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作者十四岁小学毕业便失学，被安排至重庆长寿湖农场当童工，时逢大饥荒，几致累死饿死。丧失体力后于一九六二年又被捏造罪名开除工职送四川省筑路支队（四一五信箱）劳动教养，解教后强制留场就业。
一九七三年调至四川磨床厂（成都监狱）。一九八零年平反，在四川磨床厂退休。
孙海纳与母亲、姐姐和哥哥摄于1955年
以下部分为接续上篇内容自述：
《红楼梦》是一本好书：刻划人物深刻传神。除了有生动细腻的文字描写，还有很多吸引人的故事：对北京当时的民间风俗也描写得很生动，还有许多中医学知识和养生知识。我起先看红楼梦只为消磨时间，但后来越看越有感触，特别是一些诗词。如：“勘破三春景不长。衣顿改昔年装。可怜绣户候门女。独卧青灯古佛傍。”深感今昔对比，不胜凄凉寂寞之感。其他如：“白杨村里人鸣咽，青枫林下鬼吟哦”“连天衰草遮坟墓”“春荣秋谢花折磨”等，虽然温暖的冬阳暖暖的晒在身上，却有不胜凄清之感。
邢健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养鱼队的下放干部，三十来岁，还未成家，所以春节也不回去，他始终是一副吊二郎当的样子。有一天偶然碰到了，那天他载了一頂遮阳帽，前面压到眉毛上，后面露着后脑勺，使人感到他不是戴帽子而是頂着一顶帽子。
他大大咧的问我：“小伙子要回去过春节吗？好久走？”我说：“我不回去。”大概这个回答出乎他的意料：“为什么？”我低下头说：“我妈妈是右派，在南岸一个农场劳动，我无法回去。”
他一时没有说话，我转身准备离去。他顿了顿又问：“你多大岁数？”我说：“刚满十五岁。”他看了我一会，说：“我买了一个阉鸡，等过年杀了请你吃。”说完之后转身走了。我未把他这话当一回事，我和他并不熟，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
可是过了十多天，大约是腊月二十八，要回家过春节的基本都走完了，生产也很放松，处于半放假状态。晚上天黑以后，他来找我，说鸡已炖好了，叫我过去吃。我当时既意外又吃惊，我认为是他一句随口说的话他竟然很认真，当时即使打平伙也是大家动手。可他是一个人把鸡炖好了才来叫我去吃现成。我当时十分感动，却什么感谢的话也设有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现在想来他对我就是一种同情。同情我年记轻轻，孤身一人飘零在长寿湖农场，春节也无法与亲人团聚。仅仅是同情，便有这样的举动，使人感觉他颇有几分侠义心肠。在当时粮食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粮食非常宝贵，而鸡肉则胜过粮食数倍乃至数十倍，能请谁吃一顿鸡是非常非常大的人情。
我们都已吃过晚饭，所以只是吃肉喝汤。吃完后我向他借了一套《红楼梦》便告辞了。
邢健很有个性，在二工区是一个较另类的人。象买个鸡喂到过年杀来吃这件事，全农场恐怕独一无二只有他一人，别人都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即使有，才经过“反右”和“反右倾”都怕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好吃懒做”沾边而觉得不合时宜，可邢健就不理这一套，我行我素买了一只来喂。
再说，当时市场物资很紧张，别人想喂也买不到。他平时吊二郎当，常常牢骚满腹，说一些不合时宜，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但他说话很有技巧，领导想批评他，又不能准确的说出个子丑寅卯，不批评听着又不合时宜。领导曾经试过劝告他要严肃一点，不要太随便。又被他花言巧语的支吾开了。虽是东支西吾，却又合情合理，合乎逻辑，反使领导无活可说。
他的出身，历史都没有问题。再说他表面上也不是反对领导，因此领导也觉得对他无可奈何。大家有时也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说的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觉得他就是一个口无遮拦，快人快语的人。
实际上，邢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五月份双抢时发生的一件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天我们到桃花凼去收麦子，桃花凼是二工区下属的一个点，田、土都有，各有几十亩，还有一个近百亩的大堰塘，从二工区坐船去大约要四五十分钟。平时没有驻人，只是在收、种的时候派人去。这些田、土、塘都和公社的田土相连。因为在灾荒时期，平时又无人驻守因此塘里的鱼和田、土里的庄稼，常被农民顺手牵羊，我们去收麦子时麦地里常会东缺一片，西缺一片，就象个癞痢头一样。
