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新疆五一九队组建片段

文摘 2024-08-12 09:49 陕西

2020年1月15日，是中国核工业组建65周年纪念日。65年来，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铀矿勘查开始，从研制原子弹起步，繁荣于核电三代、四代，走过了艰辛而光辉的历程。作为核工业开路先锋──第一批铀矿勘查队员，我感到十分光荣和无限欣慰。

多年来，我在铀矿勘查系统从事人事、文秘、宣教和勘探工作。后来又有幸参加了《中国核军事工业资料丛书》编纂工作，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内部资料。在逐步解密的情况下，就我亲历和听闻的有关情况，对新疆五一九队组建的背景和简况作如下粗略回顾，谨献给老一辈铀矿勘查者和后继人，祝愿我国的铀矿勘查事业日益强大，欣欣向荣。

组建队伍

根据中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刘杰坐镇北京，具体指挥指导队伍的组建工作。

刘杰派刘鸿业（后任三局副局长）去长沙，负责接收从湖南、广西等4省调集的人员，组建三〇九队。派张献金（后任三机部部长助理）先到太原、又到兰州、后到乌鲁木齐，负责接收从河北、山西、陕西、四川、甘肃、新疆调集的干部，组建五一九队。

1955年3月6日，佟城等先遣人员抵达乌鲁木齐，及时向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省政府汇报接洽，受到分局王恩茂书记的特别重视，他指示分局办公厅副主任李恽和为联络员，解决五一九队筹建工作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批准把位于乌鲁木齐市南梁的省政府专家招待所（胜利路173—175号，两个大院，5000平米楼房和平房建筑）以20万元的低价转让给五一九队，作为五一九队机关办公和职工住宿的场所，解决了组建工作的第一大难题。张献金、佟城与北京刘杰频繁的来往电报，都通过分局的电台接转。

1955年4月20日，在人员尚未到齐的情况下，五一九队宣告成立，王恩茂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根据汇集起来的名单以及原来的职级，张献金宣布了大队机关和各野外分队的干部配备名单，从而拉开了在天山南北全面展开铀矿勘查工作的帷幕。

五一九队最初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五一九队”，队长兼书记齐俊德，政治副队长李近江，行政副队长徐文华，总工程师杰林佐夫，总地质师波波夫，副总地质师佟城，总物探师卡良金。五一九队机关以山西干部为主组成，设立秘书室、政治工作办公室、计划科、会计科、干部科、技术物资供应科、食品物资供应科、交通科、保卫科。

随着国家机构名称的改变和保密工作的要求，五一九队后来陆续使用过以下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三局五一九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局五一九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新疆五一九队，简称始终为五一九队。五一九队的通信地址为乌鲁木齐市50号信箱。五一九队成立伊始，迅及从西北地质局新疆分局、中苏合营新疆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收集相关地质资料。根据收集的资料和苏方提供的相关线索，五一九队确定组建5个分队：伊犁队（一分队），以陕西干部为主组成，队部设在伊宁市（不久迁往达拉地工地），队长张廉；天山队（七分队），以四川干部为主组成，队部设在精河县（不久迁往阿克秋白工地），队长李守宇；喀什队（十二分队），以甘肃干部为主组成，队部设在喀什市，队长冯治全；检查队（十七分队），人员少，队部居无定所，常年在新疆已有各种矿山坑道作放射性检查，采集样品，队长赵志荣；航测队（二十一分队），队部设在精河（后迁哈密），队长由苏方担任，中方副队长曹延荣。

五一九队的干部职工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主要由四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四川和新疆共抽调党政计财业务干部311人，按职级分配到各单位、各部门担任党政领导和行政管理、计划、财务、物资供应等方面的工作，有一小部分同志分配到野外任找矿员（当时叫操作员）、地质（水文）采集员等职；从抗美援朝前线转业无线电报话员130人，经短期培训，都担任找矿员、采集员；从兰州军区转业100名陆军战士，作苏联专家和放射性仪器的保卫员；从地质部、重工业部、冶金部、煤炭部等中央部门的机关、厂矿调进200名左右地质、物探、水文、测绘、俄文翻译、钻探、坑探、机电、机修等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和技工。正是这些人的参与，使五一九队地质勘查工作得以迅速全面展开。此外，各分队还通过当地政府，审查招收了一部分少数民族临时工协助工作。

