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兵团战友陈晓煌口述整理。文章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他的个人和家庭成员经历，及他来到兵团后的生活工作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文章较长分几次发出，此为连载的第三部分。
陈晓煌,1948年出生于甘肃华池县,父母系边区政府文工团成员。本人自幼跟随父母工作奔波，先后在兰州、甘南读小学，后随父母在兰州居住并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于兰大附中。1968年和兰大附中及部分女中同学共168人左右，加入军垦，来到生地湾农场八连，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九团八连。1973年被单位推荐至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读书，1976年底分配至酒泉地区水电局工作。1980年调省水电设计院，1984年调省水利厅机关工作至退休。
以下为自述内容：
冬季的白昼很短，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大约子夜时分，列车在酒 泉车站靠停。只听王干事一声令下，我们这来自兰大附中的 160 多高、初中生全都背好自己的行装，拎着盛有脸盆等物的网兜紧张有序地下车了。
酒泉车站的站台比兰州车站的小多了，列车的大部分车身都在站台外，我们的车厢就在站台外，车厢的踏梯离地面还有一大截，我们 几乎是跳下来的，一下车就是路基的石子，根本没办法站下这么多人。
车厢外还飘落着碎细的雪花，落在脸颊上瞬间就化了。这里的温度 似乎比兰州低很多，一走出车厢就感到一股冷气直往我们的肌肤里钻， 不大工夫就感到连骨头都是冰凉的。
这才离开家一天就遇到这样的天 气，大伙不免有几分流离失所之感。“啊！好冷。”同学中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叫，那声音似乎还带有在学校时的顽皮和怪声怪气，但又比当红卫兵时少了许多的蛮横。
自经过复课闹革命之后，这些曾在学校里骄横惯了的文革骄子们的造反派脾气已大有收敛。王干事不愧为军人出身，动作干练而迅速，早早站在站台边的一块空地处，向我们大声命令道：“像来时那样，分男女生各列两排！向右看齐！”他很快跑到队列的最前头，用手用力一指，为队伍确定了边界线，然后又迅速地返回到队伍中间，两手下垂，中指紧贴着裤缝立正站直，目光严厉的注视着整个队伍。
说来也怪，这 160 多人很多都是文革运动中各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和活跃人物，即使在学校复课闹革命时也没有将老师放在眼里，像我这种哪派组织都不参加的逍遥派也都学的吊尔郎当起来。可是此时一到王干事面前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都乖巧听话多了。
那块空地不大，我们很难按照王干事所要求的站成整齐的两排。由 于还没有分班分排，人们都是和自己比较熟悉、关系好的同学凑在一块儿站在一起，也尽力在有限的地方努力那样做着。
寂静的旷野里，不时地发出我们手拎网兜里的脸盆在互动中发出碰撞的刺耳声。我也是在一 帮初中生中间随便一站，却一时想不起他们是哪一班哪一年级的。“你们冷吗？”王干事平和地问了一声，队伍中立即有人回答说不冷。
其实王干事并不需要我们回答他，而是要以此作为给我们上一课的启口。“到了这里，你们就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我们 军垦系统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是战士就要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 神！这种天气算什么？你们还要做好应对更加恶劣气候的准备！”王干事将声音提高了八度，一句一个惊叹号，一改之前的笑容可掬之态，一脸的霸气和狠劲，那口吻是不容置疑的。“我们马上出车站，有汽车来接。”王干事命令道，“上车时不要拥 挤，一个跟着一个的上，一辆车坐满后再上第二辆车。现在听我口令， 向左转！出发！”
就为王干事说话态度的瞬间变化，大伙儿心里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又 陡然而起，却有些敢怒不敢言，只是在私底下低声骂道：变色龙！我们对王干事包括我们即将要去的生地湾农场——农九团的干部的印象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了。心想，原来都是伪装出来的！
酒泉火车站广场很小，却很空旷，四周没有任何灯光，就像是在一 片荒野里。在昏暗的路灯下可以隐隐看到五六辆裹着帆布蓬的大卡车， 我们顿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凄凉！心想怎么这样荒凉啊。我们虽然没有来过西边，但从地图上都知道酒泉古称肃州，如今也是一个专区所在地呀。在内地，即就是一座县城的车站也是灯火通明，四周多少有些店铺、旅社、饭馆以及流动的人群。可这里什么都看不到，也许是太晚的缘故，但酒泉对我们的印象一点都不好。
不一会儿，我们都挤上了车，车内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大伙挨个 儿将自己的行李铺满车厢，就往自个的行李卷上曲膝一坐，就算是就绪了。坐在车厢后面的同学落定后顺手将帆布蓬的车帘往车厢里一掖，说好啦。
大约十来分钟后，就隐隐听到王干事喊着让车出发的声音，车的发 动机轰轰轰的响了起来，我们一车厢的几十位同学开始活跃起来，你一 声我一句地叫骂着。“他妈的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怎么什么都看不见。”“跑啊！还是回兰州去！” “回啊，回兰州！嘻嘻嘻.......” 我也随着大伙儿哈哈笑着，但我不会打合声。
