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纳因为父母的右派问题牵连,上不了中学,虽然成绩考的很好，但是没有用。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少年的他来到农村和农场工作生活。第一站就是重庆附近的金龙人民公社，他自此开始离开父母独自体验人生。
孙海纳和母亲、姐姐和哥哥
以下内容根据本人自述整理：
金龙人民公社离西师不远，西师的下放干部和只领十八元生活费的右派分子以及其他“监督劳动”的各种“分子”人很多，都在金龙公社劳动。既然金龙公社与西师有这样的渊源，总应该比到其他地方好一点吧。
带着既怀有一点希望却又十分勉强的心情，我到了金刚管理区（管理区大约相当于后来的一个大队），被安排在管理区办公室的一间屋子里与一个勤杂工住在一起。
在管理区食堂吃饭。与报纸上宣传的“公社食堂饭开吃，常打牙祭”完全不同的是，每天早上是红薯稀饭一勺加两块泡菜，中午是一罐蒸红薯和一勺水煮菜，晚饭是大半罐蒸红薯和几片泡菜，只能吃个半饱。
于是每天出工挖红薯时就有年轻人吃生红薯。看他们吃生红薯的方法，我第一次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刚挖出来的红薯上面沾满泥土。他们挑选长条形的红薯拿着一头在锄头上刮。一次刮不干净，但刮两次就干净了。我也尝试着吃过，但不大好吃。同时吃了以后胃很不舒服，也就不吃了。
过了几天，管区猪圈的仔猪瘟死了一条，管区主任和几个管区干部叫那个勤杂工悄悄的打整干净。晚上九点钟大家都睡了后，叫主任的妈煮好。主任的妈六十多岁了，嘴里的牙没剩几颗。才煮了十几分钟，主任过来问煮粑没有。主任的妈用手掐了一下，瘪着漏风的嘴说：“嗯，粑了，稀溜粑了。”于是主任和几个管区的干部，主任的妈，勤杂工一起，在勤杂工和我住的屋里大嚼起来。
因为我也在屋里睡觉，顺便也叫上我。一只十几斤的仔猪，七八个人十几分钟就吃完了。只放了一点盐的瘟猪肉其实味道并不好吃，也没有煮粑，猪皮根本嚼不动。主任的妈瘪着嘴将肉囫囵几下便吞下肚。
我也是囫囵吞枣地将嚼不动的瘟猪肉吞了下去，吃的人没一个人嫌未煮粑，都争先恐后，风卷残云般的囫囵吞枣。主任不知道是良心未泯还是胆小懂慎，吃完后说了一句：“光是这样处理也不大合适。”副主任说：“大一点可以拿到伙食团去。象这样倒大不小的就不好处理。”主任也不开口了。
我在金刚碑公社干了二十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父亲拖着病弱的身体来到金刚碑将一张招生委员会的通知给我，分配我到长寿湖农场去。让我到曾家岩重庆团市委内的长寿湖农场驻重庆办事处去报到。
农场在长寿县狮子滩，是在龙溪河上修狮子滩水电站拦河蓄水形成的人工湖。通知上说：长寿湖农场是一个大型国营农场，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农场视察指示要将农场办成一个农牧鱼副全面发展的农场，要向机械化的方向发展，需要有文化，有素质的新型劳动者。
长寿湖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农场去做一个农业工人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这让刚认识到农村的严酷，心情十分沉重迷茫的我看到一线希望。农业工人也是工人，农场好是一个国营单位，我今后还可以领工资。
我匆匆地背上简单的行李，于二十六日到曾家岩团市委农场办事处去报到。曾家岩离上清寺不过百十米，离人民小学很近。我报到后放下行李便到人民小学去找彭舆老师，告诉他我被分配到长寿湖农场去。彭老师笑咪咪的见了我，但什么也没有说。
见过彭老师后，我到六中去找在人民小学比较要好的邓立群、白荣胜等人。在课间休息时间我见到了邓立群、白荣胜、彭于，我们都是甲班的同学，还有一个乙班的史福庆。我告诉他们我由招生委员会分配到长寿湖农场去。
接下来的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纷纷从兜里掏空他们所有的钱给了我。钱不多，总共才三元多钱，但我却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当时正是我心情最沉郁、最迷茫、最惶恐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社会的弃儿，被人将我从蜜糖罐子里拎出来扔到了黄连堆里。不要说象他们这样地倾囊相助，就是一个微笑，一句温和的话都会使我感动，使我感到温馨。
接下来我到四十一中去找哥哥（舍不得坐车，走路去的），告诉哥哥我被分配到长寿湖农场去。哥哥一脸无奈的看着我，将他仅有的五元钱给了我。哥哥的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和哥哥从小一起长大，骨肉之情十分深厚。他对我到农场去既心痛又无可奈何。
二十七日，办事处通知我下午到重庆青年宫去集中。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不上课。我去告诉邓立群，白荣胜他们：“我明天就走了，今天天下午到青年宫去集中”。白荣胜说反正下午也上不了课了，我送你去吧。
