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河矿区——段维忠回忆录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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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2 09:03
陕西
1956年底，二十五普查队发现了白杨河矿点，打了个十几米的坑道，发现矿化很好，决定组建勘探队，进行深部勘探。为纪念二十五分队发现白杨河，勘探队定名为二十四分队。不久二十五分队的人员设备都进入了二十四分队，遂记载为二十五分队更名二十四分队。矿区南边五六里的地方有一条河，河水清澈，长了不少白杨树，“白杨河”可能因此得名。白杨河地处北疆准噶尔盆地北沿的雪米斯坦山脉南侧，属于塔城地区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管辖，汉语叫和丰县。勘探队伍正在扩编，队部就设在工地中，边生产边建队。平缓的坡地上一片帐篷，有单有棉，有大有小。伙房旁有个地窝子，是苏联专家吃饭的地方。跟我在五队时的中苏合营不同，这里只有地质、物探、水文几个技术专家。组长叫季莫菲耶夫，为人很和气。到1958年下半年，这些专家也全部撤走了。因为白杨河距离塔城、和丰县都在一二百公里之外，难以获得蔬菜供应，有近一年的时间，食堂只供应馒头，每隔半个月才运回一些肉菜罐头之类分给大家。随着人员设备的不断增加，又修建了民族食堂、机修车间、发电机房、压风机房等等。人员设备大都是从五队搬过来的，我都熟悉。不到一年，一号竖井已经掘进了三四十米，有四台钻机陆续开工生产。年底竖井井上塔台也建成了，人员也到齐了，具备了全面施工条件。在当地还招了几百名临时工，大都是少数民族工人，二十四队已经扩大为六百多人的勘探队了。进入1958年，全面施工展开，在白杨河中心工地及附近集中了一号竖井、四台钻机、槽井探等；另有三个普查小队；还在雪米斯坦山东部建了一个工地，叫“十月工地”，以深浅井、槽探等进行揭露探矿。当时大跃进的号角已在全国吹响，各项工作都在加速。经过一年的工作，钻探进度很慢，因为这里是一种硬度很大的微晶质花岗斑岩，月进尺不足百米，坑探工作也不理想，二十四队在全大队排名靠后。在制定1959年生产计划时，几经党委讨论，决定展开“千百万”劳动竞赛。“千百万”的意思是：坑道要月进百尺，钻探月进千尺，槽探全年达到一万平方米。就这样掀开了三年大跃进的生产热潮，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计报酬，争先恐后，夜以继日地工作。技术革新成果也不断涌现，例如在坑探中，改进打眼的深度和钻孔位置，爆破方法由导火索制爆改为电雷管引爆；发明了微差爆破器，只要按一下爆破器，工作面上的几十个炮眼就可在一瞬间按几秒的时差起爆，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程度；硬质岩层钻进由钢砂改为钢粒，当时市场上没有钢粒，就用废旧钻头锻造成钢板，切割成细条，再用车间自己研制的一台小型切割设备切成钢粒，大大提高了钻进效率。还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例如，坑道掘进工刘景坤同志被誉为铁人，出席了全国第一届群英会。白杨河一号矿床的勘探已接近尾声。竖井深达一百五十米井下纵横千米坑探，一个中型矿床已落实。在新西工地钻探中新发现的矿脉向深部延伸，很快通过一口斜井，又抓到了一个中型矿床。在老新西工地深部又发现了很好的矿化。大跃进的几年中，虽然大炼钢铁失败了，但土法炼铀成功了，搞出了产品。总之，经过全队职工的艰苦奋斗，二十四队在五一九大队已经小有名气了。1959年上半年，我调到办公室任主任，计划财务科工作由高同生同志负责。1960年，原副队长李文希、张峰、王进喜等同志先后调走，王志宽被任命为工会主席，我被任命为副队长，马瑞堂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1959年下半年，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在五一九党委副书记王汉兴的陪同下，来二十四队视察工作。当时五一九各队主要领导都在乌鲁木齐参加整风，我便全程接待了宋部长。