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甘肃省志.农垦志》记载:华甫(1955—1958年)任敦煌棉花农场场长。
顺便说一下敦煌棉花农场的历史演变背景:
敦煌最早的国营农场成立于1955年,全称“敦煌棉花农场”，后来的黄墩农场是其分场。1959年当地的新华农场并入敦煌棉花农场，最终上级决定把敦煌棉花农场、黄墩农场、新华农场合并称为敦煌棉花农场。还有附近的生产队农场并入，忽略不计。
196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成立，敦煌棉花农场和安西境内的西湖农场、敦煌和安西交界处的踏实农场合并为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团，团长为臧光辉、政委李钊。对外称西湖农场。后兵团撤销，1985年后西湖农场又改称敦煌农场。
华甫是敦煌棉花农场的首任场长。华甫，河北涞水县人。原名杨华甫，解放战争时期在老家一带打游击为防国民党加害家人，后改名为华甫。
华原系彭德怀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农业建设第1师1团，任团参谋长之职。随着全国解放，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1955年11月华率一个营编制的官兵整体转业到甘肃省农垦局后，直接分配到敦煌县黄墩堡安营扎寨，开荒种地，筹建国营敦煌棉花农场。
据《甘肃省志·农垦志》记载，与华甫同一部队的老战友吴玉璋也率领一个营的官兵同时来到甘肃河西走廊。吴任与敦煌县邻的安西小宛农场首任场长。
华甫大高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长得一表人才特别是他一对浓黑立眉，又凭添了几分英俊和威武。
华甫的妻子张金桂，宁夏中卫县一商家女子，面目姣好动人。此人原系国民党某部少校军官的夫人，是一个窈窕的少妇。。
该少校在1949年解放前夕前夕跑到台湾，留下婚后不久的夫人。当年两人是一见钟情。相识后又是难舍难分。这对孤男寡女相处时间不长华甫给上级打报告，申请要与张金桂成婚。当时上级领导是十分的不理解，部队里有不少当医生、护士和文艺战士的大姑娘，个个有文化、又长得美丽漂亮，却不能让华动心，华却鬼迷心窍的非要娶个被国民党少校遗弃的小寡妇。
上级不批准，华就手枪上缴，工作撂下不干了。任凭领导怎么做工作都不行，非金桂不娶，不批准，就转业当个老百姓，也要娶金桂。
华甫当年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脾气倔，他认准的道，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师领导考虑到华打仗勇敢，指挥有方，在部队指挥员中是个难得的将才，且在战斗中多次受伤，多次立功，离开部队，是个损失，最终成就了这对婚姻。
1955年10月，10辆美式大道吉车拉着首批来河西“屯垦戌边”的拓荒者，即华甫率领的一个先遣连的官兵及随军家属；还有鸡、鸭、猪、狗…离开兰州，一路西行，风尘扑扑，四天后抵达敦煌县。此时宁夏隶属甘肃管辖，两地是一个省内。
这批官兵有150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未成家，成了家的，举家前往，华甫的爱人及一儿一女也在其中。这支队伍到达敦煌的当天，在县委大院借宿一晚，第二天来到此行的目的地一—黄墩堡。
这里除沙漠、戈壁、红柳沙丘外，荒无人烟。杂嘈喧嚣声，惊动了狼群，它们很不情愿的向大漠深处走去。
受到惊吓的黄羊，呆立原地，露出惊恐的神色，野免却喜出望外，在离人不远处上窜下跳跑来蹦去。
华甫将背包放下后，就急不可待的带上副连长周华强和警卫员一同去看地形，为安营扎寨设场部选地址。华一边选址一边还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农场，我们的新战场。
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沙漠戈壁和一个又一个的红柳沙丘，他们背着枪来到黄墩城。（刚集体转业时，部队配备的武器弹药都没收回，战士们配发的是三八大盖，警卫员配备的是二十响驳壳枪，华甫配备的是英式左轮手枪。一年以后部队才将武器上缴当地县武装部）。
