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与破比例尺——孙圭回忆录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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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2023-12-22 10:14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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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斗争给一些仗义执言的人戴上了紧箍咒般的右派帽子，排到了地富反坏的后面。1957年底，我们从野外收队回到山西运城十一分队队部，借住在县党校大院里。技术人员及绘图员们白天忙于年度地质报告的编写。晚上凑在一起，聊聊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及一年来的见闻，说笑声此起彼伏。野外地质报告编写完成后，以普查小队为单位，开始学习与反右斗争有关的社论文件。182大队通知各分队派部分技术员、绘图员到太原编写1957年度地质报告。我和几位同志去太原，离开运城时，吴维仁、戴兴根送我到车站。老吴情绪不太好，有人给他写了大字报。我和老戴都宽慰他。我们到太原后，听说大队领导去省委汇报，说182的干部是从各地严格审查选调的，刚建队不到两年，想以正面教育为主。省委领导只说了一句：难道182职工生活在真空里吗？大队领导明白了，回来就研究部署各分队开展反右斗争，还通知分队的反右工作主要归地方同级党委领导。七分队技术负责孔令诚平时喜欢发表见解。工作组找了两个技术员与他辩论。他认为赫鲁晓夫不行，对匈牙利事件、东欧几国的问题以及我国干部下放等都发表了看法。通过一晚上的辩论，杨组长说，这几条就够右派了，孔令诚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从太原回到运城，十一分队党委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张贴大字报，也利用技术人员爱争论的特点，组织讨论问题，根据争论观点，作为确定技术人员思想是否右派的条件。1958年2月，北京三局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成队长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离开运城的时候，十一分队的大字报已经出现高潮。我看了一圈，大致分为揭发问题、给别人提意见及批判某些大字报内容等三类。有的不实事求是，例如说分队干部在城里跳舞、吃红烧肉、吃巧克力，我们在山沟里喝凉水，爬大山、流大汗；还有些大字报专题批判。我不赞成，想针对这两个问题写张大字报。刚写完第一部分，谈了分队与野外队的关系。柳书记来看了说，‘好，继续写‘。柳书记刚走，成队长又来看，也说‘好，快写吧’。第二个问题还没写完，去北京的人集合上车，我的大字报就夭折了。从北京回到运城，分队的反右斗争已进入了重点对象批判阶段，以小队为单位，让有问题的人交代。在大院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口号声。听说四小队的姜际骞和支部书记（名字忘了）、矿点检查组负责人戴兴根、六小队技术负责陈文良等都被批判了。戴兴根、陈文良是我同学，毕业的时候，都积极要求到最艰苦地方去。一年多来，他们在西北爬山流汗，这没几天怎么成了右派？经柳书记同意，我约老戴到麦地的小路上谈心。他说：“四小队队长姜际骞工作有水平，理论上也有一套，崇拜他，就跟着他给分队贴了几张大字报。”我也只能劝他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振作起来。当年大字报上说姜际骞经常说我们部队党如何、你们地方党如何，把党分成部队党与地方党，这是他反党的重要依据。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调外单位去了。戴兴根、陈文良的右派材料报到运城县委，因为看不出反党目的，又退回来重报，来回几次，右派帽子在他俩头上晃了几晃，终于飞走了。在反右派运动中，十一分队最后划了四个右派，除了姜际骞和四小队支部书记外，还有地质技术员瞿龙根、车间技术员吴跃京。关于姜际骞，多年后与我有过一次邂逅。1990年的一天，我到咸阳215医院看牙，有位瘦瘦的老人也在候诊，我问他在哪里工作。“行政。”两句话他说了四个字。过了一会儿，他反问我是哪个单位的？他抬头看了看我，说：“我也在十一分队待过，你叫啥？”“老戴跟着您给分队领导贴了几张大字报，差点儿被打成右派，你不记得了？”他内疚地摇了摇头，说：“我们小队支部书记被打成右派以后，回家了，已经死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活着。”