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人类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是疯子；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没疯。”
——萨尔瓦多·达利
天才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1904-1989），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费格拉斯（Figueres）。
在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我们能够窥见：一幅令人恐惧的人类肖像，一位病态天才的终极自白。
达利从小就是一个叛逆者，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原则上反对一切。
记忆的永恒，1931
他打心眼里，要做与他人不同的事情，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特立独行。
这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催生对不可理解性的崇拜及对非理性的神化。
达利性格残忍，五岁时，曾把朋友从5米高的吊桥推下。六岁时，预谋对三岁妹妹的头部进行“猛踢”，并说“就好像那是一个球一样”。
他任性、敏感、邪恶，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对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深恶痛绝，崇尚贵族主义、非理性和神秘主义。
超现实
达利的妻子卡拉（Gala Dalí）曾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的妻子。
达利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大献殷勤，故意反穿泳裤，剃光腋毛，身后插满天竺葵，数百次跪在地上，托起玉足，为其穿鞋。
两人相爱，卡拉嫁给达利，成为他一生的妈妈、情人和缪斯。
艺术家的婚姻，注定不可能传统，两人结婚后，继续与各自情人约会。
达利和卡拉
在被两所美术学校开除后，达利于1928年移居巴黎，找到了一种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艺术框架和方向的运动：超现实主义。
“当人类试图模仿走路时，发明出不像腿的轮子。就这样，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实践了超现实主义。”
——阿波利奈尔：《蒂雷西亚的乳房》1903
达利在仔细研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后，开发出“偏执批判法”（Paranoiac-critical method），通过长时间凝视一个物体，直至其他图像出现，以此接近潜意识。
达利始终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的超现实主义画家，痛斥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患有“唯心主义狭隘”。
超现实主义者的聚会
迷恋战争
1936年，左翼联盟的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赢得选举。保守派军队联合弗朗哥将军发动政变，组建国民阵营（Bando nacional）。
著名的西班牙内战爆发。
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的康多尔军团为支援国民阵营，对格尔尼卡（Guernica）进行猛烈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全世界为之震惊。
毕加索为此画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战绘画《格尔尼卡》，支持左翼联盟的毕加索，并逐渐疏远支持弗朗哥的达利。
安德烈·布勒东在1939年因达利的政治立场，而将其开除超现实主义。
格尔尼卡，1936
达利用浮夸的哲学术语，否认毕加索将内战视为政治性的观点，在他看来，战争只是“自然历史的一种现象”。
在西班牙内战开始之前，达利画下《内战的预感》（Premonición de la Guerra Civil,1936)，这幅画被许多人认为是反战声明。
后来大家才发现，疯子达利对战争的政治性，根本毫不在意。
他将艺术动力归结为“第一是性欲或性本能，第二是死亡的苦恼”，他对于死亡的思考非常强烈。
内战的预感，1936
战争就是死亡的最佳伙伴，达利为此感到兴奋至极。
《战争的面孔》（La Cara de la Guerra,1940）描绘出战争的黑暗和人类的惨状，可以看出特有的强烈明暗对比，即“暗色调”（Tenebrism）技术的极端使用。
荒凉沙漠上，突兀地显现出庞大之脸，脸呈现出死亡时体液逐渐流失、干涸的形态。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流出的神圣救赎之液，在他的画作中已不复存在。