黄墩外城，经过千年的风蚀雨淋，人为破坏，只留下残垣断壁。内城中有三间以青砖砌门柱，甘打垒为墙的房屋，每间约18平方。房内铺有麦草，估计是当地老百姓打柴时居住的场所，城北中间段城墙宽处设一座庙，庙中供有一尊女神，估计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人供奉香火。
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一片又一片被跑水浸湿的洼地，华甫眼前一亮，高兴地对周讲，这地湿，肯定能种庄稼，明年开春，安排人到附近老乡家借上耧，种上粮食一定能收获。华甫还兴致勃勃地打死一只黄羊，为大伙改善伙食。华风趣的开玩笑说，这只黄羊很热情，我们刚到，它就来犒劳我们啦！
西北的天气是春来晚，寒来早。时值10月下旬，已十分寒冷。部队初来乍到，面对荒无人烟的戈壁沙丘，官兵和家属们只好借住在马圈滩农民的房屋。马圈滩离将建址的场部有5公里，白天战士们早出到场部挖地窝子，晚归回马圈滩住。
寒冬过后，1956年3月，另外的两个连队抵达黄墩。有天下午，华甫集合队伍，带领大家去参加敦煌县为慰问屯垦戌边全体官兵的演出。演出的是秦腔。
看完秦腔后，华命令每个官兵，自己想办法将五根椽子从城里运回场部，盖地窝子用。战士们个个斗志气扬，干劲十足。劲大的肩扛，劲小的将五根捆在一起，找根绳子搭在肩上往回拉。
有人更聪明，发现路和渠并排，渠中有冰，即将椽子放在冰上，拉着跑，省劲多了………折腾了一夜，终于陆陆续续把椽子从30多公里的敦煌县城运回场部。
说起修地窝子，后来的兵团战士对地窝子都不陌生，用镐头和铁铣先向下挖出个大沙坑，10多个平方米，上边担上椽子，椽子上铺上红柳、芦苇草，上面再压上红泥块子，一间简易的地窝子就搭建成了。
地窝子太简陋，特别怕刮风，一刮起风来，戈壁滩上飞沙走石。人呆在地窝子里，沙子随风哗哗往下淌，被褥全埋在沙子里。黄风一刮好几天，刮得人畜无处藏，饭菜里少不了泥沙，人人都蓬头垢面。
1956年开春，华甫命战士到附近乡村老乡家借来耧，在湿润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麦种。当时没有大牲畜耕种用人拉，华甫带头拉，边拉边唱。据和华甫一个部队的，稍后来到敦煌的谭朝栋妻子张莲英回忆，当年她、谭朝栋就和华甫一起拉过犁。
春华秋实，真是天随人愿，第一年种撞田，就遇上个大丰收。
粮食丰收，人人喜笑颜开，吃粮的问题解决了。可粮食怎么办？放在什么地方？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最后，华甫让大伙就地取材，将红柳砍下来编成围墙，里面倒上粮食。原华甫的老部下园林队长王志成告诉记者说，粮食多呀！没处放，更谈不上合理储藏，家禽、家畜吃，晚上黄羊、野鸡、野兔、老鼠吃，粮食浪费糟蹋了不少。
首战告捷，吃住问题解决了，华甫命令各连修水渠、开荒地、打埂子、脱土坏、盖房子。部队整体转业到农场后，华的军人本质不变，他将三个连，分成三个分场，场部和一分场在黄墩子，一分场的其中一个排在当地的盐胡子，老职工称之为三团（全国解放初期，这一带常有国民党残余小部队骚扰，为保一方平安，这里曾驻扎过解放军某部骑兵三团）；
二分场在庙梁子；三分场在安西县的西湖、南梁一带。他命令每连每天早晨必须出早操，晚点名。下地干活必须以班为单位，背着枪排队前往，再忙再累每周必开班务会。
当时场部没有小车，华骑着马带着警卫员，经常到三个分场视察指导工作。三个分场相距最远是场部到三分场，一个单程在33公里（场部到南梁18公里，从南梁到西湖15公里）。
华的口才很好，一次到县上参加“三干会”（村干、乡干、县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参会者好几百人，黑压压的挤满大礼堂，听华甫讲述解放战争和剿匪的故事。华讲的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底下听的是鸦雀无声，掌声是一浪赛过一浪。
会后，县机关干部都称赞华甫讲得太精彩了，太有水平了，评价说，县上的其他领导讲话是上面大讲，底下小讲，上面不讲，下面还讲，叽叽喳，乱乱轰轰，再批评也没用，你批评你的，安静一会鹊声又起….
