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林建师二代张宏广的回忆:山丹花红我的家

文摘   2024-11-10 10:59   四川  

本文根据林建师二代回忆编辑整理:

子午岭深处的大凤川,地处甘肃省华池县林镇乡,是抗战时期军民大生产基地,西距南梁革命旧址六十公里,南距抗大第七分校十五公里。练兵场、七七桥、老营房等依稀可见。

后排从左至右,张宏广、张宏霞、张宏星、张宏海、张宏岩。前排母亲刘玉兰、父亲张学习。摄于2008年

我家就住在大凤川,我父母张学习、刘玉兰,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河南老家披红戴花送来的“支边青年”,当时叫兰州军区林建二师大凤川马场。

记得小时候,每天都要趟河爬坡走几里川道到黑崖洼去上学。幸好我家同院的凤仙和我同岁,我俩天天结伴去上学,放学后又一路挖野葱、打猪草回家。

山沟里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这天,放学的路上忽地下起了大雨,我和凤仙便一路小跑赶到鹰嘴石下避雨。这鹰嘴石是小凤川和大凤川两道川会合处像鹰嘴一样凸兀的一块大石板,下面是一个可容纳十多人的凹洞。我们经常在这里歇脚玩耍,下河摸螃蟹。

雨越下越大,鹰嘴石上沿,雨水珠帘似地往下淌。隔“帘”外望,雨雾朦朦,浑浊的河水“哗哗”地疾流而去。雨点“唰唰”地砸落在河沟里的柳树和半山腰的白桦树叶上,山风荡处,树枝迎风摇拽,绿浪翻滚,发出一阵阵山吼海啸般的呼啸。

凤仙左手托腮,右手拿着一根小柴棍,在地上胡乱画着,嘴里哼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我灵机一动,从兜里掏出半截红粉笔头,在石壁上一笔一画、恭恭敬敬地写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还喜滋滋地不停地叫凤仙看写得怎么样。

然而,就是这一写,差点改写了我的人生路。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家来了一高一低两个公安人员,先把家里翻了个遍,然后把我带到厂部一间屋子里。父亲出去“闹革命”已几个月没回来了。娘不知道又出了啥大事,只是将泪水往肚里咽,望着我被带走也不敢多问一句话。

场部的一间屋里,大个子公安拍着桌子要我老实点,吓得我木呆呆的不敢吭声。小个子公安咬牙切齿地要我交代写“反标”的恶毒居心。我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胆颤颤地说:“叔,我没写。”大个子公安伸手就打我一巴掌。说:“嘴还挺硬,啊?”那时候,我还不懂“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意义,挤巴着眼泪,委屈地说:“我就在鹰嘴石下面写过一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那‘打倒’呢?是不是你写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被黑唬得只是掉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是有同学,为了表现自己,在我写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前面,用白粉笔加了“打倒”两个字。自己又去汇报说我写了“反标”。多亏凤仙作证和 “革命司令部” 的“革命领导”深入“革命群众”调查了解,从字体、新旧程度以及我平时不调皮不倒蛋、不打人不骂人的一贯表现分析,此“反标”不是我所为,乃是有人陷害!

于是,我被放了。而那位同学却被抓了起来,真真地“坐”了一回“土飞机”,又饿了他三天才算了事。

经过这次“反标”事件,我对打柴指北沟、放羊三道弯以及挖药木瓜岭、追鹿哨兵梁,这种山里孩子充满着野趣的大山生活,已毫无兴趣。也不愿上山打野杏摘樱桃钻山豹似的满山窜了。

初中毕业,自然与高中无缘,我只有去那沟壑纵横的深山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天当被子山当床,草做褥子果充粮’的放羊、放牛日子里,我曾整天无精打采,不思进取。

终于有一天,哨兵梁上那棵石缝中长出来的大树,触动了我的灵魂,撼动了我的心。每每放羊到此,都不免驻足观赏。

试想当年,这棵树它不就是一粒种子么,在这茫茫的大山中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如若不在山崖生根,不在迎春发芽,就会被狂风卷走,被烈日烤干,就会在岁月中腐朽!山不因有它而峻峭,地不因有它而厚德,天不因有它而行健!