这里以山西调干为例，简要叙述一下我们去新疆的漫长历程。山西干部的经历，就是各省调干奔赴新疆的缩影（新疆当地45名调干则是于3月15日直接到南梁报到）。根据组建队伍的需要，中共中央大约于1955年2月底或3月初向中南、华北、西北、西南10省（当时除内蒙古外，全国都是行省建制，没有设立民族自治区）发出通知，要求按规定的时间、数量、职级和条件给中央输送干部，在省会集中，“从事绝密的特殊事业”（没有说明事业性质）。中央给山西分配45名调干名额，其中厅局级1名、县团级8名、一般党政计财业务干部36名。条件是：政治可靠，历史清楚，必须是党员或团员；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年龄，厅局级35岁以下，县团级28岁以下，一般干部22岁以下；已结婚的，不能带家属；尽量少调女性干部。依据上述条件，山西省委把中央调集45名干部的任务下达到省直、市直机关和三个专区，其中：省直和太原市直机关24人、晋南（临汾）7人、榆次7人、大同7人。

省市有关部门和相关地委接到省委通知后，都认真秘密地选审干部，把最优秀的人员秘报省委组织部和省公安厅，进行再审。省里最后确定下来从我们晋南抽调的干部是：尹开敏（县级）、闫联茂（县级）、刘云生（地委办公室干事）、张锡让（保险公司会计）、杨永祥（银行财务人员）、王林泉（税务局科员）、盖作（地委组织部干事）。

我那时虽然在地委组织部工作，但对中央调干毫不知情。不知地委上报的干部中哪一位经省里审查不合格，地委便把我补充上去，而早在两天前其他6位干部已由尹开敏同志带领秘密去太原报到了。3月12日一早，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奎很神秘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我谈话，他压低嗓音对我说，省里决定从咱们晋南给中央调7名干部，上报后，经审查，有一人不符合规定条件，现在距最后的报到时间（3月15日）已经很近了，来不及从下面（指地直机关或县上）调人了，经地委研究，确定由你递补。他接着给我讲了调干条件和严格的保秘规定。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同时提出要回35千米外的农村老家安置一下年迈的祖母和寡居的母亲及4个弟弟妹妹未来的生活。李部长表示，他知道并理解我家的困难，批准我两天假期回老家料理家务。我骑自行车回到老家，告诉家人，我的工作要调动，去哪里，作什么，多长时间可以回来？都是未知数，无法明确告诉家人。

我如期于3月14日回到临汾，地委组织部全体同志为了欢送我离任，特意在临汾最大最好的照相馆“和平摄影社”合影留念。我还抓紧时间，与最要好的朋友和战友张彪、赵炳、韩天鹏等同志作了告别。我很庆幸组织的信任，把我选上参加最绝秘的工作，愉快地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被褥，拿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几本其他书籍，再带上我喜爱的一把二胡，3月14日寒冷的冬夜，热血沸腾地徒步3千米，奔向临汾火车站，一个人悄然踏上客货混合列车向太原驶去。叮叮咣咣，摇摇晃晃，我坐在列车的硬凳上，一夜无眠，于3月15日凌晨抵达太原。根据提前打听的地址，我背着自己的行李，向车站不远处的“海子边”公园走去，设在公园里边的省交际处（省政府招待所）正是我们的报到地。经询问，找到了临汾同志的住处，是一个大房间，他们还未起床。尹开敏同志他们离开临汾时就知道暂缺的一人不日就到，但不知道是我。到省里集中的干部早就到齐了，唯有我报到最晚。

住在交际处的暖气房，吃着10人一桌的筵席饭，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高档生活。省委秘书长史纪言负责此次调干工作，他给我们作报告，讲解放以来的全国形势，讲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同时讲服从组织纪律，到最艰苦的地方建功立业。各小组讨论史纪言的报告，纷纷表示坚决听从组织的号令，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拼搏，去战斗。

