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新疆519的青春足迹

文摘生活 2023-10-12 09:17 陕西

我原名叫“黄杰沙”，1947年在福建晋江安海培基小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督学发现我从南安县官桥小学转来时没有学籍。校长查到有个叫“黄世杰”的学生好几年都没来上学了，从此，我就成了黄世杰。

我曾打听过那个“黄世杰”，至今没有音讯。

奔赴新疆519大队

1955年7月，我刚从南京⼤学地质系毕业，没来得及回趟福建老家，便踏上北上列车奔赴工作岗位，报到地址是：北京西苑大旅社。

8⽉，我们到北京报到，⼈事处长唐占印接待了我们，告知我们从事原⼦能事业，专属三局，接着宣布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工作内容工作单位等等，都不允许告知亲朋好友和⽗母兄弟。

国庆节，我们被告知参加国庆检阅，欣喜若狂！我们属地质部⽅阵，负责⾼举宽⼤的横幅标语。⾮常幸运，游行时我们靠近天安门城楼，当见到检阅台上的⽑主席、朱总司令时，都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步伐，激动地⾼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朱总司令穿着不久前授勋的蓝⾊元帅服，威武极了。

我被分配到刚组建的新疆519⼤队，当时三局系统仅有两个⼤队，另一个是中南309⼤队。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龚温书，被分在北京，她哭了好多次，强烈要求到⼤西北、⼤西南，到最艰苦的地⽅去，最终未能如愿，只好服从分配。

10⽉初，我们⼀⾏⼆⼗余⼈，由南⼤毕业⽣、开滦和井陉煤矿的⼯⼈组成。南⼤同学：葛绍琴、彭永⽯、周祖丰、曹效吾、楼风升、薛裕鹤、俞壁、施志涛，还有⽼⼯⼈侯天保、李凤岗等等。我们先乘⽕车到武威，⽢肃省委的领导接见了我们，并告知建设新疆的重要意义和在少数民族地区⼯作需注意的事项，不准通婚，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等。

我们从武威乘⼤卡车进疆，大家都把自己的⾏李捆好，在车上排成四⾏当座位，每天⾏程两三百公⾥，如果恰巧坐在⾼低不平的两个⾏李之间，就难受了。当时全是⼟路，车后尘土飞扬，我们都成了灰头⼟脸的“泥猴”。但情绪亢奋，路过城镇抑制不住想唱歌，我是指挥，唱的最多是“我们⼯⼈有⼒量”、“跨过鸭绿江”、“我是⼀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惜西北的城镇太小，不等⼀首歌唱完就过去了。一路上我们都住⼟炕，各⾃把⾏李铺开，第二天再捆好当座位，吃饭多数是几毛钱⼀碗的⾯条，对吃惯了米饭的我是一种考验。

从武威走了七天才到达乌鲁⽊齐，519⼤队位于城郊⿊⼭头下，四五⼗栋楼房，像座独⽴的城市。报到后，我们⼀⾏人到市内照了合影。

我被分配到十二分队，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两三天，便启程去喀什，又坐了五天汽车才到达。紧接着我和曹效吾、施志涛又被分配到柯坪⼩队，我们只在喀什停留了⼀天，又赶赴柯坪。⼽壁滩上的⼏顶棉帐篷就是柯坪小队，全队吃用水全靠一辆拉水车到县城拉水。

经过半个⽉的奔波，终于到达了荒凉的工作地。我躺在床上，脑海里还浮现着尘土滚滚颠簸前行的汽车。终于来到最艰苦的地⽅经受锻炼，参加原⼦能建设，我深感自豪！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是预备党员，盼望着接受党的考验。我觉得浑⾝有使不完的劲儿，根本不觉得苦。

⾸次上岗搞编录

柯坪⼩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柯坪铀矿化区的揭露评价。铀矿化产于辉绿岩墙的接触带，矿体呈透镜状，分布极不均匀，品位⾼的可达百分之⼏，⾛向及倾斜⽅向变化较⼤。地表⽤探槽和浅井，还施⼯了⽔平坑道和竖井。坑道和竖井内的铀矿床均为次生铀矿化，沿辉绿岩和泥盆系的红色砂岩接触带产出，竖井深达八十米仍可见次生铀矿化。该区域的十二条辉绿岩接触带均发现不少异常，我们选择了三条辉绿岩进行揭露勘探，结果不理想，次生矿化向深部延申近百米，竖井80米深处未见热液蚀变。因脉岩接近直立，需用斜钻，斜钻又不便施工。苏联专家初步认为是淋滤型铀矿化，暂时放下，但深部有无热液蚀变并无证据。

