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简介：1967年兰州十中高中毕业；1968年12月分配至甘肃林二师二团东华池牧场凤川分场高庄生产队；1972年调至3512工厂学校任英语教师。1978年考上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带薪学习四年；1982年分配回3512工厂，历任英语教师、翻译、外贸销售处处长等职务。2002年正式退休。
本文内容根据本人自述整理：
1、奔赴农场
文革后，我们这些学生已两年没有学上了。1968年12月，我们响应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奔赴农村去经受锻炼，接受再教育。当时的我思绪万千，也有不少悲观的想法。但想到那么多的农民能在农村生活，我们怎么就不能。
那一天，第一批插队知青要走，我去送行，天上了一丝丝阴云。准备奔赴农村的知青满满当当挤了一车皮又一车皮。而前来送行的家长、亲友和即将离兰来送行的同学也在站台上站得满满当当。
家长对孩子的嘱咐声、同学之间的道别声，充塞在站台的空间。之后，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叫声，引来了震天的哭声。
我们向林二师挺进的这批知青走时，就没有第一批下乡的知青那样的令人震撼的悲壮场面。不少同学接受了教训，不让家长去送，想自己潇洒地去走。
1968年12月17日是我们这批兰州知青去往林二师二团东华池牧场的日子。由于是冬季，对我们的安排是先坐火车到咸阳，然后乘汽车去目的地。而不是直接从兰州坐汽车翻越六盘山去东华池。也可能是考虑到冬季六盘山的积雪，路不好走，才这样绕南而行的。
汽车经风翔路口，过董志塬，钻进了连绵不断的山里。好像永无走出山沟的意思。终于我们的车在那天刚擦黑时，来到东华池牧场凤川分场。
因为知青们要按名单安置到各个生产队，我们在分场停留了一阵。知青们心里很茫然，不知该去哪里，哪里才是我们的家。有一辆车停在了我们面前，车上跳下来一位穿一身白衣服、黑色雨鞋的人，听口音是河南人。紧接着有人宣读了高庄知识青年的名单。以王学文、朱邦安为首的男生一念到名字就顺从地跳上了汽车，因为王学文和我都是大砂坪劳改局的娃们，所以我也就自然地上了车，上高庄的知青都毫无任何异议地依次上了车。
载着我们二十一名知青的汽车又驶入眼前的一条山沟。这接近终点的山沟更是有了山沟的特色，夜色中，窄窄的道路两旁是排排参天大树，笔直地立在那里。
车厢两侧黑黝黝一片，隐约只见树木连着树木，一直绵延到山顶。仰面朝上望，只见一线天细细地伸向前方，这一线天上的仅有的一点光亮将我们引导到了我们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高庄。
2、落户高庄
高庄坐落在蜿蜓无尽的子午岭北麓的一个小山沟里。从华池县（柔远城子）往东，继而往南，途经老爷岭、二将川、山庄、林镇到达东华池。
东华池往南是一条较开阔的山沟，分别通往豹子川和平定川，东华池往西过梁咀、纸房就到了凤川。沿凤川往西偏北经孟崖洼，过旧城子到山谷的尽头是油房塔。而偏南一点较小的山沟称之为小凤川，沿沟经木桥到山沟的尽头就是高庄。
我们兰州十中的知青就全部分布在大、小风川这两个大山沟的五个生产队，算是落了户。每个队的庄稼地都是依山而铺开。依山沟的宽窄、平缓开垦成了大块可机耕的台地或小块不可机耕的山坡地。各队的农工就在各自的庄稼地里辛劳耕作。
东华池山区属子午岭林区，当年山上灌木、乔木种类繁多，山上山下到处郁郁葱葱，林中多是直插蓝天的参天大树。由于高庄紧靠子午岭支脉木瓜岭，所以我们这片山林也非常茂密。要去山里捡拾木耳或采野果比较费劲，往往会被山坡上的梢林阻挡缠绕，大树下横七竖八的树枝会绊住你的脚步。
记得山上的野杏树、梨树、樱桃树很多。夏天阴历七月，玉米粒经雨水淋湿，还未等磨成面粉，已经酸得不能吃了，所以这时人们往往捡拾杏子吃。我们住的炕上半炕住人，半炕堆放杏子。羊在山上吃杏，牛也吃杏，牛羊拉出的都是杏核，场院里堆放、晾晒的杏核随处可见。
