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兵团战友陈晓煌口述整理。文章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他的个人和家庭成员经历，及他来到兵团后的生活工作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文章较长分几次发出。此为回忆的第二部分。
1962 年秋，爸爸被调到省城兰州，被安排在兰州制药厂任代理副厂长，行使厂长权。这家制药厂是 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各方面条件 都不具备，没搞两年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各有关方都嚷嚷着要其下马。可是主管部门卫生厅舍不得，说这是甘肃省唯一一家制药企业，一定要 设法保住，可一时又找不到一位甘愿献身这个企业的干部。
正好这个时候，爸爸由甘南调入兰州，省卫生厅长付唯一就问爸爸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当时省教育厅、文化局都等着爸爸前来报到给他安排单位和职务，可爸爸最后还是接受了卫生厅的安排，他想在一个从没有干过的行业里锻炼自己。刚去时，这个厂子人员不满100，厂房不足三间，还全是土坯垒的，外加一栋半成品的大楼，倒成了人们的随时大小便和藏污纳垢的地方。
像这样的环境如何生产得出供人服用的药品呢？不过技术力量还不错，药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就有十几个。仅凭这一点，爸爸就很有 信心。
厂领导只有爸爸和一位书记，书记革命历史比爸爸早，战争中眼睛受过伤，是一位不愿动脑子的主儿，能力的确很差。不过他见着爸爸后说的第一句话倒也满豪气的，“伙计，你给咱好好干，出什么事情有我顶着。”这话还真的让爸爸好感动了一阵子。
于是爸爸也就放开手脚 大干了起来，和周边农村生产队协商买来地皮，与劳动部门协商、申请劳动指标，由于是调整期，一般都不会增加职工职数的。没有要来职工编制，却讨来了不少临时工名额。
他带领有关人员制定了企业管理办法，在生产上制定多劳多得、干好多得的激励机制，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生产上去了，也有了一点利润，有了钱就可以搞基建， 盖新厂房，起码是一砖到顶的车间。
一时间整个兰州制药厂活了起来， 处处是一片生机。不到一年工夫，药厂的产值翻番，利润增长80%以上， 职工的收入也高了，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
1963 年国庆节，厂工会组织联欢，职工们还自编自演一些节目，歌颂厂长领导的好。到 1964 年 上半年时，这个厂已面貌大变，受到了国家部委的重视，被破格收归国家医药总公司领导，成为中央部属企业。
1964 年国庆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工作组也开进了兰州制药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每次运动总会有一批热衷于整人的政治小爬虫要搞些小动作，同样是那些歌颂过厂长如何领导的好的人，这时又反过来说爸爸是如何搞招降纳叛、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是搞资本主义经营，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又将爸爸前几次运动中的事情翻出来，总结出：陈子岗就是思想一贯右倾，喜爱资本主义那一套。
这时候那位曾说过出事有他顶着的书记大人也不认账了，于是，爸爸又成了制药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作深刻检查。爸爸不服，不断给北京化工部领导和医药总公司领导写诉状。直到1965 年秋，部领导和总公司领导才回信，表示这样对待爸爸不合适，提议要爸爸换一个工作环境，说全国的制药企业任他挑。
可是爸爸哪儿都不去，说是从那儿跌倒的就从那儿爬起来。总公司领导说那也好嘛，并说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要不你的问题就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并解决。
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就更要命了，那些“革命群 众”可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大胆的踢开党委，砸烂公检法，为所欲为，想整谁根本不用和任何人商量， 几张大字报出去，那个人就等于倒了、臭了。
这时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群众说的全都是正确的，而干部说的一律无效，特别是领导干部。于是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了冲击，根本没有人出来说什么公道话，会说你历次运动所受到的批判都是已经平了反的， 再这样搞是不公正的。
当运动初开始时，他们觉得那样对待过去的领导还有点心虚。那是由于他们过去所受的教育还知道服从领导，尊重领导。而服从领导、尊重领导就等于服从党、热爱党、拥护党的领导。
可是随
