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上文，孙海纳在重庆和父母一起生活，父亲受到了冲击但尚在大学教书，还不算最坏的情况；母亲受到一些牵连，被降级使用，但生活还算过得去。孙海纳系孙铭勋次子，本篇叙述他在重庆童年的经历。
以下是他本人的回忆：
孙海纳在重庆小学（1953年）
我和哥哥到重庆后，在重庆小学上学。重庆小学在枣子岚垭，校舍不知道是解放前谁的公馆。公馆的房屋在五十年代也显得十分豪华，公馆的主楼下面甚至还有一个防空洞。
重庆号称山城，房屋大多依山而建，所以大富豪大官僚的家有防空洞也不难理解。在山坡上面修房子，山坡下面挖防空洞并不困难，只是，能挖防空洞的公馆占地面积要足够大，在重庆能有这么大面积公馆的人，一定是特大富豪或很大的官。
重庆小学是重庆市干部子弟小学，号称是上至市长，下至通信员的子女都能上重庆小学。但在解放初期，家里能够有学龄儿童的干部，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结婚的。能在战争年代结婚的人，都是高干。当然学生中还有其他一些来源，但人数不多，所以重庆小学的学生中，高干子女的比例是很大的。
重庆小学是刚成立的学校，学生年龄差距较大，在一个班学生年龄差几岁是很正常的，其原因也是因为战争年代有些地方没有上学条件而耽误了。在开学不久，就为年龄大的学生成立了补习班，每天晚自习时给他们补习高一个年级的课程，好让他们跳级以减少年龄差距。
重庆小学甚至还有一个幼儿班。现在的小学有学前班很正常，但在解放初期，有学前班的学校，重庆小学是绝无仅有的。那时也不叫学前班而叫幼儿班，凡不到六岁半的都编入幼儿班。
重庆小学是住校读书，小学就住校，即使现在也很少。因为是住校，所以学校里还有伙食团。学生的伙食是早上稀饭，包子或花卷馒头，中饭和晚饭一荤一素一汤。老师中除授课老师外还有生活老师。生活老师主要负责学生的吃饭睡觉洗澡换衣服，因为要换衣服，学校还有几个洗衣女工。
进校时老师就要求家长在学生衣服上指定地方綉上学生的名字，以免衣服换洗后分不清楚是谁的。学校里还有一个医务室，一些常见的一般的病学校就能治。医务室治不了的病就送医院，那时都是供给制，后来实行薪金制后也是公费医疗。
干部子弟也都办有公费医疗证，不会发生看不起病的事情。家长把子女送进学校后什么都不用操心，学校甚至细心到学生用的笔都是老师事先削好，上课时发给学生，下课时再收回去。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和蔼可亲，即使批评学生都绝无疾言厉色的时候。在重庆小学读书是很幸福的。
1955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子弟小学一一人民小学，移交给重庆市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小学，重庆小学也撤销而并入人民小学。
人民小学在上清寺，中山四路五十一号。原来在重庆小学就觉得很不错，到了人民小学才知道人民小学比重庆小学还要高出一个档次。重庆小学是公馆改建的，公馆房屋虽然豪华，但作为校舍却不大适合。而人民小学全是新修建的，教室是两幢两层楼房，宽敞明亮。
两幢教学楼中间是一个游戏操场，游戏操场十几种器具都都是既好玩又能强身健体。游戏操场的一端是一个风雨操场，风雨操场简单点说就是操场上加了一个房頂，面积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一点，房顶由十几根五米高的大木柱支撑，风刮得进雨不能淋。
风雨操场再过去是大操场，大操场是一个正规的操场，有一个足球场大。操场的一边有一个一米高的主席台，全校开大会时校长、老师就在主席台上讲话。做课间操时全校师生都在大操场上做广播操。
游戏场的另一端是大礼堂，大礼堂大到可容纳全校师生。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散学典礼，以及一切庆典都在这里举行，礼堂里一排排适合小学生坐的长木条排椅摆放得整整齐齐。
大礼堂再过去是学生宿舍。在学生宿舍和大礼堂之间有一个大草坪，大草坪周边栽有夹竹桃将草坪和道路分开。学生宿舍由于修建在学校的最高处，所以在大街上老远就能看到。两幢三层楼房外墙做成淡黄色，典雅漂亮。
宿舍楼男生一幢女生一幢，两幢楼中间是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是成几何图案的混凝土小径。小径边种了一溜麦冬，看起来很整齐。花园里各种应季的鲜花四季开放。秋天桂花满院飘香，冬天腊梅盛开的时候，在严寒的冬夜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也能闻到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
女生宿舍楼的底层有两个大池浴室供学生洗澡用，学生每周洗一次澡。底层还有盥洗间，盥洗间里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位置，安有自来水龙头，供洗漱和摆放塘瓷脸盆。
宿舍后面有一个大晾衣场供晾晒学生衣服，有几个洗衣女工专门洗衣服。晾衣场隔着嘉陵江，与重庆钢铁公司第三钢厂遥遥相对。宿舍的傍边隔着二、三十米是食堂，食堂是用五十年代十分流行的机瓦盖顶，十分整齐漂亮。
靠厨房的一端是两层楼，楼上是炊事员宿舍。食堂里是当时较高档的磨石地坪，整齐的小餐桌和小木凳都漆成黑色。学校的伙食很好，每天午晚都有荤菜，隔三岔五的还有鸡鸭。
