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现在的小孩可能不会知道，曾经的互联网是一个技术乌托邦。
没有VIP会员、没有付费月卡、没有付费式游戏，各路网络大神非常乐衷免费分享自己的信息和资源。
事实上，互联网精神就是“开放、平等、协作、快速、分享”，或许可以溯源到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的价值取向。
蒂姆·伯纳斯–李已对现在的互联网发展感到失望
如今再谈这些，都会觉得可笑。
各大超级公司将网络地盘细数瓜分，筑起一座座信息孤岛，垄断数据信息，追究知识产权，一切引导用户付费。
新圈地运动
时过境迁，盗版已被视为互联网的原罪。
物质世界里，超级公司从里到外、从外到里进行掠夺和侵略，获取垄断性收益。这种逻辑笼罩物质世界，现在又延伸到数字世界的秩序，非物质形式的信息和知识在这里形成了“新圈地”。
圈地运动主要采用两种手段集中土地，第一种是买断使用权，第二种是直接通过立法强制终止土地所有者的使用权。
新圈地运动也有两种手段，除较为温和的买断（基本就是低价）外，互联网巨头们在发家期间，往往是对公有数据进行强取豪夺。
国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百度，百度百科、文库和音乐巧用避风港原则，将无数资料和数据占为己有。
被泼水的李彦宏
圈到足够数据、信息和知识，互联网巨头搭建平台，筑牢壁垒，高呼尊敬知识产权，并通过知识产权或技术编纂来实施资产保护。
如需下载，敬请付费。
九旬老人赵德馨教授发现自己100余篇文章被知网“擅自收录谋利”，下载一篇需要支付26元。
本文探讨数字时代的另一个模式——“Digital Commons”，可以译为“数字公地”和“数字共享”，国内也有学者译为“数字共域”。
大名鼎鼎的“维基”全名就是“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 Commons）。
本文将首先介绍“公地”（Commons）的概念，研究数字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变化如何与公地相融，再延伸至反著作权运动和“著佐权”（Copyleft），最终浅谈一下“Digital Commons”的变革潜力。
公地
“公地”（Commons）的原意，其实是英国议会中的“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
除此之外，也可以译为“共享、公地、共同、共同地、共同资源、公民资产和团结经济”。
公地可以被看作是“合作关系”，是以共同所有权为基础的“反封闭”运动的实践，公民共同生产和管理有形和无形资源，摆脱市场的贪婪和所有权游戏。
“公地”意味着人类劳动被管理之前、商业经济开始之前、人类财产权被宣布之前、国家机器拥有之前的原始状态，曾经大量存在。
后来资本主义用新自由主义覆盖全球，普天之下，皆是私土。
公地悲剧
经济学和生态学上有个著名隐喻，即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1968）：
所有牧民都有公地使用权，基于私益最大化的考量会不断增加牧群数，最终势必导致公地被过度使用、荒芜枯竭。
公地悲剧的根据是由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中延伸出的“理性的牧民”（rational herdsman）概念，并指明私有化或政府干预两种解决方案。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eanor Ostrom）则在《治理公地》（Governing the Commons，2010）中，将“公地问题”从资源分配问题，扩展到社会合作和科学治理问题。
奥斯特罗姆举出尼泊尔、日本和瑞士的例子，指出超越公地悲剧的可能性，其系统特征是“清晰的界限、遵守规则、集体选择手段、监视活动、渐进制裁、冲突解决手段和最低自治的保证”。
假设牧民间不会沟通，乃哈丁论证的显著纰漏。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一旦相互沟通，无法调和的私利问题就会转向“效益最大化”的治理问题，这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不谋而合。在私有化和政府管理之间的二分法之外，也存在“多中心”的治理体系。
数字公地
数字时代的公地具有“质的不同”。
物质世界的公地资源是有限的，具有高可减性，用完即无，需要时间恢复。
非物质世界由数据、信息和知识主导，资源是相对无限的，零边际成本，只要维持电力和网络设备持续运行，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理应是非竞争性物品。
资源的低可减性甚至零可减性，致使新时代的公地——“数字公地” （Digital Commons）有许多摆脱政府控制或企业私有化的途径，易于复制，方便共享。
千禧年后，以丹·希勒为代表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开始兴起，不乏关于数字时代人类未来的悲观论调。
但是，这种新兴生产力的异军突起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使新的合作模式成为可能。
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三部曲》里，对未来左翼政治的构想，已经预见到非物质公有资源作为公民资源的潜力。
数字公地与共产主义
互联网技术驱动的创新，依赖于在不受限制的网络中连接和交互的能力以及对通用代码和信息资源的访问，掌握生产方式的条件变得比任何时代都要便捷。
数字公地的组织模式已发生根本转变，从等级制的管理转向弱中心甚至去中心化的弹性结构。
数字公地的生产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从物质生产转向非物质生产时，生产目的也从获取利益转向获得普遍认可。
综上所述，数字资源的无限性产生的变革，必然是生产方式、治理方式甚至主体间性的变革，以往在物质世界不可能真正出现的“共同体”和“集体决策”等组织方式，在数字公地中得以实现。
由Web3.0引发新的组织形式——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正是基于这套理念的产物，管理不再是科层制而是社区自治，组织运行不再需要公司或者PARTY的LEAD，而是由高度自治的社区所替代。
不妨想象一下，尽管困难重重，但数字公地更容易克服生产的私有化和公共控制，就很容易实现普通事物的再生产和复制。
它可以是一个战略支点，也可能是人类最崇高理想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