那时大小山沟里流淌出来的水很多，汇聚到川道里可形成迈不过去的小河流。由于受气候条件所限，这里只生长玉米等杂粮作物。听说总场附近的沟口还能长稻谷，而我们风川和大多数山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口粮百分之百的是玉米面。过年每人才配给几斤白面。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虽然只有玉米面，但我们还能吃到看起来像白面一样的饸饹面。这里的玉米多是白玉米，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把玉米面磨好，白玉米面里把磨成粉的榆树皮掺进去，压出的饸饹又长又白，看起来跟白面一模一样。再加上漂着一层红油辣子，真是味美诱人。这也算是山沟里的美味佳肴了。
高庄队的队长叫何学武，人长得很精干，也很能干。会计是杨贞彦，耳朵有点背，人称杨聋子，为人忠厚又很爱学习。他是个完小文化程度，但自我们去高庄后，我们看的一些小说他常借去阅读，还时不时地与我们讨论书中人物、情节，有不识的字或不懂的词便问我们。
经常与我们讨论一些外边的事情，显然对山沟以外的世界很感兴趣，很好奇，求知欲很强。正因为如此，自然就与知青走得很近，同学们到小河里去洗衣服，他也经常去凑热闹。
他常说跟学生们学习洗衣服真好，肥皂洗掉了汗味，洗去了污垢又干净，又舒服，又好闻。杨贞彦的求知好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2005年我去华池讲课，还专程去看望杨贞彦和何队长。杨贞彦去他女儿家了未曾谋面，很遗憾。何学武队长当时已患心脏病，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哭了，流了好几次泪。后来听说何队长去世了，我很难过，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临终前我还见了他一面。
我们虽然是下乡但不同于农村插队，每月还有二十块钱的生活费，总算是不完全靠家里养活了。
那时人们还很穷，吃穿标准都很低。虽然我们是从省城里来的，平时穿着也都是补丁摞补丁，老职工们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队的老职工都很善良、朴实、可亲。就说队里的猪倌马凤英吧，非常憨厚，平时总是大大咧地，但她对知青的关心却很细心，有点好吃的总忘不了分给我们大家吃。
记得那年夏天很热，一天马凤英一个人正光膀子在猪圈外干活，圈里的猪也热得不愿呆在猪圈里，拼命地挣扎出栅栏，要到沟里的小河中去冲凉，只见没来及穿衣服的马风英光着上身，嘶喊着去追猪，俨然旁若无人。让我们见识了当年在城里很少见到的场面，堪与英国伦敦边温布利球场的裸跑人相媲美。
我去过的生产队每个队的建设格局基本一致。大多是把山劈成陡壁，然后挖出一排窑洞。设有队办公室、老职工宿舍、知青宿舍，另有厨房、炭窑、柴房等。我们高庄知青住了三孔窑洞，何学武队长住在知青窑洞旁边。窑前有一块平整且很大的场院，是大家平时难活动的场所。
休息时我们经常在场院里跳绳、打排球、打篮球。靠场院边上是一排玉米篓子。玉米篓子很高很大，周围是几根柱子，在柱子约一米高处用木料制成篓底，整体是用手腕粗细的枝条编制而成的圆形的存放玉米的容器。
这种玉米篓子高大透气，玉米棒子存放在里边，不潮湿不发霉完好无损，直到来年新玉米收割回来前才清仓修整，以备装新粮。
一排篓子里盛放的玉米要足够全队人吃一年的。为了方便知青，队上在场院的另一头拉了又直又长的铁丝，供我们晾衣服、晒被子。
第二年分场组织基建队又为我们知青在场院下方的一块平地上修建了一排知青宿舍。因为冬天这里没有火炉可生，睡的依然是土炕，寒冷的冬季只能烧热炕抵御风寒。
