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上次口述内容：
陈晓煌,1948年出生于甘肃华池县,父母系边区政府文工团成员。本人自幼跟随父母工作奔波，先后在兰州、甘南读小学，后随父母在兰州居住并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于兰大附中。1968年和兰大附中及部分女中同学共168人左右，加入军垦，来到生地湾农场八连，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九团八连。1973年被单位推荐至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读书，1976年底分配至酒泉地区水电局工作。1980年调省水电设计院，1984年调省水利厅机关工作至退休。
连队集训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它的主要形式就是上大课。
上大课一般都是以连为单位，也有全团知青一块儿上大课的。连队的大课一般由指导员主讲，基本上三五天就要进行一次，最少也是一个星期一次。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如何安心边疆建设，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并学习有关文件。
每次上大课指导员都不忘大讲阶级斗争，并刻意将我们的家庭问题强调一番，要我们彻底和走资派的家庭，和反动学术权威、臭知识分子家庭， 和地富反坏右家庭划清界限，注意阶级烙印，不要受家庭的影响。
我们上大课都是在团部的一座仓库里。这个仓库离我们宿舍不远， 就在我们驻地西边约 200 米的地方。仓库面积不算太大，也就七八米宽， 三十米长，里面堆了不少木头、旧轮胎等杂物。
第一次的大课，我们还都没有板凳，就坐在仓库里的那些木头上， 像是公社生产队的社员，虽然也尽量按照班排，但坐的也是这一推那一摊的。不知道指导员到底要给我们讲些什么呢？
指导员是真正的军人出身，没有那么多的客套话，然后便开门见山，“你们响应国家号召到生地湾的，我知道你们当中的很多人的父母过去都是领导干部，有的级别还不低。你们来到这里，要好好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和家庭、父母的错误划清界限，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
其他家庭出身的也一样，都要从思想上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在这里就是要扎根边疆不动摇，屯垦戌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每次上大课，指导员都要拿家庭问题将我们敲打一下，每次上完大 课，大伙儿都感到心灵受到了一次打击，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
不过，这和驻团的军代表讲课所带来的压力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是我们已经集训了一个月左右后的一天早晨，团里通知要所有兰州知青组成的几个连队都集中在五连听报告。像往常一样，早饭过后， 我们全连集合朝着五连走去。五连在团部的西边，是一支比我们建立的早的连队。
它组建于 1966年 9 月，它的第一批成员是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的 100 多名中学生，11月又从天津招来了 100 来名社会青年，合起来共有 220 多人，是农九团 最大的一支连队。
经过文化大革命初的几年折腾，使得这个连队一下子失去了初来时的朝气和纯真，变得散漫起来。后来又跑了一些人，也调离了不少，如今全连也就 150 人左右。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远处的祁连山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泛着刺 眼的白光。
我们顺着团部大门口的那条土道，迈着坚实的步伐，雄赳赳 齐昂昂的向西边行进着，脚下扬起了阵阵呛人土尘。那是我们第一次到这边，看着什么都新鲜，土道两边的沙枣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枝，沙枣树后边是冬眠的农田，在被拖拉机犁过的鱼鳞状的土块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坑坑洼洼的。约莫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五连。
为了显示我们的不同，早在进入五连之前约四五分钟时， 副连长就要我们开始齐步走了，一边走，一边唱着《我是一个兵》之类的歌曲，完毕又跟着副连长呼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喊声雷 动。
进入五连，我们看见他们的几排宿舍之间还架有自制的双杠、吊环， 有几个男子，正在双杠和吊环上玩的兴起。大概是我们的歌声和呼喊声刺激了他们，他们竟脱去外衣，穿着背心和紧身线裤，露出他们隆起的胸肌和臂膀上的肌肉。好像有意识地在我们这些新来的面前露一手，不时地拍打着胸脯，并高声叫嚷着，“看我的啊！”
在他们宿舍门口，一些女的正在晾晒着被子和洗过的衣服，还不时 的回头朝屋里大声叫着什么。突然有两个小孩从那间屋子里一前一后的 跑了出来，后面紧跟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披着一件破棉袄，一把抓住那个小一点的，身子一弓，披在身上的棉袄掉在了地上。他一边捡着 他的棉袄，一边操着浓浓的天津口音骂着孩子，“小屁孩子，瞎胡跑嘛？” 根本就没有注意我们这近 200 人的出现。
看样子，这个连队他们已向老职工连队过度，有家有室，过起老婆 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来。
越过他们，我们来到一座很大的土坯建筑屋里，它的整个构造就像 一座很大的牲畜圈，整个一堵墙的窗户都是用树枝钉起来的，上面蒙了一层破塑料，却满是豁口和窟窿，破破烂烂。但那里面的确不小，能容纳数百人，我们进去时主席台上已经坐好了团里的几位领导和两个军代表，附近的七连、九连、六连约 400 人也都已坐了在里面，靠门口的三排地方留给我们八连。
会场气氛很严肃，没有往常的拉歌比赛，也没有播放什么乐曲，只 有人们不安和骚动。不一会儿，郝团长敲了敲麦克风，大喇叭里回响着阵阵铛铛声。
在证明扩音设备良好后，团长宣布会议开始，并讲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认清形势，解决好扎根边疆的思想，做一个合格的军垦战士。
然后 团长操着他那浓浓的山东口音说，“现在，请驻我团军代表讲话。”他朝两个军代表努了努嘴，示意看他俩谁先讲。只见两个军代表相互推让了了一番后，一个姓刘的军人先开了腔。他的讲话比较简短，言辞也不是很激烈，可以说还是比较客气的。
