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柳园——段维忠回忆录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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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2 09:46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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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和陈本铨科长、技术人员周刚、李隆元、王崇岳等同志去北京参加了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部矿床会议。我在会上讲了白杨河探矿经验及成果。在中南海紫光阁，我们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这在当时不仅是我们几个人的荣耀，对全队都是极大的鼓舞。当时的合照挂在二十四队会议室里，文革中不知去向了。1965年，新疆519与西北182正式合并。因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苏关系紧张，上级指示停止白杨河地区的工作，准备迁往甘肃西部。二十四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搬迁工作中。当时史朝斌、王志宽已调走，卢学信调任党委书记。党委研究决定：一、立即停止白杨河502矿田的勘探；二、队伍搬迁分两步走，先将队伍转移到乌鲁木齐市过渡，再转移到甘肃；三、工地生产设施能拆除的拆除，坑井口、矿渣等封闭或掩埋；四、给每户职工做一两个大木箱子搬家用；五、队部房屋的木料、门窗一律拆除，运到甘肃再用。党委分工：我主抓搬家、新工作区地质情况的了解、队部选址以及家属安置等工作；党委其他成员主抓白杨河工作收尾和乌鲁木齐中转工作。我和地质科长带一个普查队，到新工作地区了解地质情况和社会情况。基本了解了酒泉以西至甘新交界，南到祁连山脉的党金山，北到马鬃山以及南盆地的成矿情况。本着指挥机关尽量靠近成矿有利地区的原则，拟将队部设在安西（现为瓜州）县柳园镇。这里是无柳、无园、无水的戈壁滩，也是通往西藏、青海、新疆的交通枢纽，柳园火车站归乌鲁木齐铁路局管辖。这里有柳园镇政府、青海省的柴达木油田办事处、西藏驻兰州办事处及仓库。周边的兄弟单位有七队、二队、青海队等，他们距离柳园都在200公里以外，只有部属的404厂较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向部里汇报了二十四队准备进入甘肃的工作进展情况，请部里开个介绍信，我到404厂去联系一下，看该厂能否给予帮助。我拿到了二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回新疆时，在地窝铺车站下了车，经车站公安派出所验证后，404厂派车接我到厂部。当天晚上，周致厂长亲自来招待所看我，他看了介绍信，问我在办公厅做什么工作？我说“没在办公厅，我在三局所属的二十四队工作，部里要我们队搬到这个地区工作，所以来向你们联系汇报一下，以后可能要打扰你们，请多帮忙。”他说，“难怪在部里没见过你，欢迎你们来，咱们都是兄弟单位，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尽力。今晚你先休息，明天王厂长来和你具体谈。”第二天早上王厂长来了，我们相互交谈情况后，我提出，“404对外叫兰州市七里河区矿区办事处，有相当于地区一级的行政权力，我们把户口落在这里行不行？我们想把队部建在柳园镇，人员也住在那里。但是有一百多户家属的吃住，特别是孩子上学没办法解决。”王厂长说：“户口好办，家属住房也有，但都是土房子，楼房很少，在地窝铺车站向东叫五华山的地方。原来准备建休养基地，后来专家撤了，就停建了，有些房子闲着，也有些厂里的家属住在那里，中学小学都有，下午咱们去看一下。”下午我们去了五华山。平房区、楼房区、学校、商店很齐全，还有个正在生产的面粉厂，往东约一公里就是火车站，车站以南到住宅区是一大片荒芜的水草地，交通方便。南边的山脉不太高，虽然没有树木，但山石有黑有红，风景还不错。铁路以北是赤金镇，铁人王进喜的家乡。最关键的是这里的土房子比白杨河的好多了，还有十几栋楼房，我看后非常高兴。在回厂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王厂长说：“听说地质队工作很艰苦，我们尽量帮解决点儿床板、桌子之类的生活供应，等你们来了以后可以跟矿办商业局田局长商量。”这位王厂长，对外是矿区办事处主任，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态度出乎我的预想，让我感动。首次访404厂就完成了一件大事，极大的加快了队伍搬迁进度。“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西出阳关后，在距阳关几千公里以西的边陲小城——塔城县，戏剧性地遇见了我临潼的同班同学。1962年，二十四队在塔城县郊办了一个农场，缓解职工生活困难。为了农田用水，跟当地农民发生了争执。为避免事态扩大，我立即赶往塔城县，想找县委书记协商解决办法。我见到书记，还没说什么事儿，他就问我：“你是哪里人？”他哈哈大笑。说：“老同学，好不容易找到你了！早就听说你来新疆了。我是孟满才。”“不说了，咱们回家再说。”接着带我到了他家，他爱人在门口迎接，他说他在华清中学上了两年就去了延安，为了不牵连家人，就改名谢焰青了。1949年以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职务到了新疆塔城，先任塔城日报社社长，后任地委副秘书长，塔城县委第一书记。最后他说，“农场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给你处理好。”返回的路上，我感慨万千，涌出一首小诗，记在记事本上：在离开新疆前，需要安置好几百名民族职工，这是很难办的事儿。除部分要求回家或就地安置自找工作外，还有一百多人需要地方协助安置。我又去塔城找老同学帮忙。