车厢里坐了那么多人， 许多都是生面孔，谁敢肯定不会有人打小报告？既然已经来了，还是安 稳一点的好，不要在大的方面犯错误。这是我的底线。
记得 1966 年 8 月，我和张苏彤、龚正等班里几个关系最好的同学 相约一起去北京进行所谓的告状，即告兰州大学李贵子之流在我校如何煽动学生打教师这种行为到底对不对？符合不符合中央的精神？
那时大串联还没有开始，而且毛主席在 8 月 18 日已经接见过一次红卫兵。我们去的阻力非常大，学校里很多同学都指责我们是逃避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几个还是那么坚决的踏上了进京的火车，一上车才发现要去北京告状的不止我们这一拨，还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
列车一过定西就开始查票，我们这些人当然都是无票乘车的，但我 们却理直气壮，说我们是要到北京，到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告状去的，看看象我们学校目前这种搞法符合不符合中央的精神，兰州大学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这样煽动搞武斗到底对不对？
列车员是位 30 多岁的
男子，好像非常理解我们似的，并没有赶我们下车，而是将我们带到车长办公席，让列车长处置。在列车长那儿我们看到和我们一样的好几拨中学生。
列车长也是一位30 多岁不到 40 岁的中年男子，他耐着性子听我们一个个讲完各自的理由，最后同意我、张苏彤、龚正几个可以继续 前进，而将另外几拨劝下了车。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距离天安门很远的地方——石油学院。张苏 彤由于在北京有他父母的老战友，住处也比较宽敞，就没有同我和龚正同去石油学院。不过每天我们都约在一块儿去主要街道和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看北京的大字报可比看兰州的激动多了，许多矛头直指中央一些领导人，已有点刘少奇、邓小平名的大字报出现，看得我们心惊肉跳。
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啦！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在北京，又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一伙街道上的混混似的青年男子，胳膊上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手持短木棍，拦住一位骑自行车的干部模样是年轻人，指着他的自行车非要他拆下自行车上的“飞鸽”标签，说那 属于“四旧”。
那个年轻人不服，要他们说出怎么就成了“四旧”？那几个所谓的红卫兵说不出来，但仍就那么蛮横，说没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四旧”那就是“四旧”，抡起短棍就朝那年轻人打去。
我们几个傻眼了，原来北京比兰州还野蛮，还能打人，而且打得更凶！最终那些红卫兵还是将那人自行车上的“飞鸽”标签强拆了下来。
我们走进一家小商店，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男营业员，左胸口戴着 一块手机大小的白布条，上面用黑字写着“我是小业主”几个字。我们不禁一愣，满脸的诧异。而那位老者倒也显得比较平静，告诉我们说， 他家解放前就开着一处小铺面，也雇过伙计，有剥削，现在应该接受改造。
我心里在想，这就是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又去了郊区一家 国营工厂，了解了那里的运动情况，还和几个工人代表进行了座谈，觉得他们还比较文明，谈吐也有些水平。心想产业工人就是不一样。
8 月 31 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可事前我们一点不知道， 只听说天安门广场戒严了，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龚正的父亲是某央企驻兰办事处主任，正好来京出差，到石油学院找到我们，将天安门广场已经戒严的事情说给我们，劝我们赶紧回兰州，免得弄出什么麻烦。
我们没主意了，又来不及和张苏彤联系，于 8 月 30 号晚上就离开了北 京。回来后听到那原来是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才戒的严，真是好后悔噢， 错过了一次目睹伟大领袖的绝佳机会。为此我没少埋怨龚正。
在北京那几天，我们还真的做了些认真的调查、学习，也感到学了 不少知识，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回来后，我们三个 一商量，也组织了一个红卫兵战斗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那时就看谁能打出最响亮的名称，没料到我们的通告一发出，就发现高中的也发出了一个类似的通告，他们的战斗队名称和我们完全一样，也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于是高中的头儿赵军找我们商量，说是既是同名，不如合并为一个战斗队，人多力量大嘛。
我们到底年轻，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更没有想着什么领导权，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服从高中同学的领导。没想到，过了几天赵军找我和张苏彤，说为了组织的纯洁性，让我们俩离开。
因为他们已经去我们两个的家长单位了解过，我们的爸妈都正在被批斗。当时我和张苏彤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一想， 不对啊？原来有人对我俩动了心思，对赵军说我们俩的家庭有问题。真是关键时候朋友也会出卖你的！自那以后，我任何组织都不参加了，而张苏彤却并不甘心。