下午到了青年宫，分配到农场去的人共有二十多个人，互相都不认识。晚上青年宫有露天电影。我和白荣胜一起看了一场露天电影，晚上就在青年宫打地铺。我和白荣胜抵足而眠过了一夜，这是我和同学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以后将要经历各自的悲欢离合了。
第二天白荣胜回家去了。我乘坐公共汽车到了朝天门码头，搭乘长航局的“民万”轮前往长寿。那天天气阴沉，布满灰色的乌云，我呆呆的站在船尾，看着渐渐远去的朝天门码头，看着渐渐远去的重庆，看着船尾的两条浪迹，心中满是悲怆的心情。
我想起了在农场监督劳动的母亲，正在病中的父亲，远在新疆的姐姐和还在四十一中读书的哥哥。想起生活了四年的人民小学和人民小学的宿舍、花园、大草坪，还有老师和同学们。想起了收留我的两位阿姨。
别了，重庆。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将要面对的不可知的未来，心中的各种想法，各种思绪和留恋在翻腾，在纠结，此起彼伏，上上下下。悲怆的心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心中迷茫，惶恐，不安，使整个身体仿佛生锈一般无法活动。
我对未来的一切都不知道，也无法预料，只能听凭无形的命运的大波席卷着我而去。
到了农场，我们被安排在水产校学习一段时间。农场专门安排了一个很年轻的，还不到二十岁名叫周碧云的女同志来负责我们的一切。周碧云告诉我们，农场对我们很重视。我们将在水产校学习一段时间，学习水产养殖技术。我们将是新一代有文化有专业技术的人。
农场那么大一湖水，发展渔业是必然的，今后渔业生产的重任就担在我们肩上。同时告诉我们，我们的待遇暂定为每月拾元，以后上班了再调整。但需交每月七元五角的伙食费。粮食定量比照水产校学生定量每月三十斤。这个待遇真是闻所未闻的低。大家立刻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五类份子的生活费每月都是十八元。我们还不如五类份子吗？”周碧云可能无法掌控这个场面，匆匆的宣布散会便走了。
水产校是一个中专学校，才建校不久。因建在农场的地盘，又是教的水产专业，和农场是关系不错的友邻单位。坐落在栏河大坝下游一公里多的地方，紧邻干涸的河床。河床中被河水长期冲刷得光秃秃的大石块高低不平，突兀峥嵘象一个个巨兽，潜伏在长得稀稀落落的荒草丛中，好象随时会跳来张牙舞爪。面对着空旷干涸的河床和阴沉的天空，使人感到分外荒凉和悲催。
说是中专学校，但我怎么看都不象一个正规学校。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甚至连篮球场都没有。虽有几件简陋的实验器具，却零散地摆在办公室的角落里。
宿舍和教室都是以前修电站的民工宿舍粉刷了一下凑合的。那些宿舍都是灰壁墙，是用竹片编成后糊上稀泥再刷上一层石灰水，显得非常粗糙。门、窗关闭不严，初冬的冷风不时穿过縫隙吹得人冷嗖嗖的。
课桌也高低不齐，缺角裂缝油漆脱落，十分破旧。和人民小学宽明亮的教室和整齐漂亮的课桌简直无法相比，就好象光可鉴人的皮鞋，毕挺的西装不能和充满汗臭的补丁衣服，露出脚趾头的破布鞋比较一样。
我们的身份也不伦不类。学籍肯定是没有的，说是读书却连课本都设有，开始上课了，叫我们自己准备纸和笔做课堂笔记。讲了些什么，现在也忘记了。只记住了一一样：中国鱼业养殖的四大家鱼是草鱼、青鱼、鲢鱼、鳙鱼。
我们一起去的二十多人，女的有七八个人，最大的有三十一岁，其他的十七八岁，二十多岁。只有我最小，刚满十五岁。刚过三天，除了我所有的人都满口抱怨开始想家了。他们抱怨这里荒凉冷清，抱怨伙食差吃不饱，抱怨待遇太低，抱怨宿舍窗户透风，抱怨离家太远，他们想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有两个女同学甚至悄悄地开始抹眼泪。我很清楚我的处境，我其实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心满足意足了，我无法抱怨。我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抱怨，这里至少不比金刚碑公社更差。我反过来劝他们想开些，已经无法改变了，抱怨也没有用，还是安下心来好一些。
水产校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并不是很认真的给我们上课，应付差事一般的并无明确的计划和目标。下了课也没有什么娱乐，给我们上课的那个男老师只要有时间就弹着学校的一架旧风琴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天天都唱。我们也天天面对着干涸、空旷、荒凉的河床呆呆的坐着，呆呆的听。
水产学校还把我们当劳动力使用。过了十几天，水产校买了一些砖，要求学生去挑回来，砖厂在二十里外的云集场。吃了早饭大家出发了，到达砖厂已经十点半了。每个男生挑十二匹砖，女生挑八匹砖。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具体的体力劳动。开始大家还能走在一起，但越走越吃力，肩膀也越来越痛，队伍也拉得越长。为了减轻肩膀的负担我就用手抓住绳子往上提，就这样半挑半提的走。结果最早回去的是下午两点多钟。最晚回去的几个女生回到水产校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大家都又累又饿。赶快到食堂去吃饭，大冬天的饭菜都是冷冰冰的，炊事员也是冷冰冰的。
