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铀矿地质生涯的最后十年在214

文摘   2024-09-22 09:03   宁夏  
1978年底,我接到西北地勘局调令,离开相处八年的208老领导、老同事和熟悉的泰巴山地,到了汉中市城固县沙河营214驻地,开启了我在214大队十年的工作历程。
我在214工作了十年,先后任地质科副科长(1979年1月主持地质科工作)、科长(1980年10月),大队总工程师(1984年11月)等职务,1987年12月被核工业部地质局评定为高级工程师。时任214主要领导的有:李德、郑子荃、陈祥甫、窦满盈、李达南、刘明孝、张水生、尚金星、张秉琦、牛远祥等。
这个时期正值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提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核工业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过去为“军用服务”,转为“军民结合,保军转民,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在国家和核工业调整改革的大背景下,此时的214也从单纯的铀矿普查揭露,转为“以铀为主,综合找矿,多种经营,搞活地质”,先后经历了铀矿普查揭露、队伍改建、金矿勘查、民营生产等方面工作。

对陇县大底村904矿床及外围的铀矿点(903、350等)进行普查揭露评价,是214从山西进入陕西后投入工作量最多的一项工作。我到214时这项工作已处于收尾阶段。

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82第九队(后称219大队)就在陇县展开过工作。1966年,182大队成立秦岭科研组,对904矿床开展研究,我任科研组组长,成员有张巨杰、赵培森,时任904工区的技术负责是九队战信堂。该项工作后因文革被迫中断。1977年,陕西省二机局组织“904外围科研会战”,参加会战的单位有214队、208队、203所。那时候我代表208队参加了会战,214队科研队是这次会战的主力,时任科研队队长牛泉水,技术负责向丹,我与他们共同工作了一年。

904矿床是219大队于1960年发现的铀矿点,前后二十年间有219、211、214三个大队投入过工作,尤其219、214在904矿床及外围先后投入了大量钻硐探工作量,其中钻探8万多米,硐探1万多米。该矿点地处华北地台与泰祁地槽两大构造单元接触部位的地槽褶皱带中。出露的主要地层有下古生界变质岩系和上覆的白恶系红色砂砾岩。区内岩浆活动频繁,断裂构造发育。铀矿化受层位(下古生界浅海相沉积变质岩)、岩性(混合岩)、构造(北西向大断裂带下盘,近南北向断裂和北西向层间破碎带交汇的部位)和岩浆活动(花岗岩)等多因素控制。发现铀矿化呈层状分布,圈出了若干小矿体,控制储量***吨。

1984年我运用层控理论,针对904矿床主要矿体呈缓倾斜顺层分布的特点,撰写了学术论文《陇山地区混合岩型层控铀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经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评选推荐,于1984年4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矿床会议”上宣读。全国矿床会议是矿业界的盛会,许多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见到了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张祖还教授和刘英俊教授。

我在214队的第二项主要工作是参与队伍改建。说起队伍改建还得从1980年5月三局在长沙市中南地勘局召开的普查工作会议说起。在这次会议上,三局针对近几年找矿难度增大,普通找矿方法不够理想,提出了组建专业性队伍,加强铀矿地质区调工作的要求。会后西北地勘局提出把213、214、216三个地质大队分别改建为铀矿地质区调(213)、放射性水化学水系沉积物区调(214)、铀矿矿普查专业队伍(216)。同时参加了三局组织的“华北地台及邻区铀矿区调、普查、揭露和科研工作”(华北地台会战)。214队从1981年开始,历经六年,在内蒙古中部进行了铀矿区域化探扫面工作。野外工作精度1:5万至1:10万,成图比例尺1:20万,取样分析水中铀、氡,水系沉积物铀和钋210等4个数据。目的是圈定铀矿普查找矿远景区,为进一步安排铀矿普查工作提供依据。

为适应区域化探扫面工作的开展,214队在内蒙古集宁市(乌兰察布盟)设立指挥部;聘请203所水文工程地质专家姜天才(南京大学54届水文工程地质专业)来队指导;开展水化找矿,水化分析专业培训;引进植字和套色胶印的绘制图技术,代替人工描图的传统工艺;组建6个水化区调分队。经过六年的工作,完成了内蒙古中部1:20万标准图幅13幅,面积79132平方公里,发现区域化探异常1908个,其中水化学异常1260个,水系沉积物异常648个;圈定找矿远景区11片,面积6千多平方公里。