我常想,人生多有不如意,何不进山学此树?我有什么理由消沉?又有什么资格颓废呢?从此,我渐渐地把自己融入到山的怀抱,不断汲取山的恩泽,接受山的塑造,慢慢的铸就了我宽以待人,诚以做事,勤以自勉,志以奋进的山人品格。

就在我一次次登山观树,一次次从大山中获得灵感、升华自我的时候,山外面那精彩的世界向我伸来了眷顾的双手,一九七五年,长庆油田开始招工,我正好十七岁,符合招工条件。由于我几年来老实听话,劳动表现好,经“贫下中农”推荐,当上了一名油田运输司机,八月三十一日走出了大山,离开了小河流水,山丹花红的家。

出发前,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一个人在外,要学会照顾自己,好好工作。而我的心早已飞出了山沟,激动得憧憬着美好的人生和开着汽车的神气与骄傲。

场里和我一起招工的还有凤仙,我俩拿着招工通知书到长庆油田劳资处报道后,她被分到了油建工程处,当了一名电焊工,而我被分配到了运输处。

这天下午,我去运输处劳资科报到,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问我,小伙子,你想上哪个大队?这一问,问得我一脸懵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也不懂油田单位的编制。就说,我服从分配,分到哪个大队我就去哪个大队。

大概是领导看我老实本分吧,就说那你上一大队吧。我怯怯的问,一大队在哪儿?领导说,一大队在陕西礼泉县,这可是个好单位,去了好好干啊!我嗯了一声,点点头。

后来我才知道,给我分配单位的是劳资科的焦科长。怨不得有人问我是托啥关系分到一大队了呢?因为运输处有四个运输大队,两个汽修厂,一大队驻在陕西礼泉,不但离咸阳、西安大城市近,而且车辆跑的都是咸阳转运站到庆阳的油田物资长途运输,车好路况好。而其他大队都在庆阳附近的山沟里,车辆除了整天钻山沟给井队搬家外,还配属到油田各单位驻队。所以,很多人托关系、走后门想调到一大队都办不成。在别人看来,我一个来自农场的小年轻竟能分到运输一大队?肯定托关系了。

如此,我更加珍惜被分到了好单位。不但事事服从领导,听从安排,而且吃苦耐劳,凡事都积极肯干,经常帮出车回来的师傅扒轮胎、擦车、修车,师傅们也都非常喜欢我。

一九七六年夏,运输处司训队第八期学员开学,我在众多招工分来的青年中,第一批被选送进司训队培训。我从小渴望学开车的梦想终于成真了,那个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因为大凤川山高林密,交通不便,谁要到山外办个大小事,几十里上百公里的山路都靠步行。那种封闭、贫困与无奈,始终是山里人心头的痛。

在司训队里,无论上车路驾、倒桩、三十米下坡抢档,还是机械修理,我都十分认真刻苦,精益求精的苦学苦练。半年时间,交通规则、机械常识学烂了好几本,句句倒背如流。终于一次考试通过,拿到了白皮的实习驾驶证。

返回原单位后,又跟陈师傅开的进从法国进口的“尤尼克”车实习将近一年,领导考察我开车稳,操作熟练,平时表现也好,很快给我换成了红皮的正式驾驶证,并单独驾驶了。

由于我时刻牢记父母的教诲,服从领导,老实勤奋,经常被师傅们夸几句,慢慢的我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青年安全标兵”、“先进生产者”等。参加了马岭会战、宁夏盐池红井子石油会战。

一九八六年,为“建设第二个大庆”,石油部将我们大队整建制地调到了胜利油田运输处,参加了著名的孤东滨海会战。正如当年胡耀邦同志为胜利油田题词说的:“一部艰难创业史,百万覆地翻天人。”