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从北京又不断传来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被“揪 出”的消息后，他们的胆量也就越来越大了。整倒一个厂长，他们就很快活，整倒一个厅长、地委书记，他们兴奋的会跳起来，整倒一个省长、
省委书记，他们会兴高采烈的敲着锣打着鼓的向中央报喜！整倒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贺龙等开国元勋时，他们竟激动的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当时无法理解，我们党内怎么出了这么多的坏人啊？我仅是一个刚满 20 周岁的初中毕业生，我没有那么丰富的阅历，更没有装进多少政治理论，我根本看不透这些。
过了一会儿，小兰来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大名叫张苏彤，是班里我最要好的同学，他是来送我的。
小兰虽然和我一起被发配到农建师， 但他准备过些日子再去，说是他父母都下了五七干校，家里姐弟三人有 都要下乡，没有一个留在城里。这样一来等于他们在兰州的家空了，没 有一个人！家都成了这个样，料想他的心里肯定不好受可是从表面看上去，这家伙仍是乐呵呵的，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儿。
那时他常去我们家， 和我爸妈都已经很熟悉了。
又过了一会儿，吴晓东和杨杰也来了，他们俩也是班里和我关系比 较好的同学，也都是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文革中都受过冲击，但时间比较晚，也比较短，很快就被解放出来，成了三结合的领导干部，而且杨杰又是我们班里不多的几个共青团员之一，学校复课闹革命时还是班里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们俩人都毫无疑问的留在城里，成为大型企业的工人。
同学们一来，我就顾着和同学们说着我们的话，将爸妈晾在了一边， 只催着让他们早点回家，生怕太晚了没有公交汽车，爸妈又要步行回去，那可是十几公里的路啊！爸妈与吴晓东、 杨杰他们又不熟，也插不上什么话。
但他们还是不肯回去，就那样无语的带着微笑看着我们，像是在欣赏什么似的看着我，看着我们。
我这人一直比较低调，除了在显示男子力量勇气方面之外，我很少 与人争高低。
我从不愿在人们面前讲自己爸爸是干什么的，就是在1963 年由小学考初中填报报考申请表时，在“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一栏里，我都 填写着“兰州制药厂、工人”，是学校里在我申请表的备注栏里补填上了“父亲原是甘南州文教局长，党员。今年才来兰州，是厂长”的内容。我分析这是我们小学老师对我的偏爱才这样加上这句话的。
1962 年底 我家刚从甘南转到兰州时，就住在省卫生厅在畅家巷的一座小家属院内，来兰州时各学校早已开学，爸爸本想给我联系一所离家近又比较好的学校——兰师附小，没料想人家都说招满了，没有收我。没办法最后才联系到一所相对比较远也比较差的畅家巷小学，人家破例接收了我。
那所学校可以说是一家贫民子弟占多数的学校，很少有干部家庭的孩 子。我们班主任是位姓曹的女老师，北京人，教授我们语文。她总觉得我虽然也比较调皮，但还有一定分寸，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后来家访到我家，知道了我家的情况，还和我详细谈了一次话，鼓励我好好学习，不要跟着别人瞎混。
我很看重曹老师和我的那次谈话，也的确努力做到 好好学习，守纪律，到第二年临毕业，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在全班排前几名。曹老师鼓励我报考兰州一中、兰大附中。我则选了兰大附中。原因就是兰大附中是一座有四层高的教学楼，而一中则是一大院的平房！
可是我的考试成绩并不很理想，平均成绩才 62 分，比许多考生都低。但我还是被录取了，估计就是曹老师在我的报考志愿表里加上了那句话所起的作用。
可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尽管曹老师只给我上过一个半学期的课，时间并不算长，可我非常感激她，因为是她一直在鼓励我。进入兰大附中之后，我还去看望过曹老师几次，后来她得了肝硬化，没 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之所以我比较低调，一是我觉得人不能太张狂，不愿意显摆；二是 觉得也没有什么值得显摆的，无论是爸爸的资历、职务、级别都比较浅，即就是生父，尽管他的资历、职务、级别都在很多同学的老爸的之上，我也觉得没什么可炫耀的。
在那个大讲特讲出身论的年代里，彰显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有谁乐意自己被划作“黑 五类”或“黑七类”（文革中在地、富、反、坏、右后又加上资本家、走资派）？尽管组织上一再强调“我们是有出身论，但不唯出身”，可是一到关键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这种政治环境里，我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被划进发“黑”的圈子里呢？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名？我真是搞不懂。
