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沧桑五十载 沉睡多年矿复苏
文摘
生活
2024-04-02 09:03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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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我就在核地质系统，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直到退休，工作了三十八年。见证了新疆铀矿地质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直到如今稳步发展的辉煌历程。为此，想留下这一点点墨迹，以示纪念。1954年夏季，我即将从东北地质学院毕业。正式分配工作之前，学校安排我和高毓华、卢庆兰、迟慧勤等十五位同学组成西北地质局六〇一第三普查队，在老师叶挺松、队长马子鉴和技术负责胡厚文率领下，前往甘肃省景泰县黑山煤田生产实习。主要任务是查明该地区是否存在可采煤层，以及煤的延伸、煤质、远景等情况。经工作，查明有数层可采煤层，延伸较好。8—9月，国家普查委员会主任黄汲清老先生率领工作组来队检查工作，认定此煤矿很有远景，将来包兰铁路经过该区域，急需煤炭资源。黄老临走时说他的意见是马上转入勘探，待他回京上报后正式下文。于是，把我队及邻近的两个普查队和六二五煤田勘探队合并成一个勘探队，由原六二五队总工关佐蜀老先生任总工，技术人员增加至六十多人。由普查转入勘探后，经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最终提交了一个大型煤矿。后人曾把此煤矿比喻为中国的“顿巴斯”（乌克兰最大、采煤历史最悠久的煤田）。鉴于我们在煤田勘探队工作时间太长，学校数次来电催促回校分配工作，勘探队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下信息，直到实在压不住了，才给我们一周时间，进行个人鉴定、编写实习总结、交接工作。我们与勘探队办完交接手续，到西安集合，等待分配。西北地质局人事部门的同志说：“你们分配去的系统已经确定了，但具体单位还没定，再等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局里让我和张良臣同学帮长安县一个新建的化工厂寻找急需的耐酸性建筑材料。正值腊月，我俩在工厂负责人陪同下，白天穿着冰钉鞋，拄个树干当拐杖，翻越冰大坂，晚上回来围着热炕烤湿透的鞋子，天天如此。经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一处石英岩矿点，初步估算了储量，编写了报告，为工厂解决了燃眉之急。1955年2月的一天，期盼已久的分配会议召开了，负责人宣布：一部分同学留在西北地质系统；一部分同学参加石油普查；还有四个人“上调”。出乎意料的是四个上调人员中就有我，另外三个人是袁永中、迟慧勤和蓝树华。会后开座谈会，有同学开玩笑：“你们‘上调’到上级机关，将来到我们那里检查工作时，要高抬贵手啊！”2月17日，我带领三个人到了北京，找到原地质部宣武门外招待所办完住宿，即到羊肉胡同人事处去报到。我们在一楼楼梯口等候，人事主办人员下来给了我们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去大院胡同报到。那里的接待人员问我们住下了没有，并说：“我们是新建单位，工作还未安排就绪，你们先住下，等待通知。”一天晚上，终于接到电话通知，让第二天一早去上班，但不知道地址。到了人事处，遇上黄劭显工程师在办事，就跟他一起去了。就这样，又蹊跷又简单，我正式投入了核地质系统的怀抱。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学习《保密守则》，同时给筹备成立的湖南长沙309队收集和整理资料。过了两三天，又让我通知蓝树华同学上班。约一星期后，杨士文、刘兴忠两位找我谈话：“我们要到新疆去建立一个队，想让你去，有意见吗？”“没问题！”我欣然回答。我早就有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思想准备，自己出生在福建省的贫困农民家庭，有幸到东北长春上大学，现又有机会到西北边疆工作，将来还可能有机会进军西藏……，到晚年，台湾解放了，再重返故乡，该多好啊！（现在年迈体弱，恐难圆此梦了）去向既定，就安排我和黄良彬、毕九林同学到街上去采购地质工作用品，准备第三天起程。1955年3月4日凌晨，我们一行十二人，由原地质部地矿司副司长佟城率领，搭乘小型包机离京，于6日到达乌鲁木齐，开始组建519队的准备工作。当时乌鲁木齐尚无正式驻地，住在明园有色金属公司招待所，在西北地质局新疆分局的资料库小楼内办公。我们四个地质、物探人员在苏联地质专家A·И·波波夫的指导下，开始收集地矿、有色金属公司、石油公司等系统的地质资料，着手编制矿点卡片及矿产分布图。由于当时新疆地质工作程度极低，资料极少，总共不过百把份，甚至连一份全疆的地质图都没有，我们只得用1∶100万的俄文版地图作为底图，按坐标标上矿点，做了一份地质草图和卡片。还给新疆分局复制了一份。经积极筹备，于1955年4月20日新疆519勘察队成立了，下设一、七、十二、十七（检查队）、二十一（航测队）五个分队。5月，各分队陆续奔赴天山南北，进行航空、地面伽玛、爱曼铀矿普查，开启了新疆铀矿地质勘查的序幕。我原本被分配在伊犁达拉地的一分队。