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成长看217子校的发展轨迹

文摘 2024-12-22 09:01 海南

今年五月，我们217职工子弟学校八一届高中毕业生又聚会了。因为1964年出生的人最多，便将主题定为“花甲生日聚会”。这次有43位同学从各地赶到银川参加聚会。未能到场的同学也兴趣盎然地在微信群里分享聚会盛况。

毕业至今，这样的大型聚会已有好几次了。从人生起点一起出发的小伙伴，转眼间到了退休的年纪，像一场没指定线路的马拉松，在分别的岁月里走过了自己的万水千山，又相约相聚在一起，回首往事，盘点人生。

聚会的诸多感慨渐渐流逝了，有些问题却礁石般时隐时现：我们是怎样长大的？217子校为啥没了？它的诞生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轨迹？

于是，我在记忆里、史料里、走访里追踪寻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军工系统相对封闭，与外界保持着隔离。217大队是二机部三局西北182队于1956年春成立之初组建的五个分队之一。职工队伍由各地选调的干部和技术工人、退伍军人、学校毕业生等组成。都是处在婚恋阶段的年轻人，女性很少，多数男职工在亲戚朋友帮助下找到对象，报告单位，经审查同意后结婚成家。婚后大部分家属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孩子，开始长年两地分居的生活，少数跟随丈夫成为随队家属。

217大队组建后历经山西五台、青海乐都、甘肃临泽数次搬迁，从1961年开始工作区稳定在了河西走廊中的永昌县芨岭。随队家属越来越多，一部分留在附近的武威，子女就近入学；还有一部分（尤其双职工家庭）住在芨岭的荒山中，子女入学难以解决。直到1967年，在芨岭队部开办了一个小学班，一年后，796矿进驻芨岭矿区后创办了子弟学校，芨岭的孩子便转入796矿子校就读了。这个小学班虽然只办了一年，也算是217子弟学校的肇始。此时，212大队从新疆迁到河西走廊，接手了217大队的部分工作区，随队家属及子弟学校搬迁到了武威，在武威的217子女转入212子校就读，217还派出九名教师到该校任教。

1970年，217因陇南会战迁往成县，最初搬到成县的子女入学成了问题。季其林比我高一届，当时还没随队，他的同学孙建庆说刚到成县时他跟着哥姐去支旗上学，天不亮就出发，经过大门口叫上藏獒大黄或黑子，走过了附近的大庄再放狗回来。

1971年3月，为解决成县基地职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孟庆义带着王广文和雷芝英俩老师在基地大院招待所，给一至三年级的几十个孩子上课，四年级以上的孩子仍在附近农村学校走读。

到了1972年，搬到成县基地的人更多了，全大队1400多职工，随队家属130多户，500多人，其中250多个孩子，已到学龄的孩子越来越多，只能去周围的学校借读。大队报请207工程指挥部批准后，在基地南头修建了子校。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其中有七间教室，开设了五个小学班，一个初中班，共有171名学生，14名教师。

1975年3月，子校有了第一个高中班，全班18个人，是人数最少却最受关注的班级，在推崇革命样板戏的时代，戏称十八棵青松。当时倡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他们经过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的学习，于1976年底毕业，1977年春节后便上山下乡去了。那时我刚小学毕业，天天盼着长大，特别羡慕他们。

李铁夫是十八棵青松之一，而且是第一批在芨岭小学班上过学的核二代。他在217工作了一辈子，先在仪修室，后调劳资科，2020年从退休办书记岗位退休，是217的活档案，给过我很多帮助。我萌生梳理子校发展脉络念头时，首先想到咨询他。他说1967年在芨岭队部，大队给他和毕宏、徐良、王晋、郑怡、李江、初黎明等八九个孩子办了个小学班，教师是刘秀云，主管是人事科的乔建敏。上了一年就转到796矿子校去了。

刘秀云是我熟悉的长辈，在217时与我父母有来往，小时候就听父亲说她老公周文宝很有文采，调到西北地勘局宣传部，却因病早逝了，刘姨在局工会工作。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见了面常聊些家长里短的。真没有想到，她居然是217子校的开拓人！

这次见面我们郑重其事聊工作。刘姨说：“我也没想到这辈子还当了回老师。1965年参加工作，出了一年野外，收队回来就让我教学。我懵了，哪会教学？但也不敢不听组织安排。在芨岭东家沟队部腾出一间房子，我教孩子认字数数啥的，也没啥正经教材，就是哄哄孩子。总共没超过十个孩子，有四五岁的有七八岁的，叽叽喳喳，特别调皮，拢不住，一下课都跑远了，再叫回教室上课可费劲了......我想可别把人家孩子耽误了，要求调岗，第二年就让我到车间去了......现在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记得徐良年龄小，胆子也小，每次迟到就蹭着门边儿慢慢蹭进来，没想到后来都当大处长了。”