我们搬进新建的土坯平房后离沟里的泉水更近了。我们可以经常去小河边玩，水里有小鱼、小螃蟹。春天山坡上有草莓，当然那天然的草莓没有现在人工种植的草莓个大，但也酸甜可口。
每天傍晚从地里收工回来，走在那唯一通往外面的马车路上，周围是一片片庄稼地，远处是看不到边的树林，层层叠叠。耳旁泉水叮咚作响，间或有山上的野鸡扑腾飞翔，尾巴扫落的小石头扑咚扑咚跌落到水沟里泛起涟漪，使人回味无穷。想起来我们当年的生活环境比起插队的同学还是要好许多。
3、高庄知青
我们高庄有二十一名知青，由十二名十中学生、九名女中学生组成。其中高中生十四人、初中生七人。我们队的几个高中男生都肯吃苦、乐于助人，高中女生也积极上进、肯帮助人。以大带小，以大帮小，高庄队的气氛非常好，大家情绪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现在想来我们高庄队这些知青由高中带初中，大小搭配的效果是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这种氛围铺垫了高庄队知青的人生轨迹。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年就有几位知青考进了大学，几乎所有高庄知青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或直接进大学学堂，或进修，或自学，都拿到了一定的文凭，得到了深造，为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凤川乃至整个东华池的知青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一批人，高庄以王学文、朱帮安、李仁勋为首的男生在凤川是最值得称赞的。无论是在挑肥、翻地、扛木头、拉架子车等苦活、重活中，他们都是迎难而上，冲锋在前，再苦再累也毫不退缩。
我们是冬天到的凤川，那时正值送肥时节。当时挑肥的筐比较浅，但很大，一担肥从粪堆那边挑到地头很沉也很累。可是以王学文、朱帮安、李仁勋为首的高中男生，挑着满满的担子不知停歇。
女生和年龄小的初中生也不示弱，毫不惜力，奋起直追直到收工。其实对从未干过农活的学生来说，无论对二十出头的高中生，还是对十五、六岁的初中生来说都是一件重活、苦活。挑上一趟就汗流浃背了，挑上一天腰困、肩酸、腿疼，一天下来坐下再不想起来。
当时的知青不论大小，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又干着那么重的活，吃得多那是自然的。男生一般吃饭时都是一手端着一碗玉米面汤，一手筷子上串着几个“铜锤”，唏哩呼噜地喝汤嚼馍从不管好坏，唯一的要求是要吃得饱（“铜锤”是知青对我们当年吃的玉米面馍馍的一种戏称）。
一般男生每顿吃四、五个“铜锤”，女生吃三、四个“铜锤”都是很普遍的。高强度的体力活，不吃饱是撑不下来的。那个时候只觉累和饿，顿顿玉米面馍也没感到难以下咽，而是吃得香甜可口，真是饥不择食。那时正值冬季没菜，上顿下顿玉米面还感觉很好，也没有不想吃，也没反胃，真让人奇怪！
在林区烧火做饭全用木柴，因此隔几天我们早上就要去山上扛一趟木头。上山时我们尽情地饱览着大自然的美景，乔木灌木错落有致，红、绿、黄各种颜色随着季节变换，构成了山区特有的景色。
山色秀美，空气清新，踩着松软的落叶小路，听着鸟儿欢快地歌唱，令人心旷神怡。
到了严冬，气候寒冷，霜雪尽染层林，人呼出的哈气瞬间在眼角、眉稍、头发及汗毛上形成了薄霜，扛木头时大家相互看着满脸的霜花互相打趣，山谷里时常留下欢快的笑声。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曾经看到山谷中一棵大树被雷从中间劈开，一半躺在这边山上，一半躺在那边山上，据说这样的树在山顶上和山谷中躺着很多，可见子午岭当年真称得上是原始森林。