但饿得什么也不顾了，大口大口地吞下肚。冷菜冷饭吃下肚，真是冷透了心。大家都摇头叹气，心中一股怨气。
但有一个同学例外，没有一句怨言。他是水产校的学生，大约十八九岁，个子壮实，头发足有一寸长。我们挑十二匹砖，他挑了十八匹砖。他每天都默默地不和任何人交往。后来听别人说他正在反省，等待处分。
原因是他家中比较困难，他甚至连理发的钱也很紧张。因为困难，他性格不大开朗，与同学交往不多，显得落落寡欢。前不久他在书店看到一本书，十分喜爱，爱不释手，但又没有钱买。犹豫再三，将书偷偷的夹在腰间准备带走，但又被发现了，未出书店就将书归还了。事情反映到学校，学校非常重视，立即让他反省。
他如此卖力，看来他是想默默地用汗水反省，洗刷耻辱。后来过了几个月，他竟然然被被水产校开除了。就为一本书.就为这么一件不是事的事，可能就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在档案制度很严密情况下，他一生都将背上“因盗窃被开除”的历史恶名，我对他并不了解。但感觉他并不是一个本质恶劣的人。他只是太穷了，他的“盗窃”并不是追求财物的经济价值。他渴求的是知识。更何况还是未遂。
我在水产校前后总共待了约四十天，在1960年一月九日忽然宣布我们分配下队。四十天，除了周日和劳动，总共上课只有二十多天。看来“水产养殖的重任以后就在我们肩上”的说法完全是忽悠我们的。
农场条件最好的生产队是果蔬队，就在场部附近，主要任务就是种植蔬菜供应场部伙食团。其次是二工区，场部在龙溪河河床南岸，二工区在龙溪河北岸，从场部穿过干涸的河床便是二工区。距离一公里多路。
二工区是沿用修水电站时的地名。场部有时演电影，收一角五分钱的门票，二工区的人去看电影也很方便。另外还有离场部更远的队俗称“島子上”的，条件就差了很多。住宿和伙食都很差，甚至连电灯都没有，更没有电影看。我们这一批人没有分到岛子上去的，有几个人分到果蔬队，我被分配到二工区。
到了二工区学习了两天，由一个叫汤正宏的女士负责。汤女士二十五、六岁，未婚。但面相和身材都很成熟。二工区的支部书记叫苏新，区队长叫罗平。两人都是重庆市委党校的理论教员，下放干部。下放干部能够当上脱产的书记和区队长，想必有过人之处。
罗平在我们学习时来讲了一次话。虽然都是一些套话，虽然是随口而说却也滔滔不绝，且顺理成章，很有逻辑：使人感到有一股激情。
第二天下午，二工区的一把手，书记苏新召集我们开会。照例问一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多少岁等。其他人家庭情况况很一般，问到我时我说我父亲是教书的。这引起了苏新兴趣：“哦，在那个学校？”“西师。”“哦，教大学的，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这下引起了他的注意。看来他的反应很快。
他抬起头来认真的看了看我，“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要好好劳动，不要学他。”我心中一沉，这似乎是一个不样之兆。可能是三反时父亲在全市被批判，公开处分的情况他知道。家庭问题看来将如影随形的伴随我一生。
他接着继续问其他人。问完了，再讲了一些话，就散会了。苏新的讲话轻言细语的，但说话时深思熟虑措词严谨很有份量，使人感到深沉和无形的压力。
二工区下属三个单位：网具厂，养鱼队，种畜站。
网具厂是最好的单位。每天在屋里坐着织鱼网，风不吹雨不淋太阳不晒，劳动强度很小。网具厂的人非老即弱，或者有特殊原因。我现在还记得得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前处长下放干部，他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五十多元。还有两个眉毛胡子都白完了，动作颤颤巍巍的老右派，可能很有文化，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另外还有十几个小女孩。
养鱼队的劳动就比网具厂重多了。养鱼队主要养的是草鱼。他们每天到种畜站奶牛组去挑牛粪撒到鱼池里喂鱼。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活又脏又累，其实他们每天挑牛粪的时间不多，而且牛粪是所有人畜便中比较清洁的。一是比起其他粪便相对来说不算恶臭，二是沾染后较易清洗且残留少。
种畜站可就脏累多了，劳动強度大时间长。而最累的是饲料组。我被分配到种畜站饲料组。种畜站站长叫简开利，下放干部，下放前是重庆市委秘书科的秘书。简开利才任站长不久，前任站长叫廖和翔，也是重庆市委秘书科的秘书，下放干部。廖和翔下台的原因是在才结束不久的“反右倾”中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革命干劲不足。
实际上，在“反右倾”时大部分干部都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革命干劲不足。从长寿湖农场的前场长张冰到下面大大小小的队长书记，至少百分之八十都换了人。现任的场长是罗广斌，他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廖和翔从站长退下来后到了饲料组，虽然没有任命，但他自然地成了饲料组的组长。（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