双抢时收工都很晚，天黑才收工。等大家收拾好工具和把收的麦子装上船，天已很黑了。就在我们上船的时候，不知从那儿钻个农民小孩出来说有人打了他。过了一会来了十几个农民，手里拿着锄头扁担挡着大家不准上船，气势汹汹地喊叫着交出凶手。大家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但马上明白被讹上了。
只听见一个高声大嗓的人大声叫骂：“谁打人的出来，一个学生娃娃才十多岁又没有惹你们，凭什么打人·.”他们好象觉得估了上风，更来劲了。我们七嘴八舌的说没有谁打他，我们才下班才过来，我们不会打人，天黑了我们要回去等等。僵持了半个小时，他们始终挡着路不准我们上船。带队的队长，还有组长，党员，下放干部等轮番上阵。劝说，解释，商量等都没有用。他们只是大声叫喊，要交出凶手，不然谁也别想走。
见僵持不下，一直在冷眼旁观的邢健开口了。他声音清晰，语气词平和的说：“大家听我说两句。你们是延龙公社过龙大队的吧？你们大队的书记叫某某吧？你们某书记我认识，我们常有联系。还有你们公社的某书记我也认识，前不久我们还一起喝茶嘛。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去请你们公社的某书记和大队的某书记来，一起到你们大队来或者到你们公社去解决。
你们实在要人也可以。但是你们谁是负责的，你给我打个收条。我们的人交给你们，等问题解决了你们必须完整的把人给我们交回来。你们还得管饭。人还不能饿着不能受伤。如果饿了或受伤了谁打的收条谁负责。这是法律程序，必须这样做。
另外，俗话说“外伤过得看，内病吃不得饭”刚才说被打了的人要去验伤。我们农场公安局的下放干部中就有专门验伤的人。如果你们对我们信不过也可以找长寿县公安局的人来验伤嘛。我们是国营农场，真正打了人，我们也不会包庇任何人，等查清楚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这么大个农场搬不走跑不了，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我们今后还要长期打交道，还要长期相处，还是长期的邻居。有问题总要合理合法的解决才行。今天太晚了，我们回去还要划一个钟头的船，有问题我们明天解决。我们回去就给你们公社某书记打电话，约他明天来解决。我们的领导也会来。我在县公安局也有熟人，可以把县公安局的人也约来。你们谁愿意打收条的请过来打收条吧。现在大家上船回去。”
其实这些农民是人穷气大，灾荒年辰吃不饱饭。借着找农场生事发泄一股无名邪火。现在被邢健一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咋咋呼呼的话说得一楞一楞的回不过神来。趁着农民楞神的功夫大家上了船把船划走了。那天回到二工区，已近十一点了。第二天再到桃花凼去，那些农民也没有再来生事。
邢健凭自己的能力把棘手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没有落个好。当然也没人批评他，这件事就这样自生自灭了。因为邢健的办法很不正规，他说的那些话也不能认真，可是对待那些无知痞民的无理取闹，还只有这样办才能解决问题。这件事说明了邢健的能力，也说明了领导对他不能放手也不能抓紧的原因。
可是邢健在1962年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时还是被处理了，罪名是“投机倒把”，因为他在六一年五月份将自己的罗马手表与农民换了一百五十个包谷粑粑吃了。他和农民说得很详细，包谷粑粑是三个一斤。他每天晚上到农家去吃两个，共吃两个半月，他还特别关照那个农民不要向别人说。罗马手表是名牌手表，在五十年代要卖几百元一只，换一百五十个包谷粑粑显然是很不划算的。
那个农民没有向别人说，邢健本人也不会给别人说。但是后来还是被别人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邢健有表，大家有时会问他时间，开始时他哎哎吾吾的说没有戴出来。次数多了干脆就说掉了。有些人就有些怀疑，那么贵重的东西，掉了为什么没有听他说过呢？后来发现每天晚饭后都要到一个农民家里去。就估计他是拿手表做了交易，便也不再问他时间了。但有人追问他手表的去向，他才吞吞吐吐的说拿去换一百五十个包谷粑粑吃了。那时二工区的支部书记已将苏新换成了一个姓杨的女的。杨书记还替他婉惜说论其价值十不及一。
到了1961年底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三反运动时，却将这事作为一个问题要求他作检查。邢健说我这有什么检查的，我是拿自已的东西换包谷粑吃，我又不是盗窃。本来大家也觉得这不算什么问题。觉得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无奈在“运动”的压力下或默不作声或不痛不痒的说两句。可偏就有人说他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邢健说：“我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呢？我又不是甲地买来乙地卖，也不是低价买来高价卖，我也不是用普通东西换别人的贵重物品，要论价钱来说我还觉得我亏得慌。不是肚子饿谁愿意这么办？”