可惜子午岭绵延不断的原始森林，七、八十年代被砍伐殆尽，2005年我重返子午岭，已全然没有了当年森林的踪迹。大树都变成了小树，连山谷里的小河也变得只有尺余宽了，已然没有了树木茂密泉水叮咚的景象，我心痛了很长时间。
尽管我在高庄的时间不长，但高庄的知青个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脖子长腿长的六七届高中生王学文憨厚、朴实、聪明好学，话语不多但却积极上进，乐于助人，是知青中的带头人。
劳动中苦活累活他总是抢着干。每次上山劳动他总是在最前面，梢林里钻两下就看不到人影了，一会又闪现在更高的山坡上了。记得每次看到他从山上下来笑眯眯地冲我们走过来时，怀里总揣着好吃的。
女孩子们最爱的又红又大的樱桃，还有黄澄澄的杏、半红半黄的草莓、半青不熟的梨、还有黑山枣，总能从他怀里变出来。由于他出色的表现，王学文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
比较敦实、力气很大的的六八届高中生朱邦安和王学文关系比较好，两人属于同一类人，又肯干又能吃苦，又愿意帮人，同样的性格使他们走得很近，干什么总是在一起。
他们和同样踏实肯干的六七届高中生李仁勋一样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他们几个男生经常在一起，一起抢着干重活，一起帮大家做要去做的活计。后来又在一起学打小家具，为我们高庄队每个知青做了个小木凳、小椅子，手还真巧！
记得李仁勋那时一有闲工夫就在推刨东西，时间久了腰都直不起来了，经常躬着个腰。青黄不接的时节，没有菜又没有油水，知青们的伙食真有点寡淡。李仁勋就到山里去捉抓蛇，扒皮开剥，做熟给大家解馋，这野味我至今记忆犹新。
斯斯文文的六七届高中生刘丽文看上去很有艺术细胞，拉得一手好琴，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高六七届的王毓良是我们的伙食管理员，精明能干、细致人微，和大家一样从小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在工作中处处体现出节俭的良好美德。
王毓勤、蔡国庆、张文虎三员小将是六七届初中生。个人同是几个大男生的粉丝，和大哥大姐们融洽和谐。由于大哥大姐们的帮助关心，他们虽小但也顺顺当当地度过在高庄的那些艰苦日子。
其中虎头虎脑的王毓清性格开朗，对人亲切友好，走路风风火火，一副朝气蓬勃的模样。针头线脑的活都是大姐们帮着干，而跑腿的事经常是他干。
像大家打球时，每每球掉到沟里都是他跑去捡，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伙食中油水、菜蔬少得可怜，有一天王毓勤步履匆匆地跨步进人厨房，站在当地，对正在忙碌的王毓良说：“怎么没油没肉，过年宰的猪呢？”王毓良说：“我们要细水长流嘛！”王毓勤回敬道：“我们不要细水长流，我们要粗水短流呢！”一个粗水短流使得王毓良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说实在的，在那个物资乏时代，我们都是过来人，吃饱肚子，有点油水是每个人的奢望，更别说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了。他们俩的这段佳话在我们高庄流传很广，每每想起这段往事我都要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还有一段发生在毓勤身上的往事也让人难以忘怀。那年夏季，地里的草锄完了，正是玉米生长的旺季，稍微闲暇了一点。一天中午毓勤赶羊群上山，一会儿铛铛地跑下山来，看见队长在场院里，冲队长说：“羊上到山上都看不着了。”队长没吱声，毓勤进了窑洞。一会儿听队长在场院里喊：“王毓勤还不找羊去。”王毓勤举着剃了半拉的头从窑里跑出来就跑上了山，不一会功夫又跑下山来说：“羊不见呀，找不着那！”气得队长只好自己上了山。
一会从场院里看到了羊的身影，识途的羊群是不会跑丢的。这件事也让我们好笑了很久。