时间过去了好几天，都装在闷葫芦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有的猜测可能要到北京去，有的说要去东北，还有的说可能要去朝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大家的渴望中，从北京来了张司长。张司长叫张献金，是地质部保卫司司长，他受刘杰委派和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佟城负责筹建五一九队。张司长到了太原立即召开大会，给我们作报告。他说现在全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我国也要在苏联援助下发展原子能，研制原子弹。而要研制原子弹，首先就要找原料，找铀矿。国家决定在南方和新疆各组建一支勘探队，寻找可开采的铀矿床。你们就是开赴新疆寻找铀矿的第一支队伍。任务光荣，绝对保秘。国家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听了张司长的报告，大家精神振奋，热情高张，光荣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纷纷表示要早日奔赴第一线，拼一个“开门红”。

对于新疆，我是一知半解，在上小学地理课时只知道天山，迪化，戈壁滩，哈密瓜。于是便同大家一起讨论日夜向往的新疆。年龄大，阅历广的尹开敏讲了不少关于新疆的故事和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引得大家目瞪口呆，笑声一片。对于地质勘探，大家也是一窍不通。为了早日掌握有关知识，我专门跑到柳巷的新华书店，找了半天，找了一本钻探工程的技术书籍，如获至宝。经翻阅，才得知钻探工程只是探矿的一种技术手段，地质工作却是一门深奥的理工学问。

我们在太原停留一周余。在此期间，省委组织我们参观了太原热电厂，游览了晋祠，观看了省话剧团最新排演的表现红军长征故事的话剧《万水千山》，观赏了晋剧名角丁果仙等演出的传统折子戏《打金枝》、《三娘教子》等，真是大开了眼界。与热情高涨的大众不同，有一个人打了退堂鼓。他就是太原热电厂团委书记，一位县团级的老干部。在确定被中央调干后，他按时到交际处报了到，组织并宣布他担任我们此行的副队长。但得知要去新疆的消息后，他动揺了，退缩了，坚决不愿去新疆。由于他的退缩，本来已经聚齐的45人，变成了44人。史秘书长在欢送我们的大会上讲，此次中央调干有一个人临阵脱逃，你们坐火车先走，缺少的名额省委马上补充，随后坐飞机赶到西安，与你们汇合，中央调干一个都不能少！他又说，对退缩不前的这位同志，省委一定要严肃处理，并将结果告知你们。当我们到达西安的第二天，省委果然把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何为民同志作为递补员送来了。后来老何开玩笑的说他是“替死鬼”。当年的5月份，省委组织部给山西干部发来一封信，把太原热电厂这位同志处理结果作了通报：开除党籍，由行政16级降至23级，调至某基层粮管所担任营业员。从而使我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的纪律的严肃性，党的纪律的红线不可碰。

在太原期间，我还到闻名的杂货市场──开化市买了一张油布，作为包裹自己的行李和沿途打地铺使用。这张油布还真是买对了，从甘肃武威起，我们一路坐卡车到乌鲁木齐，每天住店大都是打开自己的行李睡土炕，没有油布真不行。

省委对我们的出行作了特殊安排。当时同蒲铁路没有在风陵渡架桥，不能直接到达西安。省委便与铁路部门联系，专门调来一节卧铺车厢，我们44名男同志于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整整齐齐地上了这节车厢，沿正太铁路走了一夜，次日抵达石家庄，被甩在桥西的一个货场，等了大半天，来了一列客车，把我们的车厢挂上拖到郑州，又甩在一边，等了六七个小时，又被一列西去的火车拖到了西安。当旭日东升的时刻，我们走出了西安站，步行了约两千米，住进了西安东大街的“华西旅社”。

漫漫西进路

华西旅社在西安东大街大差市十字东北角，是个长条型的带阁楼的平房院，我和王林泉住在阁楼上，房间狭小，转身都困难。但这里是个热闹地段，出门就是大街，步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西安标志性建筑——钟楼。沿街两旁店铺林立，各色商品应有尽有，比太原繁华多了。有少数同志，为了图稀奇，坐在人力车上逛街景。我是个“土老帽”，觉得乘人力车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不愿尝试。在西安逗留期间，我们用餐安排在东门城墙根的原西北局招待所（现在叫雍村饭店），一日三餐，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步行走到食堂，引起路人的好奇。