我也不是思想落后，不愿意上山下乡。说我怕吃苦、不愿意过艰苦 的生活，我还不接受！记得文革前全国掀起学习董家耕、邢燕子等大哥 哥、大姐姐们率先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誓作一代新式农民， 到农村去传播新文化和科学技术时，我也积极表过态，表示要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
那时我虽然还不是共青团员，在班里也算不上什么积极 分子，反倒是一个学习一般，颇受非议的落后生（我也纳闷，怎么在畅 家巷小学时，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到了兰大附中，就显得我各方面与其他同学都有很大差距。
这也许就是好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差距， 好学校里好学生太多，也就显不出我了）。正是由于如此，那时我才卯足了一股劲，就是要让大家看看，我陈晓煌虽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关键时候让你们再看谁是真正的好学生、先进分子！集合哨吹响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整个车站广场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前来送别的父母、兄弟姐妹，黑压压的一片。
接我们这批赴农建师的是一位年轻精干的专业军官，他叫王彦孚， 山东人，中等个头，不胖不瘦，身穿着洗的发白的一身旧军装，脚蹬高腰皮靴，头戴栽绒棉军帽，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特别精神。
他待我们很亲切，总是笑眯眯的。他自称是团里的干事，我们都管他叫王干事，他给我们学校这批学生的印象很好，在我们心目中，林海雪原里英俊干练的参谋长少剑波就是这种形象。
很多被分到农建师的同学看到王干事后，那种不满和心中的苦痛一下子就减轻了许多，甚至还有几分兴奋。心想，农建师的干部若都是这样，那说明农建师还是很不错的。
早几年 时，我们看到一部描写边疆知青生活的电影《军垦战歌》，电影里那一望无际的大片农田，一排排的钻天白杨树，将大片的农田分割成无数片 条田，有小麦、棉花、油料，一条条水渠在白杨树下静静的流淌着，清澈的渠水缓缓的流进田地，滋润着麦苗、庄稼。机械化的播种和收割， 在广大农村是很难见到的。在广袤的草原上，两个身穿绿军装的女青年正在潇洒的赶着马群，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手拿着笛子悠然的牧放着一群羊。
远处，山顶白雪皑皑，山腰森林深绿，山脚下浅绿色的草原，像 一幅巨大的地毯一直向我们面前铺来.......。这美丽的景色一下子吸引住 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后来学校里还组织了好几次优秀支边青年的报告 会。
这些青年都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都是品学兼优 的好学生。他们放弃考大学、上大学，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毅然告别家 人来到我们甘肃的河西地区，就在农建十一师。他们没有说假话，就是 讲着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战风 沙，斗冰雪，在戈壁滩上开垦出了一片片良田，练出了一颗忠于党、忠 于人民的红心。
我们真是为他们的行为所深深感动过、激动过，也曾积极表过忠心。记得 1966 年初夏，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我们初中毕业班在如 何面对中考的去向作了热烈的讨论，我当时就表了决心：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因为考高中总有个考不上时怎么办的选择。我在班里学习处于中下游，对考上高中的把握不大，心里早有当兵从武的念头。经过这番教育启发之后，男子汉勇挑重担的那股血性又再次地沸腾起来，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时我们班同学就进行过一次这个话题的谈心活动，那是我们班男女同学之间第一次这样贴心的讨论和交谈。
一位漂亮的女同学曾好几次找我谈心，问我到底是什么想法，我说了，她却说自己没有这个勇气。我还讥笑她说，你们女生一到关键时刻就这样，不像我们男的。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然而这一次不一样，这是在经过对自己最亲近的亲人的批判斗争侮 辱之后，又对我们这些子女的株连，它没有任何的荣耀可言有的只是羞辱。自觉地选择到边疆安家落户还可以以自己的努力立功、授奖，为父母争光。可是在这种歧视性政策的惩罚下来到这里，能有什么前途？
来接我们的王彦福王干事，以他那特有的气质给我们投进了一丝丝光 亮，使我们感到，兴许还有一点希望。王干事以军人的风姿站在我们这160 多名知青面前，还是显得那么亲切和蔼，但喊出的口令却很威严。
我们的队伍是按着男女分开排列的。“稍息，立正！稍息。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上车了，请同学们跟好队，不要走散，有序地登入我们的 9 号和 10 号车厢。注意啦！向右转！前一排出发，后一排紧跟上！”