1958年4月，雷荣天副部长到十一分队来了。他衣着朴素，没啥官架子，站在院子里，总有人围着他聊天。正值普查小队出队，他随四小队去了野外。小队技术负责老王为了精确定点，拉了一根皮尺，让操作员丈量自己每一步的长度，再根据山坡斜度计算出每一步的长度。操作员们沿皮尺来回走着，助理技术员小史计算着。部长在旁边看着，他们更加一丝不苟地量着算着。我估计，雷副部长心里在想：技术员为什么把操作员搞得这么机械呢？恐怕出在比例尺上。1 : 2.5万伽马普查，操作员必须每25米测一个点，这不成机器了吗？如何发挥操作员的主观能动性呢？他带着这个问题回到了北京。7月，三局召开了地质找矿工作会议。十一队由王副队长带队，吴维仁等去参加了会议。会议中心内容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进找铀。会议开了一天多，雷副部长提出找矿中破比例尺的问题，认为这是找矿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关键。这问题让参会的干部感到惊诧，好像在静静的清水里投放了一堆泥，既打破了水面的平静，又搅浑了水。雷副部长举了十一分队四小队的例子，还加了一句，“我看技术员就是法门寺的那个刘瑾，那个助理技术员就是贾桂。”如果反对机械地运用比例尺，大家会达成共识。但破比例尺，技术干部们不理解，许多党政干部也不理解。都说不要比例尺，路线怎么跑？工作精度如何定？图怎么做？会议实行民主，谁愿意发言就上台，所以发言的人很踊跃。东北406的老马说：“破比例尺就像给小孩儿洗澡，泼水连孩子也泼掉了。”佟城副局长说，“比例尺是不能破的，这是科学。比例尺破了，就成了放羊式找矿了。”佟城是满族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到北京，进北大地质系读书。地质学家吴磊伯告诉我：佟城很勇敢。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是积极分子，夺警察手里的水龙头，还爬上城墙，打开城门，让游行的学生进城。随后他又南下去南京政府请愿。不久，他到了延安，从事石油地质工作。182的崔科长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家乡见过佟城，经常背一大包石头，有时把石头摆地上。都知道他是专家，有敌情就通知他，他收起石头，背上就走。在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地质报告中都提到他的名字。他性格耿直，又是老资格，敢于质疑雷副部长的观点。对于破比例尺，想不通的人多，高之杕、黄绍显都反对。但总有少数人站出来支持，还举例子说，有个技术干部给操作员布置的线路上有一家人，他从前门儿进到屋里，幸好有个后门儿，出来了，如果没有后门儿，这条路怎么跑呢？还有人举例子，操作员布置的路线上有一座小桥，艾曼仪的工人就在桥头打眼儿，操作员抽的都是空气，还在那里观察。有没有这两件事不好查证，发言的人没说发生在哪个单位。我听传达时认为这两个操作员可能弱智。9月份，十一分队传达北京三局会议精神，王副队长说，这次会议是地质找矿技术革新的转折点。铀矿地质普查中要不要破比例尺的争论，实质上是保守的教条主义与大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技术革新者的斗争。会议精神传达到了基层，在华山东边的普查一队，听说不要比例尺了，就跑到河南东南部去了，没工作范围，没路线，操作员在记录本上记了一些数字和岩石名称，谁也不知道哪里测的，年终也没有资料。雷副部长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他大破比例尺违反了科学，更不应该以拥护和反对破比例尺来评价技术干部。反右倾运动是从传达彭德怀反党集团开始的，1959年9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分队召开党员大会，由李兆和书记、成力队长以及团委郑隆全书记传达了中央庐山会议的精神和有关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文件。突然听到彭德怀反党集团，我震惊了。听完报告，心情沉重，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职位高低，都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自己，否则，早晚会犯错误。会上宣布，李兆和书记为分队整风领导小组组长，郑隆全为整风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宣布传达内容保密，凡泄密者追究责任。传达中央文件后，以党小组为单位，继续学习，领会反右倾整风的精神。