有些理论水平高的人又分析说：“你虽然下放了，但是你还是干部身份，是有组织的人，应该是有觉悟有政策水平的。你虽然是拿自己的东西去换，趁着国家有暂时困难时这样做，说轻一点是见不得人的黑市交易行为，违反了国家的市场政策，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过了几天，宣布了对邢健进行集改，送到东风农场去了。
集改也许是重庆市的创造，别的地方不知有没有，是仅次于劳教的处分，可以开除公职也可以保留公职。集改是将有问题但还不处理劳教的人集中管理，集中劳动。纪律制度非常严格，虽然还没有动用法律。但比一般单位和街道、农村管理五类份子还严格，是一种准劳教制度。为了实行集改，甚至专门成立了了几个农场，统一取名为东风农场，在前面冠以地名，叫某某东风农场。
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用自己的东西换取一点食品，并且吃饱了体力好一点还是用在农场的生产劳动上，如果理智的分析，应该是有利国家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年代却被认为是錯误，不知现在的人会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事！
春节过后，回家过春节的人都回到农场，从大家的闲谈中我吃惊地知道重庆现在的社会秩序比三个月前乱了很多。现在重庆出现了重庆人称为“抓精”的人，直捷了当的说就是抢食物的人。比如有人拿着馒头、包子在吃，冷不防傍边伸出一支脏稀稀的黑手，眨眼之间就将馒头抢了，你还没有反映过来他已经把馒头吞下了肚。即使有人反应快将馒头抢了回来，可馒头已经脏稀稀黑乎乎无法吃了。
有人在馆子里吃饭，冷不防一支黑手伸过来将饭抓一把就跑，一面跑一面将饭向口中塞，并且马上就吞下了肚。而碗里剩下的饭也黑乎乎的无法吃了。其至滚烫的稀饭，面条也有人抓，抓了就向口中塞也不怕烫。
有人说，重庆最大的菜市场大阳沟菜市场有高级菜卖，每份十元。菜里面大约有三两肉，还有一酒杯化猪油和一些蔬菜。菜已经洗好切好。拿回家直接下锅。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二十多元三十多元一个月。这样贵的菜谁买得起？据说买这些菜最多的是拿定息的资本家。
还有人说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现在重庆黑市上什么都有卖的。黑市是当时民间的说法，意思是政府禁止的交易场所和交易行为：而且其价格也比政府定价高出若干倍。可是按政府定价买不到而百姓又确有需求，这才出现了“黑市”。
“黑市”在百姓口中就是一个名词，并不认为黑市黑。相反老百姓还认为这是对正常渠道达不到的需求的一个补充，是必需的。比如粮票卖四元一斤，布票，糖果票等票证都能买到。另外衣服，床单，被套，棉絮都有卖的。也有许多毛料衣裤，手表等等东西，只是价钱贵得稀奇。食品也时时有卖，煮熟的红苕就卖八角钱一斤。那时大家工资都不高，所以有些人就将自己的东西拿到黑市上做以物易物的交易。这样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倒退。因为只有有远古时代或严重通货膨胀时，或物资很缺乏时，货币不能发挥正常作用，才能催生以物易物的交易行为，才能催生黑市的繁荣。
想不到我离开重庆才三个月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
转眼之间到了九月份。为了迎接国庆节，种畜站准备放一个卫星，以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伟大的、正确的。饲养组喂了一口卫星猪，这头猪在七月份已经长到七百斤了。为了保证猪不掉膘，二工区支部决定每天给这只猪配三斤玉米面。当时这只猪已经肥得站起来都费力了。又特别安排饲养员对这只猪特殊照顾，每天都要用清水给它洗澡散热，保证它健康生长到国庆节。我当时对这只猪羡慕得要死。
我想一只猪每天有专人照顾，还給它洗澡，每天三斤粮食，而我每天头頂烈日劳累不已还只有七两粮食，累得要死饿得要死。真是人不如猪。
从春节吃过肉之后，端午节吃了三两肉，一个盐蛋。现在的希望是国庆节，我们都盼着国庆节早点到來。也希望那口卫星猪能多长点肉。肉多点或许每个人能多吃到一口？
喂养这口猪的人叫周淑君，女的，五十多岁了，下放干部。她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她都要表现一下自己，非常得瑟。大家对她也报之以微笑。由她说，不论她说什么大家都不反驳她甚至附和她。连一贯严肃的苏新也亲切的称呼她周大姐。可是我总觉得大家的温情脉脉只是对她的一层面纱而已。
有一次一件事情使我立刻对她十分厌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