车厢里，人们照样那样戏谑的调侃着。但我似乎已经意识到，这种 谈笑就潜藏着某种玄机，有人就是准备如何逃走，有的人索性连户口都没有转，而是随身带着的，见机行事。
约莫二十分钟后，汽车进了酒泉县城，大概是子夜时分，那里还可 以看到街道的路灯和沿街房屋里射出的星星点点的亮光。汽车开进一个像是停车场的地方，王干事招呼着让我们下车排队，领着我们七拐八拐的走到一座大院内，说是师部在酒泉的招待所，要我们在此休息一宿， 第二天再赶往我们最后的目的地——生地湾。
那天由于夜已深，我们都来不及仔细观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招待 所，地处什么位置，稀里糊涂的睡了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就又乘车往前赶路。因为坐的是大篷车，总感到是在夜间行走似的，同学中没有一个戴手表的，也搞不清是几点几分，完全凭感觉。
坐在车厢后的同学偶尔撩起被捆绑着的帆布帘，透过半扇撩起的帘子，我们看到汽车好像又 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戈壁，外边既没有如同内地的村庄，也没有发现绿色的麦田、树林，到处都是一片泛着土黄色起伏不平的土包，上面覆盖着 一层依稀可见的白雪，露出稀稀疏疏的一些小树枝样的杂草，眼前偶尔 掠过几座泥土房子，完全不像内地的村庄那样有规模、齐整。
我们心想， 这儿的农民怎么这么少？也许是都被甩过去了，我们在大篷车内什么也看不见。“真他妈的鬼地方！怎么是这个样啊？” “跑啊，回兰州。嘻嘻嘻.............”还是那小子，戏谑的挑逗着， 嘴一咧，露出两排大黄牙，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牙。我认出他了，在 学校操场上常和我们一起踢球，而且还踢的不错。
他叫罗长明，是初一 的，家住兰州医学院。据说父母早逝，跟着姑姑在一起生活，姑父是学院的一位讲师，肯定不会是贫下中农出身，运动中自然没有少受折腾。于是，罗长明也就被发配到农建师来了。
我虽然与罗长明不是很熟，但我料定他也就是嘴上那么一说，起个 哄，真的放开让他跑，他也未必跑。
他在兰州无依无靠，从小生活都是受姑母姑父恩惠，如今家中唯一扛大梁的姑父都进了牛棚，他跑回去能干什么？除了图自己一时嘴上的痛快，真的回去养他供他的姑母姑父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想他应该是清楚的。
在农建师他起码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用再让姑母姑父供养。其实最想跑的人倒是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此刻我不敢断定他们就是这样想的，但我对我的这个分析还是很自信的，他们大都是军干子弟，家都是兰州军区的，只因军内也在揪走资派，他们的老爸没逃过这一劫。
这几个小子，在文体上面没有什么特长，因而在学校里并不起眼， 熟知他们的人并不多。兰大附中是省属重点中学，与师大附中、兰州一中同属一个档次，备受社会青睐。
平心而论，兰大附中学生的学习可能不如师大附中和兰州一中，但在文体上却比他们强多了，特别是高中的，有好多个在兰州中学生里都是颇有名气的运动健将，如杨江河、李天锡、 李小丁、王大竟等，那都是人人敬佩的人物。
只要他们一出现，立刻就有许多人会投去敬重的目光，用现在的话讲，他们的粉丝很多，因而也将整个学校的体育之风带起来了，凡是常在运动场上跑的人物都被同学们高看一眼。
而这几个小兄弟在学校操场上很少露面，大伙儿怎么能知道他们呢？倒是在闹红卫兵时，由于是军干子弟，穿着父辈的一身黄军衣耀武扬威了一阵子，因而大伙儿都知道他们的来路了。
我们班的安解 放就是一个。这小子很特别，按说其父职级也不低，大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可他既在闹红卫兵时也不参与，复课闹革命时也不起哄，一向独来独往。
其父被挂在文艺黑线上，因此他也不可避免的被划拉到第三种人里面，被发送到农建师。
这小子特有心计，来时就没有转户口，也没有带行李，就两个肩膀扛着一个头，背着个黄书包来了。说是先看看再说，因为军队的运动到底不像地方那样残酷，他们的老爸挨整的程度也相对较轻，还有一点点人身自由，只要有机会，他们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儿女在农建这种地方长时间呆下去的。
一会儿，汽车开始频繁地颠簸起来，好像驶进了无路的戈壁滩。透 过帆布篷与车厢的缝隙一看，果然如此，汽车就是沿着无数车轮碾压过的便道上，在颠簸中缓缓前进。
大伙又发出一阵怪叫声。随后，大篷车内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人们闭着眼睛想着各自的心事，有仰着头的， 有趴在自己曲起的双膝上打盹的，我却静下心来想着自己的事情，怎么 办？真的要在这里永远呆在去吗？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无从而 知。
去农建师的事情在我的人生阅历中应该早就出现过，不算 1966 年 春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之前的我们班的那次大讨论上我表过的态，就在当年秋季，农建十一师在兰州招人时，母亲就郑重其事的对我提出过，她要我认真考虑去农建师的事情。
母亲告诉我，药厂安总家的老二儿子和我同龄，人家在 1965 年就报名去了，说在那里情况还不错。母亲给我提示说：看运动这情况，还不知要搞到什么时候，爸爸的问题现在不但没有解决的可能，而且看上去越来越麻烦，再继续读高中行不行？能不能考得上？
听你姐来信说，西安你那老爹更麻烦，早已被关了牛棚， 你也就不要再指望他了。母亲说的是我的生父黄俊耀。（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