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向党交心，我认真思考了入党三年来的思想和工作，对照共产党员的条件还是有差距的，哪些思想行为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抵触，在支部会上谈了自己的不足。领导说我不深不透，还没向党交真心。我边听边想，不知道他说的真心是什么。我入党以来，把党的领导放在第一位，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完成，对党一心一意的。我没想通，还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根据整风办公室的安排，机关从十月下旬开始，结合本单位人与事进行揭发批判。第一个在机关职工大会上被点名的是供应科长，他性情比较急躁，有抗上压下的现象。第二个被点名的是生产科岳科长，1959年春天派他到北京部办党校学习。学习前，他先回山东探亲，在农村吃了大锅饭，听了不少对人民公社的议论后，给党中央写了信，对人民公社提了不少意见。党校认为他级别低，够不上党校的批判对象，就把他的材料转到分队，让分队批判。一个党员对‘三面红旗’是不应该怀疑的，更不能攻击，这是立场问题，在揭发批判中，岳科长低头认错。第三个被点名的是三小队周队长，他在野外主要干两件事儿，一是看小说，二是钓鱼。连续开批判会。党委有个李干事，他上台批判时语言简练，前面说个小帽儿，后面紧跟着‘你的立场是明确的，你的目的是清楚的，你的企图是可以想象的’。我第一次听，感觉有水平，后来发现他对所有人的批判，除了小帽不一样，都是立场、目的、企图三句话，也不说具体是什么立场、目的和企图。他的批判语言是运动中形成的套话。在十一分队技术干部中，涉及较多的是党的领导问题，因为小队长等行政干部多数经过枪林弹雨，但文化程度低，有些文件都看不懂，给上级写个报告，也往往让技术干部代笔，地质业务更不懂。技术上的事情，技术负责往往自己做主，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小队领导认为技术人员不尊重他，一上纲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好在分队领导看到了这个问题，没有组织批判，反而从技术干部中选拔小队领导。最早任小队领导的有吴维仁、杨剑云等。矛盾有一定程度的化解。11月下旬，李书记、成队长、贾科长三人去北京参加三局召开的反右倾会议。在去北京前，成队长召集技术干部开座谈会，征求对三局地质处及主管技术领导的意见。听说会议一开始就点了佟城、高之杕、黄绍显的名字。高之杕，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副教授，追求进步，保护过进步学生，曾任地质部教育司副司长，三局组建之初，他但任副局长兼总地质师；黄绍显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解放后曾任青海某地质大队总工程师，当时担任三局地质处处长。铀矿地质队伍建队初期是中苏合营，地质找矿工作苏联专家说了算，通常苏联专家与中方专业人员沟通。中方的行政领导刚接触铀矿地质，没有话语权。从1957年开始，苏联专家逐年减少，专家也变成了顾问。一些党政领导经过几年实践，逐渐摸到了门路，领导权逐渐向我们的党政领导转移。反右派运动后，党委书记成为一把手。此时，毛主席讲了，外行领导内行是个普遍的规律，还以梅兰芳为例，梅兰芳是唱小旦的，对老生也是外行，但他是全国戏曲协会主席。主席的讲话对外行是很大的支持。反右倾运动将彻底解决铀矿地质系统的领导权问题。1958年的破比例尺对技术干部是个考验，特别是上层技术负责人。三局先拿三位老专家开刀，其次是大队技术负责人。对佟城、高之杕、黄绍显除大会批判外，还让他们分别到各大队小组接受批判教育。通过反右倾运动，三局加强了党对铀矿地质工作的领导，树立了雷副部长的权威，在三局一些文件中出现了‘突破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会战’等等。反右倾运动后，三局调整了领导班子。佟城调到三所任副所长；高之杕下放到182七分队任地质科长；调309队队长康日新为三局副局长，主管地质生产；调519队队长齐俊德任三局副局长；同时调309队地质科长刘兴忠、209队地质科长杨士文、地质部调来的李伯皋，他们三人任三局副总地质师，组成新的技术拳头。三局反右倾会议于12月下旬结束，随后182批判了地质科长施文静；九分队抓出了以技术负责范泽民为首的谷永海、江汉栋、刘家松为成员的反党集团；内蒙三队批判了技术负责杨树昆；十五分队批判了技术骨干程明高；十一分队技术负责人贾斌赢在技术人员中会上检查了自己重视技术领导，忽视党的领导。通过反右倾运动期望促生产大跃进，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三年经济困难。![]()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相关182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