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写的“扒一扒状告《长安三万里》的洛阳隋唐史学会，是不是正规的学术团队”一文，虽然在公众号上阅读不多，但在其他平台有较大反响。
我发现，我无意间卷入了洛阳和陕西的争端，首先声明一下我本身不是陕西省和河南省人，与这两个地方没有任何利益瓜葛。
当时写这篇文章的理由在于：我认为文艺作品没有义务完全遵循史实。
逼问文艺作品不真实的行为非常离谱，肯定不是专业学者所为！
于是，我就扒一扒那个所谓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发现其会长及主要负责人王恺，果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不过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
更为重要的是：会长王恺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洛阳文化拥护者和爱好者，具有明显的地域优越感，甚至写过《洛阳:武则天出生地》这种窜改历史的文章。
洛阳市隋唐史学会维护历史是幌子，维护洛阳才是真想法！
评论区不少人以“维护历史”为理，对我进行反驳，甚至认为我收了某些基金的赞助。
迷惑言论大全 / 我在某平台文章的评论区
我今天就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究竟需不需要忠实史实写一篇文章。
其原因在于：历史文艺作品中的叙事，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事实性描述。当作者选择塑造故事的细节时，他们实际上正在进行一种“解释性”和“创作性”的叙事，带着独特的价值观和理解，将过去以全新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如果观众只固守于历史的表象，如具体情节、时间和地点，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失去更深层次的历史解读和思考。
公众对《长安三万里》的争议，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他们那一群中间，他是一个最高贵的罗马人；除了他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叛徒们都是因为妒嫉凯撒而下毒手的；只有他才是激于正义的思想，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去参加他们的阵线。他一生善良，交织在他身上的各种美德，可以使造物肃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汉子！” 《裘力斯·凯撒》安东尼评价布鲁图斯
诗性特权
我确实同意，历史文艺作品中的细节必须经过精心构思，以保证其符合逻辑，不能过于离谱。
但我们也必须明白，文艺创作者不是历史教师，首要职责不是普及史实！
就算历史普及和道德教化确实是文艺创作者不可推卸的高尚使命，也但不应成为其唯一使命！
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艺术的自律性应该被给予尊重，不应依附特定机构等利益，不应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不能被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功能束缚。
若我们过于苛求历史小说或历史影视剧遵循某种“义务”或“责任”这类的大词，那么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将很难发展繁荣，其原有的活力与创意也会被过度的束缚所耗尽。
《红色娘子军》 / 宣传海报
文艺创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没有义务追求历史的绝对真实性，因为他们手中持有的是“诗性的特权”（poetic licence）。这一特权允许他们为了保证剧情的连贯性、为了满足情节的需求，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对历史事件进行一定的修饰、缩减或填充。
当然，有些人拿日本某些文艺作品美化战争来反驳这一观点，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极端，与《长安三万里》对历史的合理创意是完全不同的。
只要文艺创作对历史的调整保持在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如未对正面的历史人物造成诽谤、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情节、不伤害民族和文化情感，那么这样的调整是完全可以被容纳的，根本无伤大雅。
电影不是历史纪录片
如果隋唐史学会要以未证实的“李杜相逢在洛阳”，以及电影未提及洛阳来批判《长安三万里》，实在显得有些过于苛刻，甚至可以说是魔怔了。
李白一生游历过很多地方，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不少传世诗篇和典故。要在一部电影中完整展现李白的生平，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为什么李白去过的其他城市，没有站出来表示抗议，偏偏洛阳隋唐史学会要来充当跳梁小丑呢？
李白足迹图 / 网络
电影制作方选择聚焦于特定的城市或时期，只是为了让故事更加集中、更加生动。我们应当理解并尊重电影制作者的这种选择，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呈现一个既有深度又富有情感的故事，而不是纯粹的历史记录。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长安三万里》并不缺乏真实性。历史文艺作品真实性的评估，远远超越了“具体事实”的层面——特定的时间、地点或具体事件。
《长安三万里》中角色所处的环境、其穿着、日常习惯和使用的语言等元素上基本合理的，电影中那些细微的背景细节、情境的独特绘制，以及对盛唐气象的生动描绘，塑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画面。
END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就应该能理解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准确性”和“真实性”这两个概念，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明白为历史文艺作品的工作远不止于为事实上色，他们更是在为过去的事件提供一种独到解释。
最后，再强调一下，喜欢自己的家乡并没有错，但通过逼问文艺作品为什么没有展现自己的家乡，质疑文艺作品的真实性，进而扣上一个“不尊重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实在过于魔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