我当时负责坑道的编录取样，有时也帮竖井编录取样。坑道通风条件很差，按要求炮眼钻进需用湿钻，但⼲旱地区多⽤⼲钻，粉尘多，爆破后应长时间通风排⽓，待粉尘降低后才允许地质⼈员进去工作。但为赶进度，我们常在烟尘弥漫的时候就打着手电筒进去，遇见好的矿化地段，刻槽取样耗费时间更长，满脸满⾝都是粉尘，测试⿐孔部位有时⾼达千余伽玛。当时没洗澡的地⽅，甚至没有专门厕所，⽂娱⽣活就更谈不上了。在等待炮烟消除的空挡，我们喜欢听年长的⼈讲故事以消磨时光。当时的⼯⼈⼤多三⼗来岁，转业志愿兵多在二十五岁左右，他们经历多，故事多。技术⼈员也就二十出头，我才十九岁，有些找矿员只有十七八岁。

冬天的柯坪⽓温零下20度，坑道与竖井还在施⼯，晚上作业更冷，坑道里起⽕取暖，帐篷内虽有⽕炉，但经常半夜熄火，冻得⼤家尽量不起夜。很少有蔬菜吃，因有维族⼯⼈，我们⼀般不吃猪⾁，仅吃些⽜⽺⾁或炒鸡蛋。星期天，我们喜欢坐拉⽔车到柯坪县城逛，县城很⼩，只有⼀家供销社，⼀家邮局，⼀家⼩饭馆，其余都是⼩⼟坯房。

同帐篷有不少良师益友。有个长春地院毕业的，叫陈本铨，不久调到二十四队任地质科长。他很踏实很细致，每天的开⽀都记账，⽉底对账⼀分不差。我很佩服，可不想学，因为我太随意了，坚持不了。还有黄⽟柱，是中南矿冶学院⼭地⼯程专业毕业，⽐我⼤⼏岁，已经结婚，经常在帐篷⾥讲故事，传授⽣活经验。还有我同校不同班的南⼤同学曹效吾、施志涛。后来，曹效吾调到八队任地质科长。施志涛是⽔⽂技术员，和我同岁，很聪明，后来调到西安了。我是分队的团⽀部书记，⼀年后，我的预备党员转正了，被选为地质科党⽀部的⽀委。

翻⼭越岭找矿忙

在阿克苏附近的克勒克塔克铀矿点，我接替陈本铨负责的揭露评价⼯作，该矿点是寒武纪底部碳硅泥岩型的铀矿化，断续延伸⼏公⾥长，厚薄不等，普遍含磷。探槽配合少量浅井揭露，因铀矿化不均匀，⼯业品位的矿体⼩⽽少，远景评价⽋佳，停止了⼯作。

1956年开春，我调到新成⽴的十九分队下属普查⼩队，任⼩队长兼任技术负责，主要负责南天⼭从库车⾄喀什地区的1：10万铀矿地质普查。⼩队二十⼈，有⼗⼏匹马，还有专职养马的⼈。十几个找矿员都是有⼀年经验的“⽼”找矿员，⼯作很认真，受过培训，我在出队前又狠抓了临时补课。

我的主要工作是异常点的检查、地质草测、绘制地质平⾯⽰意图及剖⾯图。苏联专家听取汇报，主要检查图⽰能否阐明地质环境，这是重要的基本技能，专家的严格要求和训练对我以后的地质⼯作裨益匪浅。

⼩队经常搬家，有时⽤骆驼搬，⾏⾛缓慢，傍晚才到达新驻地。原本看图上是“布拉克（泉⽔）“，可实地却只见到些湿⼟，我们只好挖掘泥⼟，待渗出泥⽔沉淀后做饭，饭到嘴里牙碜，用⼿电筒⼀照里面还有骆驼粪渣。