童年时，我多次随母亲来队探亲，也临时在子校上过学。记得回到山东老家，因为春秋季招生差异，面临着留半级还是跳半级的问题，老师让我做了道算术题，结果留了半级。当我从老家再次回到子校，也是做了算术题，结果跳了半级。我插入了子校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一般稳定在六七十人，如果把来来去去的都算上，恐怕上百人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分成两个班。1972年3月入校，1981年7月高中毕业。

融入一个群体需要过程，过程长短受制于很多因素，成绩、情商、脾气、特长等等，其中会说普通话是融入子校群体的标志之一。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绝大部分从老家来的孩子不会普通话，读课文也用方言。语言通关对每个孩子都很重要，也是一种内在的成长。通关过程相似：插班不久会被老师点名发言，或读课文或回答问题。从被点名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全班同学的靶子，喧嚣的课堂沉静下来，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蓄势待发。如果你不开口，嗤嗤的笑声逐渐放肆起来；如果你冒出一句方言或夹着方言腔调的普通话，便瞬间引爆哄堂大笑，还会跟着各种怪腔怪调的模仿，有可能从此成了你的外号。神奇的是所有同学都能过关，可见嘲笑能激发人的学习潜能，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一定能学会。等方言慢慢变成普通话，自卑也一点点剥离，直到心安理得地参与到嘲笑下一个新生的行列里。

我多次随母亲来往于老家和大队基地的缘故，有过语言切换，通关比较顺利，我还记得标志性过关事件。当时子校有高音喇叭，放课间操和广播稿。各班都鼓励投稿，有批林批孔的、有表扬批评人和事的。有次投稿，不但过关了，班主任薛凤云老师还让我自己去广播。稿件内容早忘了，但记得那个裹着红绸布的话筒，旁边还有管广播的高年级学姐指导，她打开话筒的同时对我说了声“开始”。我事先读过多遍，还是紧张，蒙头蒙脑的，扯着嗓门一口气读完了。放学回家，我爸说他听到了，普通话挺准的，再读慢一点就更好了。我受到了鼓励，自信陡升，从此不怕发言，也不怕写作文了。

大院南头的老学校至今清晰地印在我脑子里。如果把坐落在山坡上的基地当成一艘船，学校就是船头。中间一条南北路把校区隔成东高西低两部分：西边有两排教室，教室前面的空地安装了钢管焊接的秋千，旁边有个水龙头，课间休息时总聚集着一大帮孩子；东边也有两排教室，教室前面的一排房子是办公室，办公室前面是大操场，是课间操、体育课和开大会的场地，也是学生们跳皮筋儿、撞拐拐、打球、打沙包的地方。操场东边紧邻家属区有个台子，就是首届毕业生合影的地方，老师讲话学生发言就站在台子上。操场边是围墙，南边有公厕，公厕外面就是悬崖了。

在南边老学校上学的时候，学习还不是那么重要。很多时间用来劳动，开会，演节目。宣传队是最威风的，各年级都有人参加，我记得李江的新疆舞跳得很棒，我们班的吕喜文吴文艳也在里面唱歌跳舞，常参加大队汇演，甚至到野外工区演出，还能借排练节目躲避上课学习，很让我们羡慕。

学习成绩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上中学以后才渐渐体会到的。

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习成绩成为学校教学的基本目标。有资料显示：1977年217子校组织15名高中毕业生参加考试，没人考上；1978和1979年各有一人被大学录取；1980年有两人被大学录取。这些成绩在当地还算不错，但值得关注的是被录取的考生都是回内地复读或在内地就读的职工子弟。当年流行在父辈们口中的那句“我为革命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调侃里，含着他们对子女得不到优质教育的焦虑与无奈。

1978年9月，教育部统一各地为秋季招生，我们八一届实际上了两年半初中。1979年3月，我们上到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子校从大院最南头搬到了最北头新建的一栋三层教学楼里，小学在一层，初中在二层，高中在三层。当时全校有26名教师，11个教学班，243名小学生，123名初中生，39名高中生。

1979年9月，我们升到高一，追求成绩已蔚然成风，喊响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80年9月，我们升高二，学习成绩更是得到空前重视，此前随机划分的甲乙班，也按成绩高低分成了快班和慢班。随着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的恢复，217子校开设的教学班增加到了13个，在校小学生287人，初中生127人，高中生118人，教师34人。

1981年4月，我们八一届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开始告别，陆续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那段日子刻骨铭心，为此我写了《高中毕些业之后的那日子》。