那时,因为年轻,不懂得珍惜,不懂得关爱,很少回家看看,偶尔想起父母,也只是淡淡的记忆,淡淡的思念,根本没有想到要为父母做点什么。

但等到真的想家了,自己已经在山外面漂泊、奋斗了几十年,走过了大半截人生路。期间,即便是偶然回去一次两次,也像住店的过客似的,很少陪父母促膝唠唠家常。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我母亲可能得了癌症,准备去西安西京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我的心陡然收得紧紧的,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赶紧收拾行囊,与妻一起开车奔赴西安,与已经先期到达的父母、兄弟姊妹们会合。

古城西安,繁华喧嚣,我无暇顾及其他,找到妈住院的病房,扑到妈的床前,颤颤的叫了一声妈。妈望着我,眼里涌着泪花,说我不碍事,这么老远,你们还回来干啥!妈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眼神里已流露出些许无助的目光,憔悴的面颊现出几分期盼。

虽然已经住进医院,但一些常规检查仍需由家属陪同一一进行。由于看病的人很多,加之人生地不熟,往往楼上楼下跑很多趟还找不到门路,每到一科都打仗似的紧张。妻和弟打前站,先到要检查的科室递上单子排队等候,我则拉着妈的手,一边说着话,一边赶往要检查的科室。

妈不识字,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我满脸笑容,尽量显得轻松自然的样子,以免妈从我紧张的脸上读出了她的病情。但我心里的恐惧和忧虑一直萦绕着,这是什么病?这是全世界都无药可治的病啊!

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妈勤劳善良,慈祥可亲,常教育我们“人敬咱一尺,咱得敬人一丈”—-唉,真期望这是误诊啊。

此刻,牵着妈的手,我忽然感到自己长大了。小时候,是妈牵着我的手,一步步走来,如今妈重病在身,需要儿女们牵手了,这份责任、这份愧疚、这份无奈,心里泛起了不尽的酸楚。

经检查确诊,妈得的是直肠癌,而且已到了晚期。医生建议手术。

沉默,沉默。在这关系到妈的命运的时候,一家人都踌躇了,谁都没了主意。一是担心手术妈身体受不了,二是考虑已70多岁了,再挨一刀,不是白受罪吗?三是据说这种病,手术并非最佳选项。后经和父亲、亲戚、兄弟姊妹商量、权衡,决定只做化疗不做手术。

化疗一个疗程后出院,我陪妈回到华池林场的家,从此转入了常规的化疗治疗周期。我也于十二月从华池返回了山东。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妈有病,到二零一二年底,我与妻往返于山东-甘肃,甘肃-山东之间,一边为的是妈,一边为的是已有孙女的小家。

这年冬,得知妈的病日渐加重。我也下决心,回去好好伺候伺候妈。于是,我又与妻奔赴华池。

妻很贤惠,不嫌脏不怕累,回家后,把爸妈铺的、盖的所有被褥和用品都给拆洗一遍,全换成了新的。又给妈做了六个床上铺的小褥子,以便随时换洗。妈感受到了儿女们的温暖和关爱,心疼的说,你们大老远的回来了,也不歇歇就做这做那的,叫我心里不是滋味啊。

妻安排好我父母的生活后,从西安坐火车又回山东继续上班,我则留下来照顾妈。

妈在大凤川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大半辈子,由马场到农场,由农场变林场,足迹踏遍了山里的沟沟坎坎。大凤川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叫“指北沟”。它外狭内宽,地势平缓,纵深二十余里。沟内溪流涓涓,两岸山林茂密,钻天杨、白桦树、野藤等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遮天蔽日。

早些年,这沟里时常有狼、豹子和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罕无人至。据说这沟名还是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70团在大凤川开展大生产运动时起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军民大生产》就诞生于此。

七十年代中期,这沟里一处废弃不知多少年,几乎被土坷垃淹埋了的破窑洞里,突然住进一家“黑户”(长期偷居的外地人),顿时打破了山沟的寂静。有人说“黑户”是陕北的,饿得没法子了偷着跑来的,可怜得很;有人说“黑户”黑瘦黑瘦的,还有个老大不小的女子,长得乖的很。