西北地勘局从1983年至1985年连续三年,对214队提交的1:20万水化学水系沉积物图件及说明书进行评审验收,参加评审会议的人员有三局、三所和西北地勘局的水文技术负责薛玉鸽、叶政祥、俞壁;东北、西南、中南、华南、华东五个地勘局的水文技术负责;西北地勘局各地质大队水文技术负责等主管水文地质工作的工程师数十人。西北地勘局总工程师孙圭主持了评审验收会议。这是核工业部地质系统第一次正式向国家提交的正规铅印版1:20万放射性水化区调报告。1986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华北地台区调、普查、揭露和科研工作总结会议上,我代表214队在会上汇报了内蒙古中部进行水化学水系沉积物区调取得的成果,得到了三局总工刘兴忠的肯定,刘总在会议总结中提到:“西北地勘局为适应华北地台区调工作的需要,调整了队伍部署,组建了水化专业分队,‘六五’期间在内蒙古开展水化扫面和底沉积测量,获得大量宝贵信息,现在已经完成1:20万水化学水系沉积物测量图件九幅。”


1985年7月,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矿床普查勘探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214“改建铀矿区域化探队伍的探索与实践”的经验,使这项工作成果及经验,走出了“核门”,推向全国矿业界。
在这项工作进行中,从1981年至1986年,我每年七八月份都要到内蒙古现场了解检查各分队工作。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蓝天绿地,鲜花盛开,景色真是美极了。设立在集宁市(乌兰察布盟)郊区的指挥部更是我经常光临的地方,这里也是北京军区的军火库。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生强烈爆炸,我和地勘局水文技术负责俞壁都在现场,爆炸点距离我们的住房只有几十米。事后发现爆炸引发强大的冲击波沿着围墙方向,所到之处,一扫而光。我们的住房和停靠在房前的水化分析车却都平安无损。第二天,北京军区派专人进行调查。现场所有的人都成了调查对象。后来查明原因是老鼠咬破雷管引发雷管库里数万发雷管爆炸。至今我都不知道我们的指挥部为什么要设在军火库里。
队伍改建后,原来揭露工区的钻硐探工人如何安置成为队上必须考虑的问题。负责民品生产的机构首先安排这些工人到河南省桐柏县开采铁矿石。事后队上组织队领导和我到现场考察。我发现铁矿石多呈扁豆状,零星分散,开采难度大,在地勘局召开的专题研究会上,我将这一情况如实作了汇报,地勘局决定214队撤出桐柏县铁矿石开采。随后我从西乡县政府获悉,该县有一个特大型石膏矿,经建材地质队勘探,矿层稳定,最大厚度达400多米,就这样,撤下桐柏铁矿上了西乡石膏矿。队上还在沙河营队部驻地建起了石膏加工厂(核工业汉中新型建材总厂)。
我在214队的第三项主要工作是参与铀矿地质队伍找金。1987年初,国务院为了提高国家的黄金储备,提出加强黄金找矿开采工作,召开了全国黄金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提出“核工业部要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积极参加黄金开发工作”。随后核工业部三局、西北地勘局分别召开了黄金工作会议。西北地勘局提出1987年要找到2-3吨的黄金任务,我参加了会议并领回了当年找到一吨黄金的任务。

如何完成找到一吨黄金任务?经查阅资料,发现陕二队早几年在汉江支流月河(安康县恒口地段),已经找到了大型砂金矿床。我们想到214驻地附近的牧马河也是汉江支流,根据西乡县政府提供的线索,当地老百姓有在牧马河淘金的习惯,经过队上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论证,最终确定把牧马河的白龙塘地段列为1987年砂金普查详查区,并于当年4月组建砂金勘查分队(一分队改建),时任队长宾家春(后任214队副队长),选择冲击回旋砂钻为勘查手段,开展砂金重砂样品淘洗和室内分离鉴定工作的培训。半年的野外工作,完成钻孔87个,工作量近千米;分析鉴定样品864个;完成1:5000第四纪地质测量和水文地质测量各7平方公里。

1987年6月,西北地勘局在甘肃省成县217队部,召开黄金勘查工作汇报会。总工孙圭主持会议,时任217大队长的牟庆山(后任西北地勘局局长)和局属各地质大队总工程师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白龙塘砂金矿的勘查成果。
1987年夏天,陕西省、汉中市黄金公司的经理、总工程师,陕西省地质局砂金勘查专家亲临牧马河视察白龙塘砂金矿床。
1987年12月,当年落实了白龙塘砂金矿床,控制了砂金远景储量1025公斤。

1988年,陕西省地质局组织专家评审验收,通过了214提交的“陕西省西乡县白龙塘砂金矿床报告”,砂金储量1493公斤,超额完成了一吨储量的任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此时我已经离开了214队,我在《中国矿业报》头版看到一条醒目的新闻,陕西省汉中市黄金公司,组织开采牧马河白龙塘砂金矿的报道。

