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82老职工的遗物

文摘 2024-11-12 09:52 甘肃

似乎有一种召唤，让我看见并整理了这些遗物。

1989年11月12日，我的公公季青正在甘肃成县217车间承包的飞龙峡吊桥桥面上工作，随着吊桥轰然断裂，他和工友刘瑞平、马爱林、王恒武四个人的生命戛然而止。轰轰烈烈的葬礼之后，这些物品装进两个木箱，连同他的骨灰，被我婆婆带回了江苏泰兴乡下的老屋。六年后，婆婆也去世了，与公公合葬在村头。从此，老屋空置了，木箱也尘封在了老屋里。

后辈们年年回村祭奠他们，我也多次跟着其林回到老屋。院外高大的银杏树依然蓬勃，只是散落在树下的银杏果再没人收拾了，几间老屋默默地站在荒芜的院子里。每次回去我们都打开老屋的门，看一眼积满灰尘的阴冷的房间。也只是看一眼，再重新锁上，如此便完成了一次回家。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就这么一眼一眼地看着老屋和里面的一切日益朽坏。

在泰兴市工作的小叔子常回老屋，平日里除除草，过年时贴贴春联。疫情那几年也没间断，他说老屋已经漏雨了，随时会坍塌。

2023年夏天，再次回到老屋。我站在屋里，仰头看见了天空，低头看见了木箱。兴奋地打开它们，拣出了这一大包物品。一个月后，小叔子说老屋塌了，不得不翻修，家具杂物都清理掉了。

我一直视而不见的这两个木箱子，仿佛一直在等我。

登山鞋、棉帽子，水壶......这些我见过用过且记忆深刻的东西，又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恰逢217大队（现为宁夏核地质调查院）筹建院史馆，便捐了过去。留下了信件、照片等装在塑料袋里，待闲暇时慢慢整理。今年国庆后终于打开了袋子，每次整理都像是一次相遇，在一次次的相遇中，远去的公公又渐渐地清晰起来。

1935年1月，公公出生在江苏泰兴乡下，上过一段时间私塾，十二三岁到了上海，在裁缝铺里当学徒，干些打扫帮厨之类的杂活。没有机会专心学技术，但耳濡目染了好几年，收获颇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上海土话；帮厨练就了一手好厨艺；缝纫也成了特长。解放后，他边学手艺边在上夜校，上到初小毕业。1951年进工厂当了翻砂工。1954年他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在上海五星翻砂厂工会的一个支部担任了副主任，他在五星厂经历了公私合营等历史变化。他的“兵役证”和“社员证”显示的名字不同，从发证日期可以推定：在1956年2月12日至6月1日之间，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季荣生改成了季青。如今，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他为什么改名字了。1959年底，他被选调到二机部三局系统华东608队。要离开上海去南昌工作了，工友们送别他“支援重点建设”，并郑重合影留念。

正是从这些衣着光鲜的照片中，我看到了公公呼朋唤友青春飞扬的光彩，与我印象中穿着油迹斑斑工作服不修边幅的形象差别很大。

公公素来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品质，人缘特别好，整天忙颠颠乐呵呵的。不管是满腹经纶的人还是大字不识的人都跟他合得来。但我觉得他太没棱角了，是个不会拒绝别人的老好人，并不以为然。这次整理遗物让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公公一辈子走南闯北的，走到哪里，朋友就交到哪里。在608修配厂（即南昌机械厂）工作了六年，期间娶妻生子，南昌于他是个重要的地方，后来经常提起，多次回到南昌，与修配厂的杨福山等老朋友一直有往来。

公公的朋友特别多。华东局副局长李建芳从217调华东局时，先到了608修配厂，他牵过线，一直有来往，直到现在其林还跟李建芳的老伴儿有联系；技术专家潘乃礼跟他关系也挺好，从217调到华东地院教学后还常联系，这次整理出来潘工的一封信。

公公是个不擅文字的人，留存下来的信件不多，但通信地址很多，小本子上记录得密密麻麻，还有许多记满地址的零碎条子，甚至画了示意图。信中最多的内容是捎东西，从西北买木耳、中药、毛毯之类捎到上海；从上海买了衣服、钟表之类捎到西北。甚至单位也托他借探亲顺便采购东西，这在一个普通的铸造工人身上是很少见的。因此，在217车间的小圈子里，他算是见多识广的人。