在荒⽆⼈烟的戈壁，我们搭个简单帐篷，⼀⼈⼀个⾏军床就睡着了。有时两⼈⼀组深⼊天⼭，⼀⼈⼀个睡袋，带⼀⼩袋⾯粉，⽤雪⽔做⾯疙瘩汤，⾛到那⾥就在那⾥吃睡。偶⽽遇见克勒克孜族蒙古包，就睡在蒙古包⾥。有⼀次我们说是⽑主席派我们去找宝藏的，受到热情接待，专门做⼿擀⾯，招待我们吃抓⾯。有时在野外露宿，早晨起来睡袋上⼀层雪。我们⽩天太疲劳，睡实了，丝毫没察觉半夜下起了雪。

在新疆经常遇到冷热两重天，还有龙卷风。有次年底，接近零下30度，我去乌鲁⽊齐⼤队部开会，恰巧青年渠义务劳动，我也去参加，有人冻伤了手，又没经验，回宿舍⽤热⽔洗⼿，导致⼿指永久性损伤。在天⼭南麓、塔⾥⽊盆地边缘，⼈烟稀少，极度⼲热，我们常⼲渴难忍，甚⾄⾯临死亡危险。出野外半年，甚至八九个⽉，我们都没机会洗澡洗⾐服，满身跳蚤，再难受也只能回到队部才有条件处理。

组长席中光是转业志愿兵，二十五岁，仪器修理员和管理员稍⼤两岁，其余全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是一群战天⽃地的好哥们⼉。大家很乐观，当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是真心真意喊出来的。曾经有找矿员不慎坠崖死亡，也发生过野外⼲渴致死，还有被受惊吓的马摔伤的事情，大家很悲伤，但影响不了我们的斗志。我刚学会骑马，有次马受惊把我摔下来踏得⿐青脸肿的，我爬起来没吭声，继续前⾏。还有⼀次我们在⼭口的沙滩上搭帐篷宿营，半夜下⾬了，突来⼭洪把帐篷都冲⾛了，第二天到⼏公⾥外才把帐篷和贵重的资料箱找了回来。

我们普查⼩队找到了英岗矿点，次生铀矿化非常发育。我们立刻根据地形条件进行坑道揭露，在石炭系的碳质页岩及粉砂岩中见到很多铀次生矿化，并进行了深部钻探。1957年，三局副局长佟城等人陪同著名的米尔科夫、索拉夫斯基等院士组成的苏联科学代表团到英岗考察，我向专家组长做了全面汇报。他们说仅表⾯的次⽣铀矿就能制造六十颗原⼦弹。对我们震动很大，勘探加快，队伍猛增⾄千⼈，遗憾的是因为地势陡⽴，且岩性软硬相间，斜井施⼯困难，孔内事故频繁，不得不停了。我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今后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除了英岗，我们还找到了亚尔巴克等⼗余处较好的铀矿点，经揭露均显⽰较好前景，⽽且新发现了千余个异常点。1956年度，我们⼩队被评为先进集体，我本⼈被评为先进⼯作者，出席新疆⾃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会，并获荣誉称号和奖章。

当年⽣活虽苦，但待遇甚⾼，新疆又属于最⾼的九类区，野外津贴是⼯资的75%，还有⽣活津贴15%，边疆津贴15%，我的⼯资及津贴共计270 多元，据说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或部长级别的待遇。我家庭负担不⼤，收队回阿克苏，⼤家常让我请客，我也乐意欢聚，⼋九个菜才⼏⼗元钱。

跟苏联专家一起⼯作

1955-56年，核地质队伍组建初期，是中苏合营的。找矿的伽玛仪、爱曼仪等找矿仪器，以及压风机等重型机械均由苏联提供。专家既有技术⼈员也有⾏政⼈员，一个分队有二三十个专家。1957年改成了苏联援助中国，专家数量减⾄⼀个分队两三个。⼀个专家配⼀个翻译，⼀个警卫，⼀个西餐炊事员，⼀个清洁⼯。西餐师傅多数是从哈尔滨调来的有经验的厨师，还算胜任。翻译⼀般不懂地质，工作起来有难度，经常受⽓。说起翻译来挺有意思，我们开全队会议时，专家讲话要翻译成汉语，同时还要翻译成维吾尔语，于是，台上一排俄语翻译、汉语翻译、维语翻译，场⾯很壮观。

