂事的人。三反运动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父亲受处分后的巨大变化我一点未注意到，哥哥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他感觉到了组织的巨大权威，也知道了人情的冷暖。处处谨言慎行，刻苦学习，希望一个好的成绩能对他有所帮助。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中学毕业后侥幸读了大学，虽然是冷门大学和专业。
分配他到新疆工作，他没有叫苦，无怨无悔地到新疆去了。到新疆后，一个大学毕业生却分配到基层连队，哥哥也服从了。可是不久就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家庭对哥哥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以王震的三五九旅为基础建起来的，将部队坚决服从一切命令的作风用在了经济建设上。对上级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下级的要求也是“我的决定你理解不理解都要坚决执行”。对不听话的人作风生硬，简单粗暴。他们都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的阶级感情朴素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们都可以视为寇仇，不管你表现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虽然哥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他是“黑五类的狗惠子”，便立即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经过了许多不触及灵魂，只需触及皮肉的“横扫”之后，调到一个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山区连队监督劳动十多年，直到落实知识份子政策时才恢复了干部身份。
解放以后，我们一家成了冤假错案专业户，父母因为冤假错案受到错误处理，子女因为株连影响都有惨痛经历。我本人十四岁就被安排当童工，在1962年又因冤案被处理成劳动教养，直到1980年平反。
父母冤死，子女都远在他乡，不能给父母送行。平反后，骨灰和坟墓都无法寻觅。姐弟生离二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经历了艰难曲折才恢复联系。
姐弟相见时对二十余年的悲欢都不愿多说，避免难得相见一面而彼此太过伤心，打落的牙齿和血吞。
那个年代受父母影响株连的人很多很多，像我们这样惨痛的家庭，可能不会太多，至今想起，仍然泪湿沾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