据当年的同事回忆，华作风霸气。1958年浇安耕水，天寒地冻。一分场场长张宪州（河南人，其父曾任伪县警察。杀害过游击队员）穿戴整洁，皮鞋擦得蹭光发亮，眼瞅着冰淤子堵涨渠道被冲坏，渠水流向戈壁滩，此人站在渠道边指手划脚，瞎指挥，乱吆喝，光动嘴不动手。
当地人都知道，敦煌的水贵如油。华一看十分生气，大喝一声“张宪州，今天你要不把口子堵上，让水跑掉，我当场毙了你！”一边说一边将枪掏了出来，吓的张连鞋袜、衣服都未来得及脱，就跳进水渠。华紧随其后，也把裤子一脱，跳进渠里，靠双手将冰淤子用力拨开，疏通水道。战士们见状后，十分感动，也纷纷跳进刺骨的冰水里往渠上捞冰淤子。并砍来红柳树打桩，抱来麦草横档在决口处，人堵土掩，七手八脚的很快将决口堵上了，水道也疏通畅了，这时，大家急忙将华拉上渠来，战士们看到华双腿被冰子划开了一道道血口，正流着血。
华就是这样，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做人的准则就是，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华甫为什么视水如命呢？敦煌县乃至甘肃省都极度缺水，虽然黄河穿省城兰州而过，可用黄河水浇灌的地区有限，靠天吃饭是甘肃省中东部平凉、庆阳、定西等地的现实，缺水制约甘肃省的发展。河西地区5个市相对全省而言，水资源较为丰富，但历年降少蒸多，水资源日趋紧缺。
据《敦煌县志》记载，敦煌县年平均降雨量为51.6mm，年蒸发量高达2399.5mm，属极旱荒漠区。为合理配置水资源，50年代，全县各地用水，根据田数x所需立方水，换算成小时，在这数小时的灌水中，因渠决口，导致跑水入滩，农田未灌溉上等等原故，水管部门原则概不负责。年复一年的灌水规定已成定律，种庄稼的能不视水如命吗？
农场初创时期，华甫曾任县委副书记，每次给农场放水时，华都命令县水利局长罗元，骑上马到农场来，要求他亲自看着三个分场的每一块地都灌上了水，才允许他回单位。回首往事，罗不无感慨地对场办周华强说：“别人放水时，给我管好吃、好喝的，还要送好烟、好酒，很多礼品，给农场放水啥都没有，华还命令我亲自灌上每块地，否则不让我回单位。”
李钊，原兰州军区作战科科长，1957年前后来敦煌农场任农场副场长。（据《甘肃省志·农垦志》记载，1959——1965年期间李曾任敦煌农场党委书记、政委）。因工作中有时意见与华甫不一致，再加上华听老婆的闲话，以李工作不力为借口，将其降职到一分场当管理员。
那一年全场干部每人发一套服装的布票，华不让周华祥（当时任场部福利科长）发给李布票。周认为华这样做太主观武断、不妥当。周既没向华汇报又没执行他的指示，周提前将布票发给了李。华知道后，大发雷霆，找周算账，周与他理论。一方面周是华的老部下，私交也不错，另一方面华也认为随便克扣李的布票也不合适，华只有一笑了之。
华甫当时与场部福利科科长周华祥、一分场场长王志成（原华的部下）和场部食堂管理员王锡珍（兰州首批支边移民）四人关系最好。
老连长王志成回忆说，1961年甘肃个别贫困的地方饿死人了。省里要求各地县，多打粮食，渡过难关。华甫场长当时兼任敦煌县委副书记，他在县上传达省上指示精神的会上，高姿态表示，农场粮食亩产争取过千斤，支援地方，吹了牛。
华回到农场后，积极贯彻落实县委会议精神，要求农场当年种棉花10000亩，种粮食20000亩。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全场官兵的辛勤努力，当年粮食丰收了。华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敦煌县派了许多车队和人员，车拉人扛的拉走了不少粮食。可没想到粮食棉花丰收后，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粮食上了，棉花却顾不上采摘，棉花被风吹跑了，棉花杆子让羊吃了。
周华祥还告诉记者，1962年2月底，华甫因农场工作搞不上去，自己跑到省上找领导，强行要求不干了。省领导不同意，华就将家属、子女带回兰州，将家安置在现农垦宾馆（原系农垦驻兰办事处）占了两间房子，居住下来，就是不回农场。省上领导看华执意不回原单位工作的决心已定，就将华调到省土特产总公司任职。
华离开农场时，将一套十分珍贵的五十年代初苏联版的《农场管理》一套三、四册送给周华祥，周保留至今。
谈起华甫，王锡珍告诉记者说，华甫人高马大，十分魁梧，冬天外穿狐皮领的大衣，内着土黄色的军装扎根武装带，身后带着通信员许维山，十分威武。1960年困难时期，王在食堂任管理员，华要求王必须每顿保证他家四个菜一个汤，主粮随便吃，不限量。华说：“老子不吃不行，老子是打下天下的！”华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受过伤，立过战功，困难时期不能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吃起老本。
论起华甫的功过来，王锡珍说华的功大于过，他是农场建场第一任场长，没华就没有农场的今天。华的最大优点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能吃苦，又肯干。缺点就是听老婆的话，偏听偏信，军阀作风严重…
周华祥回忆说：华甫在敦煌农场任职期间，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错误有三：一是挖坟掘墓。命令部下挖了汪精卫侄女的坟墓；二是深信迷信。华老婆张金桂患病期间，手指屋内四个墙角，口喊“那里有鬼！"！华就应声向四处乱开枪；三是欺上霸下，不尊重地方领导，连省上派来的工作组也不放在眼里。对上顶。对下压，军阀作风严重。算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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