高庄女中六六届的五名高中生都是学校的高材生。闫桂贞的活泼、李丽华的率直、高筱丽的文静、张胜利的泼辣、陈晓青的才气都给全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们个个思想活跃、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在她们的关心、带领下，各有特长的小女生石笑雨、杨佩琪、倪晓林、黄安玲也都平平静静地度过了那几年的农场生活。
现在高庄的二十一名知青都已退休，或安度晚年，或发挥余热，不说有大成就，可每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成就，做出了贡献，没有虚度几十年。而这一切均与在高庄这几年的摸打滚爬是分不开的。经历了风雨，才会见彩虹。
大家聚会时经常谈到，那个时候生活那么艰苦，干的农活也那么辛苦劳累，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也没有累垮，在风雨中经受了锻炼，值得我们永远骄傲。我们有了当年那段大山深沟里的奋斗经历，一生无怨无悔。那段岁月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日子。
4、同学情深
我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家住原中央广场北京包子馆楼上，是家中的独女、小阁楼里的闺秀，与母亲相依相存颇受母亲呵护。随我们一起到高庄后，由于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烈日暴晒、寒风刺骨的气候条件，山大深沟、夜晚黑暗的生活环境，产生了畏惧心理，使她思想上有了一定的压力。
为了让她少经风吹日晒，逐步调整心态，大家让她做了我们高庄第一任炊事员。她也很尽责，一直默默地做着炊事员的工作，整天为我们抱柴、架火、做饭，忙忙碌碌，任劳任怨。
日子随着我们忙碌的农活往前推进，从冬到春，担肥、撒肥、翻地、耙地、播种季节催赶着人们不停地忙碌着。当山谷里开满了各色鲜花的时候，我们的播种结束了，但那时的气候山沟里早晚依然较凉。那天我们收工回来，吃完饭她还在灶间忙着。我看做饭的大锅里还有热水就打水洗头。头刚洗完，只见她急匆匆地一边咳嗽、一边喘着粗气从厨房回到宿舍窑里，扑倒在炕上，一会又把头塞进叠着的被子里。我看着不对劲，就擦了把淌水的头发过去看她，只见她痛苦地闭着眼，呼吸不畅。
我看她嘴都紫了，吓得我立马叫来了王学文、朱邦安、李丽华。顾不得我刚洗过的湿漉漉的头发，赶忙把她拾到架子车上。两男生换着拉车，我和李丽华守在车两旁，一路小跑赶往凤川医务所。
高庄离凤川分场十几里路，道路又颠簸不平，赶到分场医务所，我们四个人已是汗流背，我的头发依然在掉水珠。所幸到医务所后，她的病情就有所缓解。医务所大夫检查后才知道她是灶烟呛造成咳嗽，引起了喉头痉挛，还好，人缓过来了。
那晚大夫留她在分场医务所观察，我们四人返回高庄。第二天我们去看她，经过治疗已好了许多。又过了两天她已恢复得好多了，大夫就让她回高庄休息。在随后休息恢复的日子里，同学们都很关心照顾她，不时有人问寒问暖。
有一天她忽然有点反常。我和她铺挨着铺睡，那天早上她起床后望着人只是个笑，整整笑了一个上午。时而见有人进来就提起水杯子给人泼水，把人家泼得满头满脸的水，她还在笑。后来才发现是她又有病了，看来还不是一般的病。我们把她送到了分场医务所，医务所看不了，又把她转到东华池总场医院。
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月吧，当时她已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我在医院守着她，照料护理了她一个月，队上的同学们也多次来探望，大家都为她感到难过。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得的病是长期的思想压力造成的。在总场医院治疗未见效果，随后组织上又派分场医生高琰送她回兰州的医院治疗。