在西安停留一周多时间，是为了等待陕西调干聚齐同行。陕西调干任务86人，任务重，而且主要是从各县抽调，思想工作难作，行动慢。有些乡村干部乡土观念重，听说要去新疆，在省会集中后竟然打起背包“开小差”回家了（我事后得知，开小差的有5人）。缺额就得补上，耽误了不少时间。

在西安期间，陕西省委安排我们到临潼参观了华清池、捉蒋亭（现称“兵谏亭”），在民乐园剧场观看了常香玉的《拷红》及眉户剧《梁秋燕》。我还自己买票在“西北电影院”观看了苏联电影《银灰色的粉末》，对“放射性”的威力有了初步认识。好不容易等到陕西干部聚齐了。

4月上旬我们与陕西干部乘坐一列军用闷罐车出发西行了。上车的秩序比较混乱，进了站看见哪个车厢人少，赶快把自己的行李甩上去，登上铁梯爬进车厢。巧得很，上了车我竟与陕西调干的带队人张廉同志挨到了一起（他是在陕西团省委副书记岗位上调任的，是进疆干部中唯一带武器警卫员的干部），话语之间知道他是山西人，增加了亲切感。这是一节刚运过军马的车厢，马匹的粪便没有打扫干净，一阵阵骚臭味不断浸入肺腑，人们闻而无语。列车快到天水时，塌方路断，不能行进。大家坐在河滩上等了4个多小时，从兰州方向开来一列绿皮硬座客车，人们自背行李，跨过河沟，走到列车跟前，峰涌而上，一人一座，很是舒坦。列车走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达兰州。

到达兰州后，山西干部被安排在中山路一个二层楼的旅社下榻。兰州没有自来水，把黄河带泥沙的浑水用驴骡驮回来，放入一排排陶瓷大缸加明矾沉淀后使用，很不方便。大概在兰州停留了一周左右，主要是等待甘肃调干，同时等待已在路上的四川和河北干部。四川干部最辛苦，他们从成都坐卡车，翻越巴山秦岭，到宝鸡才坐上火车。兰州是个美丽的省会城市。在兰州期间，我们临汾的干部天天在最便宜的拉面馆吃“兰州拉面”，舍不得像太原干部那样，隔三差五吃炒菜，吃饺子。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兰园”广场的球场打篮球，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四川的张泽、赵效、乔国俊，河北的石春孝等同志，我们都成了好朋友。“兰园”就像乌鲁木齐的十月广场，是省里召开大会，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场所。我们还游览了著名的兰州铁桥、五泉山公园，攀爬了皋兰山。真是祖国处处有美景，哪里都有美丽的风景线。有些同志胆大，在黄河边还花钱乘坐羊皮筏子，在浑浊汹涌的黄水中破浪前行。我是个“旱鸭子”，看见汹涌的洪水头就晕。

当时兰新铁路只修到武威，山西干部和甘肃干部乘坐一节车厢，从兰州向武威进发。一路上气氛活跃，互献节目。从玉门石油局调来的温铁辕同志表演诗歌朗诵，博得了全车厢人的喝彩。我也不怕露怯，当众献丑，用二胡给大家独奏了一曲《梅花三弄》。

列车翻越冰雪覆盖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到达武威已是夜深时刻，大家冒着寒风，自背行李，摸黑，一脚深一脚浅地在半尺厚的溏土路上走了两三千米，才走到提前订好的车马大店，打开自己的行李，挤睡在冰冷的土炕上，盼望继续西行。

武威是河西走廊第一重镇，也是我们乘汽车西行的起始站。我们要在这里作最后的准备。不知道准备些什么，只能凭想象凭感觉采购物品。我和王林泉不停的逛杂货市场，今天买回风镜，护眼睛，防沙尘；明天又添置毛巾、牙膏、肥皂；又怕路上吃饭困苦，我们又买了好多“锅盔”（大饼），把自己的行李增加十来斤。