即使素菜也是火大油多，炒出来青葱翠绿，看着就很有食欲。但是没有吃过鱼，大约是怕刺多卡着学生吧。
食堂前是一个更大的花园，有一条通往教室的大路，路两边种了一行万年青，修剪成一人高的轮廓分明的造型。大路上面是混凝土搭建的葡萄架，葡萄成熟时就象是悬了一串串水晶琉璃。花园里种了很多山茶、石榴，春夏之际开放得红红火火。如果碰巧有朝霞或晚霞，天上地下仿佛连成了一片。因为有很多花木，学校还有两个花工负责栽花种草。
教学楼宽明亮。学生一人一张在当时非常新潮的课桌，一个小木椅，课桌的面板是活动的，翻开面板是一个暗格供学生放书籍纸笔。课桌和方凳都用生漆漆成深枣红色，看起来热烈红火。
学校的图书馆窗外是六中，原先叫求精中学，也是重庆有几十年历史的的著名中学。图书室里除了连环画之外还有至少上万册书，另外每学期还随时补充新书。书的内容丰富多彩，除了很多童话之外，还有很多小说和很多科普书籍和社会知识的书。
因为是和教职工共用的图书馆，所以还有许多大部头的书，每天下午有两节课的课外活动时间开放。连环画就在图书室里看，其他书外借。在人民民小学读书，只要你爱看书，除了课本上的东西，还能学到很丰富课外知识。
夏天时学校里有集会，过少先队的队日，或举行什么典礼。所有学生一律白衬衣，兰裤子，女同学一律齐膝的蓝裙子，人人带着红领巾。那时没有校服的说法，这种服装叫少先队的队服。
以班级为单位排成方队，很整齐也很精神。有很多同学的红领巾是绸子的，质地轻柔，微风吹拂时，像一团轻盈的火焰在胸前飘拂跳跃，十分好看。
冬天都穿上棉衣。那时候服装样式不多，棉衣大多数是短大衣，是当时最受人喜爱的。因为着装比较统一，同学们从高到矮依次排列，也十分整齐。
人民小学的医务室甚至还有一个住院部。住院部里有十几张病床，一些不太严重的疾病或需要观察的疾病就在学校住院治疗或观察。
那时没有旅游的说法。每个星期也只有一天休息，所有人都忙着自己的事，美其名曰建设社会主义。可人民小学每个学期都要分批组织学生出游一次，有时叫远足，有时叫春游或秋游。
有一次大约是1956年春，那时农村还没有实行人民公社，还叫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去的是西郊公园。西郊公园在杨家坪，即现在的重庆动物园。男同学大多数在草坪上疯跑疯跳，而女同学则喜欢依偎在老师身边叽叽喳喳。
中午时大家聚在一起，吃伙食团给大家准备的馒头和盐蛋。一群快乐的少男少女，一阵阵欢歌笑语，穿着着统一的队服。同学们在笑，老师也在笑，伴着蓝天绿柳青草红花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春游图。
饭后，老师组织大家以班为单位聚在一起联欢。有一个小合唱唱的是少先队员到成熟的稻田里驱赶麻雀的歌：“合作社的庄稼咱们保护好，祖国的粮食不要浪费掉。”
人民小学的校长叫刘兰畦（音齐）。我们合并到人民小学去的时候没有见到她，她去参加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召开的倡导世界和平的世界母亲大会去了。
她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五十多岁了，当时是一个十二级的高级干部。一个小学校长居然是一个高干，据说她是在读北大时入的党，以后一直在北大学生中搞学运工作，直到年龄太大了了才离开北大，但一直在搞学运。
当时她离了婚是单身一人，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到学校工作中去了。她为人和蔼慈祥，在学生和老师中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尊敬她，喜欢她。
人民小学为什么这样高档？人民小学的前身是晋冀鲁豫军区子弟小学，成立于1945年，全国解放时随解放大军南下迁到重庆，迁到重庆后的第一任校长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
重庆市人民小学是在贺龙的具体关心下修建起来的，校舍修好后第一次开学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贺龙都到校参加开学典礼祝贺，刘伯承还给学校题词。
贺龙在建校过程和办学方针上作了很多具体指示。针对学生中军队干部子女多，而军队十分注意级别差异，而造成学生中以父母的级别职务差异而比较的问题，贺龙就具体指示：不允许学生在学校说父母的级别职务，不允许比较父母职务级别的高低，老师对待学生必须一视同仁，不允许有区别对待的情况出现。我的同班同学里面有江姐的儿子彭云、双枪老太婆的外孙林民涛、后来随父亲到甘肃的马聪明（后改名马正亮）等。
孙海纳在重庆人民小学的部分同学：左一吴小明，左二彭云（江姐之子）现定居美国、右一马聪明（后改名马正亮），后随父到甘肃定居，本人在甘肃兵团工作两年，后调兰大从事人口学研究，在甘肃政府参事岗位退休。右二黄北风。
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为便于管理，在浮图关另外修建了一个八一小学，将军队干部的子女全部调到八一小学去了。当时重庆最好的三个小学，分别是八一小学，人民小学，巴蜀小学。
巴蜀小学是巴蜀学校的小学部，巴蜀学校是个几十年的名校，师资力量十分雄厚，解放前和刚解放时在重庆都是一直排名第一的。但巴蜀小学校舍已经老旧，校园面积明显狭窄。人民小学是新修建的，校舍校园都宽大气。同时，动用行政力量将好的老师调到人民小学去。