四月底，学校办起了高考补习班。当时高考资料很稀缺，贺秀贞、白梅英、徐传信、陈祥旭、陈迪芬等代课老师四处搜罗复习资料，刻蜡版，印试卷。当时的高考还有预选程序，预选之后，只有我报考文科，每当补习班上理化的时候，我就到王运芳老师办公室，在他的辅导下学习没开过课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大队还从教育科抽调了董敏常老师来补习班救急，经他点拨，我感觉自己的作文有了很大进步。父母说不管我考得咋样都要感谢他们。我确实受益匪浅，尤其是后来对那段经历的回忆给了我很多滋养。

1981年9月，我们参加了高考，四人被大专以上学校录取，其中魏强和我是子校应届毕业生。他上了兰州医学院，我上了天水师专（现为天水师院），虽然不算好学校，但对217子校来说是振奋人心的突破。这次花甲生日聚会时，孔巍还说起当年他父亲带着人敲锣打鼓送录取通知的事儿。

随着高考成为教学指挥棒，提高教学质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但生源的固定性对子校的限制很大，相对容易的是调整师资结构，217在优化提高师资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而且卓有成效。

子校开办初期，教师主要是一线下来的技术人员以及从高中毕业的职工中选拔出来的。像贺秀贞、李秀梅、白梅英等科班出身的教师很少。人少课多，每人代好几门课，还有些课开不了，主课告急时还请随队家属代课救急。

1982年的一系列举措使子校步入了发展快车道：一是报请西北地勘局力争分配师范院校毕业生，温宝麟、王彦龙、魏宗礼、刘元福、雒世海、郭伍康等等一大批专业的年轻教师加入，陆续扛鼎课堂教学；二是从地方中学挖来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引领教学，例如县一中的韩延龄、蒋世荣等；三是选送青年教师到高校进修，郭秀惠、秦菊兰、孟兆霞、乔冬梅等返校后入列骨干。

新生力量的加入，不仅导致教师结构变化，还对固有习惯和意识形成了巨大冲击，各种碰撞、调整、交流、尝试，使得子校急速变化，教学质量稳步上升。恰逢农转非政策实施，随队家属增多，子校规模有所扩大。八十年代成为217子校迅速上升期，高考成绩在陇南地区逐渐名列前茅。1986年，全校12个教学班，629名学生，44名教职工，当年考入大中专技院校43人，升学率达到52.96%，被评为西北地勘局系统子弟学校工作先进单位。为引导各子校提升质量，西北地勘局在217大队召开了全局子校工作经验交流会，局属各单位教育口的主要负责人及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温宝麟老师是1982年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来的，实在大材小用，却裨益了我，一直是可以随时讨教的良师益友。1990年他调到天水师院，编辑学报，开创该校红楼梦研究、中国戏曲史论等选修课，主持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课程，被聘为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后任西北地勘局副局长的刘建民，曾在1984至1990年期间担任217副大队长，分管教育劳资，后来闲聊时说起217子校：“子校发展起来不容易，年年到师范院校要毕业生。温老师一直想走，没放，我快离开217了才放他走，再不放就太耽误人了。”

1988年我从成县师范学校调回217的时候，正值子校鼎盛时期，在编教职工达到了46人，在217大队是存在感很强的二级单位，生机勃勃的。曾教过我的贺秀贞、王运芳、白梅英、潘妹珍等老师已经调走了，但王广文、卢明英、刘友坤等等多数老师都在，新来的更多，连音体美史地生等副课都有了科班出身专业对口的教师。高考补习班也开办好几年了，已名声在外，吸引了不少地方学生来补习。

1990年是217子校发展的高峰，也是转折点，分为成县和银川两个校区。成县校区：教职工29人，教学班从小学到高中11个，共计285名学生。银川校区：教职工25人，教学班从小学到初中9个，共计203名学生。当年输送大学生53名，中专、技校94人。

随着217大队搬迁完成，成县校区很快撤销了。不少教师调离了217。当时核地质系统还处在保军转民艰难期，人浮于事，从政策上放开了职工调出，鼓励停薪留职自谋出路。迁到银川的教师也陆续有人调离，我也于1993年申请了停薪留职。

217子校先将小学部和初中部迁到银川，又于1991年申请增设了高中部，1995年撤销，此时大队幼儿园也并入了子校。2003年元月，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银川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有关精神，217子校整体移交给了银川市西夏区政府，包括教学楼等房地产、教学设备和25名教职工，完全纳入了地方教育体系。

至此，217职工子弟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复存在了。前后四十年，它像一座摇篮，培养了数千核二代，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这种从小学到高中“一条龙”式的职工子弟学校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从经济效益角度看性价比很低，从行业管理角度看是外行办教育，当历史发展到新的阶段，退出历史舞台是子校的必然结局。但对我们这些亲历的人来说，子校的影响永远不会退场，因为它绘染了我们人生的底色。

217子校在我的人生里占比很重。除了在子校上学教学以外，我还在山东老家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小学，在成县师范（现为陇南师范学院）当过五年教师。就当学生而言我喜欢子校；就当教师而言我更喜欢成县师范。曾经以为会在成县师范工作一辈子，可当217要搬离成县时，我竟能毫不犹豫地调回了子校。