山里人进山,大都是独来独往。即便是仨俩人结伴而行,一进山也就走散了。常听见山上“嗷嗬……”吆喝一声,坡下“啊噢……”地接一声,这种古老的联络方式,在山里时有回荡。

这天,连日阴雨刚放晴,正是上山掰木耳的好时机。我装上“铜锤”(黄玉米面团的馍馍,谑称像铜锤子),背上袋子,挎上水壶,穿上高腰雨鞋,披上雨衣,掂把小斧头,独自进了大山。

从山上俯瞰指北沟,像一条青龙趴在沟里,蜿蜿蜒蜒,一眼望不到首尾。老鹰悄无声息地在空中盘旋着搜寻猎物,而烦人的老鸹“嗄哇、嗄哇”地在沟畔里不住的鸣叫着。

突然,我眼睛一亮,那不是“黑户”?只见沟里一缕青烟伴随着鸡鸣狗叫之声,飘飘渺渺地向空中腾起,似乎一股灼人的热浪从潮湿的沟底袭上山来。我深为这宓静而亘古的山沟里,陡然传出山户人家的鸡犬之声而感慨和惊叹!

眼前,几孔早已坍塌、被岁月尘封了许久的破窑洞,贴着窑面长着几棵歪歪扭扭,疙里疙瘩,枝里八杈的老榆树,似乎向新主人诉说着昨天的荣衰和往事。

见有人来,那栓着的黄狗“汪汪”地叫起来,院里的鸡和小猪也警惕地立起耳朵观察动静。不一会儿,窑里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先喝住那狗,怯生生地向我问明来意,便热情地招呼我“窑里坐”。我说是上后山掰木耳的,路过讨碗水喝。

妇人穿一件灰色兰补丁大襟衫,一条黑裤子膝盖处和臀部补着大块的黄布补丁,面容显得有些憔悴。

窑洞很深,不知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挖的,后顶有坍塌的痕迹和一堆坷垃块。看得出来,窑洞是用草泥新抹了一遍。红沙石垒的炕,显得原始而粗糙。上面铺着一张烂了四角、变得发黄的破席,靠墙处两床破被虽旧,却叠得整整齐齐,摆放规矩。挨着炕和窑根盘着一个土锅台,台角上放着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和一摞陶瓷碗。整个窑里除了一根一米多长、半搂多粗的杨木凿的盛水槽,再没别的家什。

然而,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我心头一惊,朝阳的窗棂上竟然放着一本《新华字典》。原以为这深山老林里的“黑户”,就是愚昧和无知的代名词,想不到现代文明和对知识的渴望在他们心中比这山还重。

妇人用木瓢在水槽里舀了一瓢水,羞腼腼地递给我,只说了三个字“见笑了”,便低下了头。

妇人说她男人和女子进山套羊鹿子去了。陕北老家还有一个娃和碎(小)女子,上着学哩。由于靠天吃饭,陕北这几年干旱,山峁峁山坡坡上啥也不长。老人娃娃走不动,还在家里蹴着。

他们是顺着豹子川一路讨要着过来的,发现这山里雨水好,就开垦了些荒地,种了玉米、黄米、洋芋、冬葫芦等。指望有些收成,秋后用驴驮回去接济接济。

说话间,院里的狗又叫起来。原来,妇人的男人和女子抬着一只肥大的羊鹿子回来了。男人个头不高,好像山里的沟沟壑壑全刻在了他的脸上,尽显沧桑。女子虽然穿一身粗糙的蓝色“再生布”衣裤,头上戴着一顶藏头发的旧军帽,却藏不住青春和秀丽。

男人见我,亲热得又搓手又拍屁股,激动得“哼哼啊啊”地没说出一个字儿来。我告诉男人,我是山那边农场开发电机的,你要是磨面碾米什么的来找我,有钢磨子。男人千恩万谢,说天下还是好人多。

我起身要走,男人不肯。说不敢留你吃饭,稍等一下,我把鹿皮剥了,给你带一块肉回去。我不要,男人不依。他三下五除二先把一只鹿后腿的皮剥了剁下来,叫女子找了块烂塑料布包上,递给我。我欲伸的手又缩了回来,看到他们生活如此艰难,哪忍心要这肉;可不要又怕伤了他们的自尊。正犹豫间,男人说快拿上,说不上哪天我到你家门上讨口饭吃,你还不给么?如此我只得拿了。