兰州火车站站台整整比候车室高出一层楼，修在一个高高的土台 上。站台很狭小，排列不了那么多人，可是要赴农建的 160 多名同学和 前来送行的三四百家人及同学还是挤在了站台上，密密麻麻的。走进车厢后，我不经意的一回头，看见爸妈就站在小兰及吴晓东、杨杰的身后，尽管站台灯光昏暗，但我依然觉得爸妈脸带微笑，还是那么淡定的朝我扬着手，在向我告别。
不觉得，我鼻子一酸，流出了两行泪水。此时我听到车上车下传来阵阵抽泣声，不一会儿便演变成了哭声和嚎啕声，而我却平静下来了。心想，哭什么！哭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是让家人带着 宽慰平静地回家吧，不要再给他们增加任何负担了。
要知道，他们回到家后还要面对军宣队的喝斥及造反派的欺辱，日子够难过的。我没有去找那些爱凑热闹的同学那儿听他们扯着嗓子大声调侃，看着同班同学张玉琳及另外一个也不大爱说话的女生对面的座位空着，便将背包脸盆往行李架上一搁。一声不吭的坐下来，再也不想往窗外看不 远处的爸妈及那几个相好的同学，生怕自己也会被那些哭声感染而控制不住自己，况且，在昏暗的灯光下最多也只能看到五六米之内，再远点 就是一片混沌。
张玉琳是我们初三三班的女生，她生性少言寡语，从1963 年一同进入兰大附中，她几乎没有给男生们留下什么印象，大伙只知道她家是 兰州医学院的，父母都是那里的教师，是知识分子。在那个年月里，凡是知识分子家的家庭出身一般都不会是工人、贫下中农、雇农，更少可能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家庭出身。
我们初三三班被发配到农建师的共有8 人，6 男 2 女。男生有我， 张苏彤（也就是小兰）、王方、赵吉成、何新民、甘崇麟，女生就是张玉琳、陈瑞兰，我只知道小兰这次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其他同学大都来了，可我并没有找他们任何人，没那个心情，只想自个儿独自呆着静静地度过这个不快的旅程，而这个位置正和我意。
这是 10 号车厢的第二个窗口，前后坐着几个都是话语不多的同学，面孔也比较陌生，也免得和他们东拉西扯。为了都不至于太尴尬，我主动地向她们打了招呼，并寒暄了几句，才知道与张玉琳同坐的那位女生是我们学校初二的，家也是医学院的， 她的名字叫樊晓华。她很大方，比我们班那位同学话要多一些。但几句 话之后，我却再找不出更多的话题了，主要是没那份心劲。
列车不知觉中开出了兰州车站，直往西驶去。我们乘的这一趟是慢车，几乎每隔一刻钟左右就要停一两分钟。不过我们谁也没有在乎它的快慢，更多的倒是想着列车能开的再慢一些，以便使这个旅程的时间拉得再长一些。
我们包的两节车厢相对比较居中，外边的乘客一个都不放进来，甚 至连列车的司乘人员也很少光顾，只有接我们的王干事在两节车厢里隔上一会儿就要来回走动走动，关心地询问着大伙。
他总是那么精神抖擞，笑容可掬。他每一次的问候都能使大伙感到一丝暖意，心里会好受许多，都感到我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命运还给我们送来了一位知冷知暖的好干部。
特别是在大伙都感到很屈辱的时刻，王干事那种微笑和走动，好像比什么药都管用。这大概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我们不禁觉得这个地方的干部确实有水平！任何地方都有活跃分子，在我们这 160多位男女同学中也一样。一帮在学校就非常活跃的高中生，此时仍不失他们以往的风采。
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乎就是一个逍遥派，和这些同学并不是很熟悉，只是在复课闹革命时去过学校几次，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个大概的了解， 如像张金波、刘锦铎。
张金波擅长文艺，他的胡琴拉得特别好，刘锦铎则是特别能说，外号“卖油的”，在学校时就有“十个能说的，说不过一个卖油的”，可见其嘴上的功夫了得。
他们一看见王干事就显得十分亢奋，拉着王干事坐在他们身旁。兴 奋的问着各种问题，如王干事转业前的的部队、兵种、军衔以及如今的待遇等等。
王干事不愧为是搞政治工作的，很能应对，说起在正规部队的事情真是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回答起我们即将去的地方情况时，总是很含蓄，闪烁其词。好在同学们也不是非要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而完全是为了排遣这漫长旅程的寂寞。
我和他们只是一般的熟悉，并没有多少深交，故此也不愿意过去凑 那个热闹，主要是没有那份心情，只是老远的看着他们在那里穷侃。这时，甘崇麟从后面一节车厢出来直奔我来。甘崇麟是我的同班同 学，而且我们的家同住在黄河北，连同朱杰，我班家住黄河北的同学就我们三人。
我们三人的学习在班里属于中下游，但我的体育比较好，是班里体育上的骨干，班足球队的主力之一，而我们班的足球又是学校里比较好的一支队伍，特别是在初中部，可以说排名第一。
同时我的中长跑也是比较突出的，学校里认识我的同学不在少数。甘崇麟却有副好嗓子，1964 年夏，学校组办全校文艺联欢会，甘崇麟一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独唱，震撼了全校，他那稚嫩的童声，听起来非常甜美，全校师生几乎都觉得甘崇麟将是我们未来的歌唱家。