两相比较，巴蜀小学就要稍稍逊色一点了。八一小学因为是单纯的军干子弟，不了解情况，无法比较。估计差别不大。
人民小学待遇很好，但管理也有严格的一面。对犯錯的学生，批评是很严肃的。而家长对学校的决定也很配合，因此维系了学校高效正常的运转。
学生的家境也有差别，有些家境好又较溺爱孩子的家长每到星期日下午学生返校时，会给学生带一些零食，尽自己的能力找车接送学生。有一段时间，每到周末下午放学时，接孩子的车就在学校门口扎堆排成了长龙。车子形形色色大大小小都有，最多的是吉普，也有当时不多的小轿车，还有中吉普甚至还有卡车，影响了校门外的交通。
在当时整个社会汽车很少的情况下，也给学校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后来学校印了一份通知发给每个家长，要求学生返校时不带零食到学校。也希望不要派车接送孩子。通知发了以后立竿见影，再无一个学生带零食到学校，校门口的大小车辆也马上绝迹了。
人民小学是西南四省云贵川藏顶级的，最好的小学，在这样的小学里读书，真是泡到蜜糖罐子里了。
可是，这一切在1958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明确指出“急风暴雨式的阶段斗争已经结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随即开始整风运动，希望人民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要求人们“大鸣大放”。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大鸣大放不久，又发表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给党提意见的人都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份子。说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最终目的”。
要求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并将“大鸣大放”加上“大辩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要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将右派指标定为百分之五。1957年就在一系列的变化中度过了。
后来，反右斗争还从机关单位扩大到社会上，在工人中也揪出了有攻击言论的人。工人中揪出的人换了一个名字叫“反社会主义份子”。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甚至违心的批判右派份子，生怕自已和右派份子有什么瓜葛，开批斗会时嗓门一个比一个大。
当权者也竭力比赛谁反右更坚决，很多单位的右派分子都超过了百分之五，但他们还嫌不，又在一九五八年进行了一次补课，要揪出“漏网之鱼”。很不幸，我的父母都被补课成了右派份子。
母亲被集中“学习”了，管理很严格，每天的“学习”就是无穷无尽的交待、检查、反省、认错。
父亲远在北碚，日子也不好过。我立刻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人民小学规定学生周末都要回家，星期日学校伙食团不开伙，我只好到母亲的亲戚朋友家去过周末。母亲在重庆的亲朋有两个，一个朋友是柳阿姨，一个亲戚是她的堂妹，我叫她阿姨，也是抗日战争时逃难到重庆，在大明纺织厂上班，后来与一个中层干部结婚，抗战胜利后未回上海。
她丈夫当时是大明纺织厂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大明纺织厂在北碚），阿姨就没有上班到重庆当了家属。我每个周末就轮流到她们家去就寄宿。哥哥在四十一中（原巴蜀中学）问题不大，周末，寒暑假都可以留校。
当时都是低工资，大家都过得紧巴巴的。柳阿姨的丈夫是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总务处的小职员，工资不高。育有二女。阿姨家姨夫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阿姨和一子三女共六人，也不宽裕。
他们两家都了解母亲，也都同情母亲。同情归同情，但多了一个吃长饭的大活人，却是很具体的事。集中学习的父母每人每月都只有十八元的生活费，已无力供养我了。无奈之下母亲到柳阿姨家好言感谢，承诺以后报答。
在她堂妹阿姨那里，母亲将她解放初期买的已在陆续兑付的几十万元建设公债交给她，请她去兑付了后充作我的伙食费（旧币一万元等于新币一元，1958年的伙食费标准为每月六元）。
我寒假暑假就在阿姨家就食寄宿，但在别人家就食寄宿，总有一些微妙的感觉。我在小小年纪就感受到寄人篱下的尴尬，倒也不是他们嫌弃我。以后年龄再大一点，才体会到每家人都有一些自己的习惯。
我由于一直在学校过万事不操心的集体生活，老师对我们的管理也相对宽松，因此我与两个阿姨家的孩子总有不同的地方。而他们对我却轻不得重不得，有些为难。我对两个阿姨一直心存感激。
如果她们不收留我，我每到周末就成了流浪儿童，也许就只能在车站码头过夜，还要饿肚子。我当时心想以后一定要报答他们。可是我没有想到万事这才开头。
后来父亲的处理决定下来了，戴上右派帽子，由高教五级降为高教九级（工资降了一半），留校监督使用。父亲省吃俭用地给我交学费和伙食费，使我能继续读书。母亲则是到区办农场劳动。