在子校当教师不太容易。主要是调皮孩子多，打打闹闹时常有，但不会升级成恶性事件，让我想起句流行语：“小错不断，大错不犯，难死公安，气死法院”。孩子的恶作剧防不胜防：水龙头经常被砸到滑丝，悄悄给男生背后贴张“女篮五号”纸条，往女生书包里放毛毛虫，往炉火里扔个乒乓球或胶皮，搞出刺鼻味道......一个人不敢做的事儿，结伴儿就敢，伴儿多了就明目张胆地做，例如跑出大院打群架，游泳，根本管不住。不仅常常捉弄同学，捉弄老师的事也经常发生，最常见的是趁老师进教室前，在门顶上放把笤帚之类，等着看老师推门被砸，多数情况下老师也不会纠缠。但捉弄了同学不一定好收场，同学会吵会闹会反抗，闹得老师知道了挨批，家长知道了挨揍。

现在反省起来，感觉有些事自己也是参与者。虽然没动手，却在旁观，遇到追查时大概率装聋作哑，实际上给了行动者精神上的支持，是隐在的参与者。在众多隐在参与者支持下，行动者增多，形成了风气。这么说的目的不是表达后悔和自责，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点儿感激行动的人，因为他们干了我想干却干不了的事，让我心底的反叛情绪得到疏解的同时又保住了好孩子的形象。后来我认识到成长期的叛逆情绪得到释放能有效减少人生中的毁灭性挫伤，更觉得自己是受益者。对那些被捉弄过的人有愧疚更有感激，因为他们更深刻地参与了我的成长。

风气的形成与环境密切相关。子校就在大院里，孩子脖子上挂串钥匙到处跑，父母也不会担心。老师与家长天天见面，得到家长充分信任，甚至授权：孩子调皮你就替我揍他。你看，在子校当老师还兼了半个家长。在子校当学生是幸运的，干了坏事适度惩罚，及时矫正；受了委屈有人撑腰，有地方说理，不至于跌落在无助的盲区里。

在217的集体意识里，子校是被重视被宠爱的，我们在217这个大家庭式的环境里成长，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这对于健全人格的形成是很有利的。

基地北边的教学楼是大院里的第一栋楼房，最体面的建筑，成为当时人们拍照留念的首选场地，大队开会、组织各种活动都来子校拍合照。教育科也迁到子校办公，一旦教学需要随时协调，从教育科、化验室等部门抽调人员。

我特别喜欢“职工子弟学校首届高中毕业留念”照片，不但定格了老操场的土台和附近的家属住宅，还留住了当时的队风校风。首届高中毕业生像是家中长子，得到全大队重视，时任大队党委书记张文选和相关科室负责人也参加合影，老师们分散在学生中间，和学生蹲在一起，站在一起，比家庭合照还随意，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味道。

我们班好几个同学的父亲当过校长。小学时，孟凡旺的父亲孟庆义是校长，孟校长整天像校工一样到处打扫卫生；初中时，张亚妹的父亲张瑞林是校长，我常跟亚妹玩儿，从不顾忌他；高中时，孔巍的父亲孔令裕当校长，是我家邻居，来往更多。

记得有一年，我带几个家没搬到银川的孩子从银川回成县，当时没有直达车，要乘火车到兰州中转天水，再从天水乘汽车到成县，两三天的行程，他们一路上叫我“姐姐”，想起来挺得意，觉得姐姐这个称呼更称心。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能在子校成长是幸运的。因为更多的职工子弟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能陪在身边，不少人因此留下了深刻的长久的遗憾。

这篇文章，从起心动念到走访、搜集资料、梳理脉络，历时半年，让我重新发现并思索当年不曾觉察到的许多东西，追昔抚今，感慨万千。就像是凭着对一碗热面的记忆，回到当初，看到后厨如何洗菜做菜，擀面煮面，为那碗热面付出了怎样的操劳。

这个过程并不孤独，很多人以各种形式给予我支持，让我确信这些努力是有意义的。每个人的视角不同，关注点不同，且记忆有偏差，很难恢复原貌。比如教职员工名单的整理，我想把所有参与过217子校工作的人都列进名单里，但人员流动太大，很多人的编制不在子校，无处查询，靠某些名册和老师们的记忆拼凑，难免遗漏。这些残缺让我深感无力，只能尽量把所知所感呈现于此，请知情者继续补正吧。

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子校老师和校友们的大力协助，衷心感谢！

深深地感恩217子校又赐予了我一次新的成长！

祝所有在217子校工作过的教职员工身体健康岁月静好！

祝所有在217子校学习过的校友们行稳致远宏图大展！

作者寄语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相关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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