西乡县牧马河白龙塘砂金矿床处于杨子准地台北缘的地台隆起区内,出露地层为下元古界西乡群绿色片岩,地层中含金丰度较高,为砂金矿提供矿源。牧马河全长137公里,流经低山丘陵区,河流时宽时窄,迂回曲折,河漫滩发育,为砂金矿的形成提供场所。经过半年的普详查,查明该矿床为河床冲击型,砂金赋存于河床两侧河漫滩的砂砾层中,主要矿体(Ⅰ、Ⅱ号矿体)沿牧马河呈北东南西向长条状分布,长度8551米,宽度40-279米,矿体平均厚度4.2米,平均品位0.25g/m3, 盖层平均厚度3.51米,矿体大部分在水下,水量充足,适合用采金船开采。
1988年2月三局在广东韶关华南地勘局召开黄金工作会议,总结1987年工作,安排1988年找金工作。张秉琦队长和我出席这次会议。会上见到了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参观了大亚湾核电站建筑工地,游览了建设中的深圳特区。
除了以上主要工作之外,这十年间还有几件难以忘怀的事。

一是调回泉州。1986年,全国人大颁布了《矿产资源法》,汉中地区组织驻汉地质队(陕二队、核工业214队、冶金711队、有色796队)的总工程师学习,根据矿产资源法规定,部(地矿部)、省、地(市)、县政府都应设立管理机构,履行地矿行政管理职能。正是这个信息,让我产生回家乡(福建省泉州市)参与地矿行政管理的愿望。1986年我借回家探亲的机会,见到了时任泉州市政府副市长高厚生,高副市长当即表态欢迎我们回家乡工作。1988年7月,我如愿回到了阔别30年多的家乡,担任泉州市政府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主持负责十年的泉州市政府地质矿产行政管理工作。1991年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矿管双先表彰会”,被国家计委、地矿部、人事部、司法部授予全国矿管先进工作者。1997年退休,2012年11月应地矿部邀请,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矿产开发管理工作三十年座谈会”。我爱人李黎微调到市政府方志委工作,1992年退休。
二是涉台关系。1987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这一年春节,城固县政府在县招待所设宴招待有涉台关系的亲属,我也被邀请出席,这突然变化是我想不到的。还得从我的堂兄张清泉说起。抗日战争结束后,获悉三伯父(旅居菲律宾华侨)被日本飞机轰炸遇难,三伯父儿子张清泉深感悲伤,辞去小学教师工作,离开家乡,与朋友相约东渡台湾,到台北师范学院学习美术专业。解放后两岸隔离几十年,堂兄也无音讯,我的社会关系也因此受到牵连。1987年,堂兄如愿回到家乡,见到了他的老母亲。1998年底我随福建省矿业考察团到了台湾,见到了堂兄一家人。

     三是友情难忘。离开214后,又数次与与局、队领导和老同事相逢,受到热情的接待。其中主要三次分别是:2000年我到西安参加中国科协学术年会期间,到地勘局探望老领导、老同事,受到了时任局长牟庆山的热情接待,牟局长派专车,安排张秉琦(时任西北地勘局计划处处长)陪同我和李黎微回城固214队;另一次是2017年,我到西安出席《中国矿业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地址在西安市丈八沟国宾馆,原214水文技术人员金有生、杜龙明安排车辆到咸阳机场接送,金有生还安排在西安工作的老同事在酒店设宴聚会。会后214领导司金强安排车辆送我们到城固214驻地,与部分老同事聚会。这些聚会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1994年5月,我在家乡工作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盖作从厦门打来电话,获悉他陪同原核工业部李觉副部长及三局领导到福建龙岩295大队审查军工史,当即邀请部局领导来泉州看看。到了泉州先在我家休息,喝茶吃水果,接着在泉州宾馆安排了二桌宴席为李副部长一行洗尘,随后带领导们到泉州开元寺参观游览,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回忆我在214十年的主要工作之所以比较顺利,首先要感谢时任西北地勘局和214大队党政领导的关心和信任;感谢214队的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对我工作的支持、配合和帮助;感谢1988年7月中旬盛夏深夜,当我要离开214的时候,队上安排了大轿车,坐满了近百人到城固火车站为我和李黎微送行。

回忆我从事铀勘查的历程,从1956年9月走出南大校门,二十岁进入182从事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到1988年7月离开时年已五十二岁,我在核地质系统从事铀矿地质勘查工作整整三十二年。在这三十二年间我先后在六个地质大队和182队(西北地勘局)机关工作。因为工作性质保密关系,家里人只知道我是搞地质的,从一个信箱到另一个信箱,却不知道我真正的职业、工作单位和具体工作地址。三十二年间,从内蒙古的大青山、大草原,走到群山环抱的秦岭、祁连山,再到崇山峻岭的南岭、桂北的苗儿山,我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铀矿地质事业,我无怨无悔,感到无尚光荣。


编者寄语


穿越时空的文字带我走进核地质系统的精彩世界,希望能分享到更多有关核地质队伍的回忆录,只要是人可查事可考的纪实性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感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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