这年秋后,那男人果然背着多半麻袋糜子(未脱糠的黄米),翻山越岭地来找我碾米。按规定,只有晚上开机,连照明带磨面碾米。不知是吃了他的鹿肉“嘴软”,生了同情怜悯之心,还是为了兑现诺言,我破例开机,给男人碾了米。并目送他迎着夕阳的余辉,弯腰弓背地背着沉重的希冀,一步一步走向远山。

第二年,为完成队里下达的每户拣拾500斤橡树子的任务,我和母亲一同进山,准备翻过指北沟上橡树湾去拾橡树子。谁知在半山腰就见一群高头大马,在“黑户”的玉米地里祸害玉米。我不由自主地迅即下山吆喝着往外赶,却被几个戴着“执勤”红袖章的人喝住,不准撵!

这些畜牲哪懂人性,“咴咴咴”地撒着欢儿满地践踏,净拣嫩棒子啃。只见“黑户”家那妇人,痴呆呆地蹲在地边,眼睁睁地看着即将收获的庄稼被糟蹋得一片狼藉。倾刻间,一秋的美好希望和憧憬被踏得粉碎。

见我和母亲走来,妇人“哇--”地一声哭将起来,一把拉住我母亲的手,眼泪像这山涧里的激流,喷涌而下,“她姨姨――,没法活了,没发活了啊……”这撕肝裂肺的哭喊声,在指北沟里回荡着。我木讷讷站在那里,无言宽慰。母亲也被感染得嘴角抽搐,泪挂双腮,不知说什么好。其实,这妇人根本就不认识我母亲,或许女人的心是相通的。妇人让我们赶快把能吃的棒子掰了背回去,也比让这群畜牲糟践了强。

原来,“黑户”在这指北沟里开荒种地,被上面知道了,非要撵他们走。说他们故意给“大好形势”抹黑,给革命圣地丢脸。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男人已被铐走了。妇人只求秋熟了再走,哪曾想,“执勤”的专门赶进一群高头大马来,让牲畜吃、啃、踏了你的“念想”,看你走不走!?

我和母亲看着这情景,深知无力回天,只有一步一回头的走向后山。

这一天,妈的心情格外沉重,除了叹息就是只知道蹲在地上拣拾草窝子里的橡树子。晌午过后,我觉得有些饿,就走到妈跟前说,妈,咱歇歇,吃点啥再拾吧?妈说那挎包里有杂面馍、小蒜(一种野生小葱),你吃吧,我不饿。我看妈眼角还噙着泪花,就问妈,你又哭了?妈长叹一声,你看那块地里的玉米长得多壮实,就不能让人家掰了棒子再走?全让牲口糟践了,“黑户”那家人咋过啊?

打那以后,指北沟里再也不闻鸡犬之声了,只听到鹿叫和狼嚎。地荒了,窑也塌了,仿佛又回到了亘古的从前。

……

二零一三年春节过后,妈的病十分严重,县医院的大夫多次摇头叹息。

这天早上,阳光虽然明媚,但天气异常寒冷,川风袭面,像冰刃一样彻骨。我照常从家里去医院,帮助父亲给妈洗刷、打饭。妈侧着身子,面对着窗户躺着,听我进去,拉住我的手说:今儿你去,想吃啥买啥,想喝啥买啥,想吃牛肉买牛肉,想吃羊肉买羊肉,去吧!我不解地问,妈啊,这大清早的你叫我上哪儿去呀?妈说,还有钱吗?没钱叫你爸给你。

好些年了,你都没在我脸前头过过生日,今儿是你的生日,妈连给你煮个鸡蛋吃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自己去买点好吃的吧。

听完妈的话,我的心颤颤,眼汪汪。这天是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农历癸巳年正月二十四。我说,妈啊,我都年过半百了,您还记着我的生日?您躺在病床上,我还过什么生日啊!说完,我扭头下楼,含着暖融融的热泪去医院食堂给妈打早饭。