在武威停留五六天，终于等来了运输公司的汽车，我们和甘肃干部乘坐苏式嘠斯卡车同行。想不到甘肃队里还有3位女同志，每当中途停车方便，她们都要跑到戈壁深处，来回浪费了不少时间。一个车厢坐40人，分4排，自带的行卷就是自己座位，两边的人靠车厢板坐，中间两排背靠背，双腿交叉在对方的两腿间，同时起坐，若是动作慢，就会被挤出去，又得重新起立，喊着号子再坐。只要坐下，就没有一点“自由”了。一天下来，腿脚发麻，都不会走路了。

从武威出发，就基本进入了戈壁滩，往南看，戈壁滩的深处美丽的祁连山戴着晶莹剔透的冰雪帽子拔地而起，在蓝天白云衬托下，蜿蜒起伏，伸向天际；往北看，望不到边的戈壁沙漠延续到很远的北山跟前，不时点点绿洲在眼前掠过，那是难见的水域城郭和庄户人家的村落。我们每天以200千米左右的速度前行，离开武威第一个停靠点是张掖，太阳还老高就到了。听人们说“金张掖银武威”，我们到了张掖一看，虽然是个地级城市，但规模不大，座座相联的平房，东南西北交错的大什字，构成了张掖的街景。用一个多小时就逛遍了全城，吃了一大碗拉面，便回旅店宿营了。

接着又是黎明即起，上卡车即行。在沙石路上颠簸七八个小时，下午4点多就到了酒泉。可能是酒泉以西的旅程归新疆的运输公司管辖，为了等待车辆调度，在这里停留3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逛街，游览了因汉代名将霍去病而得名的“酒泉”公园。公园里杨树密集高大钻天，湖水清澈缓流淙淙，是人们度假休闲的好地方。我们无心逛街购物，盼望早日到达目的地，投入工作。好不容易熬过了3天，起运的卡车来了。下一站是安西（现瓜州县），车行约1小时，嘉峪关边城出现在眼前，这个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边城，六百多年前修建的关楼依然雄伟壮观。但长城已成残垣断壁，断断续续伸向远方，一派苍凉。人们都想登上城楼，观赏古建风光，但司机为了赶路不肯绕道，只在很远处的路旁停下车叫大家一饱眼福。

4月过去一大半，按节令已到春天，但在河西还像冬季一样，在武威给大家暂时配发的老羊皮大衣还不能离身。在狂风中的安西住了一夜后又起程了，中途在一个名叫“红柳园”的小镇打尖休息吃饭，说是红柳园，其实连一棵绿草都没有，黑亚亚一片戈壁沙石。我们还是一大碗面条，经济实惠，吃完就开拔。想不到这个镇子就是我多年后“下放锻练”的西北一八二队二十四队所在地。缘分啊！这一天行进的目的地是星星峡，这是甘新两省的分界线，出了峡口就进新疆了。

车到星星峡天气还早，在瑟瑟微风中人们不愿多走动，但我和王林泉不怕冷风袭击，硬是跑到了半山腰向“口里”告别。这一夜我和王林泉被分到一个类似羊圈的洞穴“下榻”，门口无遮拦，驴马粪味道甚浓，我们就地展开自己的铺盖，塞住鼻子将就了一宿。

到新疆的第一站是哈密。到了哈密，就像到了外国，异国他乡风味十足。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穿着打扮与汉族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街上的水渠旁向当地的儿童好奇地学习民族话：“亚克西”、“巴郎”、“他玛克”……立刻挂在了我们的嘴边。

离开哈密在七角井（哈密的一个乡镇）住了一宿，经过一天跋涉，到了鄯善。鄯善是一个中心县所在地，管理着附近的3个县，是哈密瓜的真正产地。为了接待苏联专家，根据五一九队的电话通知，让我们每人抱一个哈密瓜带到乌鲁木齐，不得破损。我们像爱护婴幼儿那样护卫着怀里的瓜蛋子，没有丝毫损耗地带到乌鲁木齐、“完璧归赵”了。

离别瓜果之乡的鄯善，又跨过著名的火焰山，到达世界最低点──吐鲁番，这里低于海平面154米，是气温最高的地方。我们甩掉皮大衣，痛痛快快地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于4月28日抵达日夜向往的草原城市乌鲁木齐。安排我们住在市中心最高级的天山饭店，睡着钢丝弹簧床，使用着饭店的整洁被褥，吃着10人一桌的大餐，美美地享受了几天现代化生活。当时新疆正在筹备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呢，前来祝贺的中央民族歌舞团也住在天山饭店，我们每天晚上都在清理干净的餐厅观看歌舞团演员不化妆表演的歌舞节目，不花钱就看到了国家级演员的出色表演，真是大开眼界，赏心悦目。

