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再春、兴慧芳夫妻
五十年代一对夫妻带着孩子被组织安排，来到了敦煌农场，他们夫妻身份比较特殊，都是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49年前留学回国后，分别加入不同的团体，一个为军统一个为中统。
中统和军统属于国民党系统内的两个组织，欲详细了解可自行上网查询，很简单，在此不作过多解释。
他们俩在当时的甘肃农垦系统属于唯一的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据女儿芦维珍回忆，父亲芦再春，1915年出生于辽宁省辽源县，系留美学生，1.85米的个头，大方脸，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晴，举止文雅，文质彬彬。因个头高，脚穿44码的鞋。
农场的办公室主任周华祥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多才多艺，懂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芦再春从美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校长，东北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张学良，他继张学良之后连任校长18年。
在他任职期间，恰逢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设立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招兵买马，大力扩张时期，声名显赫的东北师范大学的校长便是中统特务发展的重点对象。
据在农场派出所当过所长和在党办任过副主任之职的丁伟平介绍，他查阅过芦的档案，档案中保留有芦在东北师范大学时，曾肩扛国民党中统少校军衔，穿有戎装的照片，十分威武。
据他记忆，芦曾任中统东北情报组组长之职。芦再春在中统时名字叫芦广祥。全国解放后，卢再春被调到北京，专职搞美术创作。
女儿回忆，母亲兴惠芳，1927年生于北京。系满族人，爱新觉罗氏，也是留美学生。从她留下来的照片上看，她是一个窈窕的少妇，长得丰满适度，端庄秀气，她着列宁服，留着两条随便扭成的短辫。
女儿说，母亲是1.70的个头，面容姣好，身材匀称，服装虽不大讲究，但风貌楚楚，十分动人。母亲当时与父亲一起都在学校任教，母亲当时加入的是军统组织，在组织中任秘书。当时的父母都是国民党党员。
据丁伟平介绍，档案中兴惠芳戴船形帽，一身戎装威风凛凛。
1949年元月芦夫妇俩有了一个不到一岁的大女儿芦维珍。兴惠芳随丈夫一起回到北京，在北京市缝纫社当会计。1955年她随丈夫下放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在县上缝纫社当总会计师。1956年10月她又有一个儿子芦铁梁。
据当时农场的老人周华祥和王锡珍回忆，芦夫妇俩在当时的农场来说是一对大知识分子，芦会日、英、德等几个国家的语言，文化程度高，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待人和蔼可亲。西湖场部的大幅标语和柳园火车站的美术字都是芦写的，至今尚存。
还有敦煌——柳园76公里西湖公社商店的墙壁上，书写的仿毛体“为人民服务”就是卢再春的手笔。还有柳园火车站候车室迎面墙壁上一幅56个民族大团结的巨幅画也是芦再春创作。
1959年，芦再春被敦煌研究院借去在敦煌千佛洞进行壁画的修复和绘制工作，一干就是9个多月。
夫妻二人均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强项是英语。女儿说，从她记事起父母亲就成为“运动员”，基本是生活在批斗、挨整和关押中，父母之间交流为防不测，都用英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母目睹了许多知识分子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挨整批斗，听着“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口号，痛心疾首，父亲用英语对母亲说，这是愚民政策，这样下去，谈何民族复兴？民富国强？
芦维珍说，父母亲刚到农场时，什么是韭菜，什么是麦苗，确实分不出来。领导分配给的任务，他们白天干不完，晚上连轴干，不用领导吩咐也要努力完成。
领导让父亲放牛羊，他没有下班的概念，眼瞅着牛、羊吃饱，肚子圆后才将牛羊赶回圈里。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踏实工作、认真努力干好每件事的劲，受到领导的表扬。
谈到父亲的认真劲，芦维珍说，父亲为给家里砌个土炉子，他要先画图纸，然后计算用多大的土坯，用多少块，根据计算出的数量，自己先脱土坯，等土坯干后再砌土炉子，炉子砌好了，土坯也用完了，不多不少一块也没剩。父亲对工作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常成为农场老职工的笑谈。