5月初的一天，正吃午饭，佟城把我叫到跟前商量：“原分配在天山七分队的迟慧勤同学，因考虑到要骑马普查，女同志有所不便，想让你和她对换一下。”我当即答应了，于5月4日到了七分队精河县队部。1955年底，将要收队时，在温泉县发现了克茹尔太等矿点，为给第二年揭露勘探提供设计依据，冒着大雪与苏联专家去野外布置槽探。回驻地后，我半夜突发急性阑尾炎，靠打针控制，又坚持工作一个多月，才回乌鲁木齐住院做手术。由于病情延误，体质急剧下降，1956年春在北京开会时，突然晕倒在宾馆厕所内，经抢救才得以脱险。1956年，在博乐县境内普查时，蛇多，我队有匹骏马就被蛇咬死了。我与炊事员住一个帐篷，没有床，都在地上铺着睡袋睡觉。一条蛇钻进了我的睡袋，幸亏炊事员及时发现并做了处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955—1956年，专家认为我对异常点的处理和评价方法很好，故年终提议给我评了异常奖励。1957年初，在野外工作两年后，我调回519队地质科，任综合研究组副组长、组长。一直干到1965年初519队伍大量内迁，留下的二十九分队归并西北182为止。1957年，研究组在专家指导下，研究了白杨河矿床的成矿特征，编写了《对白杨河矿的初步认识》，提出了构造与接触带双重控矿观点。我因此当选为519队第二次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8年3月）的代表。1958年，我在伊犁搞岩相古地理剖面测量时，发现了较好的异常，被推选为“十一”献礼项目。1960年初，我参与编制的《1∶100万新疆铀矿成矿规律及预测图》及《说明书》，提供给北京三所用于编制全国铀矿成矿规律图。同年，我被借调到五一钢铁厂，领着工人挖矿，对侏罗纪煤系地层中的菱铁矿边探边采，采用步测法填制了一份矿区地质草图，作为申报采矿权证的资料。年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61年，我参加了由三所胡绍康等人及二队相关人员组成的队所联合研究组，研究了扎吉斯坦矿床的成矿特征，划分了沉积旋回，得出了铀矿化在旋回中的位置，总结了由古河道进入盆地边缘的古地理控矿规律。1962—1964年，野外生产几乎停顿，我在室内继续整理矿点卡片，修改编写达拉地矿床储量报告，获得实验室科技一次性奖励。1965年8月，指导农二师采铀矿，当年建矿，当年出成品。该矿次生铀矿物品位高达10%以上，浸泡两三次还不能完全溶解。我指导大家把废渣堆积起来，用黄泥掩埋，在矿源供应不足时，挖出来重新浸泡利用。由于储存期间氧化比较充分，更易浸出，这样既使矿源得到充分利用，又避免了环境污染。同时，还为厂方培训了两名地质技术人员。519队建立时有五个分队。1959年，发展到全盛辉煌时期，为十五个分队、两个直属小队。1960年，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实行战略转移，队伍大量内迁，留下了四个分队。1965年，只剩下了二十九分队，归并于西北182队管辖，1975年也整体迁往山东。至此，新疆铀矿地质工作停顿了。1966—1969年，我在二十九分队工作，先后交给我两个矿点和一个矿床的补充揭露评价和勘探任务。我牢记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教导。经实地工作后，提出了修改设计和工作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减少了工作量，节约了时间，而且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1970年，我负责一个前人初步编制、经一年多争论而未完成的矿床储量报告的修改工作。经过重新确定工作方法，于1971年圆满完成，及时提交了报告。1975年，眼看新疆的铀矿地质工作要成空白，新疆矿务局就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145地质队，在矿山周围继续做补充勘探工作。由矿务局地质总工李伦兼任145队队长，我任地质组长。在此期间，曾两次应邀参加核工业地质系统召开的新疆铀矿地质工作研讨会，对新疆的情况作了介绍。这些信息和思想上的准备，增强了重新组织地质队伍进疆工作的信心。1984年，参加自治区地质系统召开的关于“地质工作五年规划──铀矿地质工作部分”编制会议时，受到了时任地质部副部长温家宝的接见。1984年，216大队进疆。1985年，145队归并于216大队。为了打开新疆工作新局面，大队设置了两个研究课题，通过对新疆铀矿地质工作成果的总结和分析研究，进行选区，选取主攻方向。其中《新疆天山──准噶尔地区中新生代盆地铀成矿条件和成矿远景研究》课题由我承担，于1986—1988年完成，编制了一套1∶50万地质图（合编）作为底图，附在报告中。报告对区内的一百五十一个大小盆地进行了研究（如将五平方千米以上的谷地也作为盆地的话，则全疆共有一百七十二个），其中已做过普查的六十多个中有三十四个发现了铀异常和矿化。以此为依据，圈定了六个一级远景盆地，十六个二、三级远景盆地，划分了三十个远景预测区。1990年6月，在216大队部召开的核工业地质系统第二次新疆铀矿工作论证会上介绍了研究成果，被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大约1985年初，在陈肇博副部长的指示和支持下，核工业部六所所长王西文来疆寻找适合地浸试验的铀矿床，由新疆矿冶局七三一矿副总工程师殷玉璞领来乌鲁木齐找我了解情况。我根据1961年研究库捷尔太、扎吉斯坦矿床时留下的资料和印象，介绍了情况。