宋部长刚来到就对我说“不要专门给我做饭，我在食堂吃，工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要给我买烟买酒，我自己带烟了。”我私下问他的秘书是不是可以吃饭加一点菜，少买点儿烟。秘书说“隔几天加一点儿菜，不要每餐都加，烟就不要了。”并打开箱子让我看他带的烟，我都照办了。宋部长真是做事认真、平易近人，值得我们终身学习。他多次召开工人座谈会，每次都拿出带的烟来给每人发一支，是三门峡牌带过滤嘴的，当时很少见。他到车间工地参加劳动，每次劳动完都拿出个小本子来，要车间班组长在本子上签字。在宋部长离队的前一天，我请示他“今天下午给你们做个烤全羊吧？”他问为什么，我说“自从您来队上，我都是按您的指示办的，我们这里有很多黄羊（野山羊），您都没吃过。我们这里有个工人，出去不超过一小时就能打一只黄羊回来，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我们经常打黄羊吃。也请您品尝一下这里的特产。”宋部长说：“野味嘛，可以。我们来的路上也见过黄羊，你们王书记打了好几枪也没打着。”我调侃道“黄羊黄羊你莫怕，碰见王汉兴，没事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通过一周的相处，宋部长的身体力行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随着白杨河矿区的发展，职工家属团聚问题越来越突出，要稳定队伍，两地分居成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家属来队探亲无房可住，经常四户人家挤在一顶棉帐篷里，职工意见很大。王祥书记多次跟我商量，最后决定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组织家属职工施工建房。木工活由木工组负责，每户三根屋梁一个门窗连在一起，打土坯垒墙，房顶用芦苇扎成十几公分粗四米多长的耙，铺在房顶抹上泥就可以了。就这样，都积极参与，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六十多户，每户二十多平方米。基本解决了家属来队住房问题。同时，我队保卫科经地方政府同意，有批准落户的权利，终于使难题得到了解决。我到新疆后，直到1960年才回家探亲。三年多我一个人在野外工作，有钱没地方花，攒了几千元现金带回老家，跟我父母说：“我在新疆给你们寄钱每次要跑上百公里，很麻烦，以后不再寄钱了，你们把这些钱存在银行里，每月的利息也够二老零用了。”就这样安顿了父母，我带着妻子和孩子踏上了去新疆的路。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甘肃铁路两边的树皮都叫人快吃光了。在哈密排了好长时间队才买到了几个玉米面饼子，新疆的粮食供应在全国是最好的。只因火车刚通到哈密，临时外来人员增多，才显得粮食紧张。一路上都是住小旅店睡地铺，虽然辛苦，总算是把一家人接到了新疆，孩子小花销大，每月精打细算还有富余，资助着上大学的两个侄子。1960年下半年，党委书记王祥同志调走了，派来史朝斌任书记。1962年六七月份，办公室主任李仕刚带一帮人来找我和马瑞堂谈话，说我们队史书记有意见是不对的，是反党夺权，要在党委会上做检查。我说我认为史书记工作不深入，具体事情不愿管，这意见是反党吗？史书记是党吗？这个所谓的“段马事件”最后不了了之。1963年新西工地斜井及勘探工作已近尾声，进入储量计算编写报告阶段。正当我们准备将力量投入老西工地对较深矿化进行勘探时，上级命令我们支援甘肃武威的一八二大队二队，他们发现了新矿急需勘探，但缺乏山地勘探力量。我们只好将斜井施工的掘进队全部调过去了。我记得1963年开完三局工作会议返回时，二队领导邀我帮忙做一下掘进队职工家属的思想工作。我跟他一起下了车，在二队停了一天，发现他们是在白杨河习惯了，到新的地方不适应，连蜂窝煤都用不习惯，便给他们开了个小会，疏导一下，我就返回新疆了。不久，我们接到了停止白杨河工作迁往河西走廊的命令。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有关182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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