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自古便有之，文学诞生于近代。
在非神学话语占据主导的十八世纪下半叶，特定文本（Particular text）才开始成为“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
一
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中认为，什克洛夫斯基《作为装置的艺术》（Art as Device，1917）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决定性时刻。
什科洛夫斯基试图建立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把文本阅读从对作者传记、文本历史或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文本语言的可验证特征，即聚焦文学的文本意义，而重建作者的意图。
俄罗斯形式主义中，文学文本的“审美”方面，可以简单理解为不受现有语言和形式规则的约束，正是因为其不受规则约束而具有意义，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揭示大家业已熟知的世界，从而使业已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变得新颖，那么它就具有了审美地位。
任何一种美学体验，都可以看作是“陌生化”的习惯性感知，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本身被理解为以新的方式“揭示”（Disclosing）世界，曼弗雷德-弗兰克引用保罗-克利的箴言：艺术“使现实变得清晰可见”（renders reality visible），而不是复制或表现已知的、已经存在的东西。
二
伊格尔顿声称：“文学没有任何‘本质’”（Eagleton，1983，p.9），因为任何偏离既定语言实践的语言使用，都可以被认为涉及陌生化。
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判断问题，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合法化形式不可分割，尤其是与现代欧洲资产阶级合法化形式密切相关，属于后启蒙时代的遗腹子。
文学是功能性术语，适用于某些被认为在特定社会或阶级中值得文化认可的文本。它没有“本质”，因为形式的社会力量如此多样，以至于将“文学”视为凌驾于这些混乱之上的事物本身，就会通过掩盖其意识形态根源，从而有助于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文学之名的文本，发挥意识形态功能。
然而，不能将文学视为“一个独特的、界定明确的知识对象”（p.205），如同化学元素那样，成为知识的界定对象，不能成为将文学纳入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理由。
（当然我们绝不能低估社会或阶级，在“文学”中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
三
首先，文学同样承担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如20世纪的先锋音乐一样。
如果我们将任何文化产物，都视为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只要它对社会成员的感知和理解产生影响。那么，意识形态的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
伊格尔顿的主张是，文学与其产生的社会现有统治形式相联系。但是，发现西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小说在威廉时期（Wilhelminische Zeit）存在稳定意识形态的功能，必然会掩盖其文本在时代所产生的主导意识形态视角下，进行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其他方式。（冯塔纳或多或少地描写了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禁忌话题，如通奸、阶级差异、城乡差异、遗弃儿童和自杀）
其次，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立场的解读，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某种解读可能使其他解读无效。
“文本”（text）作为文学的最重要特征是：它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在不同背景下，保持某种具有意义的模糊性和解释性歧义。
文学的晦昧不清，导致不同阵营和不同意识形态对其进行的解读不同，甚至会对同一文本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典型案例是，纳粹和德国反法西斯阵营，都推崇席勒的作品，前者强调德意志民族性，后者以威廉退尔为例，反抗强权和侵略。
最后，意识形态无法囊括“伟大文学”。
事实上，伊格尔顿就是想要摆脱一种永恒人类价值的表达，所谓“伟大文学”（Great Literature）的实体概念，并通过揭示“伟大文学”概念的多样谱系，来解构“文学”作为统一事物的概念。
必须承认的是，任何经典作品，都无法避免地被投下了意识形态的阴影。但反推之，伟大文学确实无法被意识形态囊括。你不能说，莎士比亚代表着原托利党人（a proto-Tory）的利益，李白身上永远附着不可磨灭的士大夫风气。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伟大的艺术作品，几乎总是包含一些让那些伟大的人类解放者感到排斥的内容）
且这种推论背后，潜藏着非常简单的悖论：如果关注文学的目的，主要在于揭露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为什么还要费劲去理解伟大文学呢？
倘若解释意识形态功能，真是文学研究的目的，那人们一定已经判断出“伟大文学”通过其审美力量，使意识形态得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因此揭露是必要的。当然这个假设本身，已经向美学做出了重大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