当我提着饭盒回来,只听妈说,给你,快拿着。妈也没翻身,右胳膊拧着劲往后给我递钱。我惊奇地问,妈,你那来的钱啊?妈说她在被窝里藏的。我好笑地说,您还藏着私房钱哪?爸对我解释说,你下楼买饭,你妈朝我发火了。说我叫你给儿子给钱过生儿,你光噢噢的答应就是不给,给我把钱拿来,我给!这不,这是你妈给你过生日的钱。

我接过妈手中这一卷四张面值五十元的钱,握着妈的老手,一股暖流融遍了全身--我都当爷爷的人了,但在妈的眼里依然是个孩子。

妈在人生的终点,最感怀和难以忘却的一件事,是一九六零年秋,父亲回乡去接妈和我来大凤川。从西安到大凤川四百多公里路,轿子车只通到彬县,剩下的路就时而拦截大卡车坐一段路,时而徒步前行。

同行的还有李秀堂,负责背锅和行李。那时我才三岁,全靠大人背着、抱着走。妈身体不好,还打摆子,一家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了很多天。当走到甘肃省合水县一个叫干湫子的地方,又渴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正好看到路边有一颗大梨树,地上掉了很多梨,就在路边就地挖坑支锅,拣了些烂梨烀了一锅。

正当母亲发愁没有什么面食给我吃的时候,一个穿得补丁摞补丁的妇女,领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拿着一个窝头,端了一碗玉米糊糊给我送来。妈见状,激动万分,千恩万谢。妇女说,不用谢,都有娃哩,你看可怜的,大人好凑合,娃吃不饱不行。

听妈一次次讲述这个故事,我也一次次的被感动,觉得我是那么幼小,是那么的需要人的关爱。

几十年了,妈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碗雪中送炭的玉米面糊糊,它喝在儿的嘴里,记在了妈的心里,也刻在了善良人的丰碑中。

妈的一生是平凡而坎坷的,妈勤俭善良,任劳任怨;妈厚德载物,贤良慈爱。是妈把我们兄妹五个抚养成人,是妈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是妈辛勤操劳给我们撑起了幸福的家。

妈在与病魔斗争的日子里,经常问我咋办啊?那一脸的绝望、无奈和无助,令我心碎。“咋办啊?”“咋办啊?”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三个字,却问得我哑口无言,潸然泪下。妈啊,医生都没有办法,我能咋办啊?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十四时,农历癸巳年二月十一日丁未时,妈的心脏停止了在人世间的艰难跋涉,永远地闭上了她那慈祥的双眼。妈静静的走了,走得那样从容,那样匆忙。厅堂千百事,母爱似海;风雨七十载,恩重如山!

尊照妈的遗愿,妈被安葬在山清水秀的大凤川九城子。

如今“……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妈没了,避风遮雨的港湾顿时失色了许多。

但父亲还在,妈勤劳善良,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还在。古人说“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我们兄妹都争着要接父亲到自己家里颐养天年,但父亲在华池县国营林场家属楼住惯了,谁家都不愿意去,子女们也只好依了父亲,花钱给雇了个保姆。

父亲不但鼓着劲攒钱要买车,以便子女们回来了出行方便。而且还准备写回忆录,把他们那个年代“支边青年”的爱恨和创业故事写出来,以励后人。

“……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

父母是家,儿女是花,花开在外,根永远牵挂着花。

作者简介:

张宏广,中共党员,胜利油田渤海钻井退休人员。曾从事油田运输、企业政工、离退休职工管理等工作。先后在《中国石油报》、《胜利日报》、《黄河口文学》、《太阳河》、《新淤地》等报刊、杂志上发布散文、诗歌、小说等。

退休后在河口区老年大学学习、任教。先后创作有《钻塔颂歌》、《诗话中国》、《礼赞老年大学》朗诵诗和相声《学朗诵》等。

松竹散人
致力于西北生产建设兵团、甘肃军垦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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