我们十九分队的专家组长尼古拉·尼古拉维奇·卡尔然洛夫，⽐我⼤十几岁，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地质⼯作经验丰富，对我们⾮常友好，犹如师长。我和他共事五年。我们刚毕业，又没学过铀矿地质专业，⼀切从头学起。和专家⼀起⼯作的业务要点主要是异常点检查、实地观察、放射强度测试、地质草测等。他们严格要求细致传授，使我们逐步掌握了⼀整套⼯作⽅法，尤其是野外观察和地质制图技术。

年度⼯作报告开始两年由专家主笔，我们协助。1957年起，我任分队地质科长兼技术负责、中⽅主任地质师，地质⼯作报告则由我主笔，苏⽅指导。我和专家每年⼤部分时间是乘苏式吉普车到所属各⼩队检查和指导⼯作，查看矿点、矿床，部署揭露⼯程。专家发现剖⾯图、柱状图或地质草图不合格时，常会发⽕，甚至把图撕掉，或在我们⾟⾟苦苦绘制了⼗天半⽉的图上⽤红笔打⼤叉，当时⾯⼦上接受不了，但事后都印象深刻，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这就是严师出⾼徒的道理吧！

在519大队，年底各分队都集中到乌鲁⽊齐汇报当年的地质成果和来年的地质⼯作设计。⼤队专家组对各队的地质成果报告及设计都要评分，⽂字报告和图件分别打分，对质量的提⾼促进很⼤，值得借鉴。苏联专家对矿点深部揭露偏爱采⽤⼭地⼯程，因钻机笨重，还要修路，且仅⼀孔之见，⽽坑道、浅井较灵活，尤其⼿掘⼩坑道适宜多种地形，效果甚好。

苏联专家内部管理采⽤的是⼀长制，我们队有位专家指导的坑道取样有问题，⼤队专家来检查发现了，⽴刻把专家从⼯程师降级为技术员。他们下级见了上级都毕恭毕敬，绝对服从。专家见我给上级领导汇报时不害怕，感到奇怪，这与体制不同有关吧。

我没有学过俄语，⼯作需要我就⾃学，多背单词，利⽤跟专家在⼀起的机会学习，我当时年轻记忆⼒好，脸⽪厚，胆子大，敢说，有时下⼩队，俄语翻译骑马跟不上时，我就翻译。我的俄语都是单词堆积的，语法不⾏，只有常接触的专家能听懂。有⼀次给专家组组长波波夫汇报，我对着地质图讲，他没听懂。我们队的专家说，你听⼀会⼉就听懂了。果不其然，波波夫渐渐适应了我自创的语法就听懂了，真是滑稽。

苏联专家喜欢打猎，我们队专家组长和物探专家都喜欢打猎，常追逐黄⽺或兔⼦，以⾄于耽误⾏程，但能美餐⼀顿也值了。平时上⼭，警卫员除了保护专家，还给专家带鸡蛋、⾯包等午餐，⽽我们只带两个馒头和咸菜，专家常邀请我们共享他的午餐。我们队的专家对烤乳猪情有独钟，常要求提供，队⾥领导必须千⽅百计满足。中国节⽇、苏联节⽇，都要请西餐⼤师傅制作美餐庆祝，我对烤乳猪也甚感兴趣，常预先打听，空腹待享，每次我都代表中⽅技术⼈员感谢苏联⽼⼤哥的国际主义援助。

我接触的苏联专家对中⽅是真诚友好的，对斯⼤林赞赏有加，对赫鲁晓夫不屑⼀顾。当他们要离开中国之际，都恋恋不舍。当时，对苏联的援助和专家只能说好，反对专家就是反苏，会挨批评，甚至被打成右派。我们队整体上跟专家关系较好，没出现⼤的问题。

编者寄语

感谢黄世杰老前辈的倾情回忆，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代核地质人献身奋斗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怀。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有关核地质队伍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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