听说五一九队4月份已经在南梁宣告成立。住在天山饭店的我们实在耐不住了。五一节期间，大家三五成群坐很难等来的公交车去南梁寻找五一九队所在，看一看它的“真容”。

过完五一节，大家被拉到了南梁。经打听，我被分配到干部科，经过互相询问，科里人凑齐了。科长是王如一，副科长是新疆人事局调去的刘振铎（北京人），科员是刘俊义、石圣青和我。除刘振铎以外，都是山西调干。干部科分到两间办公室，在三层楼的一楼。门上贴着用中俄两种文字标识，便于苏联同志辨认。我们5人在没有桌椅板凳的办公室，靠在墙边，站立着举行了第一次科务会议，大家作了自我介绍，明确了各自分工。我的职务是管理工资福利，兼顾干部调配（干部调配工作主要由刘俊义负责）。

我们的宿舍安排在临街原来作商店的门面房。每个房间住七八个人，地板上铺着稻草，打开自己的行李，人挤人地挨着睡。我现在还记得我们铺位的顺序，从里到外依次是：计划科的葛成福、朱先奇，会计科的杨培汎、赵中青、齐志杰，干部科的石圣清和我。我睡在最边上，“冬凉夏热”。清晨起来，我们就蹲在“门面房前”一米远的水渠旁洗脸刷牙，很是惬意。这道宽深约50厘米由石片砌成的明渠，从上游的乌鲁木齐河（如今的河滩路）引来青澈的天山雪水，沿着胜利路，24小时奔流不息，穿过苏联领事馆，直达二道桥归入主流（五一九队也利用这股流动的活水，在大院的另一侧开挖了一个直径约80米、深约4米左右的池塘，供苏联专家戏水游泳）。作为市政建设，不知这道明渠建于何年。

按照科务会议决定，我和石圣清连续多日跑新疆人事局和地质分局、石油公司、金属公司的人事部门，收集有关人事工作的资料，起草人事工作的各项制度、规章，不到一个月，有关干部的调配、招录、福利、培训等七八项规章就从我们的笔下出来了。经大队队务会议讨论通过，在全队施行。对干部科高效率高质量的工作成果，队长齐俊德在队务会上进行了公开表扬。机关各科室同干部科一样，都是科长和科员互相寻找，聚拢在一起开始了纷乱而有序的工作。五一九队这架“机器”5月后半月全面运转起来了，勘查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初战得胜

1955年5月末，张廉同志带领第一分队第一批勘查队员，高唱着刚刚学会的“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的《勘探队员之歌》，豪迈地直奔伊犁盆地。

苏联早在1948年就秘密派员偷越国境，在伊犁盆地作过放射性调查，发现了很有远景的异常点带。

根据苏联专家提供的资料，一分队很快就在察布查尔县的达拉地侏罗纪煤系地层找到了成矿远景很好的矿化点。消息传到北京，一时引起了轰动。国务院三办副主任刘杰很快率领雷荣天、高之杕等中苏领导和专家代表团抵达工地视察指导，部署钻探、硐探工程一齐上，不久就掌握了可观的地质储量，使达拉地矿床成为我国第一个发现的可供工业开采的铀矿床。

接着，一分队又在伊犁盆地南缘克特明山脉北麓发现蒙其古尔含铀煤型铀矿床。

同年9月，十二分队在天山脚下的乌恰县发现白垩系含铀地沥青砂砾岩—砂岩型巴什布拉克铀矿床。

在此后的一年间，天山南北捷报频传，扎吉斯坦、库捷尔泰、白杨河、苏克—苏克等矿床、矿点相继被发现，展现了新疆地区良好的找矿前景。

编者寄语

盖作老先生的这篇回忆录收录于216大队六十年大庆征文集《五一九纪事》中，节录修正发布于此，与大家共享。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相关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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