我就在这样尴尬的状况中过了一年多。到了1959年夏天，我参加了小升初考试。考试之前，老师安排我们参观了官井巷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校，给我们说半工半读学校也是很好的，还可以省学费和伙食费。
其实老师已经对每个同学的家庭摸了底，对父母地位高的同学填报了重庆当时最好的中学四十一中（原巴蜀中学），其余同学则动员报考六中。我心中有预感可能不会录取，按照老师的安排填报了六中，“第二志愿”怀着十分渺茫的希望写了服从分配。
中考前，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去杨公桥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和烈士墓。去之前，老师专门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教大家唱一首歌。在烈士墓前唱“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这是中美合作所的烈士在渣滓洞囚禁时创作的。
另外还有诗朗诵，也是渣洞烈士创作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盼望着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将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但是唱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在整个春游过程中，小孩子难免有嘻哈打闹的时候，老师不止一次紧绷着脸提醒大家：“严肃点严肃点，这是什么地方？”“你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先烈？”结果大家都不敢笑了，也设有什么兴趣了，这次春游变成了政治春游，十分沉闷。
刘兰畦校长也是补课补成了右派。一个高级干部，一个老教育家，现在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右派老太太。天天艰难的提着一桶水擦洗大礼堂窗户的玻璃。她默默地目不斜视的擦，把玻璃擦得纤尘不染，比以前校工擦的干净得多。
礼堂前的大路上人来人往，以前刘校长走到哪里都是中心，同学们喜欢她，尊敬她，愿意听她讲话。现在没有一个同学招呼她。只是远远的用迷惑不解的眼光看着她，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老人会是张牙舞爪的右派份子。
升学考试时我尽量把题答好。考试成绩公布了，我语文考了九十五分，算术考了八十五分。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可是我落榜了。另外有一个同学，叫朱卡，也是因为家中有人划为右派而未录取，分配到一个照相馆做学徒。还有一个女同学，姓王，也是家中有人划右，她的情况好一点，分配到一个勤工俭学学校。后来据她自己说，在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很少上课。实际上成了童工。
可另有一个同学两门功课都不及格，都只有五十多分，却被四十一中录取。因为他的父亲是重庆市市中区的首长，是从部队转业的南下干部。
无奈之下，我只好到北碚西南师范学院父亲那里去。到北碚时父亲正在看书，父亲问了我的中考成绩后没有任何表示，仍然安详的看他的书。过了几天，父亲突发急性肠梗阻被连夜送到第九人民医院。过了几天就做了开腹手术，切除了坏死的肠道。
我到医院衣不解带的照顾他。开刀七天后拆线，却因为营养跟不上，伤口愈合不好，又迸开了。结果多住了一个月医院。
一九五九年因为大跃进使经济开始恶化。粮食供应严格定量。到街上馆子吃饭也要收粮票了。其他副食品供应也开始紧张。父亲身体历来就不大好，现在开了刀，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可是什么滋补的东西也没有。每月只有二十四斤粮食的定量，连普通的蔬菜都不能够供应。
我那时刚满十五岁，但我的个子比一般人要高一些，看起来已象一个大人了。一个大活人天天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有人给我联系了到金龙人民公社金刚管理区去落户当农民。
我当时对农村生活完全没有概念。人民小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就是因为太好了，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我们的一切认识、观念都是老师教我们的，或者是书本上的。我那时的基本概念就是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时我愿意到农村去落户，却是因为家里太困难了，到农村去落户能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再说，我的心情从接到未录取通知一直处于一种惶恐中，不知道今后怎么办，现在到广阔天地去，好是一条出路，能有一碗饭吃。（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