其实他更酷爱无线电，一心想在这方面搞出一点名堂。因为没有线，他就从家里每月给的那 12 元伙食费里抠出一块两块的，买来许多无线电元件，成天在宿舍里捣鼓，还真的装成了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引来全班同学一片赞叹声，觉得他或许更能成为一个无线电设计师。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击碎了他的梦想，不管是无线电设计师还是歌唱家，他都没有当成。
朱杰则生的瘦小，在文体上没有什么特长，但仍因为我们家住黄河北而给班里同学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甘崇麟家是军区被服厂的，对外称六〇五厂，以后改称三五一二厂。他的祖籍在江西，父亲是厂里的高级技师，因为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但他只是一个技术工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就理所当然的划入三类人，被发配到农建师。
在学校时，由于我们三人都因家远而住校，每个星期六下午总是结伴乘公交车回家。那时通往河北的公交车只有一路，车辆 又少，往往要等很长时间，票价还挺贵，回趟家要还一毛二分钱。甘崇麟家每月只给他 12 元的伙食费，回家乘车也要从这12 元中出。甘崇麟舍不得，就常约我步行，偶尔到黄河边花五分钱坐回轮渡到对岸传染病 院，也就是现在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样可以少走很多路。
朱杰家经济条件比较好，他爸爸是盐场堡兽医研究所的高级知识分子，每月给他15 元的伙食费，称公交车的钱另给，因此他和我们一块步行的次数不 是太多。
三年同学下来，我们的关系一直处的还不错，没料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风猛烈地冲击着我们每个人，甘崇麟和朱杰都因为 他们的老爸背着个国民党的历史，被班里的左派推到“黑五类”一边。
我则因为老爸再怎么说还是老共产党，但由于早早就被批斗打倒，而对我采取了不弃不离的态度。从内心讲，在大讲“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年月里，我怎么肯甘居人后，将自己混在一群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子女里面？因而我自觉不自觉的远离了他们。
也是由于我爸倒霉早，又被从红卫兵队伍中清理出来，也就没有参加任何运动，这倒使我没有和这些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学产生多少隔阂，如今又被同一命运拴在一起，自然显得还有那么几分亲近。
我和甘崇麟随便扯了一会儿，他就回到他呆的那节车厢里去了，我这里顿时又清静了许多。不知什么时候我趴在小餐桌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列车停在了乌鞘岭车站，车厢里已是一片寂静，那边的热烈早已消停，也都进入昏睡之中。
我坐的那个窗口正好对着站台里的一盏路灯，将周围十多平方米照得通亮，车窗的玻璃上已结上了一层冰花。我哈了一口气，用手将一片 冰花化去，擦出巴掌大的一块透亮处，顺着光亮我才发现站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原来下雪了！
这时我才觉得车厢里有点冷，忙将棉衣的扣子系好。不一会，列车又开了。就这样走在停停，我在列车轮子的咣当声中 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再醒来时，天已大亮，列车已进入古浪。
这时 车窗上的冰花早已不见，不知是被人们用手擦去还是车厢里的温度升高了，看外边什么都是一清二楚，薄薄的雪层覆盖着外边的土包和田野。随着列车的西行，高山被逐渐甩在了后边，无际的戈壁展现在我们眼前，时而有几处村庄和农田从我们眼前飘过，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沙漠绿洲。
我们这 160 多人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到西部，从没有亲眼看到过什 么是戈壁滩，什么是沙漠。当我们真切地看到这一切时，一股凄凉和恐慌从心中涌起，原来河西走廊竟是如此荒凉！
这里的戈壁沙漠竟这样广袤无垠，而我们就要在这种地方垦荒种粮，也许是几年、十年、八年， 也许是一辈子！也不知那些早我们几年到达河西农建师的兄长们是怎样在这里度过的，他们开垦的农田又在哪里？
同学中有人将这样的疑问抛给了我们的王干事。王干事仍是那样从容，笑呵呵地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那里当然不像内地那么好，那里有肥沃的土地等待着我们去开垦。
我们没有直感，只能从眼前飘过的戈壁想象着：在荒漠深处，大片 长满芦苇的荒地上，空无一人，只有微风下的芦苇随风飘荡，时而有几只野鸭子飞起。不远处几辆拖拉机正轰鸣着驶过，身后展现出一行行新翻起的泥土，芦苇被犁铧连根铲断，深深的被埋在泥土里........这应该是夏天的风光，可现在是冬天啊！冬天那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再也无法想什么，只是静静的等待着，等待着目的地的到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