在物资紧缺凭票供应的年代，能买到东西是很牛的本事。他像个编外且不领酬金的采购员，有个温情且高效的采购网。苗度秀等一帮上海工友是他采购网中最早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甘肃成县还有一家泰兴老乡，因为女主人与婆婆同村，便让孩子认了姨，走成了来往密切的亲戚，姨夫在商业系统工作，曾任成县生产资料公司经理，因此西北也有了稳定的购买渠道。1966年，他从608修配厂调到西北182，217从永昌芨岭迁到成县后，天水成为进出甘肃的桥头堡。此时他在608修配厂期间的朋友王斯才已到了天水207修配厂工作，因此天水也成了公公访友歇脚的中转站，同时还扩大了他的采购网。这张网因他不断使用和维护而日益稳固，并逐步扩大。

给人代买东西是一件费心费力费时间的事，还经常垫钱，东西丢了坏了还有可能赔钱。他却坚持了三十年，准确地说不是坚持，而是乐此不疲。

看到其中有一张绞肉机发票，其林说“原来他一次买了两台，估计其中一个托他买的人不要了，他拿回家了一台。我妈烦得要命，从来不用。一年吃不了几次肉，用菜刀剁剁比绞肉机方便多了，机子用完了还得收拾。但村里人稀罕，引得大老远的人都跑家里来绞肉，还自豪得不行，说我们村最厉害，村南头有压面机，村北头有绞肉机。我爸在家的时候兴致勃勃地教他们用，陪他们天南海北瞎聊天，人来人往的，耽误干活，我妈心里不高兴又不好说啥。他回单位上班了，我妈没时间也不愿意招呼这些闲事，最后不知道谁把绞肉机拿走了。”

信件中除了买东西捎东西之外，还有借钱。其中有个叫祥生的人因为修缮房子，1968年借了公公一百块钱，说好年底还，但至少到了1974年还没有还。他每封信都提到这事，歉意渐浓，自责日深。从信中知道祥生是木工，手工联合会时期的朋友，一直在上海，是采购网中的主力之一。合影中应该有他，只是没备注名字，我无从分辨了。现有信件不足以还原借款全过程，语气笔体也不尽相同，大概率请人代笔。一方窘迫且愧疚，一方无奈且包涵，满是当年底层百姓日常生活的辛酸。

我公公不仅像个采购员，还像个搬运工。那时候买东西难，捎东西更难，货物单据都难免出差错。还整理出一张因为手续丢失让运输公司出具的证明。东西托运还算省心，但时间长，还要花运费。随身携带最快最省钱，但比较麻烦。那些众多且沉重的行李给其林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说父亲挑一串行李包，压断过扁担。高中毕业那年跟父亲绕行上海回泰兴，乘三轮车把217乔玉清和顾振发给上海家人捎的东西送去，在乔玉清家住了一夜，第二天要到十六铺码头坐船经高港回家。一大堆行李，根本挤不上公交车，站在路边招人侧目。其林心生抱怨，旁边恰好有出租车公司，便想打车，父亲无奈，办了乘车手续，当时出租车很少，要先在公司办手续交钱后才派车。看着父亲一层层解开衣服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八块六毛钱交车费的时候，他后悔了。父亲没再说什么，但他的愧疚一直延续到现在。

对于那个年代出行的艰难，我有深刻体会。买不到车票时，就凭五分钱的站台票挤上火车，整天整夜地站在拥挤的车厢里，还要看好行李，护好钱包，一旦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与买东西捎东西相比，更多的人受益于公公的铸造技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现在人们不屑一顾的笨重粗糙铝锅，当年可是厨房神器，因为烙饼煎鱼不糊锅，217大院里很多人家用过他浇铸的平底铝锅。1993年我来西安时还带来一套，有锅有盖有蒸笼，一直闲置着。前几年把蒸笼和锅盖给我妈了，她用习惯了，至今还用它热饭蒸馒头。我不可能再使用这个锅了，几次想扔都没能扔掉，也许，存在本身就是它的用处吧。

不少人来信托公公铸锅。我想起老屋写字台抽屉里还有几件精致的铸造工具，担心过不了安检，没拿。他带回老家是为留念？还是想退休回家后继续干？在一堆票据中，发现除了当年几乎人人订阅的《参考消息》外，他还订阅了《铸工》、《铸造机械》等杂志，从报纸上剪下的小知识也保留着，小本子上记录了许多铸造配方，还保留着一本工具书《铸工工长手册》，看来，他对自己的铸造手艺还是挺重视的。