无非是讲，当前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修在两国边境陈兵百万，那是亡我之心不死。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不容乐观等等。要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一定要安心边疆等之类原则性的官话。
第二个讲话的军人姓温，说话河南口音很浓，也很有些霸气。他先讲一通国际国内形势。
接着温代表话锋一转，突然发问，“李明堂！李明堂来了没有？”
温代表突然大声叫 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名。“来了。”就在距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老职工模样的中年人站了起来。他穿着很破烂，我们不明白，在我们知青连队里怎么会有一个 老职工，还是四类分子式的人物。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温代表紧接着就是一句，“你有什么想法？”
那个叫李明堂的人木讷的回了一声，“没有想法。” 只见李明堂的头垂得很低，那脸色十分难看。
“现在，我们说说我们可爱的知识青年们。”突然，温代表话锋一 转，目光将台下五六百知青扫射了一番，然后积聚到我们八连这边。我们不由得心中一颤，看来是要拿我们开刀了。
说到这里，声音一下降了八度。果不其然，他就是冲着八连来的，因为其他几个连队都没有八连的成分特殊，都没有八连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多。
温代表声音变得低沉起来，“你们要看清形势，不要报什么幻想，告诉你们！那些如今都吃不开了，我们生地湾没有梧桐树，有的是沙枣树！难道就招不来你们这些金凤凰了吗？”
“我看，你们是落也得落！不落，也得落！你们要在思想上坚决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来这里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那一阵，我们感到整个身心都空了， 脑海一片空白，直到会议结束，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连郝团长最后作的结束性讲话，也一句都没有记住。
回 到连里，全连人都好几天蔫头耷脑的，提不起一点精神。特别是那些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他们本来就比较胆小，觉得自己低人一头，让军代表那样一讲，就更抬不起头来。
说起来，干部家庭出身的精神状态就稍微好一些。这些人似乎有一 个共同的心理：把你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算个球！再怎么着我们老爹也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犯错误也都是工作上的错误，最多也是个执行路线问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又怎么啦。有的还满不在乎，还专门拿这话开玩笑，特别是刘金铎，外号“卖油的”，这家伙向来说话没有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他还是很会掌握分寸的，不会给人家留下什么把柄。
说起来，我和油葫芦似乎特别有缘，仅在学校见过那么两面，就觉得和投脾气似的，两人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共同的为人处世态 度和相似的家庭背景，让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
一天，卖油的这家伙，故意在指导员和副连长面前指着我和张苏彤 等几个人嬉皮笑脸地说，“指导员、连长，你们可要注意噢，这几个小子可是个教育不好的子女。”当时，我们还真感到面子有点下不来，可是一见卖油的那副坏笑，就知道这家伙实际上是故意在连领导面前发泄对军代表那种讲话的不满，拿我们作话题。
指导员是个很认真的人，板起脸来说，“怎么能这样说？”卖油的 没有接指导员的话茬，嘿嘿嘿的嬉笑着跑了。副连长、指导员都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也知道油葫芦的老爸是个级别比较高的老干部，也没有多大问题，文革中受了点冲击，只是靠边站，没有给恢复职务而已，并没有被关押。
我们的指导员是个穷苦人家出身的，从参加志愿军起，就一直接受 着党的教育，对家庭出身问题看得比较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而对整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却有种特别的感情。
大概由于他也是长期在部队上的缘故，因此，他非常看重干部的资历和职级，特别是资历。他好像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许多老干部还有点同情感，认为这些人目前虽然倒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就是反党分子、反革命。
因此，在私下里对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还是网开一面的，并不太为难他们。但在一些公开场合，他还是要强调这些干部子女要注意在思想上和家庭划清界限，做一个安心扎根边疆建设的好青年。
他对那次大会上军方温代表的讲话也不是很赞成， 不过他真的希望来到生地湾的知识青年全都能安心待下来。这样，他的工作也好做一些，对上级也好交待。所以他对卖油的那样说我们不能接受。当他看到卖油的那种坏笑时，感到那也是对温代表讲话一种不满反应时，他也就不再那么认真了。
但指导员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就不那么客气了。史维宁属于我们班的老大哥级的人物，是我们学校老高三的。他长得比较瘦弱，性格相对孤 僻，不甚和他人交往，平常言语也不多，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显得书生气很浓，干什么事也不利索，因而班里人都叫他沫沫子。
其父也是个知识分子，因为历史问题被单位专政起来，关了牛棚。史维宁很担心他的父亲，唯恐父亲在牛棚里受到欺辱。其实，就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挨打、挨骂又能怎么样？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史维宁也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收到他的去信，但他还是写了。为给父 亲一点点安慰，他在最后加了一句：祝父亲身体永远健康。不知怎么搞的，这封信他们家里没有收到，而被退回到我们连里。就因为这句话， 史维宁也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连领导在大会上进行了不点名的点名批判。
从那之后，史维宁同学被调到一个老职工连队放牛去了，从此离开了八连。（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