后经进一步查阅资料，选定在库捷尔太进行试验，由145队承担施工地浸试验孔任务，1987—1989年进行的地下溶浸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果，故第二次新疆铀矿地质工作论证会上明确选定库捷尔太矿床所在的伊犁盆地南缘为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的主攻对象。为此，大队总工程师蔡兰朋带领我和其他八名技术人员，对库捷尔太和扎吉斯坦矿床进行了储量概算。这两矿床均系519队二分队发现和勘探，其中库捷尔太矿床没有正式储量报告，工作还未结束即停止了勘探，我们完成了最终储量计算。1990年9月，216副大队长孙彦忠率领有关人员去库捷尔太调研踏勘，我随同前往，听取了在该区负责实验的核工业六所所长王西文和相关技术人员对试验方法和初步成果的介绍，向在该区进行试验的矿冶局同志了解了情况。我把这些整理成材料，上报核工业西北地勘局和地质总局，获批准立项，为地勘任务单列项目，1991年开始钻探揭露，探索卷状矿体取得良好效果，后发展成为万吨级特大型铀矿床。由于找矿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地浸技术的成功引用，改变了原由地下采矿的方式，有效降低了采矿成本，保护了环境。1960年发现，1961年勘探，1962年中止，直至1991年重新勘探并取得巨大成功，沉睡了三十多年的矿床又苏醒了，我心中无比兴奋！1986年12月，我获得了甘肃省国防科工委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1990年，大队利用519队二分队勘探铀矿时形成的煤炭资料，组成四人工作组，为地方政府编制了库捷尔泰地区煤田储量报告，我参与并负责了这个项目，最终估算煤炭资源20多亿吨，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地质资料二次利用的典范。1992年，我退休前后，被核工业西北地质局聘请为《中国北西部铀矿地质志》编写组成员，编写了新疆两个铀矿床的资料。同时为《新疆矿床发现史》编写了铀、钍矿床的部分资料。第一次：1964年底，队伍大量调往内地，原定调我去广东。由于我在地质科承担的善后工作直到1965年初才完成。准备动身前的一星期，上级忽然来电报指示：还未走的技术人员仍留下加强西北工作。于是，我就留在了新疆。第二次：1965年春天，上级决定把我们留下的十几个人分配到西北182队七分队（当时在芨岭）。正准备动身时，留在新疆的二十九分队领导向上级要求把我和冯荣坤同志留在二十九分队，故又未走成。当时，没有立即去二十九分队报到，而是继续整理自己经着手编制的矿床、矿点卡片和图纸资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参谋长与519队党委书记王汉兴熟悉，为了给农二师找些项目，要求把519队五〇一加工厂的阿拉沟铀矿点让给农二师开采。但农二师缺乏技术力量，请求援助。于是，182队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白彦忠主任让我和二分队的化验员唐德鑫于8月份前去帮助他们建立矿山开采和化验系统，连带培训技术人员。我们和工人一起参加采矿劳动大约半年时间，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生产重铀酸铵的目标。1966年春节之后，才回到二十九分队参加“四清”运动，算是正式到该队工作了。第三次：1974年底，在二十九分队队长孙善文的策划下，收集整理意见、材料，向北京上级汇报，请求将二十九分队撤出新疆，搬往山东。同时，拟将我调往兄弟单位，具体工作还没有落实，让我先去了山东再说。包装好行李，准备去火车站托运时，李伦来到我家，要求我留在新成立的145队。我始终是无条件服从分配的。经他与二十九分队领导商量后，又把我留在了新疆。按计划在乌鲁木齐接管二十九分队地质资料后，到伊犁任145队地质组长。1985年，145队并入216大队，我也就到了216大队，一直到1992年退休（因工作需要，延迟两年退休）。1983年6月21—28日，核工业地质局在银川召开“六二〇”砂岩型铀矿床讨论会，邀请我这个老519、老新疆、老铀矿地质工作者参加。会上，我以《新疆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的地质构造情况与铀矿化》为题，介绍了新疆的铀矿情况和找矿前景。1984年11月，西北地勘局在天水213大队召开了第一次新疆铀矿地质论证会，邀请我在会上介绍《新疆铀矿地质工作概况》，助力了新疆铀矿地质工作的第二次创业。三十八年来，我的工作虽几经变动，但一直在新疆境内开展铀矿地质工作。先后获得了国防科工委“献身国防科技事业三十年”、核工业部“长期从事核工业建设”、全国铀矿地质学会西北分会“从事铀矿地质工作四十周年纪念”、核工业地质局“献身铀矿地质事业三十年”、自治区“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新疆工作三十年”等奖章和荣誉证书。总结我的一生，虽默默无闻，却是全心全意献身边疆，献身祖国的铀矿地质事业，我深感自豪和无尚光荣。陈景和老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录在216大队六十年庆征文集《五一九纪事》中，经其家属同意略作调整发布于此，与大家共享。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相关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