我回兰州看她时，她刚刚接受过治疗，神态憔悴、疲惫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我心里一阵阵酸楚。还好，以后经过了漫长的治疗，她的病痊愈了。再见到她时，她已为人母，培养了一个很优秀的儿子，同时还照顾着暮年的老母亲。
5、高庄事件
所谓的高庄事件（也被称作高庄集体逃跑）是因我而起的。那是我们下乡的第二个年头，包谷已开始抽穗灌浆，农活已较轻松。每年这个时节包谷地就被野猪盯上了。野猪偷吃玉米胃口特别大，往往是要踩倒一大片玉米，然后转圈吞吃嫩玉米，对庄稼损害极大。
队上很重视，白天晚上人不离地地守看着。男生们晚上轮流去包谷地里值班都要配带猎枪。这时土豆也有鸡蛋大小了，男生们在地里值班肚子饿的时候，就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捡拾些小柴禾放在坑里点燃，烧成灰爆后，几个玉米，挖几个土豆扔在小坑里，埋在灰烟中，上边再盖上土。到地里转一圈回来扒开土，玉米土豆的鲜香味已溢满地头。接着他们就开始享受美餐，开心极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收到一封家信，是我妹妹写来的。说自我走后，爸爸一直身体不好，最近战争时期落下的老病又犯了，胃疼得吃不下饭，希望我能回家看望安慰一下父亲。
我知道父亲一向对我这个老大是很看重的，我一走这么长时间。不知怎么样了，对我的担忧使他有了心病，旧病也接着犯了。当时我很着急，心想一收工回去，就要向何队长请假。但回队将情况说给何队长要求请假时，他很干脆地回答：“不行！现在正是农忙收割时节，不能准你回家。”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在地头我又给何队长说。何队长依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不行！这时我回家的念头、对父亲的思念占了上风，什么也不顾了，就决定连夜走。
随后我去给几个同学打招呼，结果李继军家里有事也催她回去，大家怕我们走夜路不安全，决定晚饭后结伴去送我俩。李丽华、黄安玲、倪晓林，把剩余的一点白面打扫一下，烙了几张饼，准备带在路上吃。
晚饭后稍事准备，我们上路了。我们一行共十二人，分头带了几个手电，悄悄地溜下场院坡路，直奔木瓜岭。翻过木瓜岭，进入了茂密的子午岭森林。十二个人一路急行军，互相呼应着在黑默的密林中行进了一整夜。天蒙蒙亮，出了子午岭，趟过一条河，到了通往西华池（合水县城）的大路上。
途径老合水（老合水是林二师二团团部所在地）没敢停留继续前行。太阳刚露头，我们在河水里洗了一把脸，迎面过来一辆大卡车，我们十二个人那个快，刷的一下在大路上站成了一排，把大卡车堵了个停当。
看来这位司机不是第一次遭遇知青堵车，对着我们大声说，你们这些学生，不让坐也不行，坐也不行，上吧！上吧！我们齐刷刷地爬上了卡车车一开，大家开心地大笑起来，有几个高兴地干脆唱了起来。不一会起风了，强劲的风迎面扑来，丝毫没有减弱我们兴奋的心情，卡车在我们的欢笑中驶往西峰。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西峰林二师师部门口。师部静悄悄的，都午休了。我们进到院里，后院靠里面一点有两间房子，门锁着，窗户开着。我们累得不行，男生爬进一扇窗，女生爬进一扇窗，进窗就是炕，就势倒在炕上大睡了起来，这一觉睡得真香。我被一阵锣锣鼓鼓的敲击声惊醒了，原来是调皮的王毓勤睡醒以后无聊，敲起锣鼓把大家给吵醒了。原来这两间房是师宣传队放锣鼓旗杆等器材的地方。