公公的厨艺和缝纫也不错，只是知道的人少些。217车间的杨永江、冯培枝、柳杨等等当年常跟他聚餐的工友，至今还赞不绝口地说起他的厨艺来。其林说父亲常带着他东家吃西家喝的，还主人似的在朋友家里做饭，热热闹闹的。写到这里，我眼前浮现出他俩喝一两杯酒便满脸通红的样子。

公公的缝纫技术虽然算不上精湛，但能裁剪能制作，常帮人量了尺寸到上海定制衣服。估计上海红旗服装店里有熟人，他保留了这家店不同时期的定制凭证。其林说父亲会做对襟罩衣，会盘不同样式的盘扣，只是太费事儿了，主要做了自己穿，偶尔也给朋友做。他的缝纫机至今还放在我家客房的角落里，可能也是别人托他买的，不要了，他就留下自己用了。如果他不用，完全可以转卖出去，蜜蜂牌缝纫机在当年可是抢手货。

我觉得，公公一生受益于少年时期当学徒的磨练。十多岁的孩子正处在成长期，离开父母独立生存，必须顺从讨好周围的人。他切身体会到了上海人的做事风格和要求，习惯了手脚麻利少说多干，养成了听话认真守规矩的性格，因此具备了手艺人的基本素质，并深刻影响着他与人交往的模式。

公公的遗物中有很多汇款收据，时间从1960年到1989年，邮戳显示汇出地分别为南昌、兰州、成县。大部分钱汇给了婆婆，还有的汇给了他的父母、三叔和岳母。三叔无子，看上他老实勤快脾气好，又是大哥的三儿子，便过继了他当继子。三叔活到九十岁，在公公去世后第二年也去世了。我整理出1968年三张连号的汇款收据，挺有代表性，婆婆50元，父母10元，三叔10元。也有汇给其他人的，大概率是货款或借款。

我看着这堆汇款收据，想起婆婆在公公去世后曾怅怅地说：“说他不顾家吧，攒了一大堆寄钱的条子；说他顾家吧，回来呆不了几天就往外跑，唉，我让他害了一辈子。”

我理解婆婆的抱怨，她独自在家侍奉老人养育孩子，孩子稍长大些就被公公领到西北上学去了。公公一年回一趟家，有限的探亲假里还要绕行上海等城市，捎东西、看朋友。婆婆千等万盼公公退休回家，最后盼回来的却是一捧骨灰，她该是多么的绝望。

遗物中还有不少医院的单据，我一直疑惑他的眼睛有问题，原来六十年代初有过伤病。还有他的手指少了一节儿，其林说是在成县干活的时候伤了，需要到城市的大医院治疗，他嫌麻烦，直接截掉了。还有不少治疗跌打损伤的处方，这对一个整天干力气活儿的人来说太正常了。只是让我知道了他并不是我认为的那么强壮。

我越整理越感觉公公像一只蜜蜂，那么普通，那么努力，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地付出。我是“首先爱自己然后才能爱他人”观点的赞同者。感慨之余，便疑惑他真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吗？真无怨无悔吗？他的自爱在哪里？可是，如果他不是甘心情愿，为什么乐此不疲？左思右想，我感觉问题可能出在了对“爱自己”的不同理解上。

时代不同，需求不同，爱自己的方式和内容也不同。任何时代，被国家选中都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褒奖，极大地提升自信心和价值感。爱党爱国讲奉献，这在经过筛选进入182系统的父辈们中间是最普遍的追求。公公在这个群体中，又被家人和朋友需要，他的价值感幸福感应该是很高的。

幸不幸福是自己内心的感觉，不由他人评判。我相信，在他心里，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217车队工程师陆世根是公公的好友，工伤事故发生后，他说：“大科学家茅以升也是当天去世的，他是桥神，在天堂造桥需要好技工，所以挑选了他们几个能干的人。”知道是安慰的话，但我愿意相信。人总是会死的，死得其所也是人生的圆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军工行业开展的保军转民是历史性的大转折，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我公公和许多付出了生命的先行者一样，是保军转民这条路上的铺路石。

这些遗物因没被及时清理以及主人的猝然离世，侥幸留存下来，不能毁在我手里。此念一出，便有些沉重，不再拖延，好好整理出来，并在三十五年后的这个11月12日发布于此，完成了自己内心的一次安葬，以此告慰我的公公——季青。

深深地感谢您

虔诚地祝福您

并向将生命献祭在工作岗位上的所有英灵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