我说：“我们队要离开新疆去河西走廊工作，这次来，一是向你告别，二是请你帮忙安置一百多工人。”他笑着说：“我还要谢你呢。我们早就想成立个地质队，勘探开采煤矿，这不正好吗？”二十四队迅速完成了搬迁，而且没留一点儿后遗症。据我所知，其他队从新疆内迁后，上访不断，就是因为民族工人的安置问题。在塔城安置的工人中，有个哈萨克工人叫依扎白，在白杨河是电站值班工。由于在塔城工作突出，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还到西安看过我。队部确定设在柳园后，我就组织人在西藏办事处东侧的空地上圈了五十多亩地，规划了队部，学南方队把办公区规划成四合院。组织当地工人和我们的职工施工。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建成了办公区、住宅区、仓库、货场、礼堂、食堂、水库、实验室、油库等设施。机关和大部分生产生活物资设备已运至柳园，1966年初就开始运转了。辉铜矿山、明舒井两个工区，也早在1965年下半年开始筹建。如人员、设备，直接运到工区，尽量不在队部中转，节约了时间。1966年5月1日就正式在柳园新址办公，家属也陆续搬迁至五华山，整个搬迁工作已接近尾声，全队各项野外普查揭露工作已全面展开。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形势急剧变化。下半年接到省上会议通知，我去兰州参会，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公交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问题。会议由冯副省长主持，会议期间还组织参会人员敲锣打鼓到兰州铁路局、兰州大学等地游行，喊喊拥护文革之类的口号。街上贴满了打倒汪峰、裴孟飞等省领导的标语。我总认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无关，但大字报越来越多，红卫兵情绪高涨，到处破四旧，经常发生打砸商店及文物古迹的情况，随着一些老将帅被批判，中央派工作组到各院校和地方搞社教。我越来越看不懂了，感到很迷茫。到年底，二十四队涌现出不少群众组织，有些人慷慨激昂地批判我们，给我们七八个队干部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在柳园街上、五华山、404厂等地游斗。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以后，二十四队也成立了革命大联合委员会，还发布了“2月3日从此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一号公告。过程很简单，让我们在早已准备好的纸上签了名，把所有公章交给他们就算完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又把印章交给原副队长刘立礼保管，刘怕丢了，经常把印章装在样品袋里，拴在腰上。大联委只搞革命，没人组织生产，全队处于停产状态。不生产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我和王志杰、盖作就共同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礼堂，主张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还要搞好生产。这是文革中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5月，来了个叫崔海鹏的军代表，他找我谈话，说“你们抓革命也要搞生产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准备成立一个临时生产领导小组，由你和刘礼立、刘光三人组成，你任组长。”就这样，我们在接受批判的同时，又恢复了生产。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些人患了乙型肝炎，要求发给职业病补贴。我说没有规定，不好办。他们就密谋把我和劳资科长虞栋梁弄到柳园火车站。强迫我们去兰州，向甘肃省劳动厅和工会请示，结果答复无此规定；又把我们弄到太原182队部，也答复说解决不了；他们还不死心，又把我们弄到北京，还是同样的答复。折腾了十几天，他们无望了，也不和我们打招呼，都悄悄回家了。我和虞科长没带钱也没带粮票，吃饭都成了问题。我到三局找519工作时的老书记李守宇同志借了些钱和粮票。到了9月，酒泉地区革委会批准成立了二十四队革命委员会，卢学信、毕双全成为正副主任，掌握大权。军代表也支持这个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也就不存在了。让我到汽车队、修理组参加劳动，接受批判。几个月后，我被关进了牛棚，干打扫卫生、装卸车等工作，后来又去普查队劳动，接受批判。在小队我学会了操作仪器、使用罗盘，体验了找矿全过程。后来又到钻机上，跟刘庆寿班劳动了近一年。以卢学信为首的多数派控制着革委会，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手段越来越毒辣，好多人被开除党籍、公职，甚至把无辜的人送进了监狱。一时挨批斗一时批斗人，翻来覆去，工宣队军宣队来来去去，越搞越乱。直到1970年8月，182派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情况，成员多是各队解除批斗后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他们说其他单位都大联合了，老干部大都恢复工作了，二十四队还没推进，成了二机部四个老大难单位之一。工作组临走时，当时的军代表王国文找我谈话，说“为加强大三线建设，上级决定调二十四队到陕西。队上准备成立两个指挥部：西线指挥部由工作组留下的陈祥甫同志负责；东线指挥部在西安，由你负责。”我不愿意接受，第二天，军代表又找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东线指挥部的组成人员由我来定。”军代表一口答应。![]()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有关核地质队伍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