醒来后我和李继军还要继续往咸阳走，我们就一起去西峰运输公司找顺车。还算顺利，我碰见的是一位方姓师傅，方师傅痛快地答应了，还说他们家也有知青在乡下，挺不容易的，明天跟车走吧。我想就要分手了，劝他们十个人回去，还不知路途如何，就把身上的钱每人两元分给了他们，简单作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各自东西。这一分手我们东西两个方向的人都经历了一定的磨难。事后听到他们叙说分别后的经历，真让我没想到回去的路上他们吃了那么多苦，让我感慨万分。
和同学们分手后我一个人继续西行。因为没钱了，就打算一路从咸阳蹭车到兰州。一开始就有点不顺，绿皮车刚离开咸阳站就查票，三躲两躲还是没有躲过，到葡萄园站被赶下了车。
没办法只好再等一辆。这次我准备蹭到天水再说，上车后不敢进车厢，只好待在两车厢连接的地方。低头是铁轨、枕木、石子，耳边是蒸汽机车的嘶吼声，铁轨车轮的碰撞声，那个危险那个害怕，两手紧紧地抓着能抓到的地方。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什么，一下子联想到了铁道游击队扒火车的情景.好不容易握到天水.我再不敢玩大胆了。
这次直接上了车厢，搜尽了身上所有的一点钱补了一张票，顺顺当当地回到了兰州。到兰州已夜里两点多了，那时交通本来就不方便，加上又是深夜，根本无车可坐。
下火车后只能靠我的“11号车”，扛着行李直奔大砂坪的家。一路上顾不上看熟悉的街景，过铁桥到河北，穿庙滩子上大坡，快步赶到了家。我终于见到了病中的父亲，见到了家人。
5、重走子午岭
1970年夏天，在兰探亲度假后，我和李丽华相约结伴一起返回高庄，重走子午岭的那段山路。我们从兰州坐汽车在固原歇了一下，然后翻过六盘山到平凉。
当时的路况很不好，一路颠簸车走得很慢，感觉路途特别遥远。所到之处都很贫困，尤其固原最穷，路边的窑就是个黑洞洞，能看到窑里炕上光屁股的小孩，很多人因没有衣服穿而出不了门。记忆很清的是沿途极少有卖吃喝的小摊，一大碗八分钱的酿皮子吃起来简直就是美味佳肴。
车到平凉就不走了，我们只好跟着住下。我们进了一个小旅社，大院里大房间是大通铺，五毛钱住一晚，后边小院的小房子两元钱住一晚，我们选择了后院的“豪华间”。后院的小房子里，两张小炕，炕洞里有引燃的煤末子，炕上铺的木板微微有点热量，睡上去十分舒服。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老合水，在老合水团部老赵家住了一宿。老赵和他的媳妇都是山东人很热情，在留宿时对我们照顾很周到，让我们非常感动，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都很想念他们。
告别了老赵一家我们踏上了回高庄重走子午岭的步行之路。
那时的子午岭真是个原始森林，大树参天密密实实。白桦、杜梨、小叶杨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树木让人目不暇接，举目望去郁郁葱蒸一片绿色。大树遮住了阳光，挡住了部分光线，行进在原始森林里面，使人感到阴冷潮湿。
我们努力不停地扒开树枝，尽快地从树丛中往前走。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一处据说是劳改农场的场院外，狗吠起来了，主人听到狗叫知道来人了，连忙出来喊住狗，然后让我们进去歇一歇我们也累得实在不行了，就毫不客气地走了进去。
我们进来的这间窑是个厨房，让我们进来的那个人见我们进来，赶紧叫另外一个让座倒水，十分热情。原来他们两人都是炊事员，刚开完饭正好没事，平时很难见到外面来的人，见到我们自然高兴说说话。临走时位厨师急忙从笼屉中拿出几个白面馍硬要塞进我的挎包里，嘴里还不停地说，路还远呢，饿了好填填肚子，我们感动地不知说什么好。
那时的人真是憨厚、实在啊！我们沿着蜿蜓的山路行走了将近一个下午，快晚饭时我们才走出了子午岭，翻过木瓜岭，步履瞒珊地返回了我们的第二个家——高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