领导让父亲看瓜地。母亲对他说，瓜熟了摘一个回家给孩子吃，父亲对母亲认真的说，那不行，那是公家的东西有数的.不能拿。
女儿回忆，1960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家是四口人，当时每人定量为每天几两，粮食不够吃，大家都吃碱柴籽面。父亲是家里的壮劳力，吃的碱柴籽面最多，碱柴籽面吃多后的父亲，全身浮肿，头肿的特别大，最痛苦的是大便解不出来，母亲便用手给父亲一点一点从肛门往外抠。
当时我们的住房是两家一个院门，我们看见邻居家为了活命，晚上去偷公家的粮食和红萝卜，父亲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好的，不让我们去拿别人和公家的东西。
邻居家看我和弟弟饿的又哭又闹的怪可怜的，有时送些菜面馍和红萝卜给我们，我们高兴的拿回家给父母亲，父亲不但不表扬我们，反而训斥我们，说是偷公家的东西，饿死也不能吃，非让我们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总会挺身而出，为我们辨护说，孩子们都快饿死了，别人送的东西，又不是他们偷的，为什么要送回去…父母大吵一通后，哎声叹气地的还是让我和弟弟吃了。
为了活命，父亲先后把浪琴手表换了9斤甘肃粮票，把狗皮褥子、皮大衣、毛料衣服，比较值钱的东西，各换了2一3斤甘肃粮票，然后换成粮食吃了。
在全家最危难的时期，为了活命，父亲将自己心爱的貂皮大衣送给了农场某个领导，为此，场领导批了全家一个月的探亲假，使我们回了一趟老家——北京。
据周华祥回忆说，在60年代农场快饿死人时，芦再春确实曾给自已送过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只浪琴手表，为的是换些粮食，保全家人性命，他当时在农场任福利科科长。东西他一件也没收，但给芦再春批了20斤小米，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据王锡珍回忆说，在困难时期，他在农场园林队任食堂管理员，芦再春曾拿来一只派克金笔，两头黄中间黑色，要换面粉。他没给他换。
芦维珍说，在60年挨饿时期，谁能将已饿死的人背出住房，将给背的人一个碱柴籽馍馍，这对腹中空空十分饥饿的人来说，多有诱惑力，但没人能背得动。
1962年芦再春夫妇在敦煌农场一队又有了第三个孩子芦维贤。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夫妇俩再次卷入运动中。据丁伟平介绍说，文革时期，芦一家五口人已调到南梁5队，芦维珍的父母被无产阶级专政，已十七八岁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的卢维珍也被剃光了头，脖子上挂着双破鞋，游斗……
病危期间，芦再春向女儿芦维珍透露了一个他封锁了一生的秘密。他告诉女儿，他在东北当中统特务任东北情报组长期间，曾救过一个人，他名叫车向臣。
查资料可知，在沈阳沦陷后，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车向臣、卢广续等在北平发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与当时声名显赫的黄显声取得联系，在东北进行地下抗日救国活动。
也正是这个时期，一次日本宪兵追捕车向臣，危急时刻，芦再春将自己的长袍脱给车，让车安全转移，躲过一劫。
解放后，1951年车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教育家，他一手缔造了东北师院，在同期他还创建了辽宁省实验中学和沈阳体育学院。当时师院在沈阳盛极一时。
据芦维珍讲，车后来调到首都北京，在国家部委当领导，芦再春的小舅子在运动中被抓，审查他时，他讲出姐夫曾救过车之事，后经专案组查实，确有其事，而将其释放。
芦再春去世后两个月，敦煌研究院和北京某单位先后派人来农场商调父亲，遗憾的是父亲已离世。
调人之举也算是对父亲一生怀才不遇的安慰吧。芦维珍十分惋惜的说。
他们一生生育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按出生顺序依次：长女卢维珍、儿子芦铁梁、三女芦维贤。
芦维珍说，父亲去世后，母亲去了北京。1989年12月在北京去世。
1978年底，芦维珍在西湖农场5队嫁给了天津支边青年高立仁。高立仁刚从天津来西湖农场时，分配在11连，和天津支边青年、后成为“九大代表”的许瑞兰一个连队。后调种子连，在南梁5连与芦维珍相识，在工作和生活中了解了芦家坎坷的人生，终成眷属。
高立仁现已退休，退休前曾任玉门镇农垦系统磷肥厂的厂长。
2022年我通过兵团战友的介绍，联系上了儿子芦铁良，他已退休定居嘉峪关，过着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他跟随父母成长，成年后先在农场务农，后调入玉门农垦磷肥厂，随后调入嘉峪关化工厂任副场长。他告诉我，妹妹芦维贤一家在玉门，开了一家药店。
我们前后深度交流了好几次，他对父母的早期经历知之不多，能够记住的就是他出生后在敦煌农场那些挨饿受冻，且屈辱无助绝望的生活，一个伤痕累累的童年、幼年经历。在此不便展示。
本文资料来自《情漫戈壁》作者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