法国哲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称体液为存在的威胁和对死亡的恐惧，即“厌恶物”（Abject），通常这种东西被社会视为肮脏的垃圾或废物而被排斥。
令人绝望的是，从身体流出的唾液、脓液和体液，均被人类消耗殆尽，不复存在。人们因战争的混乱而感到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模糊，生与死、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被扰乱。
熟悉的秩序和体系被颠覆，转变为“厌恶”（Abjection）的体制。
战争的面孔，1940
污秽之物已被排出，只剩下皮肤，人的尊严不复存在，人只不过是一件被随意抛弃的物件。
脸上的眼睛、鼻子、嘴巴都是张开的，脸上的重叠和重复表现地狱深渊中不断重复的痛苦和焦虑。
达利在右下角刻下的手印证明，艺术不过是现代国家暴力、战争机制的见证人。
战争的恐怖，就像是看着美丽的美杜莎的眼睛而变成石头的巨大震撼和恐惧。
迷恋希特勒
达利7岁时，希望成为拿破仑。
后来，他开始追随弗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其中，达利对希特勒产生出一种不健康的痴迷。
“我总是被穿着制服的希特勒紧绷的、丰满的背部所吸引。每当我试图画出穿过希特勒肩膀的皮带时，我都会为包裹在军装中的柔软肉体，而感到瓦格纳式的狂喜，我在性爱中也从未有过这样极端的兴奋。”
——《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
在画作《希特勒之谜》，达利表达出对独裁者无与伦比的赞许：
希特勒之谜，1939
没有叶子的干枯树枝上，挂着一把伞和一个电话，挂在树枝上的蝙蝠像吸血鬼一样吸取欧洲的血液，电话代表战争的通讯线，电话线的断裂意味着谈判破裂。
伞象征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画的背景是1937年希特勒和张伯伦举行的会谈，最终签订慕尼黑协定，六个月后，德国违背协定，闪击波兰。
盘子里的希特勒照片和周围散落的一些吃剩下的豆子，可以推测，这里指的是美国大萧条后，欧洲贫困和大量失业的严酷局面。
餐盘里和盘沿下方共有两只牡蛎，盘中那只柔软肥美，正在被蝙蝠吮吸。
牡蛎象征着肥美的、女性的、充满欲望的肉体。
弗朗哥曾两次召见达利
在达利看来，希特勒就像含羞少妇，掀开他紧绷的制服，露出激情如火的身体，让欧洲列强蹂躏。
“在希特勒的潜意识中，他就是想让敌人的皮靴踩踏在自己的脸上”。
——达利《隐藏的脸》
纳粹和希特勒的父权形象，被性倒错为楚楚可怜的受虐癖。
迷恋核弹
二战后，达利被科学的力量所震撼，创作出《忧郁，原子，铀的田园》（Melancholy, Atomic Uranic Idyll,1945）《比基尼岛的三个斯芬克斯》（Three Sphinxes of Bikini,1947）等作品。
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许多艺术家感到震惊。达利也不例外，并创造出“核神秘主义”（Nuclear Mysticism）一词，后来的反物质宣言（1958）中，他声称：
“在超现实主义时代，我想要创造出我父亲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和奇妙的象征世界。今天，外部世界和物理世界已经超越了心理学的世界。今天，我的父亲是海森伯格博士。”
忧郁，原子，铀的田园，1945
《忧郁，原子，铀的田园》的黑色背景混合原子和电子的形象，以及有着轰炸机形状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男人，被称为纽约洋基队员的轰炸机形象（布朗克斯是洋基队的主场）。
背景中，特有的细长腿象突然投下炸弹，类似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不断的进攻和前进，被这种力量压垮最终融化的面孔和形象，象征着大屠杀和世界末日。
《比基尼岛的三个斯芬克斯》展示出达利对原子和核的深厚兴趣。
美国在密克罗尼西亚比基尼环礁进行了23次原子弹试验，受辐射影响，当地居民直到十年后，都无法回到岛上生活。
当他们再次回到故土后，辐射依然高居不下，居民不得不再次远走他乡，岛屿在核试验的蹂躏下，彻底沦为废土。
核的威力比作斯芬克斯怪物，画中出现的三个类似背影形象，从近景到远景被区分为人、树和土豆形状的蘑菇云图像，依次呈现。
比基尼岛的三个斯芬克斯，1947
蘑菇云象征着对人类和自然的破坏，荒凉的沙漠成为背景。
日本被原子弹轰炸时，达利声称对被夷为平地的日本毫不关心，只关注爆炸后生命消失、留下的“极端寂静”。
他显然更着迷于技术本身，而不是技术使用的后果。
END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评价达利：
“人们必须同时记住达利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
此言不假，他既是天才，亦是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