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废除罪犯子女考公限制。
罗翔认为，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无合法性，无合理性，不完全符合现代刑罚有节制的功利主义，必须慎重考虑该制度的废除问题。
罪犯子女不能考公问题，某种程度上与“前三十年”的“出身”和“成分”问题，颇为相似。
不少网民反对罗翔，隐隐支持这种惩戒。
上面的态度，跟以前非常相似——既不旗帜鲜明地支持，也不旗帜鲜明地反对，显得非常暧昧，也值得玩味。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事情：
所谓罪犯子女不得考公，与所谓公务员政审问题，其实都是“前三十年”的遗留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血统论的真实写照。
至今这种思维依然残留，方兴未艾，等待下一步演变。
一
1966年6月，北航附属中学，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贴出一张令人震惊的对联，随即被贴到各大高校，内容朗朗上口，传唱之广，仅次于那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此对联一经问世，引起各干部子女的大举支持。
其中最积极的，莫过于北京工业大学大三学生谭力夫（原最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他与人合写《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并在校辩论会上大肆发言，力求维护这种“社会主义的血统论”。
有利可图，何乐不为？
谭力夫宣称，要将这对联，作为“全面性、战略性”的路线推广，上升为“本本条条”。
很快，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气，霎时间盛行开来。
升学、招工、提干、参军、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必须报出身，看出身。
反对者中，最有名的是撰写《出身论》的北京社会青年遇罗锦，因父母被打为“Right pie”，既是成绩优异，他却不能上大学。
《出身论》开头简明扼要：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时，出身有黑五类的说法：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再加上资（本家）、黑（帮），组成黑七类。
黑七类本人受到的歧视，暂且不论。
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天生低人一等，不能升高中，不能招工，被骂成“狗崽子”，是“先天的罪人”，论为“准专政对象”，想要招干参军更是无稽之谈，完全是不入流的贱民。
遇罗锦指出，对联的错误在于，只强调家庭影响，完全忽视社会影响，更无视个体成长的自觉性。
出身论和血统论早已被社会的进步所打破，新社会里，年轻人都归社会所有，接受无产阶级教育，不应再将儿子和老子完全挂钩。
表现比出身更重要，必须从实践中检验，娘胎决定不了什么。现阶段，必须彻底肃清这种污泥浊水，否则必定挫败青年的积极性。
遇罗锦猛烈抨击对联作者：
“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出身论》
这篇文章一经推出，影响巨大，举国震惊。
但结果是：除周恩来总理旗帜鲜明反对血统论外，其他人态度暧昧，血统论没有消除，作者反被迫害致死。
如今已过去50年，讨论者鲜有之，出身论屹立不倒。
原因显而易见，当年“好家庭出身”的子女，早已枝繁叶茂。
形成所谓的“3-5gen”利益群体,在各重要岗位盘根错节。
他们在原则上不支持出身论，在行为上却极端维护出身论。
二
我们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于那三十年里，既不科学，也不符合实际，不是蠢，就是坏。
事实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就是极度在乎“出身”和“成分”。
这片黄土地里，出身、成分和命，向来都比主观努力和社会影响更重要。
有人以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种乎”来反驳。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正是因为中国社会极为重视出身，才逼着陈胜吴广喊出这等脍炙人口的口号。
纵观中国历史，“血统”“出身”“种”的概念一直根深蒂固。
血统不仅象征着血缘，也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标志。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血缘纽带的重要性不断变化，却始终未能完全消逝。
奴隶社会，血统理论几乎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直接决定个体的地位：
滇西的景颇族，分为官种、百姓和奴隶三个等级，官种是高贵血统，非官种不得作官，倘若官种绝嗣，必须从外接官种来继任山官。景颇俗话说：“南瓜不能当肉，百姓不能当官。”
封建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血缘因素的直接作用，但血统论依然根深蒂固，它与宗法制、天命论和祖先崇拜的紧密结合，迭变为全新形态。
陈梦家先生对先秦时期的宗教和政治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商朝，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统关系，但随着“祖先崇拜的隆重，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的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
西周之后，祖先崇拜和天命崇拜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
人的命运，全然被宗族和祖先庇护所决定，所有飞鸿腾达，都不能归结于自身努力，而是“祖坟冒青烟”。
人好不好：完全由祖宗冒不冒青烟决定。
祖宗冒不冒青烟：完全由天命决定。
在这种逻辑下，天命论、血统论与宗法制，合三而一，颇为牢靠。
三
天命论与血统论的结合，体现在王权的合法性上。
“天子”被视为“天的儿子”，其统治权由血统和天命共同决定，个人、群体和人类的命运完全由天决定。
王夫之和王国维的研究也表明，宗法制度和祖先崇拜在决定社会等级和财富分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战国时期，虽然宗法关系有所放松，天命论和血统论也受到一定冲击，但这两种理论仍然是统治者用以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秦朝的大一统和封禅仪式，就是这种思想的明显体现。‘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奴隶主贵族手中抢来天命后，第一时间去泰山封禅，试图将自己翦灭六国，统一天下，是受于天命，这叫“受命然后得封禅”（《史记·封禅书》）。
嬴政一脉的血统也受天承认，因而升格。
秦朝通过宣扬血统论和天命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做出概括：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 《春秋繁露·顺命》
魏晋，氏族横行，后五胡乱华，氏族式微。
隋唐后，科举兴，在一定程度上，摈弃出身影响，但实际上，贫民子弟难以中举，登科之喜，多在大家族中。
即使后来，朱元璋这种正儿八经的平民皇帝，称帝后第一时间，也是想认南宋朱熹当祖宗。
综上所述，血统理论和天命论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色，深刻影响社会结构、思想和信仰：
人的地位，皆由出身所定，贵者恒贵，贱者恒贱。
END
前三十年，这套逻辑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颠倒，贫农工人是好种，地主富农就是坏种。
后四十年是一个特殊阶段，社会流动性变强，不太强调血统，重视自我奋斗，类似资产阶级发家的初期。
但颠倒终究还是要回归的，阶级固化后，如今各种二代们换汤不换药，重新从裤裆里掏出血统论和出身论，他们自称有家教家风，自带贵族气质，看不起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拿不出高贵出身自我包装，转而攻向更弱者，他们骂罪犯子女是天生坏种，不配与他们这种普通人拥有同等权利，理应付出代价。
跌跌撞撞，重回所谓“正轨”。
罗翔要下药，针对性治疗，药猛，病秧子身体弱，药劲大，受不了。
于是纷纷叫嚷，罗翔你莫要害人，可不曾想，是自己，病入膏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