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修改意见，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家长的血泪控诉。
他们深受管制思维的荼毒，想完全掌控孩子，但是管不了。
于是痛心疾首，跪在地上，向大家长磕头求救：
游戏公司罪恶滔天，引诱孩子成瘾，吞噬祖国花朵，戕害幼小身心。
小民毫无办法！求求法律管管，求求国家管管！
求仁得仁，当仁不让。
管理办法或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一
2009年，成龙以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发言时说：港台太自由，所以很乱，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
顿时语惊四座，引得国内外一片哗然。
好友曾志伟为其圆场，说成龙小时候在七小福，被师父严厉管教，所以观念中，就有种“被严管才能成才”的思想。
当时的氛围，远比现在开放。国内普遍对成龙口诛笔伐。
批判道：此番管制言论，是对民众追求自由，扩展公民权利的逆道而行。
曾经我们什么都要被管，如今好不容易好一点了，容不得成龙老调重弹，狺狺狂吠。
但现在看来，似乎那种“想要被管”的心态卷土重来。
但我认为，这绝不是死灰复燃，而是依然根深蒂固。
2009年，上网发言的毕竟都是少数，且是知识分子居多，他们读过一点书，动起了忤逆之心，不想老是被管。
但当广大群众开始上网，并学会发表意见时，方能意识到，“求管之心”的土壤，竟然如此庞大！
二
回到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要做公民，不要做百姓。
公民是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体。
百姓则主动将自己摆到被管制、被统治的地位，求国家的管制和庇护。
在如今官方媒体中，“老百姓”是对“非官方公民”的统一称谓，甚至有法律栏目直接叫“百姓说法”。
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强调“百姓”远高于“公民”，唯有涉外事件时，才必定称其为“中国公民”。
在我看来，“百姓”在语义上并不是中性词，它隐含着自我贬低和鄙薄之意，将自身摆在下位者的姿态，类似绵羊的生物，被剥夺政治权利，唯命是从。
老百姓的权利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击鼓鸣冤，求老爷伸张正义，求老爷为他们“做主”，求老爷“管管这事”。
你都求管了，老爷自然当仁不让。
三
公民社会具有平等、参与和互信的基本理念。
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截然不同，我们这里的遥遥领先的是，下位者需要服从于上位者。
尽管儒家文化讲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疑似平等的观点；强调“造反有理”“替天行道”的叛逆叙事；“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士大夫参与政治的传统。
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溢着更多“克己复礼”“杀身成仁”“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无所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要求。
老百姓最好安分守己，本本分分，服从管教，乖乖听从皇帝与封建官僚的摆布，遵循赴汤蹈火的道德规范。
不存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参与”更是无稽之谈。
东汉末年的文人学士，明末的东林党人，议政要么被贬官，要么被杀头。
另外，中国地域辽阔，封建官僚制度之下，滋生出大量地方宗族势力的土壤。
宗族的核心就是家长制，就是管制，遇到什么事情，不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是让最大的家长管一管，让家长“明判是非”。
END
现在所谓的“什么建工作”，存在“领导一切”的说法，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管一切”。
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贯彻农业工业政策的执行，法律的监督，这些可以管，必须管。
但“领导一切”的口号，意味着他们想把“管”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满大街的监控和人脸识别，记录出行数据的行程码暂且不论。
连理应最自由的文艺作品，都不能放过。
当年，啊青说文艺“由我亲自管”。
张春桥拍马赶到“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
就算到1975年，啊青依然念念不忘，说文艺“我还是要管的”。
江青和四人帮，把不服管的作品，贬得一无是处，斥为“毒草”，最为猖狂时，演员身上的腰带和补丁都要管，最后八亿人民只剩下样板戏。
如今他们把手伸向游戏，告诉资本市场：“游戏也要管”。
啊青敢说，文艺由“我来管”。
现在制定政策者的主体性隐退，由抽象主体替代，不会说游戏由“